第八章 获得爱的方式和对拒绝的敏感
在思考神经症患者是如何迫切地需要得到爱,而对他们来说,要接受这种爱是何等苦难这个问题时,我们可能会认为,在一种适度的、不冷不热的情感氛围中,他们或许能够发展得最好。但是,另一个复杂的问题又出现了:他们与此同时又会痛苦地对任何拒绝或冷落都极为敏感,哪怕这种拒绝或冷落极其轻微。一种适度的氛围,尽管一方面让人感到安全,另一方面却又让人感到冷落。
描述神经症患者对拒绝的敏感程度是非常困难的。约会的改变、必要的等待、没能得到及时回复、同他人意见不合、不符合自己心愿,简而言之,在他看来任何不能满足其心愿的行为,都是一种拒绝和冷落。而且,这种拒绝和冷落不仅会将他们抛回到其基本焦虑中,还会被他们认为相当于一种侮辱(我稍后会解释为什么他们会将这种冷落看作一种侮辱)。由于冷落中确实包含羞辱的内涵,这就会引起极大的愤怒,这种愤怒也可能会公开地表达出来。例如,如果一个女孩儿的猫咪对她的爱抚没有任何反应,那她就会勃然大怒,并将猫扔到墙上。如果他们被要求等待,他们会将这种要求解读为自己在他人眼中无足轻重,所以其他人见他们才不需要准时。这样的解读很可能使他们迸发出强烈的敌意,或者导致他们收回所有的感情,以至于变得冷酷无情,即使几分钟以前,他们还可能迫切地期待这次会面。
很多时候,受冷落感与恼怒感之间的关系仍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这种情况之所以非常容易发生,是因为这种冷落有时十分轻微,以至于完全能够不为意识所觉察。于是,神经症患者就会感到非常愤怒,或变得怀恨在心并心存恶意,或感到筋疲力尽、沮丧或是头疼,而毫不怀疑其原因所在。而且,不仅冷落或自认为被冷落时会引发敌意反应,就连自己将会遭到冷落的这种预期也会引发敌意反应。举例来说,一个人很可能会怒气冲冲地问一个问题,仅仅是因为在他心里,他已经预料到这个问题会遭到冷落。他也可能不会继续给女朋友送花,因为他预期她会从中觉察到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动机。由于同样的原因,他可能会非常害怕表达任何积极的,诸如喜爱、感激、欣赏之类的情感。因此,在自己和他人眼中,他表现得比真实的自己更冷漠和无情。或者,他们也可能会藐视女性,以此来对预期中受到的女性的冷落进行报复。
对拒绝的恐惧如果剧烈发展,可能会导致的结果是,避免让自己暴露在任何可能遭到拒绝和冷落的情境中。这种回避行为的范围非常广,从买香烟不要火柴,一直到不敢去找工作。那些害怕遭到任何形式拒绝的人,只要他们不能绝对确定自己不会遭到拒绝,就会避免接近自己喜欢的人。这种类型的男性通常会因自己必须主动邀请女孩跳舞而感到气愤,因为他们担心女孩接受他们的邀请仅仅是出于礼貌;而且他们认为女性在这一点上要幸运得多,因为她们不需要采取主动。
换而言之,对拒绝的恐惧可能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压抑,致使自己变得胆怯,胆怯成为一种不使自己暴露于任何可能遭受拒绝的情境中的防御机制。认为自己是不可爱的,也被用来作为同一种防御机制。就好像是,这种类型的人对自己说:“不管怎样,人们都不会喜欢我,所以我最好还是待在角落里,这样我就可以保护自己,以免遭到任何可能的拒绝。”这样,对被拒绝的恐惧就成为获得爱的渴望的严重阻碍,因为它使得个体无法让其他人感到或者了解到他其实是希望得到他人关注的。此外,由受冷落感所引发的敌意在很大程度上,使得焦虑情绪得以持续,甚至会增强焦虑感,这是形成难以摆脱的“恶性循环”的一个重要因素。
对爱的神经症性需求的各种内涵所形成的恶性循环,可以大致描绘成如下所示:焦虑→对爱的过度需求,包括绝对排他性的无条件的爱→如果这些需求不能被满足,就会产生被拒绝感以及对拒绝的强烈的敌意反应→由于害怕失去爱从而必须压制敌意→弥散性愤怒所造成的紧张→焦虑进一步增加→对安全感需求的进一步增加……因此,为了对抗焦虑获得安全感的每种方式,反过来又产生了新的敌意和焦虑。
这种恶性循环的形成,不仅在我们所讨论的情况下是典型的,一般而言,这是神经症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过程之一。除了让人感到安全这种特性外,任何一种保护措施都具有会产生新的焦虑的特性。一个人为了减缓自己的焦虑而去喝酒,然后又担心喝酒会对自己有害。又或者是,他可能会通过手淫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的焦虑,然后又担心手淫会使自己生病。再或者说,他可能接受某种对焦虑的治疗,但很快就会担心治疗会伤害到自己。这种恶性循环的形成是严重的神经症注定会恶化的主要原因,即使外界环境并没有发生变化。揭示这种恶性循环以及其全部内涵,是精神分析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神经症患者本人是无法把握他们的,他们只能注意到自己陷入了一种无望境地的这一结果。这种陷入无望困境的感觉,是他对于自己无法突破种种困境所做出的一种反应。任何一种似乎能够引导他走出困境的道路,都会再次将其拖入新的危险之中。
人们可能会问,尽管存在内心障碍,神经症患者是否还有可以获得他决心想要获得的爱的方式。这里有两个实际存在的问题需要解决:一是怎样获得必需的爱;二是如何使得这种对爱的需要在自己及他人看来是正当的。我们可以大致地描述一下获得爱的各种可能的方式:收买笼络、乞求怜悯、诉诸公正,最后是恐吓。当然,这种分类,就像所有心理因素的分类一样,并不是绝对严格且规范的划分方法,只是一般趋势的指征。各种方式之间并不互相排斥,许多方法可以同时或交替使用,这既取决于情境以及整个性格结构,同时还取决于敌意程度。事实上,这四种获得爱的方法的排列顺序,表明了敌意增加的程度。
当神经症患者试图用收买笼络的方式获得爱时,他的箴言是:“我爱你爱得如此深沉,因此你也应该以爱我作为回报,并为了获得我的爱而放弃一切。”在我们的文化中,女性与男性相比更喜欢使用这种策略,这一事实是由女性长期的生活环境造成的。几个世纪以来,爱不仅一直是女性生命中独特的领域,事实上也是唯一或者主要能够获得她们想要的东西的途径。男性成长过程中一直抱着这样一种信念,即如果他们想要实现某种愿望,那么就必须在生活中取得一些成就。而女性则认为,通过爱,且仅能通过爱,她们才能获得幸福、安全和声望。这种文化地位上的差异,对男性和女性的心理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在这里讨论这一影响恐怕是不合时宜的,但它所造成的结果之一是,在神经症患者中,与男性相比,女性会更频繁地将爱作为一种策略。而与此同时,她们对爱的主观信念,又使得她们将这一要求合理化。
这一类型的人,在其爱情关系中,会陷入一种对对方的痛苦依赖这种特殊危险之中。例如,假设对爱有某种神经症性需求的女人,紧紧地依赖于同一类型的男性。但是,每次她向他靠近一步,他就会退缩;她对他的这种拒绝会做出怀有强烈敌意的反应,但因为害怕失去他,她会压抑这种敌意。如果,她想退出这段关系,那么他就又会开始重新追求她。随后,她就会不仅仅是压抑自己的敌意,还会用更强烈的爱来掩盖这一敌意。于是,她将再次被拒绝并再次做出相应反应,而最终又再次产生强烈的爱。因此,她将渐渐确信她被一种无法抗拒的“巨大激情”所支配。
另一种被认为具有收买笼络意味的策略,是试图通过理解对方,在心理或事业发展过程中帮助对方,为对方解决种种困难等类似的方式来赢得爱,这种策略男女两性都会使用。
获得爱的第二种方式是乞求怜悯。神经症患者会用自己的痛苦和无助来吸引其他人的注意,这里的箴言是:“你应当爱我,因为我正在遭受痛苦且无所依靠。”与此同时,神经症患者将这种痛苦作为提出过分要求的正当理由。
有时,这种乞求会以十分公开的方式表现出来。一个患者就会指出,自己是病情最严重的患者,因此最有权利要求得到医生的关注。他会对其他表面上看起来更健康的患者表现出轻蔑,他也会对那些更成功地使用这一策略的患者怀有深深的怨恨。
在乞求怜悯的方式中,或多或少其中都混合着一些敌意心理。神经症患者可以单纯地乞求我们的善良心肠,也可以通过某些极端手段迫使我们给予恩惠。例如,通过将自己置身于一个灾难性的处境,从而迫使我们来帮助他。所有在社会或者医务工作中不得不与神经症患者打交道的人,都深知这一策略的重要性。一个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解释自己处境的神经症患者,与一个将自己的疾病用一种戏剧性的解释来展示困境以引发同情的患者,两者有着显著的区别。在不同年龄段的儿童身上,我们也会发现这一相同的倾向和同样的变化形式:孩子或是通过诉说苦难来获得安慰,或是下意识地为父母制造一种可怕的情境,例如无法进食或是不能小便等,来引起父母的关注。
使用乞求怜悯这一策略意味着,个体预先有一种确信自己不能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爱的信念。这一信念会被合理化为一种对爱的普遍怀疑,或是采用这样一种形式,即在特定的情况下,不能通过其他方式获得爱,只能通过乞求怜悯的方式才能获得。
获得爱的第三种方式,即诉诸公正,这里的箴言可以被描述为:“我为你做了这些事,你将为我做什么?”在我们的文化中,母亲经常说自己为孩子付出了很多,那么她们有权利要求子女对他们永远忠诚孝顺。在恋爱关系中,答应对方的追求这一事实,也可能被当作向对方提出要求的基础。这一类型的人往往过分热心地时刻准备着为其他人效力,而内心却隐秘地希望,能够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来作为回报。如果其他人不能同样情愿地为他们做某些事,那么他们就会非常失望。我所提到的这类人,不是那些有意识地进行盘算的人,而是那些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意识地预期希望能够获得可能的回报的人。他们这种强迫性的慷慨大方,也许可以更准确地描绘成一种变戏法的姿态。他们为其他人做的一切,正是他们希望其他人为他们自己所做的。正是这种失望带给他们强烈的刺激,才表明了期待得到回报的心理事实上确实存在。有时,他们会在心里记一本账,在这个账本上记录着自己为他人所做的大量牺牲,事实上这些牺牲是毫无用处的,例如,彻夜不眠等,却减少甚至无视其他人为他做的一切。因此,他们完全歪曲了实际情形,认为自己有权利获得特殊关注。这一态度反过来又对神经症患者本人产生影响,因为,他们可能会极度害怕欠别人的人情。由于他本能地会以己度人,因此,他害怕如果接受了任何来自他人的恩惠,别人就会利用他。
这种诉诸公平的方式也建立在这样一种心理基础上,即如果我有机会,我就会很乐意为其他人做些什么。神经症患者会指出,如果他处在其他人的位置上,他将会是多么的仁爱或乐于自我牺牲。而且他觉得自己的要求完全是合理的,因为他对其他人并没有过多的要求,他所要求的也都是他自己也乐于去做的。实际上,神经症患者这种合理化的心理,比他本人意识到的现象要复杂得多。他对自身性质的描述,主要是由于他无意识地将他要求别人做的那些事情放到了自己身上。但是,这并不完全是一种欺骗,因为他确实具有自我牺牲的倾向,这种倾向源于他缺乏自我肯定,源于他常认为自己是失败者,源于他倾向于对别人宽容,以期得到他人向自己宽容别人那样的宽容的心理。
诉诸公正的方式中可能存在敌意,当要求为受到的所谓的伤害做出赔偿时,表现得最为明显。其箴言是:“你让我遭受了痛苦,你毁了我,因此你必须帮助我、照顾我、支持我。”这一策略同创伤性神经症患者所用的策略非常相似。对于创伤性神经症,我并没有什么经验,但是我猜想,患有创伤性神经症的人也许并不在这一范畴中,不以自己的创伤为基础,去要求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可能会要求的那些东西。
我举一些例子来说明,神经症患者是如何通过使他人产生愧疚感或责任感,以使其自身需求看起来正当合理。一位妻子曾采用生病的方式来应对自己丈夫的不忠,她没有对他表达任何指责,甚至可能都没有意识到他该受到指责。但是她生病的事实却含蓄地表达了一种活生生的责备,目的在于引发自己丈夫的愧疚感,从而使其心甘情愿地将全部注意力都放在她身上。
这一类型的另一个神经症患者是一位患有偏执和歇斯底里症状的女性。有时,她会坚持帮助自己的姐妹们做家务,而一两天后,她可能会无意识地因为她们竟然接受了她的帮助而非常生气;于是随着症状的加重,她不得不卧病在床,以此迫使她的姐妹们不仅要自己料理家务,而且要承担更多照顾她的义务。同样,她健康状况的受损也表达了一种责难,并要求其他人为此做出赔偿。一次,其中一个姐妹批评她时,她突然晕倒,以此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并迫使她们给她以同情。
我的一个病人,在她接受精神分析的一段时期内,病情曾变得越来越严重,甚至产生了幻觉,认为精神分析除了要让她精神崩溃外,还要夺走她的一切财产。因此,她认为,在将来,我必须承担起照顾她全部生活的义务。在每个医疗过程中,类似的反应都很常见,与之相伴出现的是对医生的公开威胁。在病情轻微的患者中,下面这种现象经常出现:当精神分析医生休假时,患者的病情会明显加重;而且患者或明或暗地断定,他病情的恶化是医生的过错,并且因此他有特权要求获得医生的关注。我们可以将这个例子很容易地转换为日常生活经验。
正像这些例子所表明的那样,这种类型的神经症患者愿意承受付出痛苦的代价,甚至是巨大的痛苦。因为,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可以表达对他人的指责并提出自己的要求。而他们本人意识不到这点,因而能够维持自身的公正感。
当一个人使用威胁作为获得爱的策略时,他可能威胁要伤害自己或他人。他会做出某种极端的行为来进行威胁,例如,毁坏自己或他人的声誉,或是对自己或他人做出暴力行为,以自杀相威胁,甚至以企图自杀相威胁都是非常常见的例子。我的一个病人通过这种威胁方式相继获得了两任丈夫。当第一任丈夫表现出要退却的迹象时,她跑到城市最拥挤且热闹的地方去跳河;当她的第二任丈夫似乎不太情愿结婚时,她打开了煤气,当然她确定其他人能够发现她。很显然,她的意图在于说明,没有这个男人,她就没法活下去了。
由于神经症患者希望通过这种威胁的手段,来获得其他人对自己需求的认可,因此,只要有希望达成这一目的,他就不会将这种威胁付诸行动。如果失去了这种希望,他就会在绝望和报复的压力下实施这种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