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难以置信：怀孕与职场压迫
那本应该是她的职场上升期。当时达妮埃拉·讷讷乌（Daniela Nanau）30多岁，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做了十个月的助理律师。新公司的合伙人都是她所在的劳工法领域的权威，这让她很高兴，她也很喜欢那个地处纽约、充满艺术气息的办公室。她与老板密切合作，相信他们互相欣赏，甚至觉得彼此之间达成了一种罕见的所谓“专业上的心灵相通”，他们的个性也很契合。
后来，讷讷乌开始觉得身体不舒服，情况严重到会影响早上的通勤：她每天在纽约皇后区的一个公交车站坐车上班。有几天，她不得不从等车的队列中走出来，坐到车站旁边绿地的长凳上休息，等她集中力量再站起来时，排队的人早就超过了她。她只好做个郊区的西西弗斯，重新走到长队的末尾。等终于到达裸露着红砖的办公室时，她累得坐都坐不直，还得花时间平复一下才能工作。她觉得身体虚弱，怀疑自己得了癌症，于是去看了一位肿瘤科医生。血液检验报告出来后，医生问她：“你的日子怎么过得稀里糊涂的？”她怀孕了。
如果现实像贺卡上的画一样美好，母亲真的可以成为家里的“天使”，讷讷乌可能会很高兴。这样她什么也不用干，只需要想想孩子现在是长到荔枝这么大，还是西柚那么大了。但事实上，她陷入了身体和情绪的双重痛苦。毕竟，她是家中的主要经济支柱，夫妻二人中只有她拥有研究生学历。讷讷乌的丈夫也曾像她一样踌躇满志，他从前在华盛顿特区从事政界工作，现在则从事房屋改建，和各种电动工具和沾满油灰的刀具打交道。这些工具把他们的家塞得满满的。他的工作赚钱不多，如果讷讷乌被辞退了，又找不到新的工作，他们家就还不上按揭贷款了。
她担心得晚上睡不着觉，坐在一张芥末黄的马海毛沙发上。这张沙发是20世纪50年代生产的，已经很旧了，是她的德裔祖父母留给她的。她想起其他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在午餐闲聊时说的话——如果她想在这个行业生存下去，就不要在40岁之前生孩子。她努力将这些烦人的思绪从脑海中清理出去，决定把怀孕的事情告诉老板。结果老板立刻就不理她了，一个星期都没跟她说话。
尽管怀着身孕，本就瘦弱的她还在不断掉秤。她很快意识到她的老板无可挽回地放弃了她，因为她成天病恹恹的，还经常上班迟到。她还觉得，老板好像认为怀孕会让她的健康状况变得更差。她相信老板冷落她，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她居然想要生孩子；他对她不理不睬，一旦要跟她说话，态度就非常严厉。然而，她不敢像自己的那些客户一样投诉或者起诉，因为在纽约，劳工法领域的圈子很小。她的丈夫知道，她在这家律所工作的十个月里，每周例行有一天要在办公室工作到半夜，有时甚至不吃晚饭。他让她马上辞职。于是讷讷乌开始留意新的工作机会。
当讷讷乌最终辞职的时候，她没有告诉新雇主真实原因。结果证明，她是幸运的。她得以翻越“母亲之墙”（maternal wall），逃脱了职场对母亲的顽固偏见。她说，自己离开了那个“坏老板”，然后找到了一份薪酬更高的法律工作。这对她个人来说意义重大。之后的几年，她在反对就业歧视方面的行动正是受自身经历的影响，但是她个人的怨恨却一直被埋藏在心底。
讷讷乌和在她的帮助下维权的女性并不孤单。孕妇受到如此对待，只是美国的企业和立法机构对儿童养育毫不关心的表现之一；另一个表现是：涉及怀孕歧视的案件数量正急剧上升。2016年，工作生活法律中心（The Center for WorkLife Law）发布的一项报告称，在过去十年里，尽管全国职场歧视案件的数量总体呈下降趋势，所谓的家庭岗位歧视[*]案件数量却上升了269%。[1]公平就业机会委员会（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EEOC）2011年接受的所有歧视投诉中，有10%来自认为自己因怀孕而失去工作机会的女性，这个比例明显高出以往。
家庭歧视案件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需要照顾孩子的雇员数量的增加，男性女性都包括在内。而需要“兼职”照顾孩子的父母雇员数量不断增长，部分原因是女性劳动力的规模扩大，而工作环境却没有做出足够的调整。在这个国家，怀孕和父母这个身份（如后文所述）都会带来职业危机。讷讷乌回忆自己曾经代理诉讼的女性雇员，她们即使怀孕了，在收银台后面工作时也没椅子可坐。她代理的白领雇员受到的威胁则比较隐晦：分配大量工作，让她们承受不住；同事们“友善地”提醒她们注意平衡工作和生活；或是对她们挑三拣四，从衣服太紧身，到情绪状态不佳——说话声音大一点，脸红一点，他们就怀疑你得了产后抑郁症。她说，许多人的遭遇比她和她朋友的要糟糕得多。为什么在这里，孩子成了万恶之源？我们怎么会生活在一个敌视怀孕的社会？仔细想想，社会对于怀孕和儿童的态度古怪而荒诞，完全可以说是在漠视人的自然本性。
这本书关注的是承受着经济压力的家庭。然而，如果我们能够正确看待养育这件事，那么他们背负的重担从一开始就不会那么沉重。在问候卡上、在共和党候选人口中，孕妇和儿童都被披上了一层怀旧的、浪漫的色彩。陌生人对他们投以亲切的目光，有时还会说一句“上帝保佑你”，但是等到了职场，这些善意的肯定就无迹可寻了。
和许多职场母亲一样，当我的朋友们开始自己的家庭生活时，我便对怀孕生子带来的经济危机有了更清晰的认知。那时我还没有孩子。我记得有一次跟一个刚参加完面试的朋友一起吃晚饭，她穿着一件巨大的灰色扭花毛衣，来遮掩自己因怀孕而臃肿的身形。“我才不会告诉他们我马上就要四个月了。”她指着身上的厚毛衣说起未来的雇主，然后在吧台点了一杯蔓越莓果汁。在面试成功并接受这份工作之后，她才透露了怀孕的情况。不久，她便开始感觉到新老板的不悦。她36岁的同事因为害怕丢掉工作而不敢怀孕，还有更多准妈妈朋友在言语和衣着上掩饰着怀孕的状态。她们在与律所、新闻机构等未来的潜在雇主见面时，都把臃肿的身躯藏在宽大的外套之下。
这些担忧并非毫无根据。与怀孕有关的歧视指控总体呈上升趋势，从2005年至2011年增长了23%。[2]这些女性觉得必须掩盖自己怀孕的事实，我将之称为“隐孕”（hidden pregnancy）。当我在与讷讷乌的谈话中提到这一点时，她回答说：“女性在工作场合隐藏怀孕无可厚非。毕竟，她们还能怎么跟雇主谈判呢？”
这些负面的刻板印象是“育儿惩罚”（caregiver penalty）的一部分。育儿惩罚是一套广泛的理论，指从事儿童养育的人所遭受的社会惩罚。正如哲学家玛莎·C. 努斯鲍姆（Martha C. Nussbaum）所言，美国正在惩罚养育儿童的人——包括母亲、父亲、日托工作者——并且认为他们低人一等。这样的态度一定程度上源于对人类软弱的难以容忍，因此对这些响应人性需求的人也毫不宽容。
父母面临着特定种类的育儿惩罚——“家长惩罚”（parental penalty），也就是父母因照顾孩子在工作中受到惩罚（联邦及地方政府一直极力反对实行育儿假［parental leave］的相关法律）。“家长惩罚”并不只针对母亲，父亲也难逃其害。任何一个站出来说要休育儿假的父亲，都可能被雇主断然拒绝。[3]讷讷乌一度郑重地引用过一项研究成果，它揭露了这一现象的根源：跟女性不同，职场男性通常是在有了孩子之后才迎来工资的大幅上涨的，但如果他们休了陪产假，往往就要付出职业上的代价。正如德勤（Deloitte）发布的一项关于成年劳动者的调查显示的，三分之一的男性受访者表示他们不会休陪产假，因为休假会危及他们的职场地位。[4]他们可能是对的。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的副教授珍妮弗·伯达尔（Jennifer Berdahl）发现，那些比一般人承担更多育儿责任的男性更容易在工作中受到不公待遇。[5]
有人可能会说，家长惩罚是不分性别的。
家长惩罚还体现在其他方面，包括儿童保育服务的稀缺和高昂费用。这个国家对于为职场父母提供可承受、可获得的儿童保育服务不够重视。对于那些努力维持或者过上中产生活的人们来说，这是他们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家长惩罚渗透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令他们的生活更加艰难、成本更加高昂，日程安排更加忙乱不堪。
母职惩罚的存在表明，作为家长中的一方，女性会受到更多的惩罚。正如斯坦福大学谢莉·科雷尔（Shelley Correll）指出的，雇主不太愿意雇用母亲，并且在升职加薪、委任管理岗位的时候也较少考虑她们。[6]另一项研究发现，比起资质相同但没有孩子的同事，职场妈妈的年薪平均低了1.1万美元。[7]母职惩罚还体现在对职场妈妈心态的影响上。她们在蒙受了被劳动力市场拒绝带来的羞辱之后，会将社会对于育儿的鄙视和偏见内化，连自己都认为照顾孩子不值一提，甚至算不上真正的劳动。
女性在怀胎时可能受到威胁，或在孩子出生后被迫离开工作岗位。当父母中的一人必须辞职回家带孩子时，那个人往往是母亲，否则她就会成天手忙脚乱、工作表现欠佳，被视为“失败的员工”。很多老板觉得，员工的小宝宝会影响全公司的生产力。他们把生育子女的员工看作“行走的负担”。怀孕偏见使美国父母，尤其是母亲，在经济上陷入困境，背负沉重的压力。学者吉莉恩·托马斯（Gillian Thomas）发现，即使女性不因怀孕受到威胁或被迫失业，她们的工资也会因此下降——根据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的社会学教授米歇尔·布迪格（Michelle Budig）给出的数据：每生一个小孩，工资都会下降7%。[8]
社会对于育儿假毫不留情的态度，对新手妈妈的打击最为严重，重返工作岗位的压力会给她们的身体和情绪都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生孩子可以说是“职场毒药”，是你没有将十二分精力投入这份工作的明证。
事情本不该是这个样子。
在2016年的一个寒冷日子里，讷讷乌陪我一起逛了逛她住的皇后区格伦代尔（Glendale，Queens）社区，以及她小时候住的林山（Forest Hills）社区。我们好像穿越时光，看到了40年前中上阶层的生活景象。那里有一家没有招牌的法式面包店，讷讷乌在那里买了一个苹果挞；还有一家老式裁缝店，橱窗里放了一个穿着蝴蝶结双绉上衣的人体模特。在格伦代尔，墓园和主干道占了很多地方，讷讷乌因此能够在这里买下一栋房子，价格比纽约较富裕的地区便宜了一半，而且现在在售的房子中还有更便宜的。在她的都铎式[†]小屋里，快9岁的女儿奥利维娅（Olivia）从一个巨大的红球上翻下来，做了个倒立，然后冲过来让我看她的万圣节照片。照片上的她穿着动画片《冰雪奇缘》（Frozen）中埃尔莎的裙子。讷讷乌75岁的老母亲因加（Inga）正在照看孩子，她以前是一个非营利组织的会计。因加给我讲了自己经历的怀孕歧视。那是20世纪70年代早期，在她怀孕期间，一个老板直接越过她，向她的丈夫询问跟她工作相关的所有问题。
讷讷乌的父母分别来自德国和罗马尼亚，他们于20世纪60年代来到皇后区。小时候，她的工头父亲执着地要求她学习数学，后来她又把这股超强的劲头倾注到了法律业务之中。当她向我介绍她“最甜蜜的”爱宠：一只橙色斗牛犬时，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讷讷乌随后回忆起她对怀孕时遭受歧视的怨恨，这一情绪已经埋藏在她心里将近十年了。尽管时间过去了很久，她还是忘不了当时受到的不公待遇。讷讷乌如今有了自己的法律业务：帮助受到职场歧视的人——绝大部分是女性——维护他们的权利。
她同样明白父母为了照顾生病的孩子，需要付出多大代价，尤其是缺钱的父母。讷讷乌的女儿出生时早产，因为黄疸和体重过低，被送进了新生儿重症监护室。讷讷乌回忆她看到女儿戴着的小太阳镜（在躺着照灯时保护眼睛）掉了下来，从那一刻起，她好像突然意识到她的小宝宝有多么脆弱。她害怕女儿在生命的第一年就会因为别的事情而受到伤害。为了改善母乳喂养质量，讷讷乌每天都要喝掉3.8升牛奶，希望它能为早产和体重过轻的女儿带来改变。但如果她不能及时下班来满足女儿的生理需求怎么办？如果她因为关心小小的女儿多过关心客户而在工作上受到惩罚怎么办？
讷讷乌在调查其他女性的案件时，会从她们老板的言论中寻找隐晦的影射和粗暴的侮辱，这些言论会暴露出他们对委托人所抱持的性别刻板印象。其中一些言论还会以“帮助”的形式出现——你本来不该生孩子，或者你产后可以减减肥。在法庭上，讷讷乌将这些评论作为关键证据，用以证明对生育的偏见和不公在职场依然随处可见。
我采访了其中一些女性，比如一群在航空公司当飞行员的妈妈。她们通过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就其在工作场所泵奶的权利提起诉讼，控告“公司歧视她们及其他女乘务员，未能为她们提供方便孕妇和哺乳的条件”。[9]副机长兰迪·弗里尔（Randi Freyer）是其中一名参与起诉的飞行员，她从2013年9月起在边疆航空公司（Frontier Airlines）工作，并在工作半年后生了第一个孩子。生完孩子后，她被告知不能在工作场所泵奶，对她而言，这意味着不能在飞行中的飞机上泵奶。
用她的话说，她就是在这时愤然决定“护崽”的。
直到那时，母乳喂养的飞行员和乘务员都是自己创造条件在路上泵奶。然而，据弗里尔所说，航空公司“告诉我们，在飞机里泵奶是根本不被允许的，但又不给我们提供其他方法”。所以她们只好在飞机的厕所里泵奶。
在丹佛，在芝加哥，在佛罗里达，飞行员们不懈地要求航空公司在飞机上或机场工作区域提供泵奶站，但从来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最后，在弗里尔有了第二个女儿并遇到航空公司同样顽固的拒绝后，为了争取自己和像自己一样的雇员在工作场所泵奶的权利，她和其他几位飞行员共同提起了诉讼。
弗里尔想不明白，为什么航空公司不能提供一个干净整洁、配备电源插座的地方让她们泵奶。她本想向现实屈服，休带薪假回家哺乳，然而她并没有带薪假可以休。她在怀孕33周后被迫停止工作，因为公司不允许女性在此时继续飞行。所以在每个女儿出生之前，她都休了八周的无薪假，家庭财政也已经捉襟见肘。她说，如果公司继续发工资的话，她也可以去做地勤工作，但是边疆航空并没有给她这个选择。
她住在科罗拉多州一个名叫伊格尔（Eagle）的小镇，和丈夫恰好都是热爱蓝天的飞行员。他在美国军队服役，而她在民用航空公司。
弗里尔并不是那种任性跟风地“要母乳喂养直到孩子3岁”的妈妈。对于这次表现出来的叛逆，她自己都感到意外。她不喜欢在工作中出风头，而更喜欢“埋头苦干，为公司老板把工作做到最好”。她说，与边疆航空的斗争是痛苦的，局势很严峻。她告诉我，边疆航空那些不愿意提供帮助的主管们曾经是她的导师。她将航空公司推上被告席的选择相当于“职业自杀”，但她知道自己必须为此而战。
然而，一些心怀不满的母亲往往不像弗里尔那样诉诸法律，而是选择到互联网这个相对不那么有力的战场去发泄情绪。我们从一个名字十分尖锐的网站——“怀孕就完蛋”（Pregnant Then Screwed）中便可窥得一斑。女性们在那里写下自己如何因怀孕被解雇，或职业生涯因此毁于一旦。一位木匠学徒被告知，怀孕后她的工作表现就一直很糟糕。一位法律工作者，毕业于常春藤学校，工作原本大受上司好评，但最终结局也是一怀孕就惨遭裁员。似乎从怀孕开始，女性就会因为做母亲而危及生计。为什么？就像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曾经说的：怀孕“对企业来说肯定是不方便的。无论大家愿不愿意说出口，事实上对于经营企业的人来说就是不方便的”。他的话虽不中听，但把资本主义的残酷观念说得一清二楚：为什么要给员工理由去休假呢，更不用说还是为了生育。可是按照这种逻辑，我们这些确实要生育的人该怎么办呢？
当我终于怀孕时，我才意识到了这一切。我读了小说家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的《成为母亲》（A Life's Work）。在这本回忆录中，她冷静地叙述了自己怀孕和初为人母的经历。我在其中一页折了角，那里她写道：“孩子出生之后，父亲和母亲的生活便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过去他们生活在一种平等的状态之中，而现在，他们彼此之间进入了一种封建式的关系。”她说，有了孩子之后，她“不可避免地滑入了父权制的深渊”。[10]我也感觉到了这种趋势，但它不仅跟我在婚姻中的性别地位有关，也跟美国职场的“父权”与封建秩序密切相关。
封建式关系是这样产生的：成为准妈妈，意味着我已经成了一个农奴，一个没有报酬的仆人，像伺候公主一样小心地怀着孩子。我以前对生孩子很抗拒，不想受这些束缚，甚至都不知道情况会有多糟糕。像讷讷乌一样，我是中产阶级，而在怀孕的时候，我是自由职业者，是中等危险阶级的一分子。我当时38岁，跟现在一样，与丈夫一起住在全世界物价最高的城市之一——纽约。我的妇产科医生以及其他妈妈们都镇定甚至得意地微笑着向我承诺，只要忍过最初的三个月，就不会难受了。但是到了第五个月，我仍然病恹恹的，像个维多利亚时代的女人[‡]，随时都可能晕过去。我唯一能喝下去的东西只有芒果奶昔，但是价钱太贵不能总喝。我孕期的症状叫作“hyperemesis”，这个拉丁语单词的意思是：一吃孕妇维生素就吐！我经常在街角的金属垃圾桶边呕吐。那几个月里，所有的街道、办公室和商店都难闻得没有天理。怀孕于我是一种糟糕的药物，让我浑身发红、小病不断。我的朋友们给我送了柠檬口味的孕妇糖果和灰色的抗吐手环，想依靠手环把翻滚而来的胆汁压下去，简直是又迷信又可笑。我没办法工作，连说几句话都困难。我以严肃哲学的方式，将大型孕妇装商店Destination Maternity（怀孕终点站）的名字用到自己身上：我身体虚弱，感觉自己一步步走向的不一定是闪亮的新开始，也可能是个终点。在这种身体状况下，我无法继续像过去15年那样做自由撰稿人，所以只能靠我丈夫挣的钱和之前的储蓄过日子。
在床上看书时，我就知道未来家里会越来越穷，但我能做的只是待在被子里。我的肚子很大了，肚皮紧绷绷，上面能看到蓝色的血管。我患上了病理性失眠，睡不着觉，只好读关于19世纪女性苦难的书，或者看深夜的电视促销。连那些刀具和大腿锻炼器的广告在我看来都显得色情，这充分表明了我是多么绝望无助。
我的女儿出生时，头在生产过程中被挤压成了一个肉做的“莫霍克头”[§]，看上去像个透明的外星人，我们因此收到了一堆意外的账单。虽然我们买了自由职业者的医疗保险，但还是有大笔的医疗费用没有覆盖。根据2013年的一项研究，顺产和剖宫产的分娩费用已经比1996年翻了将近三倍：2013年在美国剖宫产的平均费用为16,038美元，而顺产则是12,560美元。孩子一点都不便宜。[11]
我还记得女儿出生后，自己在看着银行卡余额不断下降时有多紧张：我这是在为自己的产假买单。我对自己吝啬得很，谁送我一件旧的婴儿连体衣，我都想庆祝一番。我还记得自己一边给宝宝喂奶，一边想着银行账户里的钱正在不断流走，然后突然因宝宝的拉扯感到一阵刺痛。我的奶水一直不够，所以我试着泵奶，看会不会因此变多。吸奶泵的声音听起来像电子乐或迪斯科舞曲，那是工业时代的摇篮曲。外出跑新闻的时候，我就在各种办公室里、在火车的洗手间里泵奶。虽然别人听不到，但我的脑海中还有一个持续不断的声音，那就是对钱的需求。有些熟人问我：“你还要再生一个吗？”我心里清楚，我的女儿注定要成为独生女了。就因为产假或陪产假中的点滴小事，许多父母决定只生一个孩子，因为他们的经济能力只能承受这么多了。我和我的丈夫就是如此。我们这样的家庭绝非个例，只有14%的美国劳动者享有带薪家庭假[¶]。[12]
正因如此，许多美国女性就连在产后暂时离开工作岗位几个月都难以承受。危机四伏、无视生理规律的市场随时有可能让我们死无葬身之地。
我们不必走远就能看到一种截然不同的工作环境。法国、英国、智利、荷兰和南非的女性在医院顺产的费用都相对较低，而且大部分乃至全部费用都由保险或国家承担。2012年在荷兰顺产的平均费用是2669美元，2015年在南非则是2000美元。[13]
再看家庭假。例如，在加拿大魁北克省，母亲享有连续15周或18周的产假，父亲享有三周至五周的陪产假，休假期间他们获得的产假和陪产假保险高达工资的75%。[14]在丹麦，母亲在产前就有四周的带薪孕假，产后还有14周的产假。[15]收养孩子的父母也可以休假，同样是14周。每生一个孩子，父母可以从政府那里获得长达52周的带薪休假，包括最初的14周产假。在女儿出生之前，我曾在冰岛做过报道。在一个旅游景点，一位女导游带我们参观这个国家最著名的作家哈尔多尔·拉克斯内斯（Halldór Laxness）那栋精心修复的中世纪房屋。她快速介绍了一下自己的生活——她有三个孩子，目前没有伴侣，但她的家庭很兴旺（我推想，很有可能出现的画面会是他们一家人快乐地泡着温泉）。如果她有一个丈夫，那么他很可能会受益于冰岛的“爸爸假”（daddy leave），90%的冰岛父亲都可以休这个假。这个国家为父母双方都提供了三个月的育儿假，另外还有三个月的假由双方自由分配。[16]
值得注意的是，冰岛在从大概十年前的银行业危机[**]中复苏之后，目前经济状况一直良好。当然，即使是在这些开明的国家，无视生育价值的市场依然会影响到人们的生活。在瑞典，父亲不会全额休完所有育儿假，因为他们认为这会影响他们在工作中的地位和竞争力。因此政府采取了激励措施，确保父亲们可以享有他们应得的休假。我们可能会嘲笑米雷耶·朱利亚诺（Mireille Guiliano）的《法国女人不会胖》（French Women Don't Get Fat）那类书中所表现出来的欧洲沙文主义（Euro-chauvinism），但帕梅拉·德鲁克曼（Pamela Druckerman）2016年在《纽约时报》发表的关于美国人在法国生活的文章确实令人无比羡慕。“忽然之间，我不再是孤军作战了，”德鲁克曼写道，“我逐渐明白了为什么欧洲母亲不会为了平衡工作和生活而一再惊慌失措，也不会写管理层的妈妈们应该如何更努力的书。她们的政府在帮助她们，并且做得很不错。”[17]从数据上看，中产阶级父母在芬兰甚至过得更好，他们在别的地方，比如荷兰，也过得更好（而且没有芬兰人的“北极式忧郁”［arctic unhappiness］）。
在女儿出生后，我曾幻想在国外度过漫长的带薪假期——像是在哥本哈根：我坐在一把汉斯·韦格纳（Hans Wegner）设计的椅子上，一边照顾我那胖嘟嘟的小宝宝，一边看丹麦的政治电视剧《权力的堡垒》（Borgen）。我的丈夫会为我端上腌鱼和黑面包。相比之下，我和其他许多美国父母好像为了赚钱养家而被迫做着讨厌的工作，还为此基本见不到家人，也没法真正地了解他们。在美国，只有13%的私营企业雇员（不论男女）能从雇主那里获得带薪家庭假，不过休假的时长和质量则鲜有数据体现。[18]拥有最好的休假制度的美国公司都是科技公司或互联网平台（比如Adobe，Spotify，Etsy）和非营利性基金会。其余的人都像水果一样被榨干，直到只剩一张皮。
被儿童保育费用和稀缺的休假榨干的感觉，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阅读在法国养育孩子的文章，会对美国的职场妈妈产生一种类似色情片的效果。是的，这是在“养育bébé”，这也是在德国“养育das Baby”，或者在意大利“养育il bambino”[††]（那里的女性享有五个月的产假，工资按80%发放）。在很多国家，给新手父母的带薪假可以长达三个月甚至更久：英国给了280天，90%的工资；加拿大119天，55%的工资；荷兰112天，工资全额发放。[19]所有生过孩子的人都知道，孩子出生后的前三年不仅最费时费力，也对成长最为关键（这段论述的最佳配乐就是婴儿的哭声，而当他们发现妈妈可以几乎“全薪”在家陪伴他们之后，哭声就变成了满意的哼唧声）。[20]
在全国范围内，《家庭与医疗休假法案》（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FMLA）给予了最高12周的无薪假。FMLA适用于公共机构、中小学和人数达到50人或以上的公司。然而，随着中等危险阶级的崛起，法案无法覆盖的人群只会越来越庞大。毕竟，中产阶级中的自由职业者和合同雇工数量正在增长。美国中产阶级的“非官方媒体”《纽约时报》恰如其分地指出：我们国家的资产阶级长久以来一直是世界上最富有的，现在却已经地位不保。本书中提到的美国人并不都喜欢奢华：如前所述，我采用了美国商务部对中产阶级的定义：其中既包括收入因素，也包括他们的愿景——比如拥有一套房子，或者让家里的每个成年人都拥有一辆车。
怀孕和产后初期不断增长的压力以及孕妇可能受到的偏见，其根源并不在于生活中那些不可一世的男老板或无赖的政客。追本溯源，和其他让今天的父母们备受压力的众多因素一样，怀孕偏见的愈演愈烈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女性（甚至有时对于人类）生理特性的否认。我们也很难获得避孕服务和相应的医疗保险，好像他们还不知道意外怀孕是由什么引起的似的。我们要想在公共场所哺乳，只有很少的地方可以去。还有，后面的章节会谈到，对于年纪较大的人，他们在职场上经常因自己的生理年龄而被人指责：如果他们不能“克服”生理年龄的影响，或者不小心在简历上透露了年龄，就会变成“失败的员工”。
当然，生理特性是否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和事业，这个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在平权斗争中，女权主义者高喊着“生理不是命运”。但这并不意味着生理特性就不存在了，它当然存在：当女性表现得像个男性甚至更好时，她们就被认为是有价值的、富有成效的员工。讷讷乌回忆起她怀孕时在另一家律所工作的经历：她为了模糊性别特征，穿全黑的西服和裤子，“打扮得像小个子男人”；把厚厚的棕色头发剪到贴头皮的长度，并用发胶梳理整齐。然而，怀孕依然让她觉得没有安全感，于是她在街上故意大摇大摆地走路，尽可能多占点空间。
这在我看来是另外一种“隐孕”：讷讷乌的招摇和其他女性在雇主面前尽可能隐瞒怀孕的行为，都属于伟大的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所称的“掩饰”（covering）。人们通过这些行为来掩盖和模糊被污名化的身份，也就是戈夫曼所称的“受损身份”（spoiled identities）。[21]而孕妇在美国就是一个被污名化的身份，多少来自真人秀和贺卡的美誉都改变不了这一点。
当像讷讷乌这样的中产阶级女性雇员因过早生孩子而受到惩罚，这种身份的污名化便表露无遗。推迟、计划和等待是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的常用词。但如果一个人连生育计划都要由雇主来决定，那这个世界真是是非颠倒了。
当怀孕生育同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和美国种族间的财富差距结合起来，不难发现黑人中产家庭的境况更加艰难。黑人妈妈手中的储蓄比白人妈妈少得多，因此更难承担孕产假和怀孕生育过程中产生的大笔医疗费用（关于黑人家庭的财富中位数，可见2017年的报告《零财富之路：种族财富鸿沟如何摧毁美国中产阶级》［The Road to Zero Wealth: How the Racial Wealth Divide Is Hollowing Out America's Middle Class］）。
这些是我的母亲和讷讷乌的母亲以为她们已经赢得的战斗。在1964年《民权法案》（Civil Rights Act of 1964）基础上修订的《怀孕歧视法案》（Pregnancy Discrimination Act，PDA）已经出台快40年了。这部法案将基于怀孕和生育的歧视定义为非法的性别歧视：雇主不能仅仅因怀孕导致的身体状况而拒绝雇用一位女性。国会在1978年通过了PDA法案，那时我才6岁。“PDA法案造成了一定的威慑，在雇佣政策方面带来了重大改变。”法学家德博拉·L. 布雷克（Deborah L. Brake）和乔安娜·L.格罗斯曼（Joanna L. Grossman）这样写道。[22]PDA试图通过声明怀孕不应该影响雇员的薪酬、晋升和解聘，解决性别偏见方面的问题。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再加上下级法院[‡‡]对这一法案的阐释，PDA的适用范围缩小了，对于怀孕歧视的定义也变窄了。这项立法只实现了部分目标，因为它只提供了有限的词汇来定义何为歧视。作为律师，讷讷乌就见过“公司很擅长”针对发出抱怨的女员工“罗织应诉材料”，也亲眼见到公司拿着这些应诉材料赢得了女性提起的诉讼。这就是法哲学家琼·威廉斯（Joan Williams）所称的“母亲之墙”的一部分。[23]这个空间隐喻和众所周知的“玻璃天花板”一起，把职场女性重重围住，让她们无路可走。换句话说，怀孕员工受到的各种不同偏见，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工作环境（有时还包括雇主）对我们个人生活的漠视。结果就是，职场妈妈被迫要把自己劈成两半，把手忙脚乱状况百出的生育事务与她们的工作截然分开。
如何才能更好地保护这些不堪重负的职场女性？性别平等法律中心（Gender Equality Law Center，GELC）等团体提出了一些办法。他们希望男性与女性的“收入透明化”，并推行性别平等的带薪休假法案。GELC鼓励男性，哪怕是那些不在“高端职位”的男性，都去休陪产假，或者至少去争取一下；它还会表彰在子女假（child leave）方面做得最优秀的企业，并公开批评那些做得特别糟糕的。一些非营利组织紧随其后，众多代表孕妇和新妈妈争取工作权益的诉讼也正在进行中。
如果所有美国企业都能为父母们提供九个月的家庭假，那么主管和老板因员工怀孕而承受的压力就不会这么大了，因为所有公司的情况都一样。如果压力由大家共同承担，那么休假产生的成本可能会变得更容易接受。
有些人还指出，歧视本身带来的成本就高达数十亿美元，它会导致产出下降、人员流动，更别提为了应付诉讼付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此外，企业压榨员工的生命，赶走怀孕的女性，也会对声誉造成影响。就像一些曾被称为“员工乌托邦”（labor utopia）、备受瞩目的科技企业，后来却沦为高端“血汗工厂”，并因此名誉扫地。GELC的专职律师劳伦·贝特斯（Lauren Betters）表示，GELC希望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明白一点：让女性休假，天不会塌下来。
诚然，怀孕员工带来的利润可能没有不准备生育的女性员工那么高，但是这没关系。我们在重视经济效益之外，还可以选择更加重视生活的其他方面。女性本不应该因为在工作中保持坦诚就受到伤害。
“我经常投诉，我认为受到不公待遇时就应该投诉。”讷讷乌说道。但是她也承认：“女性挺身而出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2016年10月下旬，讷讷乌带我参观了她的家。家中的家具几乎都是从她和丈夫的长辈那里流传下来的。我们在她的下沉式客厅里，坐在现代风格的抱枕中间喝着花草茶，吃着胡萝卜沙拉，时不时看一眼她的老爷钟确认时间，这时我几乎忘记了自己身处哪个年代。她指着楼梯附近墙面上挂着的一排照片，告诉我那是她和丈夫两个家族历代的劳动女性，有美国的，也有德国的。“我们不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讷讷乌说起她和丈夫的家庭，“我们可能做过一些令人艳羡的工作，但必须不断为之付出努力。像我这样的中产阶级，不可能因为怀孕生育就停下来几年不工作。”
她曾经推迟怀孕计划，希望当自己最终生孩子时“情况会有所不同，不再只有富人才生得起孩子”。说起这些，讷讷乌似乎对自己曾经憧憬的未来充满了怀念。
不过，这不仅仅是她个人的故事。
她和许多像她一样的人的故事，都只是一个更加宏大的叙事的一部分。
在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在支持家庭和职场母亲方面没有做出任何改变。对于那些没能跻身最富有阶级的母亲来说，这就是她们所面对的“阶级天花板”，是性别地位和经济地位的苦涩结合。
这些限制依然在塑造和扭曲着我们许多人的生活。
[*]家庭岗位指负有照顾家庭成员的责任的岗位，家庭岗位歧视即针对具有家庭岗位的求职者的差别待遇。如雇主歧视须照顾年老父母的求职者，或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只聘用可以不定时工作的员工，导致负有育儿责任的人无法符合工作要求，就有可能构成歧视。——编者注
[†]都铎式（Tudor），15—16世纪于英国兴起的建筑风格。都铎式房屋内外墙均用木构架，而在构架之间填以砖或灰泥。漆成深色的木材和淡色墙面形成强烈对比，屋顶为陡峭的双面坡顶。20世纪初，都铎时代复兴风格的设计被广泛应用于美国中产阶级的乡村房舍。
[‡]在英国维多利亚时期（1837—1901年），上流社会的女人有晕倒的“习惯”，在众多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均有体现。原因说法不一，有说紧身衣影响呼吸，有说服装繁复导致夏天容易中暑，有说为了显示自己弱不禁风，等等。
[§]莫霍克头（Mohawk），一种模仿北美印第安人，剃光两侧，只留下中间部分的发型。
[¶]家庭假（family leave），一般指产假、陪产假、育儿假等，广义上还包括照顾生病孩子，以及处理其他家庭事务的假期。
[**]此处指的是2008—2011年发生的冰岛金融危机，这一危机直接影响了冰岛整个国家的经济和银行系统。
[††]意思都为“养育孩子”。——编者注
[‡‡]下级法院（lower courts），在美国一般指联邦法院系统中最高法院以下的所有法院，包括94个地方法院和13个上诉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