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中国主导的MDB与现有MDB的互补性与竞争性分析：以AIIB为例
AIIB的建立，为国际发展融资体系注入了新鲜血液，与现有MDB形成了互补与竞争关系，这种关系有利于存在巨大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需求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有利于国际发展融资体系的建设。
一 互补关系
AIIB所带来的互补性是显而易见的，这主要基于以下原因：发展中国家（包括亚洲）的基础设施投资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AIIB的宗旨和职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现有MDB；此外，现有MDB的发展融资效果存在不足。
（一）现有MDB难以满足基础设施投资资金需求
从资金需求的角度看，当前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缺乏已成为制约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最大瓶颈之一。Bhattacharya、Romani和Stern（2012）[11]以及Bhattacharya和Romani（2013） [12]指出，鉴于经济增长、结构转变，更具包容性及可持续性的经济复苏需要，未来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每年的融资缺口高达10000亿美元以上，亚太地区的缺口占其中的大部分。
从资金供给的角度看，目前的年投入资金（见图1—3）最主要来源为政府预算，它与政府开发银行资金同属国家公共支出，都受限于国家债务和预算赤字的可持续性；私人资金的作用虽越发显著，但它具有明显的“顺周期性”特征，其额度在危机期间或之后都会急剧下降；从OECD的数据看，受2008—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及欧洲债务危机影响，近年来海外发展援助和MDB融资渠道面临压力。[13]
根据ADB的数据，目前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国家每年所需基础设施投资约为8000亿美元。但现有MDB无法满足如此巨额的资金需求，例如ADB每年所能提供的贷款不超过100亿美元。[14]东盟国家设立了东盟基础设施基金，但其初始资本仅4.853亿美元（其中东盟十国出资3.353亿美元，ADB出资1.5亿美元），预计到2020年总资本将达130亿美元，将向成员国提供贷款40亿美元。亚洲巨大的基础设施缺口不是仅凭ADB就能满足的，需要更广泛的资金支持。因此，AIIB的建立并不会对ADB构成威胁，相反，它能弥补亚洲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缺口，ADB与AIIB均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AIIB可为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增加新的融资渠道。
图1—3 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每年资金需求状况（2020年前）（亿美元）
注：2008年实际价格；仅包括资本投资（不含运营和维护成本）；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Bhattacharya，Romani and Stern，Infrastructure for Development：Meeting the Challenge；Bhattacharya and Romani，Meeting the Infrastructure Challenge：the Case for a New Development Bank等资料绘制。
（二）AIIB的宗旨和职能与现有MDB各有侧重
现有MDB的设立宗旨和服务职能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层面。第一是致力于全球或区域范围内的减贫和经济社会发展，这是现有MDB的基本职能和传统目标。例如，ADB的《2020战略》[15]将“基础设施建设”列为未来十大战略重点的第四位，列在其前面的有“消除贫困和包容性增长”、“环境和气候变化”以及“区域合作和一体化”。ADB强调“持续性和包容性增长”，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健康保障服务、金融和公共管理体系，应对气候变化、管理自然资源等方式达到这一目标，除了参照市场利率提供普通资金（Ordinary Capital Resources，OCR）贷款外，还专注于向低收入国家提供优惠贷款和知识共享。第二是促进区域发展和融合，如ADB旨在促进亚洲及远东地区经济增长和合作，AfDB旨在促进非洲经济一体化，CAF则通过为成员国公私客户提供高附加值的金融服务，致力于拉美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建设。第三是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如EIB为促进欧盟国家经济发展的中小型企业提供最优条款、服务以及附加价值，IDB鼓励私人在项目、企业和促进经济发展活动中的投资。第四是促进可持续发展，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环境污染，EIB以可持续发展为目标，IDB和CAF也都致力于促进区内可持续发展事业。在筹资方式上，现有MDB主要依靠传统模式，即普通贷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依靠主权担保从国际资本市场获得融资，优惠贷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依靠赠款或捐款。近年来，现有MDB的非传统筹资模式以及与私人部门的合作有所扩张，但仍是有限的。
AIIB的宗旨是通过支持亚洲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集中于水坝、港口物流、公路、桥梁和铁路等交通基础设施，以及能源、城市发展、通信管网等）和相关领域投资，加强互联互通和区域经济合作，从而加速成员国和地区经济发展。[16] AIIB的运营模式性质属于准“商业投资”，它投资于准商业性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AIIB的具体业务形式包括贷款、股权投资、贷款担保以及技术援助等。AIIB提供的贷款类似于已有多边发展融资机构的“硬贷款”[17]（如WB的IBRD贷款和ADB的OCR贷款），此外它还对基础设施部门进行股权投资或为贷款提供担保，还为项目设计与管理等方面提供技术援助。在筹资方式上，AIIB更多地引入公私合作伙伴关系（Public-Private-Partnership，PPP）[18]，积极动员包括主权财富基金、养老金及私营部门等在内的多方社会资本参与。
AIIB的业务领域仅涉及基础设施建设，而ADB的业务领域更为广泛，它涉及农业、教育、健康、社会治理等社会发展领域。AIIB的建立并不会威胁到ADB的业务发展，二者是互为补充的。此外，尽管AIIB和ADB的业务领域均涉及基础设施领域，但二者可以分工协调。基础设施的需求种类极为丰富，如：房屋建造、铁路、公路、桥梁、隧道建造、自来水供应、电力供应、燃料供应等方面，广泛的基础设施领域足以为ADB和AIIB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二者完全可以相互协调，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在自身专业技术相对成熟的基础设施领域上分工协作。
（三）现有MDB发展融资效果不足
并非所有MDB都能高效运作，如ADB就存在多方面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业务运行来看，首先是项目设计和实施有待改善。由于设计和实施的问题，2011—2013年，约有23%的ADB项目并不成功，主要原因为：在设计方面过于复杂、好高骛远、不充分或不恰当，未正确估计当地条件、政府能力和承诺等；在实施阶段，存在复杂或不明确的制度安排、漫长的工作流程、低质量的顾问或承包商、ADB反应迟缓或不充分、政府执行问题以及负面的外部因素等。在2011—2013年度，所有成功的ADB项目中，约有16%的项目面临成本超预算或不得不降低产出目标的问题，约有47%的项目需延迟1年以上。大部分已完成项目的完成时间与设计时间间隔在6年以上，许多项目存在后期保障不到位以及顾问和承包商不合格等问题。[19]
其次是贷款发放率低下，2013年的ADB贷款发放率还比2012年明显下降了。以MDB最主要贷款OCR主权贷款为例，2013年发放的OCR主权贷款额度为51.78亿美元，占所批准额度87.61亿美元的59.1%，而2009—2012年该比例分别为70.49%、64.43%、65.04%、75.05%。[20]贷款发放率低下的主要原因是借款方对已批准贷款的吸收能力低，特别是在落后地区，借款方合作机构的相对经验不足并且执行力较弱，使ADB运作难度加大。因此，现有MDB在如何将贷款资金顺利用于最需要的项目方面，仍需继续思考。
从发展融资遵循的原则来看，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传统国际发展融资体系（包括机构及规则）强调发展援助“过程”中的公平、透明、问责、参与等原则，同时认为人权、民主都是维持发展的基础。因此，它们把发展融资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和民主化进程相结合，在为发展项目提供贷款时附加种种政治条件，强调人权、民主及自由市场经济秩序。这些价值观以西方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为基础，忽略了发展中国家复杂的历史和现实环境，因而往往无法在这些区域取得预期效果。
二 竞争关系
AIIB作为全球发展融资领域中的“后起之秀”，对现有MDB构成一定的竞争压力。
（一）对现有国际发展融资体系和秩序构成挑战
AIIB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国际发展融资体系乃至国际金融体系的民主化、多元化趋势。
首先，从国际发展融资格局的影响方面，AIIB使旧的发展融资体系中的力量结构有所调整。由西方国家主导的现有MDB（特别是全球性机构WB）为避免引起治理结构的大幅调整，不愿向印度、中国及巴西等新兴经济体大规模引入资本，但又无法通过其他有效的制度吸引足够的资金，从而陷入援助能力不足的困境。与此同时，中印等国拥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但在国际发展融资体系中没有足够的投票权和发言权，它们通过组建AIIB，一定程度上可以增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融资领域的地位，同时也进一步加强区域性MDB的实力。
其次，从发展融资机构的治理结构方面，AIIB主要受借款国股东控制。AIIB的定位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导”的MDB，西方国家的决策地位将受到严格限制。AIIB的投票权将以基本票与加权票为基础。基本票只面向创始成员国，以用公式（由以购买力平价衡量的GDP规模等因素决定）计算而得的占比为基础，而加权票的分配以出资占比为基础。按照上述规则，愿意出资50%（500亿美元）的中国将成为第一大股东，而印度则是第二大股东。楼继伟在多种场合公开表示，愿意出资50%只是表明中国对AIIB强有力的支持，中国并不寻求“一股独大”，随着AIIB成员的逐渐增多，中国的占股比例会相应下降。[21]就区内外成员国力量对比而言，AIIB股本的70%—75%由区内成员供资，25%—30%由区外成员供资，区内成员股权占比高于ADB、AfDB以及EBRD（见表1—3）。
表1—3 各MDB的投票权集中度
再次，在发展融资的标准和原则方面，AIIB将构建更适用于发展中国家的、无偏见的发展融资标准。发展中国家反对过分强调“发展援助”本身，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来自发展中国家自身，必须使发展援助服务于国家整体发展战略。中国在30余年的改革发展进程中，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发展经验”和“开发式扶贫”等有效模式。同样，其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也在减贫中进行了丰富的探索。广大发展中国家能够互相深刻理解各自特有的发展历程以及彼此遇到的共同问题和困难。AIIB将会尊重借款国对发展道路的选择，不会借发展融资附加政治条件或干涉借款国的内部经济事务，并能够制定、实施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的贷款方案。
除此之外，AIIB还可通过采用本币注资和基于本币的贷款项目推动新兴经济体的跨境支付体系和国际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可在项目评级中要求同时出具国际知名评级机构的评级报告以及亚洲地区新兴经济体评级机构的评级报告，以推动发展中国家的评级和审计体系建设。
（二）对现有MDB业务构成挑战
在重点业务领域、供资能力以及贷款条件方面，AIIB将对现有MDB构成竞争关系。
1.业务领域的竞争性
“基础设施建设”是现有MDB的重要业务领域，是当前它们据以达到减贫和社会发展目标的重要途径之一。例如ADB，尽管在《2020战略》中，基础设施建设只是其十大重点领域之一，但据表1—4，2013年ADB向亚太地区批准的210.2亿美元贷款总额中，60%的额度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交通运输和信息通信技术、能源、供水和其他市政设施服务等相关设施），而用于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等“包容性增长”重点领域的不足7%。
表1—4 各MDB的贷款结构：按部门划分
此外，作为AIIB主导方的中国，其对外援建的基础设施（包括铁路、公路、机场、电力设施等）遍及非洲、亚洲、中东欧和拉美等地区，在项目规划、建设以及融资方面都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以水利基础设施为例，一个国际组织——国际河流（International Rivers）指出中国公司在海外74个国家共参与了约304个水坝建设。[22]AIIB的建立将使发展中国家获取贷款的渠道增多，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MDB间对优质项目存在竞争关系。
2.供资能力上的竞争性
AIIB的初始法定资本为1000亿美元，这一规模相当可观（见表1—5），约为ADB现有法定资本的2/3，而ADB在2009年增资前的法定资本仅为550亿美元。AIIB的初始认缴资本为500亿美元，其中，实收资本为100亿美元，可随时催缴资本为400亿美元。2014年3月，中国组织了AIIB筹建工作小组，讨论了AIIB的初期供贷能力等问题。AIIB的实收资本100亿美元须在早期阶段（5年内）支付，预计最初每年可提供贷款40亿—60亿美元。随着AIIB获得法人实体资格后开始通过发行债券等方式融资，其未偿贷款总额与实收资本比例逐渐上升，在第三年末上升为5倍并在此后达到稳定。AIIB筹建工作小组为AIIB早期阶段的实收资本和贷款规模计划作了两套方案，中国倾向于第一套方案（见表1—6）。
表1—5 各MDB的资本结构和贷款规模
表1—6 早期阶段AIIB的累计实收资本及计划贷款规模
AIIB未来的供资能力将随着增资以及可随时催缴资本在认缴资本中占比的上升而进一步增强。在设立初期，实收资本在认缴资本中的占比对确保资本充足性和信用评级有着重要作用，因此，AIIB该比率的初设值为20%。根据其他MDB的初始资本结构，这一比率基本都在20%以上，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许多MDB逐渐将它调低。根据表1—5，目前IDB的该比值仅为3.9%。未来AIIB的该比率也可适当下降，这意味着其运营可更多地依靠可随时催缴资本。值得注意的是，至今现有MDB对可随时催缴资本的“催缴”从未发生过。
3.贷款条件的竞争性
AIIB有能力以合理的利率提供长期贷款，其标准类似于现有MDB的“硬贷款”（例如WB的IBRD贷款和ADB的OCR贷款）[23]。MDB的贷款利率主要取决于其融资成本和盈利能力。
融资成本的重要影响因素是信用评级。一般而言，MDB大部分资金都来自于国际资本市场融资。同样，未来AIIB将通过国际资本市场融资逐渐扩大资产总额，主要方式是发行债券。毫无疑问，风险越高的债券须向投资者支付的利率就越高。由于WB、IDB、ADB、EBRD、EIB以及AfDB等MDB具有非常高的信用评级（AAA），所发行的债券具最低风险，因此须向投资者支付的利率就最低。CAF的信用评级稍低，2014年标普、惠誉对它的评级为“AA-”，穆迪对它的评级为“Aa3”，因此其融资成本就高于其他MDB。作为政府间机构，特别是在运行的早期阶段，AIIB的信用评级很大程度上受资本结构和成员国政府信誉的影响。与各MDB相同，AIIB将凭借所有者权益（包括实收资本和所积累的公积金）和可随时催缴资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发行债券，而可随时催缴资本在数额上往往比所有者权益大得多，此时成员国政府信誉相当于是AIIB提供给国际资本市场的融资担保。来自高评级国家的可随时催缴资本占比直接影响了评级结果，而来自低评级国家的可随时催缴资本根本不被计算在内。由于中国的主权债券评级在AIIB所有的创始国中是相当高的（见表1—7），中国承诺出资50%对于AIIB的信用评级而言显然具有积极影响。
表1—7 部分AIIB创始国的主权债券评级
续表
即便未来AIIB不具有“AAA”评级（其融资成本可能高于WB、ADB等机构），但根据其他MDB的长期实践经验，这并不意味着它无法提供具有竞争力的贷款利率。Humphrey（2014）[24]采用了复杂的方法，对WB、IDB和CAF等MDB非优惠贷款窗口的利率水平做了比较后发现：虽然CAF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的融资成本较高，但它与WB等机构的利率差距并不如预想中的那样大，且近年来这一差距逐渐缩小，利率仅略高于WB；而IDB作为区域性MDB，贷款利率常能够略低于WB贷款。事实上，长期以来各MDB都存在可观的年净利息收入并积累了大量的公积金余额（见表1—8）。此外，所有者权益/未偿还贷款比率（Equity to Loans ratio，E/L比率）是金融市场判断金融机构的资本充足率以及净收入分配的主要标准。根据表1—5，大部分MDB的E/L比率高于30%，远高于商业银行。例如瑞士银行集团在2008年末至2014年第一季度间的一级资本比率（Tier 1 capital ratio）[25]为11%—16.7%[26]；2010—2013年，花旗银行集团的一级资本比率在12%和14%之间浮动[27]。大部分MDB的E/L比率高于抵抗金融风险所需水平。
表1—8 各MDB的盈利情况（2009—201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