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内外梅勒研究：成就与问题
一 国外梅勒研究
1948年5月6日，梅勒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裸者与死者》，受到批评界的普遍好评，很多评论家认为，梅勒将会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然而，随后的20年里，虽然梅勒不同类型的作品不断问世，但批评界对于他的负面评价超过了正面评价。1968年前，很少有人对梅勒及其作品进行深入广泛的研究，书评和传记性研究较多，没有人出版过梅勒研究专著。第一篇涉及梅勒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现于1964年[47]，第一篇专门研究梅勒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现于1966年[48]，第一篇专门研究梅勒小说的博士学位论文出现于1967年[49]，第一部梅勒研究专著出现于1968年[50]。但是，梅勒的非虚构小说《夜晚的大军》于1969年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文学奖之后，20世纪70年代伊始，梅勒研究逐渐成为一种“产业”[51]，学术论文和研究专著以及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屡见不鲜。从1948年5月到2019年5月，国外出版有梅勒研究专著58部、梅勒研究论文集14部、《梅勒评论》12辑、梅勒传记10部、梅勒相关研究专著23部、梅勒研究文献汇编4部、梅勒访谈录1部、梅勒书信集3部、梅勒论文集1部、《现代小说研究·梅勒专辑》1期、《哈泼斯杂志·梅勒专辑》1期，撰写梅勒（或相关）研究博士学位论文有160多篇、硕士学位论文有150多篇，发表梅勒研究学术论文有1000多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无法准确统计）。整体上看，自1948年以来，梅勒研究先后出现两次热潮：第一次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初，即梅勒首次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之后；第二次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即梅勒再次获得普利策文学奖之后。从时间上看，20世纪80年代前的梅勒研究具有明显的争议性，评论家争议的焦点是梅勒关于性、暴力和权力的看法以及梅勒作品的审美价值；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梅勒研究呈现出明显的梅勒重读走势，评论家开始重新看待梅勒作品的思想性与审美价值。历时地看，从梅勒发表第一部作品开始至今，国外梅勒研究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20世纪40—50年代：梅勒研究的兴起
国外梅勒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初。1941年4月，梅勒的短篇小说《世界上最伟大的事情》（“The Greatest Thing in the World”）在《哈佛倡导者》（Harvard Advocate）上发表并获《故事》（Story）杂志“第八届年度大学生竞赛一等奖”。同年4月21日，《哈佛深红》（Harvard Crimson）发表“编者按语”评价了梅勒的这篇作品，这是“公开出版的对梅勒作品的首次评价”[52]。此后直到1948年梅勒发表首部长篇小说《裸者与死者》，没有出现任何评价梅勒作品的文字。1948年5月6日，梅勒发表《裸者与死者》，立即引起批评界关注。5—12月，《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芝加哥太阳报》（Chicago Sun）、《纽约先驱论坛书评》（New York Herald Tribune Book Review）、《新闻周刊》（Newsweek）、《时报》（Time）、《纽约人》（New Yorker）、《新共和国》（New Republic）、《旧金山纪事》（San Francisco Chronicle）、《大西洋》（Atlantic）、《国家》（Nation）、《评论》（Commentary）、《加拿大论坛》（Canadian Forum）和《耶鲁评论》（Yale Review）等期刊发表了20余篇评介性文章，简短评介了梅勒及《裸者与死者》。[53]1949年，评介梅勒及《裸者与死者》的文章也不断出现在《星期六评论》（Saturday Review）和《出版周刊》（Publishers’ Weekly）等期刊，但与1948年相比，批评界对梅勒的反应似乎有所降温，这一年评介性文章的数量还不到1948年的一半。[54]总体上看，1948年5月到1949年12月，批评界对梅勒及其《裸者与死者》给予了充分关注，评介性文章不少，但都比较短小，除了理查德·玛奇（Richard Match）的《被战争和无聊剥夺了的人的灵魂》[55]、约翰·拉尔德纳（John Lardner）的《太平洋战争：好的与大的》[56]、伊拉·沃尔夫尔特（Ira Wolfert）的《战争小说家》[57]、马克斯韦尔·吉斯马尔（Maxwell Geismar）的《安诺波佩岛上的噩梦》[58]、查尔斯·B.麦克唐纳德（Charles B.Macdonald）的《“二战”小说：第一轮》[59]和巴顿·莫尔（Burton Moore）的《三部战争小说》[60]，其他文章都是非常概括的评介，鲜有比较详细的分析和评论。
20世纪50年代伊始，真正意义上的梅勒研究开始出现。1951年，梅勒发表第二部长篇小说《巴巴里海滨》，但没有带给他《裸者与死者》带给他的那种成功与声誉。当年3—12月，《华盛顿州立大学研究报》（Research Studies of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芝加哥星期日论坛》（Chicago Sunday Tribune）、《星期六评论》《纽约先驱论坛书评》《纽约时报》《新闻周刊》《时报》《旧金山纪事》《纽约人》《大西洋》和《加拿大小说》（Canadian Fiction）等期刊发表了10多篇评介梅勒及其《巴巴里海滨》的文章，[61]但批评界对该小说的批评多于褒扬。除了这10多篇评介性文章，整个50—60年代，批评界很少关注《巴巴里海滨》。
1955年，梅勒发表第三部长篇小说《鹿苑》，但没有把他从《巴巴里海滨》的失败中拉出来，反而使他陷入更多争论。小说发表后，短短3个月（9—12月）之内，《旧金山纪事》《纽约时报》《星期六评论》《时报》《纽约先驱论坛书评》《纽约人》《新共和国》《大西洋》《国家》《评论》和《安蒂昂奇评论》（The Antioch Review）等期刊发表了10多篇评介性文章，[62]对梅勒及其《鹿苑》做了评介，有褒亦有贬，但后者居多，代表性评介有锡德尼·亚历山大（Sidney Alexander）的《甚至不是好的色情文学》[63]、马尔科姆·考利（Malcolm Cowley）的《梅勒先生讲述了一个爱、艺术和腐化的故事》[64]、布莱丹·吉尔（Brendan Gill）的《小喇叭》[65]、查尔斯·J.罗洛（Charles J.Rolo）的《性缠扰的荒原》[66]和威廉·普法夫（William Pfaff）的《作为复仇道德家的作家》。[67]此后几年里，评介梅勒及其《鹿苑》的文章也散见于《亚利桑那季刊》（Arizona Quarterly）等期刊和《美国现代人：从背叛到屈从》（American Moderns：From Rebellion to Conformity，1958）等著作[68]，但数量不多。20世纪50年代，除了《巴巴里海滨》和《鹿苑》，批评界也对《裸者与死者》给予了一定关注，切斯特·E.爱辛格（Chester E.Eisinger）的《美国战争小说：一团证实的火焰》[69]、约翰·T.弗雷德里克（John T.Frederick）的《“二战”小说》[70]和瓦尔特·B.里德奥特（Walter B.Rideout）的《美国激进小说：1900—1954》[71]都对这部小说做了比较详细的评介。与1948年的评介相比，这些评介的研究性明显增强，评论也比较深入。
1959年，梅勒发表第一部非虚构作品《为我自己做广告》，引起批评界广泛关注，半年之内，《党派评论》（Partisan Review）、《芝加哥犹太论坛》（Chicago Jewish Forum）、《纽约时报书评》（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时报》《旧金山纪事》《纽约时报》《星期六评论》《新闻周刊》《纽约人》《纽约先驱论坛书评》和《大西洋》等期刊发表了10多篇评介文章[72]，对梅勒及其《为我自己做广告》做了简短评介，代表性文章有欧文·豪（Irving Howe）的《大众社会与后现代小说》[73]、格兰维尔·希克斯（Granville Hicks）的《人生观是他自己的》[74]和阿尔弗雷德·卡津的《诺曼·梅勒有多好？》[75]。
除了针对具体作品的评介，10多篇总论性评介文章也出现在《大学英语》（College English）、《英语杂志》（English Journal）、《新共和国》《邦尼斯文学学刊》（Bonniers Litterara Magasin）、《星期六评论》《绅士》（Esquire）、《国家》《党派评论》《哈泼斯》（Harper's）和《文学护照》（Litterair Paspoort）等期刊以及《美国小说五十年》（Fifty Years of the American Novel，1951）、《以我的意见：当代小说研究》（In My Opinion：An Inquiry into the Contemporary Novel，1952）、《20世纪的作者：第一次补充》（Twentieth Century Authors，First Supplement，1955）、《寻找异端：屈从时代的美国文学》（In Search of Heresy：American Literature in an Age of Conformity，1956）和《“迷惘的一代”之后》（After the Lost Generation，1958）等著作[76]，这些文章对梅勒及其文学创作做了概括评介，代表性文章有赫伯特·戈尔德斯通（Herbert Goldstone）的《诺曼·梅勒的小说》[77]、诺曼·波德霍瑞茨（Norman Podhoretz）的《诺曼·梅勒：备战的想象》[78]、阿尔弗雷德·卡津的《孤独的一代：五十年代小说评论》[79]和H.L.莱弗拉尔（H.L.Leffelaar）的《诺曼·梅勒在芝加哥》[80]。此外，1957—1959年，3篇硕士学位论文研究了梅勒，主要涉及《裸者与死者》中的战争和梅勒在1948—1955年发表的小说中的现代绝望主题。但是，20世纪50年代没有出现任何梅勒研究专著。
2.20世纪60—80年代：梅勒研究的繁荣
20世纪60年代，批评界对40—50年代的梅勒小说关注较少。1960—1969年，出现于《美国犹太教》（American Judaism）、《现代斯普拉克》（Modern Sprak）和《文学与心理学》（Literature and Psychology）等期刊和《四十年代的小说》（Fiction of the Forties，1963）、《小说中的美国》（America in Fiction，5th ed.，1967）和《美国“二战”小说》（American Novel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1969）等著作中的《裸者与死者》评论文章不到10篇[81]，出现于《清空屋》（Clearing House）和《西南评论》（Southwest Review）等期刊和《小说中的好莱坞：美国神话的一些版本》（Hollywood in Fiction：Some Versions of the American Myth，1969）等著作中的《鹿苑》评介文章不到5篇[82]，但没有任何期刊或著作中出现评论或介绍《巴巴里海滨》的文章。但是，50年代的梅勒非虚构作品《为我自己做广告》却受到批评界极大关注。1960—1969年，《左派研究》（Studies on the Left）、《哈德森评论》（Hudson Review）、《卡尔莱顿随笔》（The Carleton Miscellany）、《评论》《常青评论》（Evergreen Review）、《新领导》（New Leader）、《异见者》（Dissent）、《美国学者》（American Scholar）、《文艺复兴》（Renaissance）、《威斯康星当代文学研究》（Wisconsin Studies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党派评论》《星期六评论》《时间与潮流》（Time and Tide）、《观众》（Spectator）、《新政客》（New Statesman）和《时报文学补遗》（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等20多种期刊发表了20多篇评论或评介《为我自己做广告》的文章[83]，代表性文章有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的《诺曼·梅勒综合征》[84]、保罗·布莱斯罗（Paul Breslow）的《嬉皮士与激进者》[85]、F.W.杜佩（F.W.Dupée）的《美国人诺曼·梅勒》[86]、詹姆斯·费恩（James Finn）的《一位美国作家的美德、失败与胜利》[87]、莱斯利·A.费德勒（Leslie A.Fiedler）的《古怪的梅勒——中年艺术家画像》[88]、罗伯特·A.伯恩（Robert A.Bone）的《士兵梅勒重新入伍》[89]、查尔斯·I.格里克斯伯格（Charles I.Glicksberg）的《诺曼·梅勒：美国的愤怒年轻小说家》[90]、欧文·豪的《危险追求》[91]、詹姆斯·鲍德温的《黑孩子看着白孩子》[92]和斯图尔特·汉姆普舍尔（Stuart Hampshire）的《联合的梅勒》[93]，这些文章介绍或评论了梅勒激进的政治和道德思想以及他的成功与失败。
20世纪60年代，批评界主要关注的是这一时期梅勒的非虚构作品。1962年，梅勒发表《〈女士之死〉和其他灾难》。当年，《旧金山纪事》《时代》《诗刊》（Poetry）、《纽约时报书评》《星期六评论》《评论》《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卫报》（Guardian）、《观众》《新政客》和《伦敦杂志》（London Magazine）等10多种期刊发表了10多篇评介该书的文章，但都比较简短。但是，1963—1969年，没有出现任何评介该书的文章。1963年，梅勒发表非虚构作品《总统案卷》，该书再现了梅勒的一些重要思想，受到批评界很多关注。1963—1966年，《新闻周刊》《星期六评论》《纽约时报书评》《时代》《大西洋》《哈泼斯》《国家评论》《国家》《新政客》《观众》《党派评论》《评论》《新共和国》和《西部政治季刊》（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等近20种期刊发表了近20篇评介或评论《总统案卷》的文章[94]，代表性文章有加里·威尔斯（Garry Wills）的《不写小说的艺术》[95]、乔纳森·米勒（Jonathan Miller）的《黑人—梅勒》[96]、米奇·德克特尔（Midge Decter）的《梅勒的竞选》[97]和理查德·吉尔曼（Richard Gilman）的《梅勒为何想当总统》[98]。1966年，梅勒发表非虚构作品《食人者与基督徒》，该书展现了梅勒对自己时代美国社会现象的解读和自己的社会政治观点，受到批评界极大关注。1966年7月到1968年3月，《出版周刊》《纽约时报书评》《纽约时报》《新闻周刊》《华尔街学刊》（Wall Street Journal）、《星期六评论》《时代》《时代文学补遗》《国家观察者》（National Observer）、《新共和国》《大西洋》《评论》《国家评论》《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批评家》（Critic）、《常青评论》《弗吉尼亚季刊评论》（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纽约书评》（New York Review of Books）、《马萨诸塞评论》（Massachusetts Review）、《党派评论》《观察者》（Observer）、《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观众》和《伦敦杂志》等30多种期刊发表了近40篇评介或评论《食人者与基督徒》的文章，[99]但大多数文章都比较简短，代表性文章有雷蒙德·卢森泰尔（Raymond Rosenthal）的《梅勒的梅勒帮：一个有成为自己听众危险的作家的新闻写作》[100]、威廉·E.吉尔斯（William E.Giles）的《梅勒的方式：一种令人恼怒的风格中的魅力》[101]、约翰·韦恩（John Wain）的《梅勒笔下的美国》[102]、约翰·W.阿尔德里奇（John W.Aldridge）的《受害者与分析师》[103]、T.B.吉尔莫（T.B.Gilmore）的《希伯来先知的怒火：诺曼·梅勒的〈食人者与基督徒〉》[104]、西莫尔·克里姆（Seymour Krim）的《致诺曼·梅勒的一封公开信》[105]、约翰·汤姆普森（John Thompson）的《跟上梅勒》[106]、威廉·H.普利特查尔德（William H.Pritchard）的《诺曼·梅勒的放肆：诺曼·梅勒的〈食人者与基督徒〉》[107]、托尼·泰纳（Tony Tanner）的《在狮笼里》[108]、丹尼斯·唐纳格（Denise Donoghue）的《啊，梅勒；啊，美国》[109]和A.阿尔瓦利兹（A.Alvarez）的《梅勒博士，我假设》[110]。1967年，梅勒发表三部作品：《斗牛：诺曼·梅勒带有文本的逼真叙述》《鹿苑：一部戏剧》和《诺曼·梅勒短篇小说》，但都没有受到批评界很多关注。作品发表当年，只有《纽约书评》《曼彻斯特卫报》《图书馆学刊》《星期六评论》《出版周刊》和《今日之书》等为数不多的几种期刊发表了不到10篇简短的评介文章。[111]1968年，梅勒发表两部非虚构作品《偶像与章鱼》和《迈阿密与芝加哥包围》，前者没有受到批评界很多关注，除了《出版周刊》和《书之世界》（Book World）分别发表了1篇简短的评介文章，没有任何期刊发表任何评介或评论文章；后者却吸引了批评界的一些注意力。1968年10月到1969年10月，《时代》《出版周刊》《纽约时报》《书之世界》《新政客》《时代文学补遗》《纽约时报书评》《国家》《华尔街学刊》《评论》《国家评论》《纽约书评》和《加州法律评论》（California Law Review）等10多种期刊发表了10多篇评介或评论《迈阿密与芝加哥包围》的文章。[112]
20世纪60年代，尽管梅勒非虚构作品受到批评界极大关注，但批评界关注的核心是梅勒1965年发表的《一场美国梦》与1967年发表的《我们为什么在越南？》这两部小说和1968年发表的非虚构小说《夜晚的大军》。1965—1968年，《国家观察者》《美国犹太教》《纽约时报书评》《畅销书》（Best Sellers）、《纽约先驱论坛》《新闻周刊》《纽约时报》《时代》《星期六评论》《纽约书评》《党派评论》《观察者》《哈泼斯》《新共和国》《华尔街学刊》《时代文学补遗》《芝加哥评论》《国家评论》《卫报》《大西洋》《新政客》《观众》《基督教世纪》（Christian Century）、《书与读书人》（Books and Bookmen）、《西北评论》（Northwest Review）、《哈德森评论》《弗吉尼亚季刊评论》《评论》《北美评论》《明尼苏达评论》（Minnesota Review）、《加拿大论坛》《美国学者》与《霍林斯批评家》（Hollins Critic）等近50种期刊发表了近70篇评介或评论《一场美国梦》的文章[113]，代表性文章有约翰·M.缪斯特（John M.Muste）的《梦魇般的梅勒》[114]、大卫·波洛夫（David Boroff）的《“美国梦”，一个魔鬼般的幻想，表明梅勒的最差状态》[115]、斯坦利·埃德加·希曼（Stanley Edgar Hyman）的《诺曼·梅勒的味美臀部》[116]、约翰·A.阿尔德里奇的《诺曼·梅勒的大回归》[117]、约瑟夫·厄普斯坦因（Joseph Epstein）的《诺曼·X：文学人的卡修斯·克莱》[118]、约翰·威廉·科灵顿（John William Corrington）的《一位美国梦想者》[119]、理查德·柏瑞尔（Richard Poirier）的《病态心理》[120]、罗伯特·达纳（Robert Dana）的《月亮港湾：诺曼·梅勒的〈一场美国梦〉》[121]、莫德凯·李奇勒（Mordecai Richler）的《诺曼·梅勒》[122]、阿兰·科林（Alan Coren）的《一位青年高管艺术家的画像》[123]、斯蒂芬·斯宾德尔（Stephen Spender）的《梅勒的美国情节剧》[124]、托尼·泰纳的《伟大的美国噩梦》[125]和塞缪尔·哈克斯（Samuel Hux）的《梅勒的暴力梦》[126]。1967年7月到1969年4月，《纽约时报》《时代》《星期六评论》《新共和国》《纽约时报书评》《国家观察者》《新闻周刊》《华尔街学刊》《新领导》《大西洋》《国家评论》《哈德森评论》《天主教世界》（Catholic World）、《哈泼斯》《加拿大论坛》《当代文学》（Contemporary Literature）、《时代文学补遗》《新政客》和《观众》等近30种期刊发表了30多篇评介或评论梅勒及其《我们为什么在越南？》的文章[127]，代表性文章有雷蒙德·卢森泰尔的《美国头号D.J.》[128]、萨丽尔·爱莫尔（Sarel Eimerl）的《为熊装载》[129]、查尔斯·T.塞缪尔斯（Charles T.Samuels）的《小说，美国：梅勒哈》[130]、克里斯蒂弗·雷曼-豪普特（Christopher Lehmann-Haupt）的《作为乔伊斯式双关语使用者和语言掌控者的诺曼·梅勒》[131]、约翰·W.阿尔德里奇的《从越南到肮脏》[132]和理查德·莱恩（Richard Lehan）的《1967年的小说》[133]。1968年，梅勒发表《夜晚的大军》，这部非虚构小说让他首次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文学奖。作品发表后，立即受到批评界极大关注，《新闻周刊》《时代》《纽约时报》《星期六评论》《国家观察者》《纽约时报书评》《新学刊》（New Journal）、《新共和国》《纽约书评》《美国学者》《加拿大论坛》《国家评论》《基督教世纪》《新社会》（New Society）、《时代文学补遗》《新政客》《观察者》《卫报》《批评家》《哈德森评论》和《剑桥评论》（Cambridge Review）等30多种期刊发表了40余篇评介或评论梅勒及其《夜晚的大军》的文章[134]，代表性文章有艾略特·弗雷蒙特-史密斯（Eliot Fremont-Smith）的《梅勒论游行》[135]、哈利·S.雷斯尼克（Harry S.Resnik）的《为美国号脉的手》[136]、道格拉斯·M.戴维斯（Douglas M.Davis）的《作为在五角大楼示威游行的喜剧英雄梅勒先生》[137]、阿尔弗雷德·卡津的《他见过的麻烦》[138]、莱昂·布劳迪的《为一位矮子的另一个自我做广告》[139]、劳伦斯·李普顿（Lawrence Lipton）的《诺曼·梅勒：天才、小说家、批评家、剧作家、政客、新闻记者和一无是处的将军》[140]、约什·格林菲尔德（Josh Greenfield）的《新闻写作与文学之间的界线很细，也许，但很清晰》[141]、理查德·吉尔曼（Richard Gilman）的《梅勒所经历过的》[142]、理查德·波士顿（Richard Boston）的《英雄与恶棍》[143]、D.A.N.琼斯（D.A.N.Jones）的《备战的形象》[144]、约翰·西蒙（John Simon）的《梅勒论示威游行：诺曼·梅勒的〈夜晚的大军〉》[145]和威廉·简威（William Janeway）的《梅勒笔下的美国》[146]。
20世纪60年代，除了针对具体作品的评介和评论，批评界还从整体角度对梅勒进行评介或评论，140多篇此类文章出现在《批判》（Critique）、《时代》《星期六评论》《威斯康星当代文学研究》《纽约人》《中西部季刊》（Midwest Quarterly）、《现实主义者》（Realist）、《美国学者》《科罗拉多季刊》（Colorado Quarterly）、《政治季刊》（Political Quarterly）、《耶鲁评论》《美国文学评论》（American Literature Review）、《纽约时报书评》《文艺复兴》《亚利桑那季刊》《弗吉尼亚季刊评论》《南方评论》（Southern Review）、《霍林斯批评家》《左派研究》《哈德森评论》《新共和国》《美国研究》（Studi Americani）、《密西西比大学季刊》（University of Mississippi Quarterly）、《北美评论》《大学学院季刊》（University College Quarterly）、《纽约书评》《批评季刊》（Critical Quarterly）、《大学英语协会会刊》（College Language Association Journal）、《评论》《凯尼恩评论》（Kenyon Review）、《明尼苏达评论》《马萨诸塞评论》《星期日时报杂志》（Sunday Times Magazine）、《马拉哈特评论》（Malahat Review）、《芝加哥评论》《党派评论》《常青评论》《时代文学补遗》《大西洋》《纽约时报》《美国西部文学》（Western American Literature）、《丹佛季刊》（Denver Quarterly）和《现代小说研究》（Modern Fiction Studies）等近80种期刊以及《20世纪美国文学》（American Writing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1960）、《激进的天真：当代美国小说研究》（Radical Innocence：Studies in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Novel，1961）、《收获时代：1910—1960年的美国文学》（A Time of Harvest：American Literature 1910-1960，1962）、《近期美国小说家：明尼苏达大学美国作家小册子》（Recent American Novelist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amphlets on American Writers，1962）、《近期美国小说》（Recent American Fiction，1963）、《美国现代小说》（The Modern Novel in America，1963）、《美国小说中的爱情与死亡》（Love and Death in the American Novel，1968）、《论当代文学》（O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1964）、《美国社会小说：从詹姆斯到科曾斯》（American Social Fiction：James to Cozzens，1964）、《当代美国小说家》（Contemporary American Novelists，1964）、《犹太人与美国人》（Jews and Americans，1965）、《梦魇的语言：当代美国小说研究》（The Language of Nightmare：Studies in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Novel，1965）、《美国现代政治小说：1900—1960》（The Modern American Political Novel，1900-1960，1966）、《美国新激进主义（1889—1963）：作为一种社会类型的知识分子》[The New Radicalism in America（1889-1963）：The Intellectual as a Social Type，1966]、《当今小说：当代小说学生指南》（The Novel Now：A Student's Guide to Contemporary Fiction，1967）、《绝望的信仰：贝娄、塞林格、梅勒、鲍德温和厄普代克研究》（Desperate Faith：A Study of Bellow，Salinger，Mailer，Baldwin and Updike，1967）、《六十年代的美国：一部思想史》（America in the Sixties：An Intellectual History，1968）、《思考女性》（Thinking About Women，1968）、《小说展望》（Perspectives on Fiction，1968）、《永恒的亚当与新世界花园：1830年以来美国小说中的中心神话》（The Eternal Adam and the New World Garden：The Central Myth in the American Novel since 1830，1968）和《领域混淆》（The Confusion of Realms，1969）等30多部著作，[147]代表性文章有罗伯特·高尔汉姆·戴维斯（Robert Gorham Davis）的《诺曼·梅勒与自我主义的陷阱》[148]、弗雷德里克·J.霍夫曼（Frederick J.Hoffman）的《诺曼·梅勒与自我的反抗：关于近期美国文学的一些探讨》[149]、德威特·麦克唐纳德（Dwight Macdonald）的《我们的长久通讯员：马萨诸塞与梅勒》[150]、查尔斯·I.格里克斯伯格的《诺曼·梅勒：美国的愤怒年轻小说家》[151]、乔治·A.施拉德尔（George A.Schrader）的《诺曼·梅勒与反抗的绝望》[152]、H.山本（H.Yamamoto）的《诺曼·梅勒的现实主义意识》[153]、布鲁斯·库克（Bruce Cook）的《诺曼·梅勒：权力的诱惑》[154]、戴安娜·特里林的《诺曼·梅勒》[155]、罗伯特·安顿·威尔森（Robert Anton Wilson）的《致诺曼·梅勒的一封公开信》[156]、米利克·兰德（Myrick Land）的《诺曼·梅勒先生挑战屋里的所有天才》[157]、莱斯利·A.费德勒的《作为神话美国人的犹太人》[158]、佐渡谷重信（Shigenobu Sadoya）的《诺曼·梅勒的存在主义》[159]、考德尔·威林厄姆（Calder Willingham）的《不是这样做的：论诺曼·梅勒的消沉》[160]、哈里斯·迪恩斯特弗莱（Harris Dienstfrey）的《诺曼·梅勒的小说》[161]、锡德尼·芬克莱斯坦因（Sidney Finklestein）的《诺曼·梅勒与爱德华·阿尔比》[162]、劳伦斯·戈尔德曼（Lawrence Goldman）的《诺曼·梅勒的政治想象》[163]、埃德蒙·L.沃尔普（Edmund L.Volpe）的《詹姆斯·琼斯—诺曼·梅勒》[164]、马尔文·穆德里克（Marvin Mudrick）的《梅勒与斯泰伦：权势客人》[165]、艾伦·古特曼（Allen Guttmann）的《犹太人的皈依》[166]、马里奥·科罗纳（Mario Corona）的《诺曼·梅勒》[167]、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的《愤怒的小说：战后美国小说中的少数派声音》[168]、保罗·B.纽曼（Paul B.Newman）的《梅勒：作为存在主义者的犹太人》[169]、雷尼·维尼加尔顿（Renee Winegarten）的《诺曼·梅勒——真的还是假的？》[170]、约翰·W.阿尔德里奇的《诺曼·梅勒：新成功的能量》[171]、阿尔弗雷德·卡津的《作为现代作家的犹太人》[172]、玛格丽·伍德（Margery Wood）的《诺曼·梅勒与纳撒利·萨拉特：存在主义小说之比较》[173]、罗伯特·所罗塔洛夫的《沿着梅勒的路走下去》[174]、詹姆斯·托贝克（James Toback）的《今日之诺曼·梅勒》[175]、理查德·福斯特（Richard Foster）的《梅勒与菲茨杰拉德传统》[176]、约翰·彼特（John Peter）的《小说家的自我消除》[177]、罗伯特·兰鲍姆（Robert Langbaum）的《梅勒的新风格》[178]、戴维斯·希尔萨（David Helsa）的《诺曼·梅勒的两个角色》[179]、马克思·F.舒尔茨（Max F.Schulz）的《梅勒的神曲》[180]、罗伯特·阿尔特尔（Robert Alter）的《诺曼·梅勒笔下的真实与想象世界》[181]、西莫尔·克里姆（Seymour Krim）的《诺曼·梅勒：滚出我的脑海！》[182]、马丁·格林（Martin Green）的《梅勒与艾米斯：新保守主义》[183]、雷蒙·A.施罗斯（Raymond A.Schroth）的《梅勒及其众神》[184]、大卫·洛奇（David Lodge）的《十字路口的小说家》[185]、理查德·吉尔曼的《诺曼·梅勒：艺术作为生活，生活作为艺术》[186]和格莱斯·维特（Grace Witt）的《作为嬉皮士的坏人：诺曼·梅勒对边疆隐喻的运用》[187]。
20世纪60年代，除了评论和评介文章，还出现了4部梅勒研究专著：理查德·福斯特的《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68）、贝利·H.利兹（Barry H.Leeds）的《诺曼·梅勒的结构化想象》（The Structured Vision of Norman Mailer，1969）、唐纳德·L.考夫曼（Donald L.Kaufmann）的《诺曼·梅勒：倒数：第一个20年》（Norman Mailer：the Countdown：the First Twenty Years，1969）和彼特·曼索（Peter Manso）的《与机器赛跑：梅勒—布里斯林竞选》（Running against the Machine：The Mailer-Breslin Campaign，1969）；另外，理查德·科斯特拉尼兹（Richard Kostelanetz）主编的《论当代文学：当代文学主要运动与作家论文集》（O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An Anthology of Critical Essays on the Major Movements and Writers of Contemporary Literature，1964）和阿尔弗雷德·卡津的专著《正在创作的作家：第三辑》（Writers at Work：Third Series，1967）也分别专章论述了梅勒。此外，B.A.所科罗夫（B.A.Sokoloff）出版了梅勒研究文献汇编：《诺曼·梅勒研究文献》（A Bibliography of Norman Mailer，1969）。在这些研究专著、编著和文献汇编中，3部涉及梅勒小说：《诺曼·梅勒》《诺曼·梅勒的结构化想象》和《诺曼·梅勒：倒数：第一个20年》。
20世纪60年代，除了研究论文、专著、编著和文献汇编，还出现了30余篇梅勒专题研究或涉及梅勒研究的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纵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情况，可以发现，批评界关注的主要话题是：梅勒小说中的诚实主题、战争观、人的命运观、人物形象、个人/自我与社会、美国神话与存在主义想象、存在主义及其对美国文学的影响、存在主义英雄的命运、嬉皮主义与嬉皮士、成长与开放未来、自然主义、虚无的极权主义、社会政治思想演化、孤立反应、冲突模式、都市价值、意义寻找、政治小说中的含混与冲突，等等。
1969年，梅勒因《夜晚的大军》首次获得普利策文学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受此次获奖影响，20世纪70年代伊始，梅勒研究开始蓬勃发展，出现了一次研究热潮。这一时期，40—60年代的梅勒小说和非虚构作品继续受到批评界关注。《现代小说研究》、PMLA、《美国小说研究：诺曼·梅勒专辑》（Studies of American Novels：Norman Mailer Number）、《哈德森评论》和《20世纪文学》等期刊以及《英雄小说：史诗传统与20世纪美国小说》（Heroic Fiction：The Epic Tradition and the American Novel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1971）等著作发表或收录了《裸者与死者》研究论文[188]，虽然数量不多，但都是比较有深度的细读性专题研究，代表性文章有大卫·F.伯格（David F.Burg）的《〈裸者与死者〉的主人公》[189]、兰德尔·H.沃尔德伦（Randall H.Waldron）的《裸者、死者与机器：新观诺曼·梅勒首部长篇小说》[190]和保罗·N.西格尔（Paul N.Siegel）的《〈裸者与死者〉中的邪恶上帝》[191]。《现代小说研究》和《20世纪文学》发表了评论《巴巴里海滨》的文章，前者发表了约翰·斯塔克（John Stark）的《〈巴巴里海滨〉：梅勒最佳作品的基础》[192]，该文专门评论了《巴巴里海滨》，后者发表了露丝·普利格兹（Ruth Prigozy）的《麦卡锡时代的自由主义小说家》[193]，该文中也有对《巴巴里海滨》的集中论述。《美国小说研究：诺曼·梅勒专辑》《前沿：女性研究》（Frontiers：A Journal of Women Studies）和《批判》等期刊发表了评论《鹿苑》的文章[194]，小说主人公塞尔杰斯·奥肖内西（Sergius O'Shaugnessy）成为很多评论的重要关注，如詹姆斯·罗瑟尔（James Rother）的《梅勒的“奥肖内西纪事”：想象的尸检》[195]和海伦·豪威尔·瑞尼斯（Helon Howell Raines）的《诺曼·梅勒的塞尔杰斯·奥肖内西：恶棍与受害者》[196]。《歌剧新闻》（Opera News）、《过渡》（Transition）和《美国小说研究：诺曼·梅勒专辑》发表了评论《一场美国梦》的文章。[197]《20世纪文学》《加拿大美国研究评论》（Canadian Review of American Studies）、《现代小说研究》和《大学英语》等期刊以及《美国梦，美国梦魇》（American Dreams，American Nightmares，1970）等著作发表或收录了评论或涉及《我们为什么在越南？》的文章[198]，代表性文章有伊哈布·哈桑的《聚焦诺曼·梅勒的〈我们为什么在越南？〉》[199]、拉尔夫·毛德（Ralph Maud）的《福克纳、梅勒与熊瑜伽》[200]、理查德·皮尔斯（Richard Pearce）的《诺曼·梅勒的〈我们为什么在越南？〉：对边疆价值的激进批判》[201]、鲁宾·拉比诺威兹（Rubin Rabinovitz）的《〈我们为什么在越南？〉中的神话与泛灵论》[202]和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伟大的美国猎人，或者，小说中的意识形态内容》[203]；《大众文化》（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马萨诸塞英语研究》（Massachusetts Studies in English）、《现代小说研究》《小说：小说论坛》（NOVEL：A Forum on Fiction）、《〈英语研究年鉴〉第8辑：美国文学专辑》（The Yearbook of English Studies 8，American Literature Special Number）和《美国小说研究：诺曼·梅勒专辑》等期刊以及《小说与事件》（Fictions and Events，1971）等著作发表或收录了评论或涉及《夜晚的大军》的文章[204]，代表性文章有约翰·D.查姆鲍尔（John D.Champoll）的《诺曼·梅勒与〈夜晚的大军〉》[205]、罗伯特·梅瑞迪斯（Robert Merideth）的《45秒钟的尿：关于诺曼·梅勒与〈夜晚的大军〉的左派批判》[206]、查尔斯·H.布朗（Charles H.Brown）的《新闻写作与艺术》[207]、杰克·贝哈尔（Jack Behar）的《历史与虚构：诺曼·梅勒的〈夜晚的大军〉；威廉·斯泰伦的〈纳特·特勒的忏悔〉》[208]、詹姆斯·E.布里斯林（James E.Breslin）的《诺曼·梅勒〈夜晚的大军〉中的风格》[209]和肯尼斯·A.塞布（Kenneth A.Seib）的《梅勒笔下的游行：〈夜晚的大军〉的史诗结构》[210]。此外，《为我自己做广告》和《食人者与基督徒》也受到一定关注，《现代小说研究》《南方评论》和《五十年代：小说、诗歌、戏剧》（The Fifties：Fiction，Poetry，Drama，1971）发表或收录了评介这两部作品的文章。[211]总体来说，20世纪70年代，批评界对梅勒40—60年代发表的作品的关注程度有所下降，评论主要出现在70年代上半期，但研究成分增多，重读倾向增强，评论话题更为集中。就作品而言，70年代批评界比较关注梅勒的成名作《裸者与死者》和60年代后期作品《我们为什么在越南？》与《夜晚的大军》。
但是，20世纪70年代，批评界关注的主要是这一时期梅勒的非虚构作品。1970年，梅勒发表《月球上的火焰》，引起批评界极大关注。随后两年内，《图书馆学刊》《新政客》《时代》《时代文学补遗》《新闻周刊》《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纽约书评》《纽约人》《国家评论》《畅销书》《星期六评论》《新共和国》《出版周刊》《大西洋》《星期日时报》《国家》《评论》《批评家》《现代小说研究》《河滨季刊》（Riverside Quarterly）和《政治评论》（Review of Politics）等30余种期刊发表了30余篇评介该作品的文章[212]，代表性文章有本杰明·德·莫特（Benjamin De Mott）的《在载有宝瓶座梅勒的阿波罗Ⅱ号里面》[213]、理查德·柏瑞尔的《梅勒的起伏》[214]、阿尔弗雷德·卡津的《卡波特笔下的堪萨斯与梅勒笔下的月球》[215]、雷蒙·A.施罗斯（Raymond A.Schroth）的《梅勒论登月》[216]、唐纳德·L.考夫曼的《梅勒的月球小碎片》[217]和托马斯·沃尔吉（Thomas Werge）的《像世界末日的航行：上帝、撒旦与诺曼·梅勒〈月球上的火焰〉中的美国传统》[218]。1972年，梅勒发表《性的囚徒》，也受到批评界关注，《时代》《时代文学补遗》《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星期日时报杂志》《图书馆学刊》《畅销书》《星期六评论》《国家评论》《大西洋》《新政客》《批评家》和《马萨诸塞评论》等20余种期刊发表了20余篇评介该作品的文章[219]，代表性文章有《女性解放：梅勒对米莉特》[220]、西斯特·楠（Sister Nan）的《诺曼：性的囚徒》[221]、布利基德·布罗菲（Brigid Brophy）的《性的囚徒》[222]和《凯蒂对梅勒所做的》[223]、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的《走出机器》[224]、V.S.普利特奇特（V.S.Pritchett）的《与梅勒在性马戏团：进入笼子》[225]、乔纳森·拉邦（Jonathan Raban）的《哈克·梅勒与寡妇米莉特》[226]、朱丽叶·米切尔（Juliet Mitchell）的《梅勒：“所以又呼吁革命了”》[227]、大卫·洛奇的《男性、梅勒、女性》[228]和安妮特·巴恩斯（Annette Barnes）的《诺曼·梅勒：性的囚徒》[229]。同年，梅勒还发表《麦德斯通：一个谜》，但没有引起批评界太多关注，除了《纽约时报书评》和《北美评论》各发表1篇评介文章，没有任何期刊发表任何评介或评论文章。1972年，梅勒发表《存在主义差事》和《圣乔治与教父》两部非虚构作品，再次受到批评界极大关注。《图书馆学刊》《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纽约书评》《纽约人》和《星期六评论》等10余种期刊发表了10余篇评介《存在主义差事》的文章。[230]《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纽约人》《星期六评论》《时代》《国家观察者》和《评论》等10余种期刊发表了10余篇评介《圣乔治与教父》的文章。[231]1973年，梅勒发表《玛丽莲传》，再次受到批评界关注。《时代》《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纽约书评》《纽约人》《新闻周刊》《畅销书》《图书馆学刊》《新共和国》《华尔街学刊》《星期六评论》《绅士》《评论》《新政客》和《哈德森评论》等20多种期刊发表了近30篇评介或评论该作品的文章，[232]代表性文章有马尔什·克拉克和斯蒂夫·坎弗（Marsh Clark and Stefan Kanfer）合著的《两种神话重合：NM发现了MM》[233]、埃德蒙·福勒（Edmund Fuller）的《梅勒对玛丽莲的性剥削》[234]、路易斯·伯格（Louis Berg）的《当她善良时……》[235]、约翰·斯塔福特（John Stafford）的《梅勒笔下的玛丽莲·梦露》[236]、索尔·马洛夫（Saul Maloff）的《梅勒笔下的玛丽莲》[237]、里拉·弗雷利彻尔（Lila Frelicher）的《梅勒为格罗塞特和邓拉普庆贺梦露》[238]、菲利普·福瑞琪（Philip French）的《诺曼与诺玛·基恩》[239]和杰拉尔德·威尔斯（Gerald Weales）的《裸的与假的：诺曼·梅勒的〈玛丽莲传〉》[240]。1974年，梅勒发表《乱涂乱画的信仰》，也受到批评界关注，《出版周刊》《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和《纽约》等期刊发表了评介性文章。[241]同年，梅勒还发表《决斗》，但未受到批评界很多关注，除了《图书馆学刊》发表1篇简短评介文章，没有任何期刊发表任何评介或评论文章。1976年，梅勒发表非虚构作品《一些尊贵的人：1960—1972年的政治会议》，同样没有受到批评界很多关注，除了《图书馆学刊》发表1篇简短评介文章，没有任何期刊发表任何评介或评论文章。1979年，梅勒发表《刽子手之歌》，这是他继《夜晚的大军》之后的又一力作，让他第二次荣获普利策文学奖，但小说发表后并没有立即受到批评界关注，除了《图书馆学刊》发表1篇简短评介文章，当年没有任何期刊发表任何评介或评论文章。
除了针对具体作品的评介和评论，20世纪70年代，从整体角度评介或评论梅勒的文章也非常多。这一时期，《作家文摘》（Writer's Digest）、《党派评论》《德语英美文学评论季刊》（Dutch Quarterly Review of Anglo-American Letters）、《星期六评论》《星期六艺术评论》（Saturday Review of the Arts）、《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书评》《绅士》《现代小说研究》《批评评论》《西部人文评论》（Western Humanities Review）、《新美国评论》（New American Review）、《当代文学》《知识分子文摘》（Intellectual Digest）、《国家》《大西洋》《哥伦比亚新闻主义评论》（Columbia Journalism Review）、《国家观察者》《马克·吐温学刊》（Mark Twain Journal）、《大学英语》《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新闻周刊》《美国小说研究：诺曼·梅勒专辑》《异见者》《美国文学》《新评论》（The New Review）、《美国学者》和《马萨诸塞评论》等近40种期刊以及《公开的决定：当代美国小说及其思想背景》（The Open Decision：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Novel and Its Intellectual Background，1970）、《文学视野：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美国文学》（Literary Horizons：A Quarter Century of American Fiction，1970）、《美国梦，美国梦魇》（American Dreams，American Nightmares，1970）、《武装的美国：小说中的美国面目》（An Armed America：Its Face in Fiction，1970）、《性政治》（Sexual Politics，1970）、《美国的新小说：当代小说中的卡夫卡模式》（The New Novel in America：The Kafkan Mode in Contemporary Fiction，1970）、《〈红热真空〉及其他六十年代的作品》（The Red Hot Vacuum and Other Pieces of Writing of the Sixties，1970）、《美国文学中的英雄理想》（The Heroic Ideal in American Literature，1971）、《美国的犹太作家：同化与身份危机》（The Jewish Writer in America：Assimilation and the Crisis of Identity，1971）、《新新闻主义：地下出版社、非虚构艺术家和资深媒体的变革》（The New Journalism：The Underground Press，The Artists of Nonfiction，and Changes in the Established Media，1971）、《词城：1950—1970年的美国小说》（City of Words：American Fiction 1950-1970，1971）、《美国现代文学中的性革命》（The Sexual Revolutions in Modern American Literature，1971）、《20世纪文学回眸》（第2卷）（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in Retrospect，Vol.Ⅱ，1973）、《从坡到梅勒的七位美国文学文体家简论》（Seven American Literary Stylists from Poe to Mailer：An Introduction，1973）、《美国犹太人的文学》（The Literature of American Jews，1973）、《当代美国文学（1945—1972）导论》（Contemporary American Literature，1945-1972：An Introduction，1973）、《危险的跨越：法国文学存在主义与美国现代小说》（A Dangerous Crossing：French Literary Existentialism and the Modern American Novel，1973）、《新新闻主义》（The New Journalism，1973）和《堕落天使们的语言》（Tongues of Fallen Angels，1974）等20多部著作发表或收录了90余篇梅勒研究或评论文章，[242]代表性文章有格兰维尔·希克斯的《诺曼·梅勒：前言》[243]、海伦·韦伯格（Helen Weinberg）的《诺曼·梅勒小说中的主人公》[244]、J.巴克（J.Bakker）的《文学、政治和诺曼·梅勒》[245]、马修·格莱斯（Matthew Grace）的《十年之末的诺曼·梅勒》[246]、威尔弗雷德·希德（Wilfred Sheed）的《诺曼·梅勒：天才抑或什么都不是》[247]、约翰·M.缪斯特的《诺曼·梅勒与约翰·多斯·帕索斯：影响问题》[248]、理查德·D.芬霍尔特（Richard D.Finholt）的《“否则怎么解释？”：诺曼·梅勒的新宇宙观》[249]、唐纳德·L.考夫曼的《诺曼·梅勒的长久而幸福的生活》[250]、詹姆斯·吉丁（James Gindin）的《特大修建与WASP的反应：梅勒与厄普代克的小说》[251]、莫顿·L.罗斯（Morton L.Ross）的《梭罗与梅勒：狂妄自负之人的使命》[252]、西奥多·L.格罗斯（Theodore L.Gross）的《诺曼·梅勒：英雄主义追寻》[253]、查尔斯·I.格里克斯伯格的《诺曼·梅勒：拯救与像世界末日的极度兴奋》[254]、理查德·柏瑞尔的《梅勒：好的形式与差的》[255]和《诺曼·梅勒笔下的必要混乱》[256]、莱昂·布劳迪的《诺曼·梅勒：易受害性的自豪》[257]、迈克尔·科瓦（Michael Cowan）的《诺曼·梅勒的美国性》[258]、戴恩·普罗克斯皮尔·奥斯特立克（Dane Proxpeale Ostriker）的《诺曼·梅勒与秘密女性或者，强奸C-K》[259]、理查德·福斯特的《诺曼·梅勒》[260]、理查德·莱恩的《其他限制：诺曼·梅勒与理查德·赖特》[261]、J.H.罗利（J.H.Raleigh）的《历史及其重负：以诺曼·梅勒为例》[262]、罗伯特·F.露西德（Robert F.Lucid）的《诺曼·梅勒：作为幻想人物的艺术家》[263]、赛尔顿·罗德曼（Seldon Rodman）的《诺曼·梅勒》[264]和J.迈克尔·莱农的《梅勒的石棺：艺术家、媒体与“金钱”》[265]。
除了评介和评论文章，20世纪70年代还出版了不少梅勒研究专著、编著和文献汇编以及涉及梅勒研究的著作。1970—1979年，14部梅勒研究专著先后面世，它们是：乔·弗拉赫尔蒂（Joe Flaherty）的《管理梅勒》（Managing Mailer，1970）、卡洛琳·劳拉·泰特（Carolyn Laura Tate）的《诺曼·梅勒：存在主义英雄在美国的命运》（Norman Mailer：The Fortunes of the Existentialist Hero in America，1970）、罗伯特·赖特·梅里尔（Robert Wright Merrill）的《秩序爱好：诺曼·梅勒的成就》（A Fondness for Order：The Achievement of Norman Mailer，1971）和《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78）、理查德·柏瑞尔的《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72）、罗伯特·所罗塔洛夫的《沿着梅勒的路往下走》（Down Mailer's Way，1974）、菲利普·H.布菲西斯（Philip H.Bufithis）的《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74/1978）、斯坦利·T.古特曼（Stanley T.Gutman）的《巴巴里的人类：诺曼·梅勒小说中的个人与社会》（Mankind in Barbary：The Individual and Society in the Novels of Norman Mailer，1975）、简·拉德福特（Jean Radford）的《诺曼·梅勒批评研究》（Norman Mailer：A Critical Study，1975）、迈克尔·克鲁亚克（Michael Kerouac）的《马克·吐温与诺曼·梅勒》（Mark Twain and Norman Mailer，1975）、劳拉·亚当斯的《存在主义战斗：诺曼·梅勒的成长》（Existential Battles：The Growth of Norman Mailer，1976）、威廉·J.韦瑟比（William J.Weatherby）的《拉平比分：梅勒对鲍德温》（Squaring off：Mailer versus Baldwin，1977）、罗伯特·厄尔里奇（Robert Ehrlich）的《诺曼·梅勒：作为嬉皮士的激进者》（Norman Mailer：The Radical as Hipster，1978）、詹妮弗·贝利（Jennifer Bailey）的《诺曼·梅勒：快变的艺术家》（Norman Mailer，Quick-change Artist，1979）和桑迪·科恩（Sandy Cohen）的《诺曼·梅勒的小说》（Norman Mailer's Novels，1979）。这些研究专著覆盖了梅勒的主要作品，有的主要研究梅勒的思想，有的主要研究梅勒的艺术，有的主要研究梅勒的个性，分析都很有深度。
20世纪70年代还出版了2部梅勒研究专辑（号）和3部梅勒研究论文集。1971年，《现代小说研究》出版梅勒研究专辑《现代小说研究：诺曼·梅勒》（Modern Fiction Studies：Norman Mailer），收入唐纳德·L.考夫曼、大卫·F.伯格、罗伯特·梅瑞迪斯、理查德·D.芬霍尔特、理查德·皮尔斯、约翰·M.缪斯特、罗杰·拉姆塞（Roger Ramsey）和约翰·斯塔克等评论家的梅勒研究论文和劳拉·亚当斯的梅勒研究文献汇总；同年，《哈泼斯》出版《〈哈泼斯〉：诺曼·梅勒研究专号》（Harper's：Norman Mailer Issue），罗伯特·F.露西德编辑出版梅勒研究论文集《诺曼·梅勒其人其作》（Norman Mailer：The Man and His Work，1971），这是继《现代小说研究》和《哈泼斯》出版梅勒研究专辑（号）以来的第一部梅勒研究论文集，收入露西德、理查德·福斯特、诺曼·波德霍瑞茨、阿尔弗雷德·卡津、戈尔·威德尔、戴安娜·特里林、米奇·德克特尔、伊丽莎白·哈德威克（Elizabeth Hardwick）、汤姆·沃尔夫（Tom Wolfe）、理查德·柏瑞尔、莱昂·伯萨尼（Leo Bersani）、约翰·W.阿尔德里奇、杰克·理查森（Jack Richardson）、德维特·麦克唐纳德、詹姆斯·鲍德温、考尔德·威林厄姆（Calder Willingham）、诺曼·马蒂恩（Norman Martien）和保罗·卡罗尔（Paul Carroll）等评论家的18篇梅勒研究论文，第一次集中全面地展现了梅勒研究成果。1972年，莱昂·布劳迪编辑出版《诺曼·梅勒批评论文集》（Norman Mailer：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1972），收入布劳迪、斯蒂芬·马尔库塞（Steven Marcus）、戴安娜·特里林、詹姆斯·鲍德温、乔治·阿尔弗雷德·施拉德（George Alfred Schrader）、F.W.杜佩（F.W.Dupée）、斯坦利·埃德加·希曼、约翰·W.阿尔德里奇、莱昂·伯萨尼、理查德·福斯特、迈克尔·科瓦、理查德·吉尔曼和理查德·柏瑞尔等评论家的13篇梅勒研究论文，其中3篇在罗伯特·F.露西德编辑出版的《诺曼·梅勒其人其作》中已经出现。1974年，劳拉·亚当斯编辑出版《请真正的诺曼·梅勒站出来好吗》（Will the Real Norman Mailer Please Stand Up，1974），收入亚当斯、马修·格莱斯（Matthew Grace）、理查德·A.施罗斯（Richard A.Schroth）、马克思·F.舒尔茨、理查德·D.芬霍尔特、迈克尔·科瓦、托尼·泰纳、巴里·H.利兹、杰拉尔德·威尔斯、莱昂·布劳迪、迈克尔·L.约翰逊（Michael L.Johnson）、简·奥雷利（Jane O'Reilly）、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布鲁斯·库克和理查德·柏瑞尔等评论家的15篇梅勒研究论文，再次比较全面集中地展现了梅勒研究的新成就。
除了研究专著、专辑（号）和论文集，20世纪70年代还有4部学术著作也专章论述或涉及梅勒及其作品，它们是：小纳森·A.司各特的《三位美国道德家：梅勒、贝娄、特里林》（Three American Moralists：Mailer，Bellow，Trilling，1973）、大卫·杰弗里·希史密斯（David Jeffrey Highsmith）的《海明威、米勒和梅勒作品中的人物：过去五十年中关于“我”的修辞》（The Persona in Hemingway，Miller and Mailer：The Rhetoric of the “I”in the Last Fifty Years，1973）、欧文·玛琳（Irving Malin）主编的《当代美国犹太文学批评论文集》（Contemporary American-Jewish Literature：Critical Essays，1973）和乔治·安德鲁·帕尼克斯（George Andrew Panichas）的《20世纪小说家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Twentieth-century Novelists，1974）。
除此，20世纪70年代还出版了1部梅勒传记和2部梅勒研究文献汇编。1976年，乔纳森·米德尔布鲁克（Jonathan Middlebrook）出版梅勒传记《梅勒与他时代的时代》（Mailer and the Times of His Time，1976），这是第一部梅勒传记，第一次全面集中地展现了梅勒的生活和创作经历。1974年，劳拉·亚当斯出版梅勒研究文献汇编《诺曼·梅勒研究文献全集》（Norman Mailer：A Comprehensive Bibliography，1974）。1977年，第二部梅勒研究文献汇编《诺曼·梅勒研究文献》（Norman Mailer：Bibliographie，1977）也正式面世，这两部文献汇编为后来的梅勒研究提供了极为有用的参考。
除了正式发表的梅勒研究论文和正式出版的梅勒研究专著、编著、专辑和文献汇编以及梅勒传记，20世纪70年代还有100余篇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专题研究或涉及梅勒研究，研究话题主要涉及：梅勒小说中“两男一女”之间的三角关系，梅勒小说中的权力与自主，梅勒对待统治、权力和性的态度，梅勒的秩序愿望，梅勒的历史观，梅勒小说中的女性和女性塑造，梅勒作品中人物塑造的发展，梅勒小说中的个人与社会，梅勒小说中的不同自我和自我意识的形式，梅勒的激进个人主义，梅勒的激进英雄主义神学，梅勒小说中英雄与风格的关系，梅勒作品中的再生与英雄意识（寓言与原型），梅勒小说中英雄人物的演化，梅勒小说中对男性气质的追求，梅勒小说中的反叛及反叛者与嬉皮士，梅勒嬉皮士观中的审美和政治维度，梅勒小说中的美国存在主义者及其诞生，梅勒清教主义—存在主义想象的演化，梅勒的政治与政治思想，1948—1968年梅勒政治主题的发展，梅勒作品中的政治和社会氛围，梅勒小说中的战争，梅勒20世纪60年代小说中的大学形象，梅勒小说中的美国梦，梅勒小说中技术时代的人性抗争，梅勒作品中的愤怒与复活，梅勒的末日天启论想象（梦与灾难），梅勒的拯救追求，梅勒的摩西式思想，梅勒小说中的犹太与清教价值，梅勒的神秘想象，梅勒作品中的虚构与现实、梅勒对美国现实的感知和梅勒的当代美国想象、梅勒的叙事艺术、梅勒的成长美学，梅勒作品的形式与内容，梅勒小说发展中的传奇与自然主义以及梅勒与美国文学自然主义的关系，等等。
1980年，梅勒因《刽子手之歌》再次获得普利策文学奖，这让他再次成为批评界的关注热点。20世纪80年代伊始，梅勒研究再次出现热潮，但与70年代相比，80年代梅勒的创作力明显下降，除了1982年发表的非虚构作品《碎片与武断意见》、1983年发表的小说《古代的夜晚》和1984年发表的小说《硬汉子不跳舞》，他没有发表其他作品。与此相应，批评界对梅勒的关注也没有70年代那么多。70年代，梅勒已发表作品都受到批评界不同程度的关注；但80年代，仅有《裸者与死者》《月球上的火焰》《玛丽莲传》和《刽子手之歌》等为数不多的几部作品受到批评界不同程度的关注，其他作品均未受到关注。整个80年代，仅有2篇评论《裸者与死者》的文章：一篇是伯纳德·霍恩（Bernard Horn）的《战争中的艾哈布与伊什梅尔：〈裸者与死者〉中的〈白鲸〉在场》[266]，另一篇是尼格尔·雷（Nigel Leigh）的《梅勒〈裸者与死者〉中的地方精神》[267]；80年代末，有1篇文章评介了《月球上的火焰》，即卡尔·罗利森（Carl Rollyson）的《〈月球上的火焰〉》[268]，有1篇文章评论了《玛丽莲传》，即迪恩·麦克卡耐尔（Dean MacCannell）的《玛丽莲·梦露不是男人：诺曼·梅勒的〈玛丽莲传〉》[269]。相对而言，《刽子手之歌》受到批评界关注较多。1980年，有5篇文章评论或评介了这部作品，即卡尔·罗利森的《全新的传记：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270]、芭芭拉·艾伦·巴布科克（Barbara Allen Babcock）的《加里·吉尔莫的律师：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271]、罗纳德·韦伯（Ronald Weber）的《作为主体的谋杀：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托马斯·汤姆普森的〈蛇〉》[272]、弗雷德里克·E.霍克希（Frederick E.Hoxie）的《诺曼·梅勒的〈刽子手之歌〉》[273]和L.W.佩恩（L.W.Payne）的《〈刽子手之歌〉》[274]，但1981—1989年，很少有期刊发表评介或评论《刽子手之歌》的文章。与70年代及之前的评论相比，80年代的梅勒研究更有深度。1982年，梅勒发表非虚构作品《碎片与武断意见》。当年和次年，《图书馆学刊》和《马基尔文学年鉴1983》分别发表1篇评介文章，但都只是简短介绍，算不上真正的评论。1983年，梅勒发表耗时10年才完成的小说《古代的夜晚》，受到批评界关注。当年和次年，《三便士评论》（The Threepenny Review）、ELH、《图书馆学刊》《纽约书评》《马基尔文学年鉴1984》和《今日世界文学》（World Literature Today）分别发表了评介性文章，但这些文章都比较简短，只是简单评介，深入研究不多。1984年，梅勒发表小说《硬汉子不跳舞》，受到批评界关注，《图书馆学刊》《国家》《马基尔文学年鉴1985》和《普罗温斯顿艺术》（Provincetown Arts）分别发表了评介性文章，但这些文章都只是简单评介，没有对小说进行深入研究。
除了针对具体作品的评介和评论，20世纪80年代，《星期六评论》《现代语言研究》（Modern Language Studies）、《马基尔文学年鉴1983》和《现代小说研究》分别发表了整体性评论梅勒的文章，代表性文章有希拉里·米尔斯的《创作者论创作：诺曼·梅勒》[275]、J.迈克尔·莱农的《梅勒的宇宙观》[276]、杰西卡·杰尔森（Jessica Gerson）的《诺曼·梅勒：性、创造性与上帝》[277]和克里斯蒂安·K.梅辛格（Christian K.Messenger）的《诺曼·梅勒的拳击与其叙事艺术》[278]。
20世纪80年代，虽然梅勒研究论文不多，但梅勒研究专著或涉及梅勒研究的著作却不少，共有7部梅勒研究专著、2部梅勒研究论文集、2部梅勒传记、1部梅勒谈话录和4部涉及梅勒的研究专著面世。7部梅勒研究专著是：安德鲁·戈尔登（Andrew Gordon）的《美国梦想者：诺曼·梅勒小说的心理分析研究》（American Dreamer：A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Fiction of Norman Mailer，1980）、罗伯特·J.毕基斌的《再生行为：诺曼·梅勒作品中的寓言和原型》（Acts of Regeneration：Allegory and Archetype in the Works of Norman Mailer，1980）、爱德华·J.王尔斯（Edward J.Walsh）的《诺曼·梅勒，或者，偏激变得简单》（Norman Mailer，or，Rabidity Made Simple，1983）、宾夕法尼亚大学帕帕斯研究会（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appas Fellowship）的《诺曼·梅勒：帕帕斯研究员》（Norman Mailer：Pappas Fellows，1983）、约瑟夫·温克（Joseph Wenke）的《诺曼·梅勒：神话美国与历史限制》（Norman Mailer：Mythic America and the Limits of History，1984）与《梅勒笔下的美国》（Mailer's America，1987）和詹妮弗·贝利的《诺曼·梅勒：快变的艺术家》（Norman Mailer：Quick-Change Artist，1989）。2部梅勒研究论文集是哈罗德·布鲁姆主编的《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86）和J.迈克尔·莱农主编的《诺曼·梅勒批评论文集》（Critical Essays on Norman Mailer，1986）。布鲁姆主编的《诺曼·梅勒》收入布鲁姆、戈尔·威德尔、理查德·福斯特、杰克·理查森、托尼·泰纳、罗伯特·兰鲍姆、杰尔曼·格利尔（Germaine Greer）、乔伊斯·卡罗尔·欧茨、理查德·柏瑞尔、兰德尔·H.沃尔德伦（Randall H.Waldron）、罗伯特·梅里尔、约翰·加尔韦（John Garvey）、埃尔文·B.柯尔南（Alvin B.Kernan）、杰西卡·杰尔森和朱迪斯·A.施福勒（Judith A.Scheffler）等评论家的16篇梅勒研究论文。莱农主编的《诺曼·梅勒批评论文集》收入了莱农、伊哈布·哈桑、杰克·纽菲尔德（Jack Newfield）、戴安娜·特里林、马丁·格林、罗伯特·所罗塔洛夫、菲利普·H.布菲西斯、朱迪斯·费特利（Judith Fetterley）、迈克尔·科瓦和罗伯特·F.露西德等评论家的11篇梅勒研究论文和奥威尔·普利司各特（Orville Prescott）、欧文·豪、布莱丹·吉尔（Brendan Gill）、乔治·斯泰纳（George Steiner）、托尼·泰纳、阿尔弗雷德·卡津、约翰·W.阿尔德里奇、英格里德·本吉斯（Ingrid Bengis）、琼·迪迪恩（Joan Didion）和理查德·柏瑞尔等评论家的10篇梅勒书评文章。2部梅勒传记是：希拉里·米尔斯的《梅勒传》（Mailer：A Biography，1982），这是第二部梅勒传记；彼特·曼索（Peter Manso）的《梅勒：他的人生与时代》（Mailer：His Life and Times，1985），这是第三部梅勒传记，该书于2008年再版。1部梅勒谈话录是J.迈克尔·莱农的《梅勒谈话录》（Conversations With Norman Mailer，1988），该书于2008年再版。4部涉及梅勒的研究专著是：乔治·P.兰多（George P.Landow）的《一流的杞人忧天的悲观主义者：从卡莱尔到梅勒的圣人》（Elegant Jeremiahs：The Sage from Carlyle to Mailer，1986）、彼特·O.惠特莫尔和布鲁斯·凡·韦加登（Peter O.Whitmer and Bruce Van Wyngarden）的《重访宝瓶座：七个创造了使美国发生变化的60年代反文化的人》[Aquarius Revisited：Seven Who Created the Sixties Counterculture That Changed America，1987，其中涉及威廉·巴罗斯、艾伦·金斯堡、肯·凯西、提摩西·李莉（Timothy Leary）、诺曼·梅勒、汤姆·罗宾斯（Tom Robbins）和哈特·S.汤姆普森（Hunter S.Thompson）]、罗伯特·J.毕基斌的《走向新综合：约翰·福尔斯、约翰·加德纳、诺曼·梅勒》（Toward a New Synthesis：John Fowles，John Gardner，Norman Mailer，1989）和萨拉·加贾南·帕尔卡尔（Sarla Gajanan Palkar）的《爱的另一国度：罗斯、梅勒和马拉默德小说中的男—女关系》（The Other Country of Love：Man-woman Relationship in the Fiction of Roth，Mailer，and Malamud，1989）。
除了正式发表的梅勒研究论文和正式出版的梅勒研究专著、编著和梅勒传记，20世纪80年代还有近50篇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专题研究或涉及梅勒研究，研究话题主要涉及：梅勒小说中的性，梅勒作品中的性、暴力和死亡，1948—1969年梅勒小说对真实反叛者的追寻，梅勒小说中的“主观英雄主义”，梅勒作品中的女性与美国梦，梅勒作品中的神秘美国与历史限制，梅勒小说中的叙事声音，梅勒作品中的辩证结构，早期梅勒与梅勒早期作品（1923—1959）以及梅勒作品中的技术与个人身份，等等。
3.20世纪90年代：梅勒研究的回落
20世纪90年代，梅勒研究论文、专著和学位论文仍然屡见不鲜，但与前期相比，批评界对梅勒的关注程度明显减少。除了《裸者与死者》《一场美国梦》《夜晚的大军》《刽子手之歌》和《硬汉子不跳舞》，梅勒90年代以前发表的其他作品没有受到批评界很多关注。整个90年代，有4篇文章评介或涉及《裸者与死者》：凯瑟琳·萨维奇·布罗斯曼（Catharine Savage Brosman）的《战争文学的功能》[279]零星地评论了《裸者与死者》，但卡尔·罗利森的《〈裸者与死者〉》[280]、约翰·M.缪斯特的《〈裸者与死者〉》[281]和另一篇作者信息不详的文章《〈裸者与死者〉》[282]都简短地评介了《裸者与死者》；有2篇文章简短评介了《一场美国梦》：一篇是卡尔·罗利森的《〈一场美国梦〉》[283]，另一篇是作者信息不详的《〈一场美国梦〉》[284]；有3篇文章评论或评介了《夜晚的大军》：一篇是约书亚·米勒（Joshua Miller）的《没有像失败一样的成功：诺曼·梅勒〈夜晚的大军〉中的存在主义政治》[285]，一篇是迈克尔·赛特林（Michael Zeitlin）的《〈夜晚的大军〉》[286]，还有一篇是作者信息不详的《夜晚的大军》[287]；有1篇文章评论了《刽子手之歌》，即马克·埃德蒙森（Mark Edmundson）的《浪漫的自我创造：梅勒与〈刽子手之歌〉中的吉尔莫》[288]；有1篇文章评论了《硬汉子不跳舞》，即罗伯特·梅里尔的《梅勒的〈硬汉子不跳舞〉与侦探传统》[289]。
20世纪90年代，梅勒发表了4部作品：《哈洛特的幽魂》（1991）、《奥斯瓦尔德的故事：一个美国的谜》（1995）、《儿子的福音》（1997）和《我们时代的时代》（1998），这4部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批评界的关注。1991—1992年，《图书馆学刊》《马基尔书评》《马基尔文学年鉴1992》和《哈德森评论》等期刊发表了评介或评论《哈洛特的幽魂》的文章，但评介多于评论，代表性文章是威廉·H.普利特查尔德的《梅勒的主要事件》[290]。1995—1996年，《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和《马基尔文学年鉴1996》发表了评介或评论《奥斯瓦尔德的故事：一个美国的谜》的文章，比较重要的文章是约翰·W.阿尔德里奇的《作为叙事的纪实》[291]，该文参照梅勒前期非虚构作品评论了《奥斯瓦尔德的故事：一个美国的谜》。1997—1998年，《图书馆学刊》《新标准》（New Criterion）和《马基尔年鉴1998》发表了评介《儿子的福音》的短文章。1999年，《当代评论》（Contemporary Review）和《马基尔年鉴1999》发表了评介《我们时代的时代》的文章。总的来看，梅勒90年代发表的4部作品虽然受到批评界不同程度的关注，但批评家很少对这些作品做过深入研究。
除了针对梅勒具体作品的评介和评论，20世纪90年代，《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公报》（Bulletin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美国研究学刊》（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20世纪文学》《梅里亚姆—韦伯斯特文学百科全书》（Merriam-Webster's Encyclopedia of Literature）、《贝内特读者百科全书》（Benet's Reader's Encyclopedia）、《新标准》《话语》（Discourse）、《巴黎评论》（The Paris Review）和《新政客》等期刊发表了10余篇从整体角度评论或评介梅勒的文章，有些文章只是简短评介，但有些文章是很有深度的评论，如约瑟夫·塔比（Joseph Tabbi）的《梅勒的机器心理学》[292]和斯蒂夫·肖迈克（Steve Shoemaker）的《诺曼·梅勒的“白黑人”：历史神话抑或神话历史？》[293]与《诺曼·梅勒与理查德·威尔伯》[294]。
除了具体作品评论或评介文章和整体性评论或评介文章，20世纪90年代还出版了几部梅勒研究专著和梅勒传记。1990年，尼格尔·雷出版了《激进小说与诺曼·梅勒的小说》（Radical Fictions and the Novels of Norman Mailer，1990）。1992年，罗伯特·梅里尔出版了《重访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 Revisited，1992）。1995年，奇特拉·萨尔玛（Chitra Sharma）出版了《美国小说中的新闻写作技巧：诺曼·梅勒》（Journalistic Technique in American Fiction：Norman Mailer，1995），迈克尔·K.格兰迪出版了《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95）。1997年，大卫·盖斯特（David Guest）出版了《判处死刑：美国小说与死刑》（Sentenced to Death：The American Novel and Capital Punishment，1997）。1999年，布莱恩·莫顿（Brian Morton）出版了《诺曼·梅勒》（现代小说丛书）[Norman Mailer（Modern Fiction Series），1999]。这6部研究专著对梅勒作品的主题思想和艺术审美进行了深入研究。90年代还出版了3部梅勒传记：卡尔·罗利森的《诺曼·梅勒的生活：一部传记》（The Lives of Norman Mailer：A Biography，1991）、安蒂尔·梅勒（Adele Mailer）的《最后的聚会：我与诺曼·梅勒的生活剪辑》（Last Party：Scenes from My Life with Norman Mailer，1997）和玛丽·V.迪尔鲍恩的《梅勒传》（Mailer：A Biography，1999，该书于2001年再版）。另外，90年代还有5部专著也涉及梅勒：托马斯·G.埃文斯（Thomas G.Evans）的《想象坚守：接受与多斯·帕索斯、多克托罗和梅勒小说的电影审美》（Persistence of Vision：Reception and the Cinema Aesthetics of Novels by Dos Passos，Doctorow，and Mailer，1991）、赫伯特·米特冈（Herbert Mitgang）的《词语对我仍然很重要：文学对话纪事》（Words Still Count with Me：A Chronicle of Literary Conversations，1995）、安·M.艾尔杰（Ann M.Algeo）的《作为论坛的法庭：德莱塞、赖特、卡波特和梅勒笔下的杀人审判》（The Courtroom as Forum：Homicide Trials by Dreiser，Wright，Capote，and Mailer，1996）、罗伯特·阿尔利特（Robert Arlett）的《史诗般的声音：当代英美小说中的内心和全球冲动》（Epic Voices：Inner and Global Impulse in the Contemporary American and British Novel，1996）和诺曼·波德霍瑞茨的《前朋友：与艾伦·金斯堡、里昂莱尔·特里林、戴安娜·特里林、莉莉安·希尔曼、汉娜·艾瑞特和诺曼·梅勒的争吵》（Ex-Friends：Falling Out with Allen Ginsberg，Lionel & Diana Trilling，Lillian Hellman，Hannah Arendt，and Norman Mailer，1999）。与70、80年代不同，90年代没有出现梅勒研究论文集。
除了梅勒研究论文与专著、梅勒传记和涉及梅勒研究的著作，20世纪90年代，有近30篇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专题研究或涉及梅勒研究，研究话题主要涉及：梅勒作品中的激进个人主义与极权社会，梅勒作品中的杀人审判，梅勒作品中的英雄形象，梅勒小说与“二战”以来美国男子气概的演化，梅勒作品中的认识论模式，梅勒小说中的等级结构与男性经验表达，梅勒的存在主义演化以及梅勒小说中的权威、身份和语言，等等。
总体上看，无论从研究论文的数量还是研究专著和相关研究硕博士学位论文的数量来说，20世纪90年代，批评界对梅勒的关注没有以前那么多，梅勒研究出现了降温与回落。
4.21世纪：梅勒研究的复兴
21世纪伊始，梅勒研究又开始升温，出现了一次复兴。梅勒20世纪发表的重要作品如《裸者与死者》《一场美国梦》《夜晚的大军》《月球上的火焰》《白黑人》《决斗》《刽子手之歌》《硬汉子不跳舞》《哈洛特的幽魂》和《儿子的福音》成为批评界的关注热点，不少期刊发表了评论或评介这些作品的文章。2000—2019年，《文学地域百科全书》（Cyclopedia of Literary Places）、《中西部季刊》（The Midwest Quarterly）、《马基尔美国文学简史》（修订本）（Magill's Survey of American Literature，Revised Edition）、《名著概要大全》（第四版）（Masterplots，Fourth Edition）和《犹太社会研究》（Jewish Social Studies）等著作和期刊发表了评论或评介《裸者与死者》的文章，代表性文章有约翰·M.金德尔（John M.Kinder）的《好战争的“原始部分”：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与詹姆斯·古尔德·科曾斯的〈仪仗队〉》[295]和李·加里特（Leah Garrett）的《幼狮：1948年的美国犹太小说》[296]；《名著概要大全（二）：美国小说系列》（修订本）和《马基尔美国文学简史》（修订本）分别发表了1篇评介《一场美国梦》的短文章；《文学地域百科全书》《马基尔美国文学简史》（修订本）和《名著概要大全》（第四版）分别发表了评介《夜晚的大军》的文章；《美国研究学刊》发表了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评论《夜晚的大军》的文章《五角大楼的照片：诺曼·梅勒〈夜晚的大军〉中的国内分裂》[297]；哈罗德·布鲁姆主编的《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2003）收入埃尔文·B.柯尔南评论《月球上的火焰》的文章《占领月球：诺曼·梅勒〈月球上的火焰〉中诗歌神话与科学神话之争》[298]，《三便士评论》也发表了评论《月球上的火焰》的文章[299]；《名著概要大全（二）：美国小说系列》（修订本）、《马基尔美国文学简史》（修订本）和《名著概要大全》（第四版）分别发表了评介《刽子手之歌》的短文章；《现代文学杂志》（Journal of Modern Literature）发表了3篇评论《硬汉子不跳舞》的文章：阿什顿·豪利（Ashton Howley）的《再谈梅勒：〈硬汉子不跳舞〉中的异质恐惧》[300]、詹姆斯·埃米特·瑞恩（James Emmett Ryan）的《“跟美丽旧美国一样难以满足”：〈硬汉子不跳舞〉与大众犯罪》[301]和司各特·杜古德（Scott Duguid）的《男性成瘾：诺曼·梅勒的〈硬汉子不跳舞〉与里根主义的文化政治》[302]；《现代文学杂志》发表了大卫·兰普顿（David Rampton）评论《哈洛特的幽魂》的文章《重叠式技法：梅勒〈哈洛特的幽魂〉的形式》[303]；《出版周刊》《现代文学杂志》和《中西部季刊》等期刊发表了评介或评论《儿子的福音》的文章，代表性文章有布莱恩·麦克唐纳德（Brian McDonald）的《后大屠杀神义论、美国帝国主义与诺曼·梅勒〈儿子的福音〉中的那个“真正的犹太耶稣”》[304]、杰弗里·F.L.帕特里奇（Jeffrey F.L.Partridge）的《〈儿子的福音〉与基督教信仰》[305]和布朗·柯文（Brown Kevin）的《陪衬与先驱：当代小说对施洗约翰的刻画》[306]。
21世纪，梅勒发表了6部作品：《诡秘的艺术：写作漫谈》《我们为什么进行战争？》《谦逊的礼物：诗歌与画作》《大空虚：关于美国的政治、性、上帝、拳击、道德、神话、扑克和糟糕良知的对话》[与儿子约翰·布法罗·梅勒（John Buffalo Mailer）合著]、《林中城堡》和《论上帝：一次不寻常的谈话》，这些作品都受到批评界不同程度的关注。2003年，梅勒发表非虚构作品《诡秘的艺术：写作漫谈》，《科克斯评论》（Kirkus Review）、《出版周刊》《普罗温斯顿艺术》《图书馆学刊》和《文学评论》等期刊分别发表了预告或评介文章，代表性文章有弗里德·李布朗（Fred Leebron）的《诺曼·梅勒的〈诡秘的艺术：写作漫谈〉》[307]和托马斯·E.肯尼迪（Thomas E.Kennedy）的《诺曼·梅勒：〈诡秘的艺术：写作漫谈〉》[308]。2007年，梅勒发表生前最后1部小说《林中城堡》，受到批评界极大关注，《科克斯评论》《图书馆学刊》《出版周刊》《美国书评》（American Book Review）、《西沃恩评论》（Sewanee Review）、《新政客》《评论》《纽约人》《科里亚特》（Kliatt）和《马基尔文学年鉴2008》等期刊分别发表了预告或评介文章，代表性文章有莱昂纳德·克里格尔（Leonard Kriegel）的《梅勒笔下的希特勒：第一回合》[309]、斯蒂芬·普尔（Steven Poole）的《对魔鬼的同情》[310]、约翰·格罗斯（John Gross）的《青年希特勒：诺曼·梅勒的〈林中城堡〉》[311]和克里夫·普利温基（Cliff Prewencki）的《〈林中城堡〉》[312]。同年，梅勒还发表了非虚构作品《论上帝：一次不寻常的谈话》，也受到批评界的一定关注，《图书馆学刊》等期刊发表了评介文章。
除了针对具体作品的评介和评论，21世纪以来，ELH、《现代语文学》（Modern Philology）、《威尔逊季刊》（Wilson Quarterly）、《贝克与泰勒作者传记》（Baker & Taylor Author Biographies）、《剑桥美国传记词典》（Cambridge 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普罗温斯顿艺术》《南方中心评论》（South Central Review）、《劳伦斯/梅勒》（Lawrence/Mailer）、MELUS、《美国文学连续百科全书》（Continuum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Literature）、《新英格兰评论》（New England Review）、《女性研究季刊》（Women's Studies Quarterly）、《多伦多大学季刊》（University of Toronto Quarterly）、《现代文学杂志》《批判》《出版周刊》《新标准》《政治评论》《托马斯·沃尔夫评论》（The Thomas Wolfe Review）、《文化与文明》（Culture & Civilization）、《诗人与作家》（Poets & Writers）、《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得克萨斯文学与语言研究》（Texas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Language）、《菲利普·罗斯研究》（Philip Roth Studies）、《遗产传记》（Heritage Biography）和《小说》等期刊以及《道德使者：20世纪的8位作家》（Moral Agents：Eight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Writers，2015）、《偏离书本：论文学与文化》（Off the Books：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2015）、《美国文学研究资料》（Resources for American Literary Study，2015）、《幼狮：美国犹太作家如何重塑美国战争小说》（Young Lions：How Jewish Authors Reinvented the American War Novel，2015）、《双重角色：那些在新千年塑造了我们当代身份认知和意识感的有影响力的作家》（The Doubling：Those Influential Writers That Shape Our Contemporary Perceptions of Identity and Consciousness in the New Millennium，2016）、《起初的想法：与艾伦金斯堡的谈话》（First Thought：Conversations with Allen Ginsberg，2017）、《关于“我”的故事：当代美国自动小说》（The Story of “Me”：Contemporary American Autofiction，2018）和《重写在独立经营的电影院上演的电影：即兴创作、心理剧和电影剧本》（Rewriting Indie Cinema：Improvisation，Psychodrama，and the Screenplay，2019）等著作发表或收录了40余篇整体性评介或评论梅勒的文章，代表性文章有西恩·麦克凯恩（Sean McCann）的《濒临危险的共和国：诺曼·梅勒与反自由主义政治》[313]、凯斯琳·休姆（Kathryn Hume）的《死者之书：梅勒、巴罗斯、艾克和品钦小说中的后现代政治》[314]、J.迈克尔·莱农的《诺曼·梅勒：小说家抑或非虚构作家》[315]《诺曼·梅勒与普罗温斯顿：东部的野蛮西部》[316]《诺曼·梅勒：小说家、记者抑或历史学家？》[317]《梅勒为何重要：三个原因》[318]、迈克尔·梅肖（Michael Mewshaw）的《威德尔与梅勒》[319]、彼特·鲍尔波特（Peter Balbert）的《〈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到〈鹿苑〉：劳伦斯、梅勒与性冒险辩证法》[320]、安德里亚·莱文（Andrea Levine）的《（犹太）白黑人：诺曼·梅勒的种族身体》[321]、乔纳森·W.格雷（Jonathan W.Gray）的《末日天启论的嬉皮士：“白黑人”与诺曼·梅勒的风格成就》[322]、大卫·卡斯特罗诺沃（David Castronovo）的《作为世纪中叶广告的诺曼·梅勒》[323]、弗雷德里克·惠廷（Frederick Whiting）的《更强壮、更聪明、少怪异：“白黑人”与梅勒的第三种人》[324]、安德鲁·霍伯里克（Andrew Hoberek）的《自由主义者的反自由主义：梅勒、奥康纳与中产阶级的愤怒性别政治》[325]、T.H.阿达莫夫斯基（T.H.Adamowski）的《去道德化的自由主义：里昂莱尔·特里林、莱斯利·费德勒与诺曼·梅勒》[326]、约翰·惠伦-布里奇（John Whalen-Bridge）的《词语的因果报应：〈刽子手之歌〉以来的梅勒》[327]、迈克尔·斯奈德（Michael Snyder）的《男性气质危机：梅勒与库弗冷战批评叙事中的同性社交欲望与同性恐慌》[328]、赛勒斯·埃内斯托·齐拉克扎德（Cyrus Ernesto Zirakzadeh）的《当代美国文学中的政治预言：诺曼·梅勒的左派—保守主义幻想》[329]、乔·司格奇（Joe Scotchie）的《托马斯·沃尔夫与诺曼·梅勒：土地的同胞》[330]、阿尔吉斯·瓦里纳斯（Algis Valiunas）的《裸的小说家与死的名声：重估诺曼·梅勒的小说经历》[331]、本杰明·李（Benjamin Lee）的《作为亚文化实践的先锋派诗歌：梅勒与迪·普力马的嬉皮士》[332]、道格拉斯·泰勒（Douglas Taylor）的《镜厅里的三只瘦猫：詹姆斯·鲍德温、诺曼·梅勒与阿尔德里奇·克里弗论种族与男性气质》[333]、埃里克·纳克亚瓦尼（Erik Nakjavani）的《想象性的阐释学挪用：关于海明威对梅勒影响的思考》[334]、大卫·科瓦尔特（David Cowart）的《诺曼·梅勒：像一个来自外星的破球》[335]、爱德华·门德尔逊（Edward Mendelson）的《神话制造者：诺曼·梅勒》[336]、劳伦斯·R.布罗尔（Lawrence R.Broer）的《解放了的梅勒》[337]、小约翰·G.罗德旺（John G.Rodwan，Jr.）的《战斗生活：菲利普·罗斯与诺曼·梅勒小说中的拳击与身份》[338]、戴安娜·希茨（Diana Sheets）和迈克尔·F.肖内西（Michael F.Shaughnessy）的《与戴安娜·希茨的一次访谈：诺曼·梅勒与汤姆·沃尔夫，两位“新新闻主义”的领袖抑或努力创作“伟大美国小说”的作家？》[339]、马乔里·沃辛顿（Marjorie Worthington）的《作为新小说的新新闻主义：汤姆·沃尔夫、诺曼·梅勒、哈特·S.汤普森、琼·狄迪恩、马克·莱纳和布莱特·伊斯顿·艾丽斯》[340]和J.J.墨菲（J.J.Murphy）的《心理剧实验：麦克斯、华霍尔、克拉克、梅勒》[341]。
除了评介和评论文章，21世纪以来还出版了不少梅勒研究专著或涉及梅勒研究的著作。2000—2019年，有16部梅勒研究专著先后面世。2002年，巴里·H.利兹出版了《诺曼·梅勒的持久幻想》（The Enduring Vision of Norman Mailer，2002），该书分10章评论了梅勒的创作与思想。2003年，阿伦·索尔（Arun Soule）出版了《诺曼·梅勒作品中的暴力维度》（Dimensions of Violence in the Works of Norman Mailer，2003）。2005年，马尔库·莱蒂马基（Markku Lehtimäki）出版了《诺曼·梅勒的非虚构诗学：自省性、文学形式与叙事修辞》（The Poetics of Norman Mailer's Nonfiction：Self-Reflexivity，Literary Form，and the Rhetoric of Narrative，2005）。2008年，卡尔·罗利森出版了《诺曼·梅勒：最后的浪漫主义者》（Norman Mailer：The Last Romantic，2008），安德鲁·威尔逊出版了《诺曼·梅勒：一种美国审美观》（Norman Mailer：An American Aesthetic，2008），格温德林·夏布里尔（Gwendolyn Chabrier）出版了《诺曼·梅勒：自封的救世主》（Norman Mailer：The Self-Appointed Messiah，2008，该书于2011年5月再版）。2009年，罗素·J.福斯特（Russell J.Foster）出版了《诺曼·梅勒：明尼苏达大学美国作家小册子第37卷》（Norman Mailer：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amphlets on American Writers，Vol.73，2009）。2010年，卡罗尔·马洛里（Carole Mallory）出版了《爱梅勒》（Loving Mailer，2010）。2013年，托比·汤姆普森（Toby Thompson）出版了《大城市人：梅勒与格林厄姆》（Metropolitans：Mailer and Graham，2013）。2014年，唐纳德·考夫曼出版了《诺曼·梅勒：遗产与文学美国》（Norman Mailer：Legacy and Literary Americana，2014），约瑟夫·温克出版了《梅勒笔下的美国》（Mailer's America，2014），詹妮弗·贝利出版了《诺曼·梅勒：快变的艺术家》（Norman Mailer：Quick-Change Artist，2014）。2016年，凯文·舒尔茨（Kevin Schultz）出版了《巴克利与梅勒：塑造了六十年代的艰难友谊》（Buckley and Mailer：The Difficult Friendship that Shaped the Sixties，2016）。2017年，玛吉·麦克金利（Maggie McKinley）出版了《理解诺曼·梅勒》（Understanding Norman Mailer，2017），杰罗姆·洛维（Jerome Loving）出版了《杰克与梅勒：一个国家养活的罪犯与诺曼·梅勒〈刽子手之歌〉的遗产》（Jack and Norman：A State-Raised Convict and the Legacy of Norman Mailer's The Executioner's Song，2017）。
2000—2019年，有3部梅勒研究论文集先后面世。2003年，哈罗德·布鲁姆主编出版了《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2003），该书于2008年再版，收入布鲁姆、埃尔文·B.柯尔南、理查德·柏瑞尔、斯塔塞·奥尔斯特（Stacey Olster）、加布里尔·米勒（Gabriel Miller）、尼格尔·雷、彼特·鲍尔波特、马克·埃德蒙森、约瑟夫·塔比、罗伯特·梅里尔、凯西·史密斯（Kathy Smith）、迈克尔·K.格兰迪和约翰·惠伦-布里奇等评论家的13篇梅勒及其作品研究的论文。2010年，约翰·惠伦-布里奇主编出版了《诺曼·梅勒的后期小说：〈古代的夜晚〉到〈林中城堡〉》（Norman Mailer's Later Fictions：Ancient Evenings through Castle in the Forest，2010），收入研究《古代的夜晚》《硬汉子不跳舞》《儿子的福音》《哈洛特的幽魂》和《林中城堡》等梅勒后期小说中的“性”“上帝”“政治”和“声誉”等主题的11篇论文。2017年，杰思丁·博尊（Justin Bozung）主编出版了《诺曼·梅勒的电影：影片犹如死亡》（The Cinema of Norman Mailer：Film is Like Death，2017），这是第一部专门谈论梅勒电影的研究论文集。梅勒本人也演电影，但不成功。此外，2007—2019年：“诺曼·梅勒研究会”出版了13辑《梅勒评论》（The Mailer Review），收入梅勒研究最新成果。
除了梅勒研究专著和论文集，2000—2019年，有4部梅勒传记先后面世。2000年，J.迈克尔·莱农和多娜·佩德罗·莱农（Donna Pedro Lennon）出版了《诺曼·梅勒：作品与日子》（Norman Mailer：Works and Days，2000）。2013年，J.迈克尔·莱农出版了《诺曼·梅勒：双重人生》（Norman Mailer：A Double Life，2013），这是最新的梅勒传记，详细再现了梅勒的一生，凸显了共存于他一生中的双重身份：新闻写作者与活动家、奉献型家庭男人与臭名昭著的女性爱好者、知识分子与斗士、作家与公众人物、犹太人与无神论者。2018年，“诺曼·梅勒研究会”推出了迈克尔·莱农和多娜·佩德罗·莱农的《诺曼·梅勒：作品与日子》修订与扩展版（Norman Mailer：Works and Days，rev.& exp.ed.，2018），该版本由杰拉尔·R.卢卡斯（Gerald R.Lucas）任主编。除此，2000—2019年，有2部梅勒书信集、1部梅勒论文集和1部梅勒研究文献汇编也面世。2004年，J.迈克尔·莱农编辑出版了《1963—1969年诺曼·梅勒关于〈一场美国梦〉的信件》（第1版）（Norman Mailer's Letters on An American Dream 1963-1969，1st ed.，2004）。2014年，莱农又主编出版了《诺曼·梅勒书信选集》（The Selected Letters of Norman Mailer，2014），收入1941—2017年梅勒的714封信件。2013年，菲利普·希皮尔纳编辑出版了《背叛者的思想：论文选集》（Mind of an Outlaw：Selected Essays，2013），收入梅勒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发表的50篇论文，全面展现了梅勒的思想。此外，2003年，Gale出版公司出版了《诺曼·梅勒（1923—）：传记、批评、日记文章、作品评论》[Norman Mailer（1923—）：Biographies，Criticism，Journal articles，Work Overviews，2003]。
另外，2000—2019年，有9部美国文学研究著作也涉及梅勒及其作品，它们是：罗杰·金博尔（Roger Kimball）的《长征：20世纪60年代的文化革命如何改变了美国》（The Long March：How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of the 1960s Changed America，2000）、詹森·摩西尔（Jason Mosser）的《迈克尔·赫尔、诺曼·梅勒、哈恩特·S.汤姆普森与琼·迪迪恩的参与性新闻写作：创造新的报道风格》（The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of Michael Herr，Norman Mailer，Hunter S.Thompson，and Joan Didion：Creating New Reporting Styles，2012）、乔纳森·德阿莫尔（Jonathan D'Amore）的《美国作者与自传叙事：梅勒、怀德曼、艾格思》（21世纪美国文学选读丛书）[American Authorship and 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Mailer，Wideman，Eggers（American Literature Reading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2012]、罗伯特·J.毕基斌的《我们周围的领域：文学与政治新闻写作集，1982—2015》（The Territory Around Us：Collected Literary and Political Journalism，1982-2015，2015）、玛吉·麦克金利（Maggie McKinley）的《美国小说中的男性气质与暴力矛盾，1950—1975》（Masculinity and the Paradox of Violence in American Fiction，1950-1975，2015）、杰伊·帕里尼（Jay Parini）主编的《美国作家回眸补遗之二：文学传记选集：詹姆斯·鲍德温到纳撒尼尔·韦斯特》（American Writers Retrospective Supplement Ⅱ：A Collection of Literary Biographies：James Baldwin to Nathanael West，2003）和《牛津美国文学百科全书》（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Literature，2010）、保罗·C.彭斯（Paul C.Burns）主编的《20世纪文学、艺术与电影中的耶稣》（Jesus in Twentieth-century Literature，Art，and Movies，2007）和《人民杂志》主编的《纪念伟人：被美国所爱的55位明星、英雄和偶像》（Great Lives Remembered：55 Stars，Heroes and Icons America Loved，2010）。
除此，2010年出版的德韦恩·雷蒙德（Dwayne Raymond）的《与梅勒在一起的那些早晨：友谊回忆》（Mornings with Mailer：A Recollection of Friendship，2010）与诺里斯·车奇·梅勒（Norris Church Mailer）的《一张马戏团的票：回忆录》（A Ticket to the Circus：A Memoir，2010）和2011年出版的唐·斯威姆（Don Swaim）的《明亮的太阳熄灭了：诺曼·梅勒颂，一部中篇小说》（Bright Sun Extinguished：Ode to Norman Mailer，A Novella，2011）以回忆录或诗化小说的方式评论了梅勒。
除了梅勒评介和评论文章以及梅勒研究专著和编著、梅勒传记、梅勒论文集和梅勒相关研究著作，2000—2019年，有100余篇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也专题研究或涉及梅勒研究，研究话题主要涉及：梅勒作品中女性人物的角色演化，梅勒作品中的反社会个人主义，梅勒与美国存在主义传统，梅勒的美学，梅勒作品中暴力、性和男子气概的交叉，梅勒作品中极权主义的重新虚构，梅勒作品中的个人与政治关注，梅勒作品中的身份与存在主义，梅勒作品中的军人形象，梅勒作品中的美国右派想象，梅勒作品中的战后文化产业，梅勒作品中的消费主义以及梅勒与新新闻主义的关系，等等。
二 国内梅勒研究
国内梅勒研究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1979年，陆凡在《文史哲》（1979年第2期）发表论文《评诺曼·梅勒的〈白色黑人〉》，拉开了国内梅勒研究的序幕。1979—2019年，国内出版梅勒研究专著4部：《诺曼·梅勒研究》（张涛著，中国农业出版社2013年版）、《理解诺曼·梅勒》（谷红丽著，西北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个人主义还是平等主义？——诺曼·梅勒小说中权力与道德的文化批评》（任虎军著，兰州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和《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视角下诺曼·梅勒的作品研究》（谷红丽著，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梅勒作品译著13部[342]：《圣子福音》（The Gospel According to the Son）（段淳淳、李新杰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我们为什么在越南？》（Why Are We in Vietnam？）（王含冰、刘积源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夏洛特的亡灵》（Harlot's Ghost）（马飞剑、段淳淳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巴巴里海岸》（Barbary Shore）（段淳淳、杨婕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古代的夜晚》（Ancient Evenings）（段淳淳、马飞剑、朱琼莉译，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林中城堡》（The Castle in the Forest）（金绍禹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刽子手之歌》（The Executioner's Song）（邹惠玲、司辉、杨华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2008年版）、《鹿苑》（The Deer Park）（刘新民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一场美国梦》（An American Dream）（雨鸣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石雅芳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蔡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1997年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林德遥译，远方出版社2001年版）、《夜幕下的大军》（The Armies of the Night）（任绍曾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译林出版社1998年版）、《硬汉不跳舞》（Tough Guys Don't Dance）（范革新、臧永清译，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和《艳星梦露》（Marilyn：A Biography）（刘军译，长江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发表梅勒研究论文100余篇，撰写梅勒研究博士学位论文8篇、硕士学位论文20余篇。就关注梅勒作品而言，研究主要关注《裸者与死者》《刽子手之歌》《我们为什么在越南？》《一场美国梦》和《夜幕下的大军》等小说和非虚构小说以及其他一些比较重要的小说（如《巴巴里海滨》《鹿苑》《古代的夜晚》《儿子的福音》和《林中城堡》）和非虚构作品（如《白黑人》《为我自己做广告》和《奥斯瓦尔德的故事：一个美国的谜》）；就关注点而言，研究主要关注梅勒单部或多部作品中的存在主义、历史/事实与虚构、权力与人性、梅勒与美国文学传统的关系以及梅勒的犹太意识、女性观与性别观、“嬉皮哲学”、“嬉皮士”形象、激进与保守、英雄观和艺术手法，等等。
三 梅勒研究的核心关注
回顾20世纪40年代以来国内外梅勒研究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不同历史阶段，梅勒研究关注的核心不同；总体上讲，20世纪40—50年代，梅勒研究主要关注《裸者与死者》等小说中的权力、战争和梅勒的“存在主义哲学”；20世纪60—70年代，梅勒研究主要关注梅勒单部或多部小说中激进的性、权力、政治和个性主义；20世纪80—90年代，梅勒研究不仅关注梅勒的激进思想和个性发展，而且关注梅勒小说的艺术审美；自21世纪以来，除了关注梅勒的性、权力、政治和个性主义，梅勒研究还比较注重反思和重读梅勒及其思想。
总体上来看，梅勒研究核心关注有三：梅勒及其作品思想、梅勒的个性和梅勒的艺术审美，围绕这三个方面，批评界有三种主要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梅勒的思想比他的艺术有趣；另一种观点认为，梅勒的个性比他的作品有趣；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梅勒作品的部分比它的整体给人的印象更为深刻。[343]因此，梅勒研究主要有三种模式：一是主题研究，主要聚焦梅勒的思想；二是传记研究，主要聚焦梅勒的个性或革命性人物角色；三是审美研究，主要聚焦梅勒的艺术审美。[344]
1.梅勒思想研究
梅勒及其作品思想研究是梅勒研究的主流，主要关注梅勒的“美国存在主义”、革命意识、激进政治、个性主义和美国性。
1978年之前（罗伯特·梅里尔出版《诺曼·梅勒》之前），批评界对梅勒思想的关注多于对其个性特征与作品审美形式的关注；因此，长期以来，“梅勒的名气与评论界对其文学成就缺乏共识之间形成巨大反差”[345]。尽管不少评论家研究过梅勒的艺术发展、主要思想及其在美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研究成果也颇有见地，但1986年之前，没有评论家出版过涉及梅勒全部作品的研究专著，批评界也没有出现过关于梅勒的共识性见解。1986年之前出版的比较权威的梅勒研究专著——理查德·柏瑞尔的《诺曼·梅勒》（1972）——只涵盖了梅勒1972年前出版的12部作品[346]。因此，哈罗德·布鲁姆在1986年出版的《诺曼·梅勒》之“编者的话”中说：“对梅勒的作品做出经典性判断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347]J.迈克尔·莱农认为，批评界对梅勒没有达成共识性见解的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在于他作品的多变性。1958年6月，梅勒接受好友理查德·G.斯特恩（Richard G.Stern）采访时说：“我认为，对于大多数对我的作品感兴趣的人来说，困难在于，我开始是一种作家，慢慢地演化成了另一种作家。”[348]布鲁姆认为：“梅勒没有写过一本不引发争议的作品。”[349]莱农指出，梅勒1985年前写的35部作品中“只有8部可以说是长篇小说，虽然他自己争辩说还有三四部也是长篇小说。他除了写长篇小说，还写过自传、传记、中篇小说、短篇小说、科幻小说、体育和政治报道、访谈（超过100次）、各种形式的杂文、报纸和杂志专栏文章、信件、文学评论、辩论、序言、引论、回忆录、书评和哲理性对话。除此，他还写过诗歌、戏剧和电影脚本”[350]。其二在于批评界对于他在性、暴力和政治方面的观点看法不一[351]。关于暴力，梅勒在《总统案卷》（1963）中说：“这几年来，我对暴力的看法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从意识形态和思想方面讲，我是不赞成暴力的，虽然我在《白黑人》中赞成过暴力，但我不赞成非人性的暴力，也就是大规模的抽象暴力，我不赞成轰炸一个城市，不赞成那些从城市轰炸中得到审美满足的人，不赞成那种感觉。”[352]对于《白黑人》中的暴力观，小纳森·A.司各特在《三位美国道德家：梅勒、贝娄与特里林》中说：
我们现在回看这个激进的宣言[《白黑人》]，从这个宣言之后梅勒经历的角度来看，应该很清楚地看到，虚无的冲动不是它的根本动机，本质上讲，它充满梅勒对世纪中叶美国社会人的平庸性的愤怒，充满梅勒拯救变得不令人喜欢的世界的愿望，它唤起的世界完全是一个善与恶的世界。的确，现在看来，他在1957年这篇论说文中完全没有被扼杀的论道德问题的激情成了他随后一系列论说文集[1959年的《为我自己做广告》、1963年的《总统案卷》和1966年的《食人者与基督徒》]的重要塑造力量。[353]
关于政治，梅勒在《总统案卷》中提出了他的存在主义政治观：“如果美国政治家的思想不转向存在主义政治思维，任何总统都无法将美国从陷入极权主义的状态中解救出来。”[354]但是，梅勒对美国政治的批评具有道德意义。他说：“政治是关于可能的艺术，但可能的总是减少逆境中的真实痛苦，丰富顺境中的生活质量，这正好是美国现在不再做的事……美国生活经济上越来越繁荣，但心理上越来越贫困，这是问题的中心，我们对此没有做过任何事情，美国的真实生活没有丰富起来。”[355]他还说：“如今，成功的政治家不是玩可能的艺术，以便丰富生活，减少困难，纠正不公，而是根据那些让我们暂时从惧怕、焦虑和梦境中走出来的政治仪式和词汇来判断自己的成功。”[356]梅勒对性、暴力和政治的观念是批评界关注的焦点，许多评论家都对此做过深入的分析，如长期研究梅勒的评论家理查德·柏瑞尔、罗伯特·F.露西德、阿尔弗雷德·卡津、戴安娜·特里林、托尼·泰纳、约翰·W.阿尔德里奇、迈克尔·科瓦、罗伯特·毕基斌与约瑟夫·温克和其他比较重要的梅勒评论家如詹姆斯·鲍德温、德威特·麦克唐纳德、诺曼·波德霍瑞茨和理查德·福斯特[357]。他们要么撰写论文探讨梅勒的思想，要么著书研究梅勒的思想，他们的研究论文经常出现于梅勒研究论文集。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10部梅勒研究论文集先后面世：《现代小说研究之诺曼·梅勒专辑》（Modern Fiction Studies，Norman Mailer Special Issue，1971）、罗伯特·F.露西德主编的《诺曼·梅勒其人其作》（Norman Mailer：The Man and His Work，1971）、莱昂·布劳迪主编的《诺曼·梅勒批评论文集》（Norman Mailer：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1972）、劳拉·亚当斯主编的《请真正的诺曼·梅勒站起来好吗》（Will the Real Norman Mailer Please Stand Up，1974）、哈罗德·布鲁姆主编的《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1986）和《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2003；该书于2008年再版）、J.迈克尔·莱农主编的《诺曼·梅勒批评论文集》（Critical Essays on Norman Mailer，1986）、约翰·惠伦-布里奇主编的《诺曼·梅勒的后期小说：〈古代的夜晚〉到〈林中城堡〉》（Norman Mailer's Later Fictions：Ancient Evenings through Castle in the Forest，2010）以及杰思丁·博尊（Justin Bozung）主编的《诺曼·梅勒的电影：影片犹如死亡》（The Cinema of Norman Mailer：Film is Like Death，2017）。就梅勒思想研究而言，批评界主要关注以下几点。
◆梅勒对个人与自我问题的关注
梅勒对个人与自我问题的关注是梅勒思想研究关注的一个热点。20世纪60年代，针对批评界对梅勒的批评多于褒扬这一情况，理查德·福斯特指出：“不同于他那一代小说家中的大多数”，梅勒追求的是“个性主义的发展与变化”[358]。罗伯特·厄尔里奇也认为，梅勒关注自我发展，关注自由与责任问题，关注在日益异化的世界里死亡逼近的问题。[359]桑迪·科恩以梅勒的第一部小说《裸者与死者》为例，详细分析探讨了梅勒对个人与自我问题的关注，他认为：
在《裸者与死者》中，梅勒分析了自己周围各种复杂的、相互交织的、相互转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力量，这些力量预示着个人自主与人类同情的结束……在《裸者与死者》之后的岁月里，梅勒一直是坚定的政治观察家，他特别关注的是政治和社会对个人的影响。他的许多小说和非小说处理的都是以不同形式出现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对个人命运和民族习惯的直接和持续不断的影响。[360]
在科恩看来：“梅勒最成功的是，他记录并探究了战后岁月中那些帮助塑造了美国政策和生活风格的事件和压力。梅勒帮助我们理解了战争和革命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理解了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关系，他关于这些事件和压力的概念也反过来塑造了他的创作。”[361]
批评界认为，梅勒对个人与自我问题的关注在他的“存在主义”中得以充分体现。梅勒的“存在主义”就是他的“嬉皮哲学”，他给“嬉皮哲学”另取名为“美国存在主义”。在《为我自己做广告》（1959）中，梅勒这样说：
嬉皮是一种对人性的探讨，它强调的是自我而非社会。作为20世纪痛苦所产生的新中世纪哲学之一，嬉皮倾向于让人最终回归宇宙中心而不是让人日益变成我们从19世纪继承下来的理性的、物质的宇宙中处于某个微不足道的角落中的生物化学结构。再说，嬉皮是一种美国存在主义，完全不同于法国存在主义，因为它基于一种肉体的神秘主义，可以溯源到黑人和士兵、犯罪变态者、毒瘾子和爵士乐家、妓女和演员身上，还有——如果可以想象这种可能的话——那种存在于电话约会女郎和心理分析师之联姻中对于存在的本能理解与欣赏。没有始于萨特作品中的法国存在主义的那种理性，嬉皮是一种美国现象，它的形成没有思想先导，它是一种用以描述目前还没有其哲学词汇的存在状态的语言。[362]
在《食人者与基督徒》中，梅勒还强调了“美国存在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特征——“现在感”。他认为：“现在感”是“关于存在主义哲学需要首先掌握的概念”，因为“在一个人的玄学计划中，没有东西比他的现在感更为重要”[363]，因为“存在先于本质，情感决定因果关系”[364]。梅勒的“美国存在主义”不是他阅读萨特或海德格尔的结果，而是自己的经验和玄想所得。在《碎片与武断意见》中，梅勒说他自己“几乎没有读过萨特的任何东西，根本没有读过海德格尔”，他的“存在主义”：“首先源于经验”，因为他觉得：“一个人可以感觉到每个时刻的重要性及其变化，感觉到自己的存在，意识到虚无的巨大机构……意识到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战争，我们每个人身上的虚无如何努力攻击别人的存在，我们的存在又如何反过来被他人身上的虚无所攻击……存在与虚无之间的战争是20世纪的潜在疾病。无聊对存在的扼杀比战争更为可怕。”[365]
罗伯特·厄尔里奇指出：“梅勒的‘嬉皮哲学’强调的是个人而非社会”[366]，“强调自我的成长与存活”[367]。因此，“梅勒作为小说家、新闻写作者和杂文家的发展，都源于他的‘嬉皮哲学’”[368]。厄尔里奇还认为：“梅勒的美学实验、主题关注和公众风格大都可以从他的存在主义角度加以解释……在他一生的不同阶段，他的存在主义包含着心理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审美的、神学的、神秘的和宇宙学的关注。”[369]因此，梅勒作品中的存在主义主题是梅勒思想研究关注的核心。劳拉·亚当斯认为：“一定意义上讲，梅勒的艺术就是自我创造，因为写作或表演就是一种存在主义行为，就是进入一种包含着已知冒险和位置结果因而必须依靠自己才智的情境。”[370]亚当斯还指出，存在主义批评“旨在评价而非阐释梅勒的作品”，它视梅勒作品为“旨在探究人的潜意识并拓展人的意识的一种过程，其成功与否要根据行为的程度和形式与风格的效果来决定”[371]。她认为：“梅勒试图通过创作从连接本能生活和理性生活的角度为美国人复活那种认为个人具有无限可能性的神话。”[372]因此，“位于美国人想象中心的那种善与恶、天真与经验、梦想与现实、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分离也处于梅勒的想象中”[373]。像亚当斯一样，许多评论家视梅勒的存在主义为“自在自有的话题”（a subject in and of itself），但约瑟夫·温克认为这是一种误读，他指出：“梅勒对冒险的重要性的坚持、对通过冲突而成长的思想的关注，使得很多评论家把他的存在主义看作一个自在自有的话题进行讨论……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374]温克认为：“应该将梅勒的存在主义作为一种概念关注来对待，应该将它看作一种行动模式，而不是为了自在目的。”[375]温克指出：“梅勒的存在主义源于他对美国神话的吸收”，因此，“要在梅勒的存在主义与其坚持不懈地对美国意义进行界定的尝试之间建立必要联系”，因为“他作为作家的最高目的就是对美国的意义做出界定”[376]。
◆梅勒对人的本能和无意识以及生与死问题的关注
梅勒对人的本能和无意识以及生与死问题的关注也是梅勒思想研究关注的一个热点。梅勒在《为我自己做广告》中说，他写作的目的是，“在我们时代的意识中发起一场革命”[377]。因此，梅勒的“革命意识”也成为梅勒思想研究的一个核心关注。罗伯特·J.毕基斌在其梅勒研究专著《再生行为：诺曼·梅勒作品中的寓言与原型》的“序言”中说，他的首要目的是研究梅勒的“革命意识”如何在其作品中运行，由此对它进行界定。毕基斌认为，梅勒及其人物所追求的意识是一种“英雄意识”，这种意识“能将意识生活和无意识生活结合起来，能唤醒人们的隐喻性想象，能让神圣能量资源在人类中得以再生。所以，梅勒的主要主题是当代世界中生命反对死亡的斗争。他深信，人性的存活和成长以及生命的胜利取决于我们保持这种英雄意识的能力”[378]。毕基斌认为，梅勒作品中，死亡（或魔鬼）与极权、生命（或上帝）与直觉（或本能）生活之间存在隐喻关系，因此，“梅勒根据意图、功能和效果，常常将极权与各种机构、个人和力量结合起来。梅勒笔下的英雄人物都参与生与死的斗争”[379]；也就是说，“极权主义”是梅勒作品的重要关注。在《总统案卷》中，梅勒这样界定“极权主义”：
如果把极权主义看作一种灾难而不是一种意识形态风格，极权主义就好理解了。有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发现，简单的极权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相联系……似乎是独裁的同义词，其综合症状比较明显：通过领导对国家实施压迫，强迫人民遵守一种不仅没人性而且总是跟国家的最近的不可告人的经历相对抗的政府权威。作为压迫者的政府与作为被压迫者的人民之间的张力仍然可见。但是，我们在美国发现的这种现代极权主义不同于经典极权主义，就像塑料炸弹不同于手榴弹一样……现代极权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一种让我们跟内疚分手道别的道德疾病。它是作为一种逃避对过去做出判断和对过去的不公承担责任的欲望而产生的。[380]
梅勒还指出：“极权主义的本质在于，它是杀头的。它杀了个性、多样性、不同政见、极端可能性和浪漫信仰的头，它蒙住了想象的眼睛，麻木了本能，抹掉了过去的痕迹。它也是非理性的……极权主义是历史之躯的一种癌症，它消除了差异。”[381]毕基斌认为：“梅勒对人类生存的关注促使他写出了旨在产生行动的作品”[382]；换言之，梅勒以寓言和原型的方式进行创作。在毕基斌看来，梅勒对现代人意识危机的看法接近荣格对现代人精神危机的看法；因此，《裸者与死者》之后，梅勒开始强调其作品中的无意识成分，但他作品中的原型模式和意象并非一下子出现，而是逐渐出现的。[383]毕基斌认为，梅勒笔下的英雄是寓言式英雄，是新意识的携带者，其追求是对更大生命、能量、运动和自我实现的原型追求。[384]从这个意义上讲，梅勒笔下的英雄所追求的是再生生命。毕基斌对梅勒的“革命意识”的解读，可以从梅勒作品中得以佐证。在《总统案卷》中，梅勒说：
那种神话，即我们每个人天生是为了自由，为了漫游，为了冒险，为了在暴力、芳香的东西和意想不到的东西的波浪上成长，有一种不可驯服的力量，不论国家的规定者——政治家、医生、教授、牧师、拉比、神职人员、理论家、心理分析师、建筑者、行政长官和无穷无尽的交流者——如何用清醒之上的卫生和陈词滥调之上的中产阶级口味的布道来填补现代生活的漏洞，那种神话不会死亡。的确，这个国家四分之一的业务都依赖于它的存在。[385]
梅勒还指出：
政治的生活与神话的生活分道扬镳了，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让它们回归彼此，没有共同的危险，没有事业，没有欲望，更为本质的是，没有英雄。美国需要一位英雄，一位对他的时代来说非常重要的英雄，一个具有那种可以表明能够通达地下世界的异化线路的矛盾和神秘个性的人，因为只有英雄才可以捕捉人们的神秘想象，因此对其国家的活力具有好处。英雄体现了幻想，因此给予每个人的私人思想以考虑其幻想并找到成长之路的自由。每个人能够更加意识到自己的欲望，从而不将精力浪费于隐藏自己……英雄体现了他的时代，不会比他的时代更好，但他大于生活，因此能给时代指明方向，能鼓励一个国家去发现它性格的最深色彩。实际上，英雄的概念与非个人的社会的进步相对立，与那种相信社会的弊病可以通过立法解决的信仰相对立，因为它认为，在拥有一位可以揭示它的性格的英雄之前，一个国家几乎被它的性格所限制。[386]
随着时光的流逝和时代的变迁，梅勒不知不觉地从激进走向了保守。40多年后，梅勒在2003年发表的《诡秘的艺术：写作漫谈》中说：“如果要我告诫年轻作家的话，我要说，跟你的懦弱一起生活吧，每天跟它一起生活吧，不管你恨它还是保护它，别试图消除它。”[387]这跟他1957年在《白黑人》中对“勇敢”的特别强调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迈克尔·K.格兰迪说：“梅勒的真正天赋不在于他能改变世界，而在于他能认识周围的世界。他不会也不可能带来他在1959年所承诺的那种感觉革命。”[388]
◆梅勒对美国神话与美国历史的关注
梅勒对美国神话与美国历史的关注也是梅勒思想研究的关注热点。约瑟夫·温克指出，美国神话与美国历史的关系是解读梅勒作品的正确语境，因为梅勒的话题“主要是美国”[389]。批评界注意到，梅勒的美国关注涉及美国政治、美国历史、美国文化、美国社会、美国人的性格、美国现实、美国经历、美国神话与美国想象的关系、美国思想与美国现实的关系以及美国生活的质量等方方面面；事实上，梅勒写作涉及美国的很多方面，包括美国的政治、美国的体育、美国的建筑、美国的文学、美国的大众艺术、美国的种族冲突、美国的性，等等。温克指出：“梅勒将他笔下人物的生活与美国国家的生活联系起来，从而戏剧化地再现了美国生活中最精华和最糟粕的东西。”[390]温克认为，在这种再现中，梅勒“追求着他认为是文学的最高目标，那就是‘让一个国家看清自己’”[391]。温克指出：“位于这种戏剧化再现中心的，是冒险的重要性，梅勒在讲述作为神话的美国拓荒者、背叛者、发明家、早期工业家、拳击手、电影明星以及超验主义追求者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等人物的历史中为冒险找到了一种范式。”[392]之所以强调冒险，是因为“冒险是获取心理、社会和政治力量的手段”[393]。温克认为：“梅勒作品力图通过戏剧化再现美国神话与美国历史的关系来再现美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换言之，梅勒作品力图将“美国形象与美国经历”联系起来[394]，因为“他作为作家的中心目的”就是“努力对美国的意义做出界定”[395]。温克还认为：“把美国作为梅勒的创作话题来讨论，我们就能直接进入他作品的中心”，因为“梅勒的思想与自我创造最终源于他的美国性，这种美国性最重要的体现是，他自始至终关注美国思想与美国现实的关系，正是这种关注，确定了他的存在主义的方向，赋予其能量，让他觉得自己的写作是一种公众行为，让他相信自己的作品具有革命力量”[396]。显然，在温克看来，梅勒的美国性很好地解释了他的“美国存在主义”思想与个性展现。温克指出：“将美国作为自己的创作话题，梅勒遵循了美国文学中的最好传统。”[397]这就是说，梅勒对美国神话与美国历史的关注，体现了他与美国文学传统之间的承继关系。
迈克尔·K.格兰迪认为：“[我们]可以把梅勒自己作为作家的经历看成‘二战以来美国历史的个人索引’，他的经历具有多变性和不可预测性特征，毫不失败地大胆地接近了他的伟大的史诗般的话题：关注个性主义与权力之间处于战争关系的美国现实。”[398]格兰迪指出：“在《月球上的火焰》中，梅勒试图将个人历史与国家历史联系起来。”[399]格兰迪认为：“梅勒的最好小说中，我们发现我们自己也卷入对悲剧的、残酷的、崇高的美国的想象之中，这种想象相当于对1945年以来美国意义做出阐释的那种想象。”[400]
◆梅勒对权力问题的关注
梅勒对权力问题的关注也是梅勒思想研究关注的一个热点。迈克尔·K.格兰迪认为，权力与身份之间的关系一直吸引着梅勒[401]。梅勒自己曾经说：“有两个话题一直深深地吸引着我：一是权力集团，二是身份。”[402]在关注梅勒的权力关注方面，尼格尔·雷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的梅勒研究专著《激进小说与诺曼·梅勒的小说》（1990）详细探讨了梅勒的权力关注问题。雷指出：“没有任何评论家对梅勒的激进政治与其小说发展之间的关系做过系统研究。”[403]他认为：“虽然从1948年到1983年，梅勒的感觉从意识形态激进主义转向了神话激进主义，但这种转向所围绕的问题却没有变，这个问题就是权力的运作问题，正如梅勒自己所说，他‘写的所有东西都是关乎权力的——关系中的权力，世界上的权力’。”[404]
2.梅勒个性研究
梅勒的个性与其创作之间的关系也是梅勒研究关注的热点。从传记角度研究梅勒个性与其创作之间的关系成为梅勒研究的主要范式之一。J.迈克尔·莱农认为：“不跨越传记领域，就无法接近梅勒作品”，因为“梅勒的每次文学变形，都跟他个人生活中的事件和情境紧密相关——六次婚变、法律和金钱问题、政治活动、文学与个人以及朋友和敌人，等等”[405]。莱农指出：“从开始创作起，梅勒关注的是展现自我的需要和机会，这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他作品形式的多变性。”[406]迈克尔·K.格兰迪认为：“梅勒的话题在前三部小说之后就变成了梅勒自己。”[407]
3.梅勒艺术研究
梅勒的艺术也是梅勒研究的核心关注，从审美角度研究梅勒及其作品的重要性成为梅勒研究的主要范式之一。罗伯特·梅里尔指出：“梅勒的名声与批评界缺乏对他的成就达成共识之间形成了巨大反差。”[408]因此，他不像其他评论家那样专注于梅勒思想及其作品主题研究或对梅勒进行传记探讨，而是聚焦于梅勒作品的“文学结构”和“审美结构”问题[409]。梅里尔认为：“梅勒作品可以从其审美形式来判断其成功与否。”[410]詹妮弗·贝利认为：“整个创作生涯中，梅勒试图超越并转化文学类型之间的界限，以便让人们试图以‘虚构为指导’对现实进行重塑。”[411]J.迈克尔·莱农指出：“梅勒作为一位叙事形式、风格与角度的鉴赏家没有受到[人们]足够重视。”[412]约瑟夫·温克认为：“人们对梅勒的个性谈论得太多太多了，当然，梅勒的重要性最终在于他的艺术而非个性力量。”[413]
四 梅勒研究亟待关注的问题
纵观梅勒研究的核心关注，我们可以发现，不少评论家对梅勒的“嬉皮哲学”与其小说发展之间的关系、梅勒的革命意识与其小说发展之间的关系、梅勒的个性塑造与其小说发展之间的关系、梅勒的激进政治与其小说发展之间的关系、梅勒与美国文学传统之间的关系以及梅勒的艺术发展做过系统研究，但没有评论家对梅勒的道德意识与其小说发展之间的关系做过系统研究。事实上，梅勒的道德意识与其小说创作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决定着梅勒文学创作的初衷与归旨。因此，如果无视梅勒的道德意识，我们就不能真正理解他的文学创作，特别是他的小说创作。
国内外学界对梅勒的“嬉皮哲学”、革命意识、个性塑造和激进政治与其小说发展之间的关系、梅勒与美国文学传统的关系以及梅勒的艺术发展做过系统研究，不少评论家（如哈罗德·布鲁姆、小纳森·A.司各特、桑迪·科瓦、迈克尔·K.格兰迪和J.迈克尔·莱农等）注意到梅勒的道德意识，但很少关注它与梅勒小说发展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界比较重视梅勒《为我自己做广告》（1959）中提出的“在我们时代的意识中发起一场革命”的写作目的[414]，注重探讨梅勒小说中各种权力及其形式与个性/自我自由和发展之间的冲突以及梅勒小说与其“嬉皮哲学”（或“美国存在主义”）之间的关系，但很少重视：梅勒在《为我自己做广告》和《诡秘的艺术：写作漫谈》（2003）中提出：“艺术的最终目的是强化人们的道德意识”[415]，他写小说的目的是告诫人们：“生活的核心不能欺骗”[416]；为此，他要努力写“一部像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或《安娜·卡列尼娜》和司汤达的《红与黑》那样的能让一个国家看清自己的伟大作品”[417]。在《为我自己做广告》《总统案卷》（1963）、《食人者与基督徒》（1966）、《存在主义差事》（1972）、《诡秘的艺术：写作漫谈》《我们为什么进行战争？》（2003）和《论上帝：一次不寻常的谈话》（2007）等重要非虚构作品中，梅勒反复强调人的自由、人的行为和“生”与“死”的道德意义，强调种族平等、自我与他人的平等以及穷人与富人的平等，强调爱、仁慈、同情、信任、诚实、真实和正义的价值与重要性，强调小说的道德任务、文学人物的道德变化和作家的人生观与叙事视角之间的关系，这些强调确定了其小说创作的道德价值取向。为了“强化人们的道德意识”，为了让美国看清自己，从《裸者与死者》（1948）到《林中城堡》（2007），梅勒小说不断地对美国形象进行解构与建构。然而，迄今为止，这一现象尚未受到学界重视，亟待研究。解构并建构美国形象是梅勒小说创作和发展的原动力，研究梅勒对美国形象的解构和建构与其小说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及梅勒小说解构并建构美国形象的道德价值取向，可以揭示梅勒小说创作的真正目的和永恒主题，有助于我们深刻认识梅勒及其小说的价值，因此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