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路与方法_语言变革与汉语小说的“现代”生成（1898-1937）-QQ阅读男频科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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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思路与方法

基于以上认识，本书不拟再对语言思潮进行宏观的理论推演，而是部分借用语言学研究方法，从实证、微观、具体的视角考证清末至民国中期语言变革与小说文体的“现代”生成之间的关系，从基本的小说杂志、报刊的统计开始，以求全方位地呈现这一变革图景。本书写作的基本思路是，先整体考察晚清至五四文言小说、白话小说数量的消长，再从两次白话文运动的逻辑考察五四文学革命如何导致了文白异动的发生，这一格局变化，如何与五四小说家对于“现代小说”的理论建构相适应。现代汉语词汇、语法的变化如何在白话小说内部导致小说修辞方式有所变革，并与五四作家的小说理论结合形成新的小说审美规范。最后研究如何在“汉语小说”发展的长时段里认识中国小说的“五四变法”。具体章节安排如下：

第一章考察清末“白话文运动”中的“新小说”。首先考察中国历史上的文言、白话小说两水并流，如何在晚清产生语言上的比较与冲突。研究清末白话文运动如何与小说界革命合流，产生“白话小说乃小说正格”的说法。顺着言文一致的逻辑，用方言写作自然是最佳选择，可是又无法解决通俗性和地域性的矛盾。本章统计分析清末白话文运动之后各大小说期刊发表的文言、白话小说数量，以呈现清末民初小说语言的历史场景，进而分析清末白话文运动的影响及局限。

第二章考察民国初年文言小说的繁荣及其原因。清末白话文运动的浪潮随着清室的覆灭而消退，文言小说在民初有一个明显的回潮，通过统计分析当时各大期刊的小说语言情况更能清楚呈现这一点。本章将重点分析了文言小说及骈体小说兴盛的原因，这不仅有政治时势变迁的原因，也有林纾和徐枕亚个人成功的巨大示范效应，更有文学史变迁的大背景（比如清中叶以来的骈文中兴）。同时考察文言小说语言上的继承与新变，并以徐枕亚《玉梨魂》为中心分析骈体小说语言在艺术上的探索及局限。

第三章考察五四文学革命与汉语小说格局的异动。主要梳理五四前后中国小说语言的变化，辨析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区别。民国初年，晚清“新小说”的精神传统终结。大量晦涩的哀情文言小说，黑幕派、某生体小说盛行，构成五四的前夜。那么，古典白话小说在五四作家建构“国语文学”过程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五四之后随着新文学刊物的普及，新文学小说影响扩大，而旧派小说刊物如何转轨，文言小说家有无转变？文言小说到底何时消失的？本章将统计五四前后新旧派重要小说期刊中白话、文言小说的数量，主要考察《新青年》《新潮》《小说月报》《东方杂志》《小说海》《小说世界》《礼拜六》以及“三大副刊”。第二章和第三章主要考察的是小说语言的外部变迁。

第四章考察“新白话”的生成与小说修辞方式的转变，这是清末至五四白话小说内部的嬗变。五四作家追求的白话和晚清的白话是不同的，其小说理念也大不相同，由于对白话小说美学理解的差异和对“小说”文体新的自觉，导致一种不同于晚清（或旧派）的五四新体小说的诞生，它在语体风格、修辞方式上都发生重大的改变。这里借助语言学界的研究，从关键词变迁考察五四小说关键思想的变迁，重点考察了“人”“爱情”“恋爱”“故乡”几组词汇在小说中的语义变迁；借用现代汉语欧化语法研究的最新成果，采用举例法分析欧化语法对五四小说修辞功能拓展的作用。

第五章考察汉语小说视域下中国小说的“现代”建构。本章将理论辨析与文本考证相结合，研究五四作家对“现代小说”的想象与建构，进而追问：这一小说的“现代”机制有何特点？汉语小说格局由此出现怎样的整合与分化？以“汉语小说”为方法或视角，可以将“现代小说”放到历史的“长时段”考察，凸显五四小说变革的语言意识及“汉语大传统”，并在古典与世界的坐标体系看中国小说的“现代”生成。五四“汉语小说”的“现代”生成只是中国小说遭遇外来影响下的再一次重组与转型。“现代小说”是在古典小说、世界小说的多个维度中动态的建构过程，这一“现代”的过程仍未完成，呼唤“伟大的汉语小说”仍是时代课题。

[1]刘半农在《我之文学改良观》中首次将诗歌、戏曲、小说、杂文并列，并从“文字”“文学”上勘定其价值：“凡可视为文学上有永久存在之资格与价值者，只诗歌戏曲、小说杂文二种也”。见《新青年》1917年第3卷第3号。

[2]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海文艺出版社1950年版，第98页。

[3]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谈到“欧化的古文”，尤其是指章士钊的政论文。不过他认为虽然有变化，因为“不和一般的人发生交涉”，终不过是“死文学”或“半死文学”（见《胡适文集》第3卷，第238页）。如果不以胡适的“活文学”视角观之，从黄遵宪的“新意境”，梁启超的“新文体”，再到章士钊的“逻辑文”，或者王国维所说的“新学语的输入”，实际都是描述了晚清至五四汉语的松动与新质，但具体到超越“临界点”的理论整合与转身，还需要五四时期的“道破”（即胡适后来讲的“有意的主张”）和一揽子解决方案。近年陆续有学者注意到在书面语变迁的过程中存在“欧化的文言”。孟庆澍看到对汉语文法的强调及背后的知识生产策略是和五四新体白话是一致的（《欧化的古文与文言的弹性——论“甲寅文体”兼及与新文学的关系》,《文艺理论研究》2012年第6期）。倪伟看到欧化的文言对新名词，新文法的应用，但是存在翻译的限度（见《章士钊的“逻辑文”与欧化的古文的限度》,《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刁晏斌从汉语史角度认为欧化文言是文言进入现代汉语的桥梁（见《汉语的欧化与欧化的汉语——百年汉语历史回顾之一》,《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1期）。而张丽华认为鲁迅和周作人能够自由无障碍的从文言向典雅的白话切换，要归功于《域外小说集》的文言小说翻译（《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这些研究都不同程度地丰富和深化了五四的语言变革与新文学的发生研究。

[4]可参考刘涛的精彩分析，见《中国现代小说范畴论》第六章“中国现代短篇小说文体理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5]张丽华：《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兴起——以文类形构为视角》，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4页。

[6]莫言的小说《生死疲劳》就采用了章回体的形式。关于章回体小说在现代的流变参考张蕾的专著《章回体小说的现代历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7]参见俞晓红的《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美国学者梅维恒的《唐代变文：佛教对中国白话小说及戏曲产生的贡献之研究》，中西书局2011年版。

[8]钱振纲先生正是从中国小说历代变迁中看待中国小说的“现代性”的，他引申鲁迅的相关论述，认为晚清至五四的小说变革是中国小说的第三次大变迁：一是“唐有意为小说”，从自发走向自觉；二是宋元话本，是语体与文体的大变迁；三是晚清至五四之间，中国小说获得了充分的“现代性”。这一思路是对以“现代性”为标准回溯中国小说史的研究方法是一种纠偏。见《清末民国小说史论》，河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

[9]比如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开明书店1951年版；李何林等人的《中国新文学史研究》，新建设杂志社1951年版；蔡仪的《中国新文学讲话》，新文艺出版社1952年版；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第1卷，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刘绶松的《中国新文学史初稿》，作家出版社1956年版；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均是以“五四运动”为现代文学的真正起点的：“新文学的提倡虽然在‘五四’前一两年，但实际上是通过了‘五四’，它的社会影响才扩大和深入，才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有力的一翼的。”（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绪论）

[10]唐弢：《中国现代文学史（一）·绪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96页。

[11]他在1980年的致友人书信说：“解放后写的现代文学史很少对‘五四’前夜的文学历史潮流给予充分论述，私心常以为憾。目前正在陆续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唐弢主编）第一册前边，也未重视这个问题。我以为我们论述‘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时候，应该立专章论述清末的风气变化和一些过去起过重要间接作用的前驱者。”见《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另一种编写方法——致节公同志》,《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2期。

[12]“20世纪中国文学”是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1985年提出的文学概念，是指“由20世纪末本世纪初开始的、至今仍在继续的一个文学进程，一个由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中国文学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见《论“20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第5期。接着《读书》1985年第10期开始分6期连载三人的笔谈《20世纪中国文学三人谈》。随后出现一些以“20世纪中国文学史”命名的著作中，“晚清说”普遍被采用，有代表性的如黄修己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孔范今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