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扬雄是西汉末期的大学问家，巴蜀文化的杰出代表，在哲学、政治学、思想史、文学、语言学等诸多领域，成就卓著。他是今四川成都郫都区人，四十多岁出川，游学京师，一辈子沉沦下僚。居蜀期间，受益于赓绵深厚的蜀学滋育和蜀中学术大师的亲炙，他的学问已然养成，又能在出蜀以后将其发扬光大，促进了汉代学术的发展和进步。扬雄素好深湛之思，心怀绍圣之志，孜孜以求，学问精进，通雅博洽，扩展治学领域，成就“名山事业”，昭示学术精神，对后世中华文化学术的发展和繁荣贡献极大，影响深远。
余生也晚，仰止生活在两千年前的这位历史文化名人，多年来，对他的著作的研习从未懈怠。1995年，我出版的《汉楚辞学史》，其中专门论述了扬雄的辞赋创作及其楚辞学思想。我的其他学术论著中，对扬雄的著作（不只是辞赋作品，还有《太玄》《法言》《方言》等），也多有引述。这一年多，因为编选这本扬雄研究的论文集，我重读了他的文章著述和史传等有关资料。而拜读（很多是重读）近百年来的扬雄研究论著，尤其是老一辈学者和中青年才俊的精彩论文，我受益多多，也感慨良多。不但借以检验我过去研习扬雄之所得，也学到了不少新的知识，受到新的启发。我和学生王怀成在编定本论文集之后而撰写的《近百年来扬雄研究论文综述》（见本书，又已刊发于《中华文化论坛》2018年第6期），就是这一学习过程的初步汇报。今则愿意就扬雄居蜀期间的学问养成以及其后学问的拓展精进，他的治学态度与其人生经历、思想意识的关系，进而还想就扬雄身上所体现出的“蜀学精神”，谈一些心得体会，以求教于学界同人。
据《汉书·扬雄传》（采录扬雄“自叙传”，班固又有接叙）记述，扬雄“少而好学”，“博览无所不见”。学习辞赋写作，蜀中先贤司马相如对他影响特大。其自叙说：“先是时，蜀有司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班固则曰，扬雄以为“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反而广之”，是说扬雄学屈原《离骚》而作《反离骚》和《广骚》，也包括了依仿屈原的《惜诵》等《九章》作品而创作的《畔牢愁》；“作四赋”是指他进京后在成帝朝所作的游猎题材的《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和《长杨赋》。其《广骚》和《畔牢愁》，传文未载，无由研读讨论；《反离骚》因涉及扬雄的思想意识和人生态度，下文再议。而从总体上看，“四赋”之作，是在精神实质上继承了屈原、相如辞赋的讽喻传统，在体式上又兼有屈赋的楚骚特点和相如赋的弘丽特点。前引他说心壮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而“四赋”则多用楚骚体式，且与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相比，已渐演为短制，说明扬雄注意将骚体赋和大赋的各自特点融合起来，并且更倾向于拟则屈赋“深”的特点。这应该是他出蜀以后在辞赋创作体式上很自觉的新变。他的《蜀都赋》，则是汉代游猎赋向京都赋题材转变的先声，这也是一种新变。又，汤炳正先生《汉代语言文字学家扬雄年谱》论曰：“扬雄居蜀，其学业以辞赋为主，盖沐相如、王褒之流风者。来京后，始以辞赋为无用，弃不复作，而转事学术著述。雄素习天文学，主盖天说；来京后，由盖天之说改从浑天，其演《太玄经》，即以浑天之法起算。中国语言学名著之祖《方言》，亦始撰于扬雄来京之三年。是扬雄之来京，实为其生平学术思想大转变之契机。”“以辞赋为无用”和《方言》的有关问题，容后述论。今就他哀帝时所作《太玄》而言，“由盖天之说改从浑天”，是接受了汉代最优秀的天文学家、今四川阆中人落下闳的思想。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扬雄少时受业于蜀郡学者、黄老道家《易》学大师严遵，学养积成，识通古今，故能继续探索，超迈其师。《太玄》由《易》入《玄》，会通儒道思想，探讨世界图式，推究人事义理，启迪魏晋玄学。扬雄的这一学术文化特点及其贡献，也为后来蜀学守正求变、会通创新的特点的形成，导夫先路。还有他晚年所作的《法言》，对先秦以来的文化学术进行反思，对自己一生的学术实践和学术思想进行总结，而基本上归宗于儒学道统，也是这一学术精神的体现。本论文集中，多位学者对此有精彩的阐释和发挥，值得研习。
居蜀期间扬雄所作《反离骚》，纯用骚体。据其中“汉十世之阳朔兮，招摇纪于周正”二句可知，《反离骚》作于成帝阳朔中，时扬雄三十余岁。他对屈原的遭遇很同情，这与贾谊《吊屈原赋》和司马迁《屈原列传》“太史公曰”相同。但他又从君子全身远害和宿命论的角度对屈原的思想行为表示了不理解，乃至批评和指责，这就是其自叙所说的“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扬雄的这一思想意识，也是受到了贾谊和司马迁的影响，但更与他家族的不幸遭遇、个人的生活处境和人生态度，以及他居蜀期间所受到的思想教育都有密切的关系。据其自叙，其先祖本居晋，后被逼“逃于楚巫山，因家焉”，“楚、汉之兴也，扬氏溯江上，处巴江州，而扬季官至庐江太守。汉元鼎间避仇复溯江上，处岷山之阳曰郫”，“世世以农桑为业”。“自季至雄，五世而传一子”。而他本人“清静亡为，少耆欲，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不修廉隅以徼名于当世。家产不过十金，乏无儋石之储，晏如也”。时运不济，家族罹难，人生多艰，家境孤寒（甚至五代单传）。这样的家族遭遇和人生经历，当然就很容易养成顺时从命、因以自保，即“不得时则龙蛇”的人生态度。另据《汉书·王吉贡禹传》，扬雄少时从游学蜀人严遵，而严遵就提倡保身全性的人生哲学，要求“不祸自生”，“常处玄默”（《道德真经指归》卷十一），“以保其身”（同上，卷十）等等，这对扬雄思想意识和人生态度的养成，影响极大。
这种思想意识和人生态度，贯穿扬雄一生。哀帝时，扬雄草《太玄》，自叙说是“有以自守，泊如也”。《古文苑》还载其《太玄赋》，章樵注云：“此赋推太玄之理，以保性命之真。”《太玄·玄莹》就认为人命在天，“天地福顺而祸逆”；《太玄·傒》亦云“不祸祸，傒天活我”。再后来，平帝时著《法言》，《问明》篇更明确地指出：“命者，天之命也，非人为也”，“命不可避也”。“或问：活身？曰：明哲。……君子所贵，亦越用明，保慎其身也。”他在成帝、哀帝、平帝“三世不徙官”。至于王莽专擅时期，他“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后来被人牵累，“恐不能自免”而投阁几死，乃是“自保”尤为难得。其悲也乎！
扬雄仕途艰厄，终生贫困，在处世之道上柔顺避患、淡泊自守，非常弱势。但是，在文化学术事业上他却具有可贵的反思（批判）精神和甘心寂寞的坚持，这也许是他对抗苦难人生的一种方式，圣人所谓“君子忧道不忧贫”是也，也是他所寻求到的心灵安妥之所。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强势的学术坚守或曰文化自信。从《法言》中所表达的意思来看，他是以圣贤自任，勉力地推进学术发展和学术进步。《方言》之作，也是如此（见后）。他对汉代辞赋创作流弊的反思与批判，以及他坚持二十七年至死未辍的汉语方言研究，就是明证，而这也是历代巴蜀学人所努力继承、发扬的优良学风和学术精神。
扬雄晚年，结合自身的创作经历，对汉代辞赋创作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自叙云：“雄以为赋者，将以风也。”但是由司马相如所开创的写作模式则是“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这是说作赋过分注重浮华之言、弘丽之辞，以吸引帝王眼球，而帝王对其讽谏之旨并不在意，或者干脆想到一边去了。扬雄专门举了司马相如作《大人赋》的例子：“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繇是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其实扬雄当初所上“四赋”，也是同样效果。王充《论衡·谴告》就说汉成帝“好广宫室”，扬雄上《甘泉赋》以讽，而“皇帝不觉，为之不止”。所以扬雄指出，这样的辞赋写作，“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不复为”。后来在《法言·吾子》中，他重申：“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更进一步指出：“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这是以“宗经”为本（《法言》中多有论述），厘清了屈原辞赋与宋玉以下至汉代司马相如等赋家的区别。这和他早年认为的“辞莫丽于相如”，“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有很大不同，是理论上的反思和进步。“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是很深刻的著名文论命题，且影响深远。历代阐释发挥，难以列举，本论文集中亦有学者发为宏论，兹不赘述。
在语言学研究方面，蜀中早有优良传统。武帝时，司马相如通《苍颉》、作《凡将》，事见《汉书·艺文志》的记载；犍为文学舍人注《尔雅》，事见《经典释文·叙录》的记载。扬雄进京以后，受张竦、杜邺形义训诂之学影响，晚岁在平帝时作《训纂篇》，不但踵事相如所为，又能补续《苍颉》。据《汉书·艺文志》和许慎《说文解字·叙》所记，《苍颉》文字计三千三百字，扬雄勤勉努力，补续两千零四十字，《训纂篇》共计五千三百四十字，故许慎言“群书所载，略存之矣”。至于汉语方言，蜀中学者也是早有措意和初步的研究，并形成治学传统。据扬雄《答刘歆书》，扬雄在成都时曾得见严遵所收罗到的千余字方言资料，临邛学者林闾亦有研究方言的“梗概之法”。扬雄少师二人，得其师传，进京后即利用有利条件，全身心地致力于方言的调查收集研究。他甚至上书成帝“愿不受三岁之奉，且休脱直事之繇，得肆心广意，以自克就”。汤炳正先生述曰：“京师五方杂辏，语言各异，故天下上计、孝廉及内郡卫卒至京者，雄皆就访异言而识诸椠素。审其声音，厘其地域，交错思索者，前后二十七年，卒时书犹未成。其历时之久，用力之勤，较《法言》《太玄》且倍之（详谱中）。雄之小学著述，以《方言》为最精，乃中国古代音韵学、语言学之鼻祖。”此诚为的当之论。扬雄在《方言》撰述研究中所表现出的专业和敬业，令人感佩，还有学术自期和学术自信，即坚信《方言》必将是一部开辟学术新领域、求实求真求精的传世之作。其《答刘歆书》中引张伯松之言，说《方言》是“县（悬）日月不刊之书”，就是这个意思。这也是巴蜀学人所承续和践行的治学传统和学术精神，以及所追求的很高的学术境界。
扬雄的学术事业，在当时就有异见，或者不解，甚至贬损，而他自己却很自信。《汉书》本传中班固记曰，雄“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他的《太玄》，刘歆尝谓“吾恐后人用覆酱瓿”，扬雄对此话是“笑而不应”，正是自信的表现。他死后四十余年，“《法言》大行，而《玄》终不显”，但是后来《太玄》的影响越来越大，研究《太玄》也成为对高深学问的一种追求。如北宋大学者司马光之著《太玄集注》，他还盛赞扬雄是继孔子之后，超过孟子、荀子的“大儒”（《太玄集注·读玄》）。其实，扬雄刚去世，他的同时代人、大学者桓谭就断言其书“必传”，甚至在其《新论》中还称誉扬雄不只是“西道孔子”，还是“东道孔子”。也就是说，扬雄因其学术文化业绩，庶几乎亦成为影响和推进整个中华文化的“至圣”。这是极高的赞誉，甚至是过誉，但也说明，孤寂的不为时人所识的扬雄，当年至少有桓谭这样的知己至交对其推崇备至。还有班固的父亲班彪亦与之善，张伯松也属于他的二三知己。而在后世，扬雄则拥有一代又一代的景仰者、研究者和评价者，或者借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是扬雄的“理解之同情”者，比如本论文集作者以及本书附录《扬雄研究论著要目》所列的众多专家学者，还有像我和王怀成这样的研习者。历代也有学者批评他，在某些问题上还批评得比较尖锐（比如对其所作《反离骚》）。这实属正常，因为扬雄的学术肯定存在某些局限、缺点和问题，他的思想固然深邃、深刻，但也有片面的地方。加之身处西汉末年吊诡的政治文化环境，他的某些作为（如写《剧秦美新》），也容易引起后人的误解，乃至颇遭非议和责难。其实批评者也存在着类似的问题。至于有的学者也只是借题发挥，或者影射而已。个别人则可能并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故作惊人之论。其间是非曲直，实难一一评骘。而近代以来，尤其是近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在唯物史观的指引下，客观理性的研究越来越占据主导地位，海内外的扬雄研究也持续地向着纵深发展。2017年，在扬雄的故乡，四川省启动了“四川历史名人文化传承创新工程”，将扬雄列为首批四川历史名人。其后，四川省扬雄研究会和四川省扬雄研究中心亦相继成立，还举办了几次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包括本册《扬雄研究文选》在内的“四川历史名人丛书·研究系列”，亦陆续出版。凡此，皆有力地推进了扬雄研究迈向新的台阶，新成果还将不断涌现。这表明，扬雄越来越引人注目。他的学术业绩，越来越受到后人的重视；他的学术精神，正由我们继承和发扬。《论语·里仁》记孔子之言有云：“德不孤，必有邻。”我们巴蜀学人，都是扬雄的比邻；海内外的扬雄研究者，都是他的后学。
以上所言，实乃有感而发。一则有感于扬雄卓越的学术业绩和可贵的学术精神；二则有感于历代专家学者所进行的卓有成效的研究和大批高质量的学术创获，其中当然也包括了本论文集所收录的几十篇宏文佳作。专家学者们的高论，有教于我，我忝列本书主编，也忍不住发表了一番议论。草草成文，难免浅陋，亦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朋友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