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王树声大将（1905—1974）
1、王树声传奇
原名王宏信，1905年5月出生，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人。1926年秋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冬参与领导黄麻起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多个地方军区司令员，为鄂豫皖、川陕革命根据地和红四方面军的创建立下不朽功勋。新中国成立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国防部副部长，致力于研究改善我军的武器装备。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中国共产党第八、第九、第十届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委员。1974年1月因病逝世，享年69岁。
王树声将军，湖北麻城乘马岗区项家冲人。乳名王国荫，小名王宏信。祖父王德成，中医兼私塾教师；父亲王泽香，小地主，有田四十余亩，房屋十余间，兼做粉房生意。将军六岁丧父，九岁丧母。
王树声将军，敦实剽悍，胡须丛密，双唇前凸，脸上酒刺如麻。钱钧将军告余红军时期初见王树声将军印象：坐草地脱衣捉虱子，虎背熊腰，浑身横肉，如怒目金刚，吓得我不敢近前。杜义德将军告余，西路军失败后，与王树声将军一路乞讨寻生，其时虽手无寸铁，衣裳褴褛，人见王皆大惧。故每至一地，必由杜义德将军前行，好言慰民，而王树声将军则不得不低首藏之后。
1923年春，王树声将军考入麻城县公立高等小学读书。将军言，该校建于前清科举试场，虽为新学，时人仍称其为“考棚”。既教“子曰”、“诗云”，又教史地、英文，新旧合璧，不伦不类。全校七位老师，五位是前清举人、拔贡、秀才，校长为老翰林。1925年，将军高小毕业后，回家乡教私塾。
某日，军阀吴佩孚派军队进驻麻城。王树声将军与同学围观：长官戎装革履，马弁簇拥，威风凛凛，鼓乐齐鸣。将军击掌呼曰：“好男儿当如此！”遂自称长官以破伞骨作文明棍，领同学仿效之。
王树声将军1926年参加革命，任乘马岗区农民协会组织部长。某日，有人告将军，农民协会被捣毁。将军问：“谁干的？”答：“你舅公丁枕鱼。”将军大怒，挥手曰：“谁反对农会，就是亲娘老子，也要跟他斗！”即率众活捉其舅公，戴高帽游乡，公审枪毙。乡里人皆曰：“这崽是铁了心干革命。”
王树声将军家先后有十三人参加革命：大哥王宏忠、二哥王宏恕、弟弟王宏义、妹妹王贵玉；及堂兄妹王宏文、王宏学、王宏儒、王娇玉、王春玉等，建国后独留将军一人也。
1927年，王树声将军率家乡赤卫队参加黄麻起义，二十一天后，黄麻起义兵败。将军率部退至木兰山，部队损失和逃亡甚多，仅余七十二人，四十二条长枪，九只驳壳枪，两只手枪；继余十八人；后仅余九人。1929年夏，将军所率游击队发展至三百余人。
1937年2月，西路军兵败倪家营。时任西路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将军所部——一九军仅余三百余人。为保存实力，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分散突围。王率部转战祁连山，历尽艰险，由三百余人而十一人，由十一人而八人，由八人而四人，由四人而孤身一人。将军一路乞讨终至延安。据云，毛泽东见将军曰：“树声同志，你吃苦了。西路军的失败，责任不能由你负。”
1944年，王树声将军被中央派往豫西，率豫西军区南下，与由湘、粤北返之王震八路军南下支队、李先念新四军五师会合于桐柏地区，组建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军区司令员、王震与王树声任副司令员。将军于延安出发时，毛泽东作临别赠言：“放下包袱，开动机器，预祝你们胜利。”
王树声将军善射，于红四方面军有“神射手”之称。1927年春，王树声将军率领农民自卫军守麻城。敌红枪会万余人攻之。将军登城北门，见敌蜂拥蚁行而至，为首者一红衣“师爷”。将军取步枪，推弹上膛，射之，“师爷”应声倒地，群匪四散逃命。红四方面军老战士董国元言，长征途中某日，见王树声将军为红军战士授短枪射击要领。将军举驳壳枪，指一座破屋顶言：“瞧，我打右下角翘起的那三片瓦。”话音刚落——啪、啪、啪！三片瓦被击得粉碎。又“文革”中某日，将军为其子表演射技，以汽枪击梨树的梨，连发三枪，三只梨相继坠地。其子捡之，见三梨竟完好无损，盖弹丸均击于梨把上也。是年将军已年逾花甲。
王树声将军与陈赓将军友善。将军言，延安时期，每天晚饭后，最喜与陈赓将军一起散步，说说笑笑，打打闹闹，无所顾忌。某年建军节，总部机关会餐，四菜一汤。上菜时，陈赓将一盘红烧肉暗藏于桌底，冲服务员喊道：“这桌少一盘！”服务员纳闷，无奈，即补一盘红烧肉。会餐开始，陈赓将桌底红烧肉端出，大声曰：“你们不跟陈赓一桌，就少吃一盘红烧肉吧。”众皆大笑，服务员白眼。
抗日战争时期某日，延安。王树声将军洗头净面，着装全新，勇进中央门诊部，突然对正在值班的医生杨炬曰：“杨医生，我对你印象很好！”杨炬吓了一跳，脸红耳赤，扭头躲进隔壁换药室。将军则昂首挺胸，向后转，退出门诊室，不失风度。后，将军第二次与杨炬见面，仍昂首挺胸，曰：“小杨同志，请你嫁给我。”杨炬无言默许之。
王树声将军与杨炬恋爱一年，遂定终身。1944年中秋，王树声将军偕杨炬看望贺龙和徐向前。贺徐甚喜，建议道：“今晚是中秋佳节，就把婚事办了。”杨炬曰：“我们还没有向组织打报告呢。”徐向前曰：“我是树声老上级，可以当半个家。”贺龙曰：“我是联防军司令，完全赞同。”遂强留王树声与杨炬当日办婚事。是日晚，众将官闹新房，要将军与杨炬交代恋爱经过。杨炬羞答答言：“他呀，可真厉害！”王树声立即回曰：“她呀，真调皮！”是时徐深吉为之作喜联：调皮遇厉害；花好见月圆。横批：革命伴侣。邵式平书写。
1946年11月，杨炬于山东临沂产一子。王树声将军闻讯，大喜，高呼：“我有儿子啦！”将军为其子起名“鲁光”：一象征革命的曙光；二纪念诞生地山东。其时王树声将军四十一岁。
中原突围前夕，王树声将军与杨炬分散突围。临别，将军取与杨炬合影照片，于背面题诗赠之：
久别重逢今又别，
不知人月几时圆？
伤思艰险犹尝尽，
誓将奋斗会中原。
此照片杨炬保存至今。“文革”之初，上级考虑王树声将军宅陈旧狭窄，决定另选地皮建新房。初选西城边某古庙，临护城河。将军闻该庙为某自治区驻北京办事处，曰：“这有违我党民族政策，麻烦再选一处。”次选地点为一处独门四合院。将军闻该处为民主党派办公处，亦摇头否决。规划人员解释曰：“早被红卫兵赶跑了。”将军答：“那是胡闹，早晚得请他们回来。”第三处为玉渊潭附近，将迁农舍而建之。将军怒曰：“凭什么撵人家老百姓？我能在这儿盖房，人家就不能在这里住！这房子我不盖了。”
王树声将军爱养花，尤喜君子兰。将军常往同院老花工任师傅家请教养花技术。某日，任师傅患病，适将军到，急奔解放军报社门诊部，亲领医生诊治。此后每日散步必至任师傅家，问寒问暖，直至任师傅完全康复。王树声将军时任解放军总军械部部长。
王树声将军喜京戏，常往北京长安大剧院看戏，尤喜看《空城记》、《辕门斩子》、《霸王别姬》等。“文革”中古装戏停演，将军移情于“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龙江颂》等百看不厌，百听不厌，有时亦学唱几句，虽跑调仍乐此不疲。将军常携一三洋牌半导体小收音机以听“样板戏”。
“文革”中某日，王树声将军至京西宾馆礼堂看京戏《龙江颂》。演出结束，朱德、江青等上台接见演员，江青居中上，朱德则侧行，演员们高呼口号：“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将军愤愤，回家途中骂道：“这个家伙，敢欺负朱老总，向她学习个屁！”
“文革”中某日，王树声将军与李先念等于北京饭店乘电梯下，姚文元立其间。姚见王伸手欲招呼，将军则沉脸转首，不予理睬，只与李先念等握手告别。姚文元尴尬不堪。又某日，将军乘车街上行，后有一车直催喇叭。秘书提醒曰：“是春桥同志的车。”将军曰：“不理他，不要让，我们走我们的！”
王树声将军之子王鲁光言：“父亲一生打大战、恶战特多，他不迷信，可是很怪，逢七便倒霉。”所谓逢七倒霉者，即为1927年黄麻起义失败，1937年西路军失败，1947年中原突围失败。命乎，运乎？！
1972年，王树声将军身患重疴。将军病重期间，常自省、自悔、自责，书自传总结黄麻起义、西路军兵败、中原突围之经验教训，以诫后人，示子孙。其间，周恩来前往看望，将军曰：“于革命无功则有过。”周紧握将军手，曰：“党中央、毛主席了解你，你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将军闻之泪流满面，泣不成声。
1974年1月7日，王树声将军病逝，终年六十九岁。记者云：瀑布为水之跌落，落差愈大，其愈壮美，虽一落千丈，粉身碎骨，无须悔也。王树声将军一生屡败屡战，愈挫愈勇，悲且壮，壮且美，当如是。（载自《开国将军轶事》，作者：吴东峰）
2、“全面开花”，横枪跃马战川陕
1932年12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徒步渡过汉水。在汉水南岸的上元观，徐向前总指挥清点人数，全军共14400人。决定进军川北。
17日，王树声率领73师217团作为开路先锋，翻越上下210里风雪大巴山，胜利进入四川。从此，王树声、王宏坤两兄弟并肩率部拼杀，参与创建川陕根据地。
1933年2月1日，王树声率红73师占领南江县城。
红军入川1个月，即解放通江、南江、巴中三座县城，歼敌3个团，击溃敌6个团。川北群众高兴地唱道：
红军过了河，羊子奔索索。
冬瓜遍地滚，猴子摸脑壳。
矮子挨鞭打，刘湘怕活捉。
请问委员长，你看又如何？
歌谣里的“羊子”指四川军阀杨森；“冬瓜”是四川军阀田颂尧；“猴子”是四川军阀邓锡侯；“矮子”是四川军阀李家珏，“委员长”是蒋介石。
中旬，川陕边区“剿匪”督办田颂尧率38个团6万余兵力，分左、中、右3个纵队进攻刚入川立足未稳的红军。红四方面军4个师1.5万指战员采取“收紧阵地”的战略方针，投入反“三路围攻”，在4个月时间里三次转移，缩短战线。
5月16日，红军发起战略反攻。
17日，西线战场上，王树声率红73师坚守通江以北的大、小骡马和小坎子等咽喉之地，固守空山坝一线，正面拒敌。徐向前对王树声说：“你那里可是要命的地方啊！伤亡再大，也得顶住。你们顶得住，胜利就有希望。”王树声率部血战五昼夜，顶住川军的人海战术，拖住敌人，为各部队集结赢得了宝贵时间。
21日，红军集中起全部力量，在空山坝进行大反击，一战歼敌7个团，击溃6个团。敌人全线溃退。
26日，王树声率73师收复南江城，之后挥军直指嘉陵江，逼近广元城下。
至6月15日，反“三路围攻”胜利结束。此役毙伤川军1.4万余人，俘虏1万余人，共计2.4万人，缴获长短枪8000余支，机关枪200余挺，迫击炮50余门。苏区巩固扩大，面积达3万平方公里，人口逾200万。
6月底，红四方面军5个师扩编为4个军，拥有11个师29个团4万余指战员。王树声升任方面军副总指挥，兼31军军长。红10师扩编为第4军，拥有8个团1.2万余人，王宏坤任4军军长。
10月底，蒋介石以四川军阀刘湘为“剿匪”总司令，投入140个团25万兵力，另有18驾飞机助战，并进合围，向根据地发起‘六路围攻’，要“三个月内全部肃清”红军。
中共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通江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徐向前带二十几个团守东线，对付敌主攻方向上的第五路、第六路川军；任命王树声为西线总指挥，统一指挥红31军主力、红30军90师、红9军第27师等共十几个团，在嘉陵江东岸数百里地带牵制另外四路敌军（共计69个团之兵力）。
反“六路围攻”，是中国红军在10年土地革命战争中战绩最大的一次战役。这场战役历时10个多月，共歼敌8万余人，缴枪3万余支，战炮100余门，击落敌机1架。
1935年3月28日夜，王树声率部强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北上。
4月2日，王树声在前线统一指挥，避开正面，令红31军93师、91师1个团和30军88师，从东、西、南三面包围剑门关。剑门关自古被称为“鸟道天险”，“插翅难渡”，这次四川军阀邓锡侯将其作为江防部署的重要支撑点，派28军宪兵司令刁文俊率3个团据守，隘口上密布地堡、堑壕。
剑门关山上长着许多古老的柏树，又粗又壮，当地老人说叫“汉柏”，传说是三国时代的猛将张飞令蜀国军队栽的。部队发起冲锋，红军向上攻，战士们将苏区自造的“马尾手榴弹”扔向敌阵，不料手榴弹挂在树上掉不下来，敌人的机枪却编织成密集火力。王树声见状，赶紧请示徐向前总指挥，要求动用方面军总部的迫击炮营。炮兵上来后，王树声令炮兵连长亲自瞄准敌军制高点上的集团工事开炮。谁知炮声一响，就把树上的马尾手榴弹都震到地上，到处爆炸，吓得敌人胆战心惊。红军乘势猛打猛冲，经半天激战，多次肉搏，全歼守敌3个团3000人。
战后，徐向前总指挥登上剑门关，看到王树声正在开怀大笑：“龟儿子的，这张飞树要得，弄出个集体大爆炸。”徐总指挥听明原委，也忍不住开怀大笑：“要得要得，这种战术，叫‘全面开花’嘛”。这是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后打的第一个漂亮的歼灭战和攻坚战。王树声的老部下张贻祥将军说：“打剑门关，应该说是他的杰作。”（李敏/文）
3、被困沙漠，生死关头遇奇人
1936年西路军在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政委陈昌浩、总指挥徐向前、副总指挥王树声（后兼九军军长）带领下，孤军与“马家军”作战，展开了惨烈悲壮的苦斗。
1937年，王树声一行向东走到腾格里大沙漠的边缘，不幸又与“马家军”的骑兵遭遇，摸着黑打了一仗，他和身边的杜义德等3位同志失散了。他穿着破烂衣服，孤身一人，闯入茫茫沙海之中。
春末初夏，正是腾格里大沙漠多风的季节，天气变化无常。王树声继续向东走了一天，下午刮来一阵狂风，整个沙漠石沙飞舞，天昏地暗。细沙刮来，灌入他的嘴里，牙齿一咬，“咯咯”直响。一股旋风卷来，把王树声卷到一个沙坡下。等他苏醒过来，已是午夜时分。他的脸上脱皮，嘴唇起了许多水泡，干裂出血了。他咬咬牙，用手一摸，浑身盖着一层厚厚的黄沙。风停沙息。他用双手拨掉身上的黄沙，感到手脚像铅块一般沉重，浑身疼痛难忍。他心里憋得慌，不知自己在沙漠里滚动了多长时间。他挣扎着爬起来，仰身躺在沙坡上，双手垫着后脑，借着月光望着无边无际的沙海，这才明白自己闯入绝境。王树声想起西路军失败的惨况，想起许多患难与共的战友壮烈牺牲时的遗言：“首长，你要为我们报仇！”想着想着，一股无穷无尽的力量鼓舞着他。他暗自说道：“我不能死在沙漠里，一定要走回延安，找到党中央，继续战斗下去！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烈士的遗愿，才能告慰先烈的英灵……”
王树声虽然腰酸、腿痛、饥饿、嘴干、舌燥，他还是挣扎着从沙坡下站起来，浑身冷得直发抖，仍然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第二天清晨，他忽然发现了一个沙中存水的小湖，急忙走过去坐在湖边喝了个够，觉得有点精神了。湖岸边还有几棵沙枣树，落叶的枝头上还有黄中透红的干沙枣。他跑过去，动手摘采，放在嘴里一嚼，很沙很面，味道极佳。他边摘边吃，仔细一看，树下草丛里落了许多沙枣。拣起来装进口袋，等饥饿时当干粮吃。
王树声继续向东走去。他痛苦地拖着两腿，一连走了两天，不知走过了多少个沙山、沙丘，然而展现在眼前的，仍然是数不尽的沙山、沙丘。他身上带的沙枣吃光了，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嘴干了，舌燥了，两腿不听使唤了，一下栽倒在沙丘上。他不服输，奋力地向东爬去。爬了半天，越爬越吃力，终于昏倒在沙海里。
第四天，王树声从昏迷中醒过来了。他睁开疲乏的双眼，发现他身边坐着一个60开外的老人，手里拿着水壶给他喂水。他想挣扎着爬起来，可是浑身没有一点力气了。老人用慈善的神态望着他说：“小伙子，别起来，你饿过头了，我给你喂水喂馍吧！”
王树声激动地看着老人，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老人给他喂了一壶水，又喂了两个大馍馍，这才把他扶起来。老人说：“人都说：‘腾格里，大无边，太阳晒得冒青烟。刮风天地转，下面江河翻。飞鸟不敢过，骆驼打寒战。自古无路绝人烟，神仙进去也难还。’唉，你这个小伙子跑到这个鬼地方做什么来呀！”
王树声吃力地答道：“老人家，我是贩盐的。因为途中遇上强盗，抢走了盐和钱，我才落到这个地步。”
老人摇着头摆手说：“不是，绝对不是贩盐的。我这一生经常和盐贩子打交道，还能认不出来吗？说心里话，我看你是个红军。”
王树声一惊，遮掩着说：“老人家，我不是红军。”
老人生气了。他说：“是就是，为啥遮遮掩掩的？我叫俞学仁，家住宁夏中卫县旋窝铺，一辈子做生意养家糊口。我们那一带苦得很，穷人受尽了‘马家军’的欺压，大家都盼红军打过来消灭‘马家军’，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王树声一看老人诚恳待人，就直说：“老人家，我不瞒你。我是红军，想到延安去……”
老人听了，哈哈大笑着说：“红军都是好人，是咱穷人的队伍。我一定把你带出腾格里大沙漠，送你到延安去！”
老人扶着王树声在沙漠里走了三四十里路，傍晚来到女儿家里。老人特意让女儿炒了几个鸡蛋给王树声吃。王树声看到老人和他的女儿、女婿都是忠厚的穷人，话也多起来了。夜里躺在炕上闲谈时，老人又问：“小伙子，你家住哪里？还有什么亲人？”
王树声如实讲来：“我家住在大别山西麓的湖北省麻城县乘马岗区项家冲，全家有14口人。我6岁丧父，9岁亡母。我家的主要亲人很早就参加了革命。大哥王宏忠入党不久病故了。二哥王宏恕也是个共产党员，参加过黄麻起义，当过红军连队指导员，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弟弟王宏义和妹妹王贵玉也参加了红军，肃反时被杀害了。我伯父家的大哥王宏文参加革命以后被国民党杀害了。二哥王宏学参加红军，肃反时也被杀害了。弟弟王宏儒，入学后参加红军，在战斗中光荣牺牲。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军队烧毁了我家的房屋和财产。我参加红军也是为亲人报仇的！”
俞学仁老人听着，不由自主地掉下泪来。他说：“你的亲人为了咱穷人能过上好日子，献出了生命，这叫我怎能不难过呢！我虽然老了，也要向那些先烈学习，多为红军办好事！”说完，他拿来女婿一身半新半旧的衣服让王树声换上。
俞学仁和王树声睡了一夜好觉，天还未亮就起来赶路了。他们渡过黄河，来到宁夏同心城外。突然，从树林子里钻出七八个手端步枪的红军战士包围了他俩。领头的排长把手枪一挥问道：“举起手来，你俩是干什么的？”
王树声答道：“我叫王树声，是红四方面军的。我军在祁连山与‘马家军’作战中遭受惨败，我返回延安途中在沙漠里迷路了，多亏这位俞学仁老人救了我的命，今天他老人家送我回来了。”
“我看你的打扮就不像个红军。”年轻的排长说，“现在敌情很复杂，马鸿逵经常派特务来到红军驻地捣乱，为了慎重起见，我们押着你们俩去见团长。”
王树声、俞学仁被红军战士押到同心城内一户农家。红军排长走进屋内给团长汇报抓住了两个可疑的人。团长从屋内走出来，上下打量着王树声，慌忙大声喊道：“你们怎么搞的？为啥胡乱抓人？这是红四方面军的王树声副总指挥呀！”
战士们吓得直伸舌头。
红军团长上前握着王树声的手，亲切地说：“副总指挥，这都是我们的错误，请你原谅吧！”王树声笑着说：“你们警惕性很高，做得很好，我不会责怪你们的。”
红军团长急忙把王树声、俞学仁请进屋内，派人端来饭菜款待一顿。
俞学仁在部队休息了两天。临走时，王树声把自己保存多年的一个金戒指送给他，并说：“老人家，你救了我的命，我终生难忘。这个金戒指，请你收下作个纪念吧！等将来全国解放了，我去中卫看望你！”
俞学仁老人含泪收下金戒指，与王树声恋恋不舍地告别了。
在红军团长派的骑兵护送下，王树声来到曲子镇住下来。很快，消息传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亲自给王树声打电话：“树声同志，你好！杜义德、李新国等同志回延安来了，你们回来就是胜利！”
王树声听了毛主席的话，激动得热泪盈眶，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不久，毛主席来电话要见王树声。王树声来到延安毛主席住处，汇报了西路军打败仗的详细经过，然后说：“部队打了败仗，我也是有责任的，我对不起党和人民，也对不起红四方面军的烈士们。”
毛主席边听边说：“树声同志，你吃苦了，你勇于承担责任的自我批评精神，是每个红军官兵都应该学习的！西路军的失败，你是没有责任的。”
毛主席鼓励王树声放下思想包袱，努力为党工作。谈话结束后，毛主席挥笔写信，介绍王树声前往抗日军政大学就学。
从此，王树声在抗大开始了新的学习和战斗生活。（据《大将交往录》四川人民出版社胡小鸥/编）
4、将军求爱，两位老总当“月老”
“医圣”亲自当月老
王树声和杨炬是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相识的。
1942年9月，正在抗日前线浴血奋战的太行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奉命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任军事队队长。
1943年秋，王树声在中央党校举行的一次周末文艺晚会上，遇见了中央门诊部的医生杨炬，对她一见钟情。22岁的杨炬，身材苗条，脸庞俊俏，浑身洋溢着青春的气息，在中央门诊部里有着“一枝花”之誉。
年近不惑的王树声，第一次陷入了“单相思”。
老战友唐明春看出了王树声的心思。他想：王树声多年为了革命事业在枪林弹雨中东拼西杀，一直没有机会顾及自己的婚姻，现在延安的生活安定，别人都已是成双成对了，他也确实该找一位伴侣了。因此，他便对王树声说：“老王，你别急，我老婆和杨医生熟得很，回头我让她帮你牵牵线，你俩见见面。这事你放心，包在我身上。”唐明春的爱人连军在中央门诊部当护士，并与杨炬很要好。
王树声一听这话，喜出望外，拉着唐明春的手一个劲儿地说：“老唐，那就多谢你啦！”
然而，一连几天过去了，牵线的事却如泥牛入海杳无音信。王树声坐卧不安，直骂唐明春“阳奉阴违”，太不够交情。唐明春见王树声急成这个样子，便开导他说：“老王呀，这种事就好比登山上树，得一步一步地来，急不得。你先耐心等着，待我和连军再仔细琢磨琢磨。”
王树声眼一瞪，说：“你们还琢磨啥呀！我今年都38岁了，你让我等到猴年马月啊！我都侦察好了，杨医生今晚上夜班，你去跟她说：‘王树声很喜欢你，你要是有意，就跟他结婚。’”
“哎呀，人家姑娘可是个知识分子，哪能这样直来直去？”唐明春一听，哭笑不得。
王树声说：“这怕什么？咱们都是革命军人，在战场上猛打猛冲惯了，不搞资产阶级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那一套。”
“那，就试试吧。”唐明春只好答应了。他突然又问：“人家要是不答应怎么办？”
这下可把王树声给问住了。是啊，自己已是急得火烧火燎的，可人家是怎么想的呢？要是她不同意，岂不是剃头挑子一头热？！王树声沉思了片刻，对唐明春说：“你先就这么说，她要是答应了，那是再好不过了；要是不答应，我再想其他办法。强攻不行，就采取迂回战术。”从无数次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王树声坚信，他没有攻不下来的堡垒。
然而，唐明春却没有王树声那样的胆量，他没直接去找杨炬挑明话题，而是仍让连军向杨炬旁敲侧击，慢慢做她的工作。
3天又过去了，唐明春那边还是没有回音。王树声实在等不下去了，决定主动出击，向杨炬发起“进攻”。这天傍晚，他特意刮了胡子，换了一身干净的军衣，昂首挺胸地走进中央门诊部的一间诊室，坐到了杨医生的办公桌前。
杨炬身穿干净的白大褂，乌黑的头发衬托着白净秀气的脸庞，显得更加妩媚动人。她自然不知道王树声的来意，照常落落大方地接待这位“病人”：“你哪儿不舒服？”
王树声说：“我脚后跟裂了个大口子。”说着，他脱掉了鞋子，又脱掉了袜子，让杨炬看。
开始时，一个问，一个答，王树声强压剧烈的心跳装着平静，可说着说着，话音就变了调，一句憋在心里的话终于禁不住脱口而出：“杨医生，我……我对你……印象很好！”
年轻的女医生愣住了，见王树声的脸涨得通红，一双热辣辣的眼睛正期待地望着自己，顿时明白了，她的脸“刷”地变得通红，把笔一撂，扭头跑进了隔壁的换药室。直到一脸沮丧、不知所措的王树声慢慢走出了门诊部，她才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啊呀，我还没给人家看病呢。真是的！她想。
王树声留给杨炬的第一印象不佳：像个大老粗，满脸的麻点点，嘴唇太厚，说话粗里粗气，与自己想象的白马王子相差太远了！
王树声出师不利，第一次“出击”就被杨炬“打”得“败”下阵来。
没过几天，唐明春的爱人连军又向杨炬提起了王树声，说了一大通王树声的优点。紧接着，杨炬的好友、门诊部医生王一楠又对她罗列了王树声一箩筐的赫赫战功。事情传到了中央卫生处处长兼中央医院院长傅连暲的耳朵里，这位“红军医圣”决定亲自出马给王树声当“月老”。
一天，傅连暲把杨炬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面带笑容地对她说：“小杨呀，你的事我都听说了。关于王树声同志的婚姻问题，不少人都很关心，就连周副主席也没少操心呢，他几次对我说，卫生部门的女同志多，希望我能给当当‘红娘’。树声同志是个老红军，那可是个好同志啊！他对党一片赤子之心，为革命立过不少的汗马功劳。对他你可能比我还了解得多些，我就不说废话了。当然，这件事我也不能包办，一切由你自己决定！”
“可是……我……和他合不来，况且……院长，你知道他是怎样向我求爱的吗？”杨炬吞吞吐吐。
傅连暲看了杨炬一眼，笑了笑说：“我听说了。树声同志是个武将，喜欢直来直去。将军嘛，就有将军的风度。这种直截了当的方式，一般的女孩子的确是不能接受的。可你想一想，他那种坦率、自信和执著的性格不也是很可爱的吗？小杨，你说呢？”
杨炬沉思不语。
傅连暲看出了眉目，站起身继续说道：“当然啦，你和他需要一个了解的过程，这种事谁也不能给你下命令。在这个问题上，我只给你提个小小的建议，你不妨和他接触一下，看看树声同志这个人到底怎么样，只有了解了才好下结论，不要轻易地肯定，也不要轻易地否定。小杨，你看行吗？”
听了傅连暲这番推心置腹的话，杨炬还能说什么呢？她点头答应了。
延安窑洞结良缘
傅连璋同杨炬谈话后的第三天，杨炬就收到了王树声寄来的一封信。浑厚苍劲的墨迹，情真意切的文笔，深深地打动了这位年轻姑娘的心。杨炬颇感惊讶：原来他不是个“大老粗”，还是个“小秀才”呢！
从这以后，宝塔山下，延水河畔，他们情语切切，身影相随。在同杨炬的约会中，王树声了解了她的家世及参加革命的经过。
杨炬出身于湖北省南漳县的一个书香门第，父亲是位中学教师。小时候，父母给她订下了一门“娃娃亲”，对方是地主家的少爷。长大后得知那是一个火坑，性格倔强的杨炬死活也不答应。抗日战争爆发后，就读于襄阳省立第五中学的杨炬，为了跳出包办婚姻的火坑，不等初中毕业，就毅然离家出走，和一群热血青年一起参加了抗日团体，并于1938年辗转来到延安投身了革命。参加革命后，杨炬被组织送进卫生学校（后改为医科大学）学习。学满3年后，杨炬便进了延安中央门诊部成了一名医生。
王树声和杨炬一谈就是一年多。两人的心越贴越紧了。1944年的中秋佳节那天，杨炬结束巡回医疗，回到了延安。王树声喜出望外，拉着心爱的姑娘，提议说：“今天是中秋节，咱们一起去拜访贺老总、徐老总吧！”
杨炬说：“我可怕见那些大首长了。”
“两位老总和气着呢，你见面后就晓得了。”两人来到西北联防军司令部，司令员贺龙、副司令员徐向前见了他俩高兴极了，忙叫警卫员泡茶、拿月饼、端瓜子招待他们。
在闲谈中，得知杨炬是湖北南漳县人，贺龙摸着胡子，笑呵呵地说：“小杨，长征前我在湘鄂西根据地的那阵子去过南漳，湖南、湖北，分南北而饮一湖水，我们还是半个老乡呢。所以，我算得上是你的娘家人哟。哈哈哈！”
徐向前接过话头：“我在鄂豫皖呆了好多年，麻城又是我的管辖范围，树声一直跟着我，既然贺老总是你的娘家人，那我也算得上是你的婆家人哟！”大家一阵欢笑。杨炬被说得不好意思，低下头，满脸通红。
不知不觉到了黄昏。杨炬站起身说：“贺老总，徐老总，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说完，看了看王树声。
贺龙瞄瞄徐向前，笑呵呵地拦住杨炬：“小杨，中秋赏月，就在我们这儿过节嘛！”徐向前心领神会，朝贺龙点点头说：“对哟！对哟！我看呀，今天我们干脆就在这里把他们的喜事给办喽。亲家，你说呢？”
杨炬目瞪口呆：“这……怎么行呢？”她低头看着自己上身已洗得褪了色的旧列宁装，灰不溜秋、皱巴巴的，还掉了两粒扣子，脚上穿着一双旧毛边布鞋，连袜子都没有，虽说在延安结婚讲不了什么排场，但终身大事，多少得有点准备呀：这太突然了！
“革命夫妻嘛，没那么多穷讲究。”贺龙看出了杨炬的心思，捋着胡子，微笑着说。
“不！不！”杨炬连连摇头。忽然，她急中生智：“我还没向组织上打报告呢！”
“还报告什么！我是树声的老上级，现在就批准了！”徐向前拍了拍胸脯。
“对！我这个联防军司令员也赞成。这还不行吗？我是你的娘家人，总可以当一半的家吧？”贺龙在一旁帮腔。
徐向前又接过话茬：“我是婆家人，那一半的家我当了！”
贺龙把手一挥：“就这么定了！”
贺老总和徐老总一唱一和，弄得杨炬无可奈何，她红着脸，望着王树声。看来大势所趋，无法逆转，不答应是不行了，站在一旁的王树声咧着嘴憨厚地笑着。
与王树声同在中央党校军事队学习的陈赓，见此情景，一蹦三跳地跑到室外高处，双手窝成喇叭筒，大声地嚷起来：“陈氏广播电台，现在播送晚间新闻！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王树声和杨炬今晚要结婚喽！大家快来贺喜呀！”王树声见状，撵上前去擂了他一拳头。
婚礼就在西北联防军司令部里举行。徐向前把自己的卧室让出来，作为这对新人的“洞房”。两位老总亲自“指挥”身边的工作人员筹办酒菜、布置新房。王树声的许多老战友纷纷前来表示祝贺。写对联的任务交给了与王树声一块从鄂豫皖打出来的“土秀才”徐深吉。徐深吉挠头抓腮，苦思冥想。
大伙围着王树声、杨炬，要他俩“坦白”恋爱经过。杨炬被逼无奈，羞答答地瞥了一眼王树声，轻声地说道：“他呀，真厉害！”
王树声立即回敬了一句：“她呀，真调皮！”
听了这对答，在一旁正思索对联的徐深吉，立即来了灵感，他把脑门一拍，对邵式平说：“伙计，有了！快，我来念，你来写。上联是：调皮遇厉害；这下联嘛，花好逢月圆。怎么样？”
“好！”大伙儿噼里啪啦地鼓起掌来。
“横联呢？”邵式平挥毫泼墨，写完对联后问道。
“那还不简单？”陈赓插了一句：“革命伴侣！”
众人又是一阵叫好。
中秋佳节，花好月圆。在延安的这所窑洞里，贺龙和徐向前就这样为王树声和杨炬举行了一场既简朴又庄重的婚礼。
战火纷飞常离别
王树声和杨炬新婚不久，毛泽东亲自点将，要王树声率领一支部队南下中原，会合先期在那里活动的皮定钧、徐子荣部，组建河南军区，创建豫西抗日革命根据地。于是，王树声告别新婚妻子，跨上战马，直奔中原。
当王树声率领八路军健儿在豫西大地战洛阳、攻登封，创建豫西抗日根据地时，杨炬也于1945年5月离开环境和条件都比较优越的延安中央门诊部，同另外4人一道，跋山涉水，千里迢迢来到了豫西。可这时，王树声已奉命率军南下，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和王震率领的南下支队会合，组成了中原军区，王树声任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杨炬又从豫西往东南走，一路走，一路打听，穿确山，过息县，在历时4个多月后，终于在河南省光山、经扶（今新县）两县交界处的泼陂河镇找到了王树声。
杨炬不顾长时间的奔波劳累，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工作。干部、战士们都很尊敬她。王树声常常在老战友面前炫耀：“找了杨炬，是我的一大福气！”
杨炬和王树声好不容易过了近半年的安定生活，国民党军队又全面挑起了内战，于1946年6月26日开始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区。王树声率领第一纵队的第二、第三旅共九千余人组成的南路军从泼陂河经鄂中向西实施突围。怀着5个月身孕的杨炬，冒着枪林弹雨拼死拼活地随部队一起突围。在强行通过平汉铁路封锁线时，警卫员张振武跑来向王树声报告：“司令员，嫂子不见了！”
正在指挥作战的王树声环顾四周，发现妻子果然不见了，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此时，全纵队近万名干部战士仍处在敌重兵的包围之中，在这紧要关头，王树声来不及多想，继续指挥部队冒着敌军机枪的疯狂扫射和敌机的狂轰滥炸奋力突围。
经过夜以继日的苦战，一纵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铁路封锁线。几天之后，部队到达王家店。在这里，王树声意外地遇见了让他牵肠挂肚的妻子。夫妻重逢，杨炬紧紧地抱着王树声失声痛哭，秉性刚强的王树声也禁不住泪流满面。
为了使突围部队轻装上阵，迅速甩掉敌军的追击，纵队党委决定派两位同志将杨炬护送到山东解放区去。杨炬尽管不愿离开王树声，但为了不拖累部队，她只好忍痛别夫。
1947年春，在鄂西北与敌苦苦鏖战的王树声病倒了，党中央和中原局指示，让他离队休养。在地下党的护送下，王树声经武汉、上海，于同年6月顺利到达山东解放区，在冶陶与杨炬团聚了。这时，他的儿子生下来已有8个月了。没过几个月，中央又决定让王树声随刘邓大军南下大别山，再次挺进中原。
出发的前夕，王树声兴冲冲地跑回家，要向妻子、儿子辞行。转眼结婚已3年了，还从未送过什么礼物给杨炬，这次又要出远门了，他要送一件纪念品给自己心爱的人。他一进门，就大声地喊道：“杨炬，你猜我给你带来了什么？”
“什么好东西？”望着满脸兴奋的王树声，杨炬好奇地问道。
“好，你闭上眼睛。”杨炬被王树声的童心给逗乐了，她顺从地闭上了美丽的双眼。一张小纸片贴在了杨炬的手掌上。杨炬睁开眼一看，原来是王树声的一张半身照片。那黑亮亮的眼睛，正深情地望着面前的人；那厚厚实实的嘴唇，仿佛有吐不尽的知心话……王树声双眼注视着杨炬，轻轻地说：“后面还有话呢。”
杨炬翻过像片，只见背面上写着：久别重逢今又别，不知人月几时圆？伤思艰险犹尝尽，誓将奋斗会中原！赠给我亲爱的杨炬同志留念树声八·十五于冶陶。
杨炬双眼一热，禁不住扑到王树声的怀里。
王树声又从背着的挎包里掏出一个小拨浪鼓，放在炕头上，这是送给儿子的。因为儿子出生在山东，王树声便给他取名鲁光。他抱起小鲁光，亲了他一下，笑着说：“儿子，快点儿长吧，长大了随爸爸一块儿打国民党反动派去！”
王树声又一次告别妻子，带着杨炬的一片深情和无限思念，踏上了南下大别山的征程。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里，王树声和杨炬就是这样匆匆相聚又急急离别，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真正过上了团圆的生活。他俩在漫长的革命征途和人生之旅中，同甘共苦，肝胆相照，爱情之花长开，谱就了一曲脍炙人口的将军红色恋歌。（据《世界风采》黄禹康/文）
5、公私分明，拒配新车建新房
婉拒配新车
新中国建立后，王树声相继出任湖北军区第二副司令员、中南军区副司令员、总军城部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第二政委、国防部副部长等要职，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接规定，他除专车外，还可以配一辆生活用车，但王树声大将却一再婉拒给他再配车。他说，国家现在还有很大困难，我有辆车上下班用就可以了。直到他去世，从未配过生活用车。就是用的这辆专车，王树声大将也主动按月缴车费70至80元，这在1970年代初，即使对王树声大将这样的干部来说，也是一笔可观的开支，而且王树声指示，这辆专车只许他本人办公使用，任何人都不能乘坐，连最亲近的人也不允许。他身边的人不禁感叹地说，王树声大将的车真可谓“专”到家了。
三拒建新房
王树声大将对车子如此认真，对房子也不含糊。50年代，高层领导决定给已任军械部部长的王树声修建一幢住宅，王树声这一次倒是同意了，但他定了两条，一是盖成一般平房，二是不要独门独院，不要警卫森严。
转眼到了1969年，总军械部已被撤销，其大院住进了解放军报社的人员，王家由“主”变为“客”了。有一位领导体谅王树声不便之处，决定为其另建新居。
头一回，建房地点划定在西城区护城河畔的一座古庙宇院内，城建规划部门请王树声大将前往过目。王大将一听说是某某自治区驻京办事处，连说，不妥，不妥，这有违我们党的宗教政策，而加以拒绝。
几载寒暑过去了。东城区的一个旧院子单门独户，颇为理想。当王大将得知这儿原是某民主党派的总部所在地时，立即断然表示：不能侵占民主党派的机关。带路人说：他们早就被红卫兵赶跑了。王树声浓眉一锁：那是胡闹！是破坏党的统一战线，早晚还得请人家回来！这天，王大将夫妇应城建规划部门第三次之邀，审定选好在环境幽静、风景如画的玉渊潭附近的房基。他俩一看连连点头，城建的同志顿时松了一口气。双方正待说定，王大将见不远处有间正冒炊烟的农舍，忙问：“碍不碍事？”“得搬迁一下。”他“哦”了一声，一摆手：不行，不行，凭什么撵人家老百姓？这房子我不盖了。
就这样，一推二，二推三，王大将没有再提建房的事，依然“寄人篱下”，依然住在那朴素的寓所里，长达18年，直到他长辞人间。
公私分明
王大将的夫人杨炬，是一位1938年投奔延安、1939年入党的老布尔什维克。王树声大将早就对夫人说过：“公私分明，是我们革命军人的一个起码准则，我们务必要牢记。”杨炬1950年代调京分配到海淀区卫生局防疫科任科长，1961年在军事科学院任门诊部主任，从家到单位，坐公共汽车往返得两个多小时。酷暑严寒，上班下班，她坚持坐公共汽车，从没用丈夫的专车接送过，对于工作上的事，特别是干部问题、领导成员间的关系，王大将从来不让夫人插手，更厌恶“枕边风”。杨炬通情达理，养成了这样的习惯：一听来客是找丈夫谈工作、谈人事问题，她总是礼貌地与客人打一声招呼，然后默默地避开。但是，对于拒礼、按规定交费等，她却毫不回避，积极参与。
教子如治军
论起王大将教子，可以称得上“将军教子如治军”。他有三子一女：长子鲁光，出生在沂蒙山区；次子楚还，出生在打回湖北的第二年；三子建初，出生在国家大规模建设之初；幼女季迟，姗姗来迟于1955年。庭院里养不出千里驹，花盆里长不出参天树。王大将认定，应该让孩子到艰苦的地方去锤炼，去摔打。“文革”中，建初和季迟带着王大将的“克服骄、娇二气，不以高干子女自居，丝毫不能搞特殊”的家训到部队服役。建初成为海军北海舰队的一名战士。这位将门虎子正投身到火热的军旅生活时，发现头痛难眠，想回京治治，严父误以为他“太娇”而亮起“红灯”。拖了近两年，实在病得不行，才由杨炬接回治疗，结果落下了精神不健全的病根。为此，王大将一直有一种愧对爱子之感。季迟还是如花年龄的时候，就当上了北京某部长途台的通讯兵。不久，她来到一个边远山区的部队农场养猪，种水稻，磨破了手脚，压肿了肩膀，依然任劳任怨。鲁光于1964年考入清华大学，大将夫妇分外欢欣和自豪。
大度待人
1972年，王大将夫妻俩遇到了一件最痛心的事，他们26岁的长子、且是空军干部的鲁光，在离当新郎仅剩三天的时候，突遇车祸，脊椎骨被撞断，再也站不起来了。肇事司机是位电车司机，车队领导顿时愣了，把国防部副部长、大将的儿子撞得如此凄惨，这是塌天大祸呀！大家都不知该如何处理好。司机家里也乱成了一锅粥，其父母吓得心惊肉跳，担心儿子会坐牢，保不定会被枪毙，整天哭哭啼啼，司机本人紧张得面如土色，坐立不安。
王树声大将的亲戚、朋友、战友们百感交集，惋惜、同情、担忧，担心他不能承受这样残酷的打击。王大将的三个儿子中，二子楚还本来就是个病号，三子建初已经留下了病根，唯有长子鲁光才思敏捷，年轻有为，却又偏偏遇上了这么惨的飞来横祸！然而事实最后证明，大家的担心是多余的。
当王树声大将得知那个肇事司机害怕得几天吃不下饭时，他那颗默默流泪的心悸动了：那个司机也是百姓的后代啊！也是做父母的含辛茹苦拉扯大的，比起我这样的家庭，付出的辛苦要多得多！他对前来看望的车队领导说：“请转告司机，饭还是要吃的，好好吸取这个教训就行了。”这样的话竟出自一个受害者父亲之口，饱含的是慈父般的宽容大度，大海一样的情怀。（据《大将交往录》四川人民出版社）
6、儿子眼中，父亲是坚强的人
王鲁光：1946年出生于山东。1962年毕业于北京四中。197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机械系。1970年9月到部队服役。现任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副理事长、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
第一次见到王鲁光，就觉得他眉眼之中透出的英武之气，与他的父亲——王树声大将的温和目光形成鲜明对比。尽管王鲁光早已不穿军装，但他谈吐中流露出的威严与干练，总会使人将他与“军人”这个名词紧紧联在一起。俗话说“将门出虎子”，望着像片中戎装的父亲，王鲁光这样给自己的父亲下定义——父亲是一个农民中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中的农民如果王树声不穿军装，你可能不会认为他是军人。正如那张1970年的照片，王树声挥锹劳动时的形象，与乡村里的老大叔没啥两样。在王树声生前一直居住的原总军械部，现在的解放军报社大院里，老人们回忆起王树声时都说，当年王大将喜欢和机关食堂的大师傅一起散步，他俩特别聊得来。只是当他穿着便装和那位大师傅走在一起时，不认识王树声的人，就分不清哪位是军中大将，哪位是餐厅厨师。
父亲有强烈的自责精神，是写“检查”最多的将军红军十年，王树声运兵沙场，出生入死，有“能攻善守、智勇兼备”的美誉，带出了一支特别能打仗的部队。1973年，毛泽东主持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其中有6位司令员是王树声红军时期的部下。
然而，就是这么一位能征善战的将军，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检讨自己：西路军失败，自己给党和军队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1937年，王树声九死一生从祁连山辗转回到延安，见到毛泽东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对不起党”。毛泽东安慰他，“西路军失败，不是你个人的责任，你回来就是胜利。”并当面表扬了他勇于承担责任的自我批评精神。
这种强烈的自我批评精神伴随了王树声一生。1973年底，王树声病重住院期间，徐向前探望他时说：你是鄂豫皖根据地和红军的创始人之一，你是大别山的英雄战士。王树声则说：我做得还很不够。周恩来、李先念来看望时则称赞王树声的好品质、好作风以及他为党和人民做出的重要贡献，但他却说：50多年来，党对我的关怀是无微不至，而我给党做的工作太少。
究竟是自己不会打仗还是别的地方出了毛病，使自己打不了胜仗？王树声总在思索。半个世纪后，王树声的老领导徐向前元帅在《历史的回顾》中对我军历史上悲壮的“兵败河西走廊”，做了实事求是的总结与回顾：“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此时，曾身为西路军副总指挥的王树声九泉之下应可以心安了。若还有不安，那一定是没能在战场上与战友们同生死的遗憾。
谈胜利易，话失败难。讲成功总会慷慨陈词，说落难则耻于出声。这似乎是一个规律。其实，人生旅途，不以成败论英雄，更应看重的该是精神是否高尚。
王树声戎装在身近半个世纪，虽然没有参加过我军战史上最辉煌的解放战争三大战役，但二十余年的战争岁月，却长作“偏师”，狙击、攻坚、游击、防御、突围，历经大小战事无数，遇到的尽是些难啃的骨头，因此对“战略战术”有更深刻的体会。黄麻暴动、鄂豫皖苏区突围、创建川陕根据地、翻越雪山、鏖战河西走廊、太行山抗日、中原突围、大别山剿匪，如此英雄经历，其间成功战例当可大书特书，然而，在王树声大将留给后人的文字中，却是讲功绩的笔墨轻，作“检查”的文字重。在《王树声军事文选》中，建国前的文章有46篇，文章标题中带有“经验教训”和“检讨与反省”的，就有6篇之多，表现了作者强烈的自我批评精神。这和总是讲自己的战功和得意之处的人，形成鲜明对照。
王树声认为：即使是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贡献给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在党、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面前，自己的付出仍然是微不足道的，仍需要不断地检讨自己，这样才能够使后人不致走自己走过的弯路。战争，没有“如果”的说法。牺牲了，失败了，就是损失。即使是上级指挥的不当，作为具体的一线指挥员，也必须担当起应负的责任。
解放战争时期，“中原突围”后，尽管鄂西北军区部队在国民党军的疯狂围攻下在外线顽强坚持了10个月，在战略上起到了其应有的作用，但王树声还是主动承担了没能坚持下来的“责任”。后来，他在《自传》中谈到“中原突围”时写道：“7月间，我纵队突围到鄂西北，在前堵后追的情况下，奉命在鄂西北创立根据地，我任区党委书记。当时因对坚持敌后斗争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对部队思想动员不够，在武装斗争方针和农村工作政策上也犯了某些错误，工作中虽然有些成绩，但造成损失很大。因病经组织批准，离开鄂西北，经汉口、上海，转山东解放区，最后到达山西晋城，回到原五师部队。当时因我离开鄂西北，使领导上失去了中心，对当时的斗争形势产生了某些不利影响。”
关于“中原突围”，军史早有定论。它的意义在于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牵制了国民党大量兵力，从战略上有力地策应了其他解放区部队的作战，以局部的失利，换取了全局的主动与胜利。陈毅同志曾说过：“中原解放军的同志们，为了完成毛主席交给的战略任务，为了革命的全局，艰苦奋斗，英勇牺牲，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胜利突围了，保存了主力，保存了干部，还开辟了新的根据地，极大地援助了兄弟解放区的作战，为夺取全国胜利将起重大作用，中原突围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作为亲历者，王树声大将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历史书写辉煌。但作为一个有强烈历史责任感的人，在重大历史事件面前，他从未把个人得失放在首位。正是王树声的坦荡胸怀和严于律己的做人准则，决定了他会更多地思索在中原突围中，作为一个领导者，对受到的损失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
一本《王树声军事文选》，即使不懂军事的人读了，也会从中感受到作者的高尚情操。成功时，把胜利的取得归于党的领导，归于中央的正确决策；失败了，把责任担到自己身上，把经验教训留给后人，这种精神哪里可寻？王树声为后人树立了榜样。在艰苦的战争年代，正是因为有许多像王树声这样的我党我军高级干部怀着这种对党和革命事业极端负责的自我批评精神，我党才从幼年走向成熟；我军才能跨过失败，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父亲是个坚强的人。他的坚强，不但在于他能够忍辱负重，在逆境中开辟新局面，还在于他在任何时候都怀有必胜信心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生活中的王树声很幽默。战斗中，他会经常编些鼓动词教战士们唱。宿营时，他喜欢给战友讲些幽默风趣的笑话，逗大家开心，忘却征战的疲劳。建国后，在北京，住进机关大院，他的随和使院里的工友们成为他最好的朋友。他经常对儿子王鲁光说：革命为啥呀，就是要平等嘛。
然而，平易与幽默，还不是王树声性格的本质。乐观向上，积极进取，才是王树声个性特征的突出表现。
想当年，红军西路军一路征战，在寒风彻骨、飞沙走石的戈壁荒滩上，在冰天雪地、粒米难寻的祁连山中，与数倍于己的马家军苦战，一幕幕浴血奋战的场面惊天地、泣鬼神。部队被打散了，西路军官兵沦落四处，西路军副总指挥王树声，以及众多军、师级高级干部，扮为乞丐，沿路乞讨，历经一次次惊险，最终回到延安，回到党的怀抱。为什么王树声等红军官兵要这样历尽艰辛回延安？在王树声看来，苟且偷生最为可耻，只要是和党在一起，哪怕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
在最恶劣的环境中也不失掉理想信念，这是一种特殊的品格。如果这种品格还能够影响到身边的人，这就是一种魅力了。王树声是具有这种魅力的人。
1946年6月，蒋介石调集30多万军队，将以李先念为司令员的中原军区6万部队围困在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100公里、人口仅40多万的狭长地区。当时，王树声是中原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中原军区部队所在，是贫瘠的山区，在一般年份都要闹粮荒。这时，在蒋军的严密封锁之下，部队的生活更是艰难，一度由一日三餐减少到两餐，最后变成每天只吃一顿稀饭和一顿野菜。蒋军不断挑起事端，有时王树声所率的部队要面对比自己多出30倍的敌人的进攻。很显然，敌人欲聚歼中原军区部队主力，重演“皖南事变”。其实，早在抗战胜利初期国民党军队未形成包围圈之前，中原军区6万将士完全可以大摇大摆地转移到其他解放区，但中央和毛泽东从全国战局的大棋盘上看到，中原军区的历史使命是牵制和吸引国民党军队的有生力量，必须准备做出重大牺牲，哪怕是全军覆没，也要保障战略全局的胜利。从全国的形势出发，以6万部队牵制30多万敌军，这将对全局形势向我方好转产生重大影响。
身处敌军重围的王树声，可能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军事斗争中“弃子取势”的战法，但他对中国革命必将取得胜利的形势，始终持有乐观的情绪。这种情绪就感染了当时在宣化店一带进行战地采访的美联社记者、美国人李敦白。中原突围还没有开始时，李敦白有事没事总要到王树声的驻地聊聊天。时光荏苒，40年后，李敦白当年与王树声聊天的内容已不可追。但是，1980年代中期，从事中美文化交流的李敦白向中国残联捐赠一批电脑，黄镇、邓朴方宴请了李敦白，席间闲聊，问及李为什么解放战争后就没有回美国，反而在中国当起了《毛泽东选集》的英译指导，李敦白说，当年我在宣化店，认识了一个叫王树声的将军，是他对中国革命必胜的信心使我决定留在中国……巧得很，当时王树声的长子王鲁光也在席间。小事一桩，却足见王树声作为革命者的人格魅力。
王鲁光说：作为一代开国元戎，父亲的毕生经历充满传奇与坎坷。父亲全家前后有13位兄弟姐妹参加革命，只有他一人成为幸存者……父亲晚年，休闲时喜欢练习书法，他写得最多的是毛泽东的一句诗——“无限风光在险峰”。也许，这句诗可以表述出父亲军事生涯中丰厚的情感积淀吧。1974年，父亲因患食道癌不幸逝世。如果说，父亲一辈子离不开战场，这食道癌，也是父亲留给我们的最后一份战场纪念：长年的征战，风餐露宿，经常是刚端起饭碗，就要拔脚行军，致使父亲养成了吃饭特别快，吃的饭还特别烫的习惯……这就是父亲，一个永远壮怀激烈的人。（据《人物》张鹰/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