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美国版“团块世代”[10]

日前接得住在宾夕法尼亚州一位名叫辛西娅·罗斯的人的信，邀我去吃晚饭。信上说辛西娅实际上是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外孙女，即司各特和泽尔达所生的唯一孩子司各蒂·菲茨杰拉德的女儿（司各蒂几年前去世）。她听人说我翻译了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对我产生了兴趣，特意邀请我去。信中说：“拜读了您两本译成英语的小说，令人兴味盎然。相距未免远些，若蒙驾临，不胜欣喜。周末但请住下，尽兴游玩。”

这位罗斯女士是何人物做何工作自是一无所知，不过见到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的外孙女这样的机会非常难得。我回信表示将欣然前往。数日后辛西娅直接打来电话，热情告知从普林斯顿去她家的路线。这以前我接到过很多人告知路线的电话，但此人讲的已超越英语日语的差别，总之令人叹服，简明扼要，一听即懂，前后顺序井井有条。一句话，是一位“说话痛快的人”。对于女性指路我原则上一律不予信任（我是在历经无数次痛苦后才得出这种歧视性结论的），但这个人大大例外。

为慎重起见，我说想确认她的住址以防迷路，因为来信上只有镇名街名而没写门牌号。“门牌号？”我问。她感到滑稽似的笑道：“这里根本就没有什么门牌号。建在这条街上的房子只我一家，没那个必要。反正来了就知道，看不漏的。”

“那倒是。”我姑且应道。但心里总觉得有些莫名其妙。街上只她一家？具体场景脑海里一下子很难浮现出来。

“实话跟你说，我家在乡下开农场。”她说，“周围真的什么也没有。反正生活一点儿也谈不上时髦。所以您别想象我外公笔下铺展的那种优雅生活。家里有两匹马、两只山羊、两条狗、一只猫——这样子可以的？”

“那当然。我顶喜欢动物。”我回答。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生于一八九六年，若用日本说法，即明治二十九年。女儿司各蒂生于一九二一年，司各特二十五岁那年，在日本说来即大正十年。这就是说，大体上司各特相当于我祖父那代，司各蒂相当于我父母那代。我的父母也是大正后期出生的。这样，从常识上看这位辛西娅应该和我年龄差不多。如此一想，多少生出些感慨：怪不得，原来这么回事！

这以前我一次也没从世代角度看待过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这个人。我考虑司各特的时候，对我来说他乃是“留在文学史上的很久以前的人”，脑海里基本上未曾浮现出我和他之间可能有世代接点的念头。司各特是在袭击珍珠港的前一年即一九四零死的，死时才四十四岁。泽尔达死于我出生的前一年也就是一九四八年的一场事故。我开始读他小说的时候，他早已成为传奇人物。由于年纪轻轻就死了，照片上的他无论风貌还是衣着全都那么古色古香。但若重新计算年代，可以发现我所属的一代和他所属的一代在年代上是有密切关系的，正如我和我的祖父祖母们之间有的那种关系。我的祖父祖母们如今都已不在了，他们活着的时候我还年幼，不至于理解他们历史的、社会的处境及其度过的人生各个侧面，但是作为“爷爷”“奶奶”，我对他们怀有相当亲切而鲜明的记忆。想到这里，我开始在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这个作家身上感觉出了迄今未有的亲切。

不出所料，辛西娅和路易斯这对罗斯夫妇和我们（我和妻）差不多同龄，或者比我们年轻也不一定，总之是美国版“团块世代”，有大约刚上小学的两个小孩。不过，美国不存在相当于“团块世代”的说法。“baby boomers（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这个说法固然有，但比“团块世代”适用范围大得多，二战结束至一九六零年之间出生的孩子统统包括在“baby boomers”范围内。将范围如此之广的群体一刀切纳入同一范畴我想大约是有问题的，但不管怎么说反正就是这样。日本相当于“团块世代”的一代人，大胆说来，不妨效仿劳伦斯·卡斯丹描写参加学生运动那代人后来情况的电影《Big Chill[11]》，称之为“Big Chill一代（generation）”。总而言之，即所谓“六十年代发热、七十年代退烧一代男女”之意。在日本，只有“六十年代发热”这点作为记忆得到了强调，相比之下“七十年代退烧”则似乎很少提及——大概是由于国情不同吧。琢磨起来很有意思。

他们的家在一个名叫埃文代尔的小镇的边端，距费城有一小时左右车程。埃文代尔这地方生活必需品大体齐全，但再多的东西几乎什么也没有——镇的规模便是这么个程度。离开不长的主街马上就是泥土路，按辛西娅的指示沿这乡间土路颠颠簸簸向前行驶之间，看见一座农舍样的房子：唔，大概这就到了。往里一进，果然是罗斯家。如电话中所说，的确不会弄错。四周是一望无际的碧绿的农场，牛马在初夏的阳光下悠然自得地吃草。能称为房子的只此一座。

不过，说是农场，但并非罗斯夫妇在此务农。他们无论在哪个意义上都不是农夫。他们生在城市长在城市，这点一看他们的衣着、生活场景、说话方式即可了然。他们即使住在大城市的高级公寓开捷豹或宝马也丝毫不足为奇，住在农场仅仅是出于兴趣。实际上主人路易斯也在费城近郊上班（大概是什么专业性工作），市内有寓所。如辛西娅电话中所说，他们自家养马养山羊，但并不以此生产什么。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住在农场”这一姿态，即离开都市生活在大自然中平和度日这一事实。如果粗线条地分类，或许“Post Yuppie”（后都市职业者）一词符合他们的生活方式。在里根当总统时的“经济交给你”景气时代的美国，年轻一代认为最时髦的是住在大城市商业地带、出入高级餐馆和夜总会、开高档车、过最新潮的花天酒地生活（若想了解此类生活的典型，可看布莱特·伊斯顿·艾利斯（Bret Easton Ellis）的《American Psycho》（美国精神病人）。作为作品虽然毁誉参半，但作为社会状况资料恐怕还没有如此富于自我牺牲精神如此冷嘲热讽的小说。至少，《虚荣的篝火》尽管冷嘲热讽，却不是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小说）。八十年代接近尾声时，随着长期的经济衰退，都市荒废，行政服务水平低下，犯罪频频发生，于是他们逐渐离开了城市。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城市已不再是适合培育子女的场所。不但危险，教育环境也很恶劣。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放弃了住在城里的想法，转而寻求更安全更清静的环境，于是在乡下买农场、养马养山羊、开四轮驱动车跑来跑去。

他们的“农场”，面积共有六英亩。以坪[12]计算，六英亩大约等于七千三百五十坪。作为美国的“农场”并不算大，充其量是微型农场。但以日本人的感觉来说，可谓相当广阔。里面有个相当大的水池，告诉我在这里能钓上bass（鲈鱼类）。我借来鱼竿向这bass挑战了三十分钟，遗憾的是一条也没钓着。我拿钓鱼竿的时间里，他们养的两条拉布拉多犬被猎犬的本能所驱使，“扑通扑通”在池里游来游去，追赶藏在草丛中的一对鸭子夫妇。见此光景，我不由心想，这简直就是屠格涅夫小说中的场面。

房子和农场原本归一个贵格会教徒所有。房子是南北战争前建的，当然已相当古旧，但养护得很好，现在也完全能用。另外，房子里到处有类似隐身处的构造。秘密门、秘密通道、藏匿点等随处可见。掀开壁橱的底板，下面是秘密阶梯，可以悄悄钻到外面。之所以有这么多名堂，是因为在南北战争废除奴隶制度之前，住在这里的贵格会教徒要隐藏奴隶以免被官府发现。教友会教徒奉行反对奴隶制度的教义，为把南方的黑人逃奴送去自由州或加拿大而修建了这条称为“underground railroad”（地下铁路）的秘密路线，这座房子为了这个目的，也发挥过中转站的功能。

辛西娅准备饭菜的时间里，路易斯领着我们参观，这个那个地介绍这座房子的来历。他在工作之余热心参加保护当地自然环境的活动，每当旧农场被转让出去有可能遭到毁坏，或房地产商要建造商业住宅时，他便召集当地人，确认其将采用何种形式，对环境将带来何种影响，举行听证会，若有具体问题就对其开发提出异议，开展反对运动。他一直在争取把此地存留的宝贵历史遗产传给后代。

“这种活动非常忙，几乎没时间休息。”他说。想必是的。平时干自己的工作，休息日处理很费工夫的农场杂务，维修旧房子，又处于环境保护小组的核心位置，忙是理所当然的。

现在由于经济衰退的关系，大肆毁坏环境的现象似乎减少了。尽管如此，美国的个体农业从趋势上说仍处于长期衰退之中，经常存在旧有的大型农舍转卖给开发商的可能性，所以他们总是睁大眼睛注视这种动向。“要尽可能把这里现存的东西原封不动留给后世。变化要压缩在最低限度。要把自己完全融入现存环境之中。”这就是他们所追求的基本生活方式。其中含有他们的强烈意愿：这才是美国应有的形象！

一进大门就见到一株有几百年树龄的壮观的橡树。有一根树干中间烂空了，前几天刮大风时“咔嗤咔嗤”折倒在地。倒的地方正是平时路易斯停放沃尔沃旅行车的位置，幸好他外出旅行，车没有被压在下面。树干粗大得很，砍成柴后堆得小山一般高。旁边还有一根树干也烂到了同样程度。“这个折断也是时间问题。”他苦着脸说，“可是这么漂亮的古木砍了也真是可惜，伤脑筋啊，说实话。”沃尔沃倒也罢了，问题是还有小孩子，所以那玩意儿放着不管可太危险了，我想。但与此同时，我又不能不由衷佩服：就算是自然保护吧，要做到这个地步也真不简单。

吃晚饭时附近来了不少人。经营本地报纸的一对，退休的大学教授（他说自己专搞城市问题，日本田中内阁时代当过顾问。对了，不是有列岛改造论了么？）夫妇，影像作家，等等。这些人组成的新型共同体在远离城区的田园地带渐渐成形，这种共同体与当地已有的共同体大异其趣，属于知识阶级的高觉悟群体，其中多数是学者、艺术家或从事专业工作（或曾经从事过），而且由美国版“团块世代”占据中心位置。他们体验过六十年代政治意识的高涨，大部分深藏着组织者的才干，或者习惯于被组织。今天他们的注意力已转向环境保护。曾几何时，他们的目标是反越战、通过民权运动消除种族歧视。但反战早已不是政治的主要话题，而美国的种族问题一如洛杉矶暴动所示，已发展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可以说，六十年代那种单纯信奉“只要消除法律上的歧视，实现种族间的机会均等，一切即可顺利解决”的乐观见解的人如今已无处可寻。他们本来就是因为厌恶种族摩擦愈演愈烈的狂热环境而从城市逃出来的，所以他们的目光必然转向堕胎问题和女权主义之类的妇女问题——是的，这是尚未解决的歧视——或者地区性环境保护、地区性社会正义的实现之类细小方面，而且，这里所说的“地区”从结果上说指的是白人占人口大半的社会。

因为晚饭间提到了洛杉矶暴动，我就顺便问了这个地区有多少非白人居住，不料他们全都面露窘色。“说起来，墨西哥人社区是有的。”有人突然想起似的说道，“作为社区虽不很大，但有还是有的。他们是来采蘑菇的，就那样住了下来。宾夕法尼亚州能采到好蘑菇嘛。他们OK，勤劳，本分，没问题。都在这里拼命干活，薪水寄回墨西哥。黑人没有多少。”接下去话题转到了蘑菇上面。

我压根儿没有责怪他们的念头。假如我处于他们的立场，现实当中我恐怕也只能做同样的事情。遗憾固然遗憾，但美国这个国家已完全分成了城区ethnic（少数民族）和郊区白人这两个社会或两个国家，而且毒品和枪支这两大毒瘤正从根基上侵蚀着这个国家。布什总统向选民保证彻底铲除毒品，但没有一个人认为政府实施的政策会产生实质性效果。这些问题作为巨大的厚壁挡在人们面前，模棱两可的“社会意识”看起来根本无济于事。相比之下，以前反越战和民权运动之类的最重要事项，倒是简单易晓的。想到这里，不难想象当今美国知识分子所怀烦恼的强烈程度。

自不待言，地区性环保也是相当重要的问题。“比这更重要的问题也是有的吧”——非当事者这么说自然容易，但首先从自家院子的一棵树开始也是一个相应的见解，比一开始就说“问题太大”而放弃努力无所作为当然要好得多。从能够做到的地方扎扎实实一点点做下去，迟早总会找到突破口。同这种美国版“团块世代”相比，日本的我们这代人现在视什么为最重要问题，又在实际干什么呢？对此我不由陷入深思之中。说起来，世上可能既有孜孜不倦身体力行的人，又有无所事事的人。但作为实际问题，大多数和我同代的男性总是每天为工作忙得团团转，其他事情一概考虑不成。我其实也是到处游逛，除了写东西没做任何有形的事情，所以自己也根本没有资格指责路易斯等回归田园之人的所作所为是微不足道的。

不过，这次回日本安顿下来以后，我也准备在身边找一找，看自己能做点什么。这倒不是说做了志愿者活动和社会活动等等就了不起，不做就差劲儿，最重要的问题，是发现自己能干什么和想干什么。换个说法，或许就是能把自己的疑问具体压缩到什么程度。来美国同各种各样的人（尤其同代人）交谈的时间里，我开始较为认真地就此加以思考。我在很长时间里相当固执地认为自己和同代人无关，个人就是一切，而且一直也是这么过来的。但现在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毕竟有着我们这代人独特的经历，现在恐怕已经到了再次清算这一侧面，进而重新思考眼下能做什么的阶段了。

言归正传。在我的同代人路易斯和辛西娅家里，墙上挂满了辛西娅外祖母泽尔达·菲茨杰拉德的画。挂得非常随意，随意得令人吃惊。如今每一幅画都很珍贵。整个下午我都是看着那些画度过的。看泽尔达的画，我总是深入思考艺术这东西的意义。泽尔达多数画幅都蕴含着非凡的灵感，我们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其中表现的某种极为重要的东西，可以明白画是出自才华横溢的人之手的。但是，这些画纵使极富艺术性，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艺术作品。将这两个世界隔开的是一道非常之薄的墙壁，然而又是森严壁垒。泽尔达的画未能穿过那道墙壁。她的文章也是如此，她所热衷的舞蹈也未能例外。这点司各特清楚，泽尔达也（应该）清楚。唯其如此，泽尔达才在汹涌的无奈感中沉入狂躁不安的世界。拥有无可抑勒的才华却不拥有使其尽情施展的程序的人生，对于泽尔达来说想必与拷问无异。

路易斯和辛西娅夫妇一年前应邀去了一次日本。宝冢歌舞剧团将《了不起的盖茨比》搬上舞台，作为纪念而在公演时将身为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之孙的两人请去东京。我问路易斯舞台效果如何。“唔——，OK。不过，多少有点儿Strange（怪异）。”她的心情我也好像可以理解。

后日附记

知识界的美国人，无论以怎样的形式都不至于说出可能被人理解为种族歧视的话来。但与此同时，无论怎样的自由派人士都会在地理上相当明确地表现出歧视倾向。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例如可以这样直言不讳：“从112号往北去不行，那里是rough neighborhood（不安全地带）。”甚至特意在地图上做出记号：“不能从这往北！不能从这往西！”不过在结果上，112号北边的rough neighborhood的居民有百分之九十四——比如说——是黑人。这点开车经过即一目了然。总之等于说“从这里往北（比如说）住的是黑人低收入阶层，经常发生同毒品有关的杀人案什么的，所以最好不要靠近”。但由于这样的说法不得体，就置换成地理位置以互相传递信息，而这一置换又那般若无其事明快利落，对此我总是想“到底那么回事”。

看托马斯·沃尔夫[13]的《天使，望家乡》，里面清楚地出现了“黑人区”（nigger town）这样的字眼，亦即城市里的黑人专用住宅地。这当然是存在种族隔离制度的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南部城镇的事，但未尝不让我觉得很多事情归根结底不过是换了术语而已。

在电影《旭日追凶》（Rising sun）里，黑人警察把日本无赖引诱到市中心，借同胞之手狠狠教训了一顿。当我听他说“rough neighborhood也是美国财产！”时，心想，这还真不一定全是开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