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及问题提出

一 现实背景

众所周知，自1978年中国逐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连续保持了多年的高速发展态势。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已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中国的国民收入得到大幅度提升，中国在短时间内成功打造了中国经济的升级版，创造了人类经济增长史上的奇迹。这一十分喜人的经济发展态势，让世界瞩目，令世人赞叹。巨大的成就显然带给人们许多欣喜，但同时也带给人们诸多疑问。中国经济能够保持如此长久、稳定的高速增长态势得益于什么？长期以来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又有哪些？特别是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因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乃至经济的未来走势？诸如此类的问题成为焦点，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思考。一直以来，就上述热点问题国内外专家学者都认为，高投资率和高储蓄率是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近几年，随着资本要素的不断增加，中国经济表现出单一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呈逐渐下降的趋势。也就是说，资本的不断投入已不足以支撑可持续性的经济高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按照经济学原理解释的话，人口规模或结构的变动对经济增长持续性的影响就具有决定性作用。这是因为在一定区域范围内，供应的劳动力数量越多，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就越快。^[1]可以说，劳动力投入量自然也就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人口的年龄结构又是影响和决定劳动力投入和产出最为直接也最为重要的因素。自我国20世纪70年代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人口出生率大幅下降，人口结构性红利对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应该说，这一时期经济的高速增长，主要还是受益于计划生育政策、受益于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但现在，人口总量仍在继续增长，同时人口年龄结构也正在发生巨变。特别是，人口老龄化趋势正在不断加剧，并向深度老龄化态势飞速逼近，人口结构性红利的优势正在逐渐消退。人口年龄结构的阶段性巨变必然会对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经济增长模式产生重大的影响。^[2]而随着新的生育政策——全面二孩政策的落实，以及国家应对老龄化的策略和人口发展规划等相继出台，我国人口发展迈入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全体中华儿女戮力同心、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3]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判断，是以马克思主义时代观为理论指导，以党的十八大以来全方位的、开创性的成就和深层次、根本性变革为现实根据，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性飞跃。深刻认识这一重大判断的科学性，对于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的历史方位，以坚定自信的姿态开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征程，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4]

因此，在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快速转变的大背景下，直面新形势所带来的新问题，是我们必须积极应对的重大事情。

本书将从我国西部地区层面着手，针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问题，深入地开展前瞻性定性与定量研究，希望可以为准确把握西部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在转变过程中对于社会经济全面、可持续发展存在的潜移默化影响，从而为科学、合理地制定有关人口调控政策和设计应对方案提供可靠的依据及借鉴。

二 理论背景

众所周知，经济发展不仅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同时也是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因此，国内外众多学者一直致力于对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研究。纵观已有相关理论研究可看出，阐述最多的就是关于经济增长的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两个阶段。早期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受限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认为影响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主要是投资和积累的过程。但后来的经济学家们指出，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最为明显的一个不足之处在于，其研究主要侧重于分析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更多的是从规模收益递减的角度进行假设与研究，忽略了科学技术要素，单纯地认为经济增长过程等同于资本积累、人口增长、规模扩张和资源消耗之间的竞争，这表明这一时期的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关于经济增长的描述并不是很科学。而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则对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的缺陷进行了弥补，以索洛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们提出了一类全新的经济增长模型。这些与众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型有着惊人的相同点，那就是均认为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不只是依靠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力的增加，技术进步也是决定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其理论的核心主要是体现了总量生产函数性质的假设：生产要素在规模收益不变、边际收益递减时，其各要素之间是可以相互替代的。总之，以索洛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家，其理论框架不仅比较精致且简单，同时还包含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内涵。特别是发展到现在以卢卡斯和罗默为代表的理论家提出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就更加重视对人力资本的讨论。这一理论在研究决定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时，不仅考虑了劳动力的数量而且考虑了劳动力的质量，认为一国要想保持经济的长期快速增长，必须拥有大量的人力资本。正因为如此，越来越多的国家把人力资本的投入视作经济增长的首要贡献源，并逐步把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科学技术的进步等要素纳入经济长期增长的发展规划之中，也就是清楚地认识到技术的不断进步关系到一国国民福祉水平的提高和一国经济的繁荣与社会的进步，是解决众多经济增长枷锁的万能钥匙。^[5]可见，人力资本要素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自然也就引起了很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并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把关注点投放到经济增长的研究领域。这对我国，尤其是对西部地区经济保持可持续、快速、健康增长的趋势具有重要的现实、理论指导意义。

三 问题提出

众多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均表明，影响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并且人口因素是这些影响因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日益严峻和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人们认识到：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尤其是人口结构的老龄化给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可能比人口规模造成的影响要大，并且更加复杂而长远。^[6]正因为如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关于人口因素影响的研究越来越多，特别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人口结构指标引入经济研究当中。^[7]近年来，虽然中国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断加快，但针对西部地区有关人口转变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讨论却寥寥可数。学者更多关注的是人口数量或人口增长速度的变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大多数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关注的也只是由低人口自然增长率引起的人口年龄结构变动所带来的经济问题，至于二者之间的互动影响或者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规律如何，则很少关注。西部地区处在特殊的人口转变时期，尤其是其人口年龄结构的巨大转变，对经济增长是否形成了特殊的冲击与影响？西部地区经济快速崛起是否受人口结构性红利因素的影响，影响程度如何？人口结构性老龄化的进一步加深，对我国西部地区未来经济发展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对诸如此类问题的思考与研究更显欠缺。特别是对于人口年龄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问题，更是十分缺乏比较系统深入的探讨和实证分析。因此，面对新形势积极开展对上述热点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丰富和拓展该领域的研究范围，而且是受促进我国西部地区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形势所迫。^[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