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创新之处与不足

国外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而在我国则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研究也主要集中于人口红利视角所反映出的人口结构性变动因素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影响作用和贡献。但近几年伴随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进入劳动力队伍的人数不断减少，由此带来的人口红利优势逐渐减弱。在我国人口红利面临刘易斯拐点的当下，本研究立足于西部地区探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引起的宏观经济效应，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探讨将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因素与经济增长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研究基础和借鉴参考。具体来说，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 创新之处

第一，目前国内研究大部分是基于全国层面进行的，而以此相关问题为命题对中观区域层面的研究较少，特别是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采用实证方法进行研究的就更加缺乏。因此，本书将通过建立面板数据，采用计量模型，对我国西部地区开展关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可丰富该理论的研究内容。

第二，对西部地区人口年龄结构的现状及其变动特点进行了客观全面的定性描述。本书搜集与整理了西部地区12个省份60多年的人口年龄结构的数据，以及经济总量、消费支出、资本形成、人口就业、劳动报酬、居民储蓄等20多年的相关指标数据，并利用这些数据绘制出了各类统计图表，用以更加直观地分析现状和验证结论，这是在以往针对西部地区探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中未曾进行的有益尝试。

第三，本书从劳动力年龄结构出发，利用计量经济学中的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经济活动中人口总量和扶养结构对经济总量的影响。另外，为使对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考察更加全面，又定量分析了劳动投入、资本投入对西部地区总产出的影响及其影响程度。

第四，为进一步探讨人口年龄结构变动通过中介变量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采用协整分析等方法构建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储蓄、消费等相关传导变量的基本分析框架，实证分析了西部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因素对居民储蓄和居民消费产生的传导影响，有助于我们清楚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传导影响机制，弥补了一定的研究不足。

二 不足之处

第一，人口预期寿命延长被誉为20世纪最重大的成就之一，21世纪又是人类长寿的时代，人们既为长寿而庆幸，又为老龄化而担忧：社会是否有足够的财力、物力和人力来应对人口老龄化。长寿是老龄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资源，医疗保健是缓解老龄化不利影响的积极因素；同时，医疗保健又进一步加深了人口老龄化，医疗保健和老龄化又成为一种新的矛盾现象。从根本上讲，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客观上反映了人类健康水平和社会文明的提高，综合反映了社会的进步和富裕程度。然而，人口老龄化又影响了社会投资、生产、流通、分配、就业、储蓄，并给社会经济构成、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等多方面带来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还对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改革、分配制度的改革等造成根本性的影响。^[13]与之有关的诸多延展性问题均是未来需要进一步深研的方面。

第二，实证分析部分的变量选取存在不足。在对西部地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时，虽然将人口扶养比作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因素的重要指标之一，但实证中并没有体现出劳动力质量变化的相关指标，只从劳动年龄人口的占比方面反映了人口结构的变化是如何影响经济增长的。这样的研究设计有两个原因：一是西部的数据获取需要西部12个省份同时满足，而由于各地区统计口径不统一，难以准确反映实际情况；二是学术界对代表劳动力质量的相关指标存在一定争议。

第三，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动是一个较为漫长的变化过程，只有通过较长的时间跨度来考察其变化，才能揭示其内在的变化规律和特点。但针对西部地区而言，不同省份的行政区划调整、数据完整性以及资料的保存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跨度较大的历史数据的搜集整理受限，使本书只能针对1995～2017年的数据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不能追溯更久远的历史数据来反映更完整的变化规律。这是本研究的遗憾之处。

第四，本研究主要将人口年龄结构粗略地划分为三个不同阶段，并分析了每一阶段对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今后还可以将年龄结构划分得更细，如将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进一步细分为青年劳动力（15～29岁）、中年劳动力（30～44岁）和年长劳动力（45～64岁）等，进一步对其影响经济发展的机理进行分析，所得结论会更加可靠，影响机理的揭示会更加全面。这可以成为未来值得尝试和进一步深层次研究的方向。

第五，由于西部各区域间、各省份之间以及各省份内部的人口年龄结构演变的进程和所处的转变阶段不完全一致，所以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也不可一概而论。但研究所涉及的地区较多，加大了相关数据和资料的搜集整理难度，因此，本书根据有限的资料进行研究，并未针对上述方面就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与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影响做差异性研究，也没有分别根据各个不同地区的实际情况提出相对应的对策与建议，这也将是未来需要进一步加深研究的方面。

第六，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影响，通常分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宏观影响是指各地人口老龄化水平对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微观影响是指人口老龄化过程产生的实际影响。对于宏观研究而言，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有其各自的发展规律，显然难以完全归因于人口红利及较高的老年人口比例。比如，2000年前后上海、北京、浙江和江苏等地经济发展快的同时老龄化程度也是全国较高的，将此成果完全归因于老龄化程度显然是不合理的。对于微观研究而言，中国家庭经济和西方家庭经济完全不同，中国父母与子女在经济上有互助互通的关系，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教育和经济支持责任是无限的，而子女对父母的经济赡养和养老责任同样是无限的，这种交叉在一起的情况，大多数时候分不清父母和子女的消费金额，虽然理论上可以分析独居老人或孤寡老人的消费水平，但不同家庭类型的消费水平也是不一样的，因此难以定量分析老年人的确切消费比例。最后，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和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是交织在一起的，有时难以分辨到底是社会影响还是经济影响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