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導言二：文學地景的趣味與價值

鄒芷茵

1 到了港島，便回不了九龍

“過海”[15]，是很多香港上班族每日的例行公事。在張吻冰的小說〈粉臉上的黑痣〉（一九三〇年）裏，也有一個談“過海”的小段落。小說的敘述者說，妻子的哥哥因住在九龍，來訪必須“經過舟車的跋涉”，不便在平日到訪“這小島”，所以往往選擇在翌日沒有工作的星期六見面，聊得太晚便乾脆借宿。[16]香港現在的交通非常完善，處處都是高速公路和鐵路，就算穿州過省也非難事；像張吻冰所說的這種到了港島，便回不了九龍之生活方式，似乎不再是我們可以想像的事情了。

我們對“香港”的印象，會隨時間不斷改變；例如，如何把“香港”分成“港島”、“九龍”、“新界”呢？“港島”、“九龍”、“新界”的分界規則，大抵以英國佔領香港土地的先後次序有關：先是港島，然後是九龍，最後便是新界——但這是香港上班族的想法嗎？似乎不是；因為我們更常以“日常”來感知“香港”。坐鐵路上學的，會以鐵路系統為界，籠統記住“地下鐵路”（MTR）是“港九”，“九廣鐵路”（KCR）是“新界”，於是有人誤把荃灣、將軍澳一腳踢入“九龍”；看地圖開車的，則會以地圖的鳥瞰視野為據，於是又有人以為大嶼山和長洲是“港島”的一部分。當代城市有關“空間”（space）的意義，就這樣從日常生活滲入我們的意識之中。[17]

2 地景與文字

時至今日，我們仍會透過不同年代文學作品所描述的“香港”，來重認這城市的當下與過去。這些描寫地方的文學作品，如明顯以某地方為文本題材或主題，皆可稱為“地誌文學”（topographical literature）。雖然“地誌文學”這個文類（genre）名稱應衍生自西方文學研究；[18]但以描寫地方為題材或主題的作品，並非專屬西方文學的一時之物。李白有〈望廬山瀑布〉，蘇軾有〈前後赤壁賦〉，柳宗元有〈永州八記〉，歐陽修也有〈醉翁亭記〉，這些廣為人知的中國古典文學名作，皆為“地誌文學”。“地誌文學”大多強調寫實的價值。以香港文學為例，《中國學生周報》於一九六〇年代末辦過名為“香港風情”的專輯，編者認為像舒巷城〈鯉魚門的霧〉這種以平凡人物展示現實的文本，就是富“香港風情”的作品，並強調“香港風情”就是“現實”的意思。[19]

“地誌書寫”（topographical writing）和“文學地景”（literary landscape），則是比“地誌文學”意義更為廣泛的術語。“地誌書寫”所指甚廣，可納入不一定屬於“文學”的文字，如地理文獻、航海日記或旅遊指南等；而“文學地景”可專指文學文本（無論是否以某地方為主要題材）中的地方書寫。[20]在文字、圖畫和影像——尤其是經典或暢銷作品出現的地景，都極具吸引觀看者“重返現場”的魔力。旅客來香港，都喜歡訪尋砵典乍街（石板街）、中區電梯、都爹利街和美都餐室等香港著名影視場景。偵探小說《福爾摩斯》在十九世紀末開始大賣，[21]當時的倫敦根本沒有“貝克街（Baker Street）221B”這個福爾摩斯住址；現在那裏已成為遊人駐足的“福爾摩斯博物館”了。

本書所有作者都以香港地方為創作主題，誠然屬於“地誌文學”的範疇；而其中描述地方的文字，就是“文學地景”。同樣指向現實，“地誌文學”與旅遊指南有何分別？這裏可以說的話很多，現在不妨只挑最顯眼的分別來看。

我們把旅遊指南弄上手，靠着指南的指路功能，看起來比較不容易迷路；“地誌文學”有時雖然兼具這樣的指路功能，但多不會以此為創作意圖。讀者讀到張婉雯在本書中所說的沙田中文大學檸檬批、蛋糕仔，嘴饞時得自己去找上山校巴的路線；而陳麗娟在九龍城的哪個字號買粿回家煎吃呢？這更是一個只有陳麗娟才能回答的問題。讀者只能一邊咀嚼，一邊想像文中小吃的味道——如陳麗娟說的“只能隨緣”。也許我們永遠無法嚐到作者筆下的相同味道；但在那閱讀文學地景的瞬間，我們總能想起，自己在青蔥年華裏的街頭美味和心頭滋味。

“地誌文學”比旅遊指南更為豐富，因它的文學地景蘊藏着書寫者的“地方感”（sense of place）。[22]文學地景的“地方感”，就是書寫者對地誌的情感。吳潛誠認為，書寫地誌的作品不是綜合的印象，而可予作者想像沉思；[23]鍾怡雯也點出，如地誌“偏向史料式的地理學觀察報告”，便不能構成“建構地方意義的地誌書寫”。[24]也就是說，“地誌文學”中的文學地景不只是追求客觀的地誌，而包含書寫者的情感。

本書的阿修談觀塘球場時，發現自己不再踏足舊地，只能改從“陳浩南”身上重識早已陌生的“藍田波地”。陳子謙談旺角書店時，也隨着近年網絡小說《那夜凌晨，我坐上了旺角開往大埔的紅VAN》的出版，而多添一抹小巴身影。[25]阿三探討葵青的空間意義時，嘗試模擬葵青居民的生活，最終認為不能以外來者的身分來理解居民如何“以身體介入空間”。這些文學地景，皆盛載作者對地誌之鮮明、無法由他人取代的感受。一般旅遊指南，不可能同日而語。

3 地景與對話

我們慢慢把“貝克街”變成“福爾摩斯住址”；把“中區電梯”變成“王菲偷看梁朝偉的小窗”。[26]這些地景讓我們經歷自己不曾經歷的日常生活，讓城市的感受變得越來越深刻和複雜，而且會隨時間而變濃或轉淡。

本書很多作者都採取“互文”（intertext）的寫作手法，以其他地誌文學作品或文獻入文，形成別人與自己，甚至自己與自己之間的地景對話；角度有別，風格百變，自成香港風景。陳德錦和鄭政恆的史料顯然較豐，對話穿梭古今；劉偉成邊走邊與“阿羣”侃侃而談，徐焯賢寫了一封信給“K”，鄧小樺在言談裏顧念“影子”，各有明顯的“對話”對象；梁璇筠、廖偉棠以自己的作品為觀照，與自我對談。每位作者在地誌書寫上的取材和筆法，各顯獨運的匠心。

作者筆下“香港”的文學地景，有時看起來獨一無二，讓我們一讀便知作者描述何方；有時卻在疑似之間，恍若是心有靈犀的感應。翻到唐睿的“到黃大仙祠燒香求籤”，我們曉得這個“黃大仙”指的其人、其祠、其地；[27]呂永佳的“參觀滙豐銀行”也讓我們認出“中環”，因為香港現在只有一所滙豐銀行，能令人產生“參觀”的念頭；看李凱琳的“大埔”和蘇偉柟的“柴灣”皆烙上鐵路痕跡，而鄒文律的“深水埗”、袁兆昌的“北區”同時細寫公營房屋，我們又感慨“鐵路”、“公屋”在香港的生活經驗裏實在舉足輕重。在作品的今昔風景中，作者不但與文本人物徐徐低訴，而且與讀者的香港記憶彼此喊話。

4 地景與“香港文學”

文學地景創作與編選，每每呼應文學的主體形塑過程，兩者關係千絲萬縷。台灣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策劃“閱讀文學地景”出版計劃時，以讀者能從台灣地景來了解台灣文學為使命。[28]劉克襄在這出版計劃的推薦序〈打開地誌文學的窗口〉中也談到，這些文學風景“讓我們從人文的界面，開啟另一個新風貌的台灣認識，也豐富我在台灣的生活視野”，[29]可見文學地景對台灣文學界的吸引力。

“香港文學”選集，實也受文學地景所吸引。在《國共內戰時期香港本地與南來文人作品選：1945-1949》的〈三人談〉中，盧瑋鑾（小思）指出，南來文人作品“呈現出來的香港都市風情是很特別的〔……〕，作品真實地保留了香港當時某階層的情況，如灣仔區、貧苦地區的真實生活面貌”；[30]而新近出版的《香港文學大系》系列，也收錄了不少包含文學地景的作品，如陳智德在《新詩卷》中編入李育中〈維多利亞市北角〉和黃雨〈蕭頓球場的黃昏〉，[31]危令敦在《散文卷二》編入夏果〈香港·船的城〉和蘇海〈電車社會〉等，[32]皆可見香港文學研究者對文學地景和地誌文學的重視。

張吻冰在〈粉臉上的黑痣〉的文末，記下這小說的成稿地點是“雪萊街畔”。[33]未知本書的十八位作者曾經在哪裏坐下來，走筆縷述心目中的“香港”？這十八篇散文，也許是在香港寫成的，也許不是；而肯定都像小思老師的《香港文學散步》那樣，滿載地緣，滿載人情。[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