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际性的显学

满学自其产生之初，便成为国际性的学问，并从亚洲发展到欧美，成为国际性显学。满学为什么成为国际性的显学？这与金国以及清朝的兴起密不可分。

16世纪末叶，清太祖弩尔哈齐崛起东陲，逐步统一女真诸部，势力逐渐强盛。这就为满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满学产生于建州女真部，发端于满文的创制。清太祖崛起之初，文移往来都使用蒙古文或汉文，有诸多不便，遂萌生创制文字的想法。1599年，命额尔德尼、噶盖二人参照蒙古文字母创制而成，即老满文、无圈点满文。虽然这是满足现实需要的举动，而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但在创制过程中，不乏研究的成分。譬如，当清太祖命额尔德尼等参照蒙古文创制文字时，巴克什额尔德尼辞以不能，太祖说：“写阿字，下合一妈字，此非阿妈乎（阿妈，父也）？额字，下合一默字，此非额默乎（额默，母也）？吾意决矣，尔等试写可也。”^[23]由此可见，当时为了创制满文，君臣之间还进行了一番讨论。

随后，额尔德尼、噶盖就遵循弩尔哈齐的指示，创制了满文。关于额尔德尼、噶盖二人，史书记载：“额尔德尼，纳喇氏，世居都英额。少明敏，兼通蒙古、汉文。太祖时来归，隶正黄旗满洲。从伐蒙古诸部，能因其土俗、语言、文字宣示意旨，招纳降附。赐号‘巴克什’。”“噶盖，伊尔根觉罗氏，世居呼纳赫。后隶满洲镶黄旗。太祖以为扎尔固齐，位亚费英东……岁己亥，受命制国书。”^[24]可见此二人绝非等闲之辈。

从额尔德尼等创制的满文来看，除了照搬蒙文之外，确实也有所发明，如蒙文中没有辅音字母f，而老满文增加了，即创制了fa、fe、fi、fo、fu、fō、fū这7个音节字母，再如改变了某些音节的书写方式，如蒙文的ia、ie，满文写作iya、iye。显然，额尔德尼等奉命参照蒙古文字母创制满文时，经过一番思考，潜心研究，绝不是搬来蒙文字母拼写女真语言这么简单。这是女真（满洲）人研究其语言文字的开创之举。

此外，在天命年间，巴克什额尔德尼已着手编纂《聪睿汗政绩》一书，至太宗时期修《太祖实录》时，将其作为《太祖实录》的一部分底稿。^[25]这是女真（满洲）人研究其历史文化的开创之举。由此可见，满学研究发端于女真（满洲）的故乡，肇始于16世纪末叶。

随着金国军事势力的强盛，清太祖公然与明朝分庭抗礼。天命三年（1618），金军攻克抚顺城，拉开了金明战争的序幕。此后数年间，金军攻城拔寨，所向披靡。迨清太宗即位以后，金军几次突破长城防线，深入京畿地区抢掠，满载而归。在两国相争之际，清太宗改其国号为大清，寓意取代大明。凡此种种，都给明朝造成前所未有的压力。当此之时，明朝君臣剿抚无功，一筹莫展。儒臣文人为局势所迫，便著书立说，探索女真人的前世今生，如叶向高撰《女直考》、茅瑞征（苕上愚公）撰《东夷考略》等。一些文武大臣的奏疏亦自然而然，涉及女真（满洲）人的历史文化，成为我们今天研究满学的宝贵资料。

明清易代之后，满语成为国语，满文成为国书，满学处于优越地位。到了康雍乾盛世，满学研究进入高潮，先后产生了诸多鸿篇巨制，如（康熙）《御制清文鉴》（1708）、《八旗通志》（初集，1739）、（乾隆）《御制增订清文鉴》（1771）、《满洲源流考》（1777）、《钦定满洲祭天祭神典礼》（1780）、《钦定八旗通志》（1786）等。这些都是满洲历史、文化、语言、八旗制度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闻名遐迩，经久不衰。晚清时期，满学渐趋衰落。

清朝退出历史舞台以后，满学研究摆脱了钦定、御制的禁锢，进入真正学术研究时期。民国时期，局势动荡，不过编纂并刊印《清史稿》颁行，厥功至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满学研究进入新时期，各项工作依次展开，迈进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以后，满学研究者也迎来了科学的春天。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满学”概念在学术界站稳脚跟，满学的研究领域包括满族史、满族语言文字、满族文化、满族社会生活，涌现了一大批学术研究成果。

随着金国军事势力的强大，金国与朝鲜两个相邻国家不可避免地开始交往，清太祖对朝鲜也提出种种要求。例如：己酉年（1609），清太祖想要把过去金朝时期流散到朝鲜、沿其边境而居住的瓦尔喀部落之人，让朝鲜全部查清归还，于是向明朝万历帝陈奏。万历帝得知，立即传谕朝鲜国王清查。结果，朝鲜国王查出失散数代的瓦尔喀部众一千户，于己酉年二月遣返金国。^[26]天命六年（1621）三月二十一日，金国汗致书朝鲜王，说：“你要是还想帮助明朝就算了，如果不想帮助明朝，就把渡江而去的汉人全数遣还。现在辽东地方的汉人剃发归降的，没有杀戮，悉数豢养了。各级官吏，仍官复原职。你要是还派军队帮助明朝，就别跟我说什么了。你们朝鲜是主持公正的国家，你难道不知道吗？何去何从，随你便吧！”^[27]现实交往的需要，迫使朝鲜政府重视满语满文，设置机构，培养人才，翻译图书，办理文牍，持续到19世纪末。这种状况客观上促进了朝鲜清学的发展，并为今日韩国的满学研究奠定了历史基础。如今，在韩国，首尔大学、高丽大学、全北大学、檀国大学等高校都有学者研究满学，科研队伍在壮大。

清朝取代明朝的统治以后，明末来到中国的西洋传教士都归附新兴的大清王朝，有的人还长期在宫廷任职。康雍乾时期，清朝统治达到鼎盛，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社会安定，经济发展，文化昌盛，持续到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前余晖尚存。这种社会现状吸引更多的传教士漂洋过海，陆续来到中国。他们在中国各地传教，同时学习满汉语文，研究中国文化包括满洲文化。到18—19 世纪，满洲历史文化通过传教士传到欧美诸国。譬如，清朝入关以后，满洲文化人用满文翻译汉族历史典籍《诗经》《易经》等，这些译作通过传教士传到了西方，使西方人更容易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包括满洲文化。满文走向世界，既传播了满洲文化，也传播了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满文的一大历史功绩。有学者认为：“满学作为世界性的学问，早在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期最先在俄国兴起，此期满学和蒙古学曾是研究的热门。最初是由俄国传教使团在北京开始活动的，成为培养俄国汉学和满学家的中心。最先在喀山大学开设满语课，后又在彼德堡大学东方语言系设置满语专业，涌现出一批满语文学俄国学派。有十几位著名学者，翻译了《八旗通志初编》、《大清律例》、《理藩院则例》、《清史》等。为研究满学准备了参考书。后来又编出了《满俄大辞典》、《满语文法》等。此外，彼得堡图书馆、亚洲博物馆还收藏满文文献，为后来一些学者研究满学提供了条件。继俄国之后，日本对满学的研究是在本世纪初很快发展起来的。”^[28]其实，没有中国的满学，何来俄国的满学？

西洋人主要研究满文，研究满洲文学，掀起了满洲热。这个时期欧洲满学研究成果在国际上影响较大的，应该是德国学者保罗·乔治·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öllendorff，1847—1901）在其英文著作《满文文法》（A Manchu Grammar with Analysed Texts）中使用的满文拉丁字母转写法。尽管该转写法有些弊端，但使用简便，在国际满学界颇具权威，广为采用。^[29]进入20世纪以后，由于清朝覆亡了，满学也随之陷入低潮。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后，随着学术交流的频繁，欧美诸国的满学渐趋复兴。近年来，美国“新清史”的兴起及其在中国年轻学者中产生的巨大影响，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提高了清史研究领域满文史料的重要性，刺激了年轻学者学习满文的积极性，从而也促进了满学的发展。现在，在欧美地区，除上文提到的美、德、英、法四国外，匈牙利、波兰、捷克、荷兰、瑞士、瑞典等国也有学者研究满学。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经济文化交往由来已久。19世纪中叶，日本开始研究满学。“日本的满学研究早期代表人物，是江户时代后期的高桥景保先生。那时，他主要开始从事满语的研究。真正的满学研究是从20世纪初期，由内藤湖南先生奠定了学术基础，是内藤湖南先生将《满文老档》及其他满文资料第一次大量介绍给日本满学界。自此之后，日本的满学界开始利用中国及朝鲜的汉文字资料与满文资料结合起来加以研究，并对清初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然而，日本的满学研究者与日本的藏学、蒙古学研究者在人数上相比仍可谓是寥若晨星。”^[30]不过，从1895年至1968年大约70年间，日本学者在有关杂志、论文集上发表了大量有关满洲历史、社会、语言、地理、生物等方面的论文。^[31]其中最重要、最负盛名者非《满文老档》莫属。《满文老档》是日本满文老档研究会译注的学术巨著，凡7册，自1955年至1963年，由东洋文库陆续出版。其译注者神田信夫、冈本敬二、松村润、冈田英弘都是当时日本满学界的著名学者，他们以这枚学术成果加惠于世界各国满学研究者，功莫大焉。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不断公布和开放了许多珍贵的满文档案，日本的满学及清史学界的学者们都深刻感到：进一步更加深入地开展满学研究的重要条件和必要手段，就是充分地利用现存的世界各地所藏的满文资料，这已迫在眉睫。所以，在近10年内，关心清史与满学研究的日本研究者正在日益增多，尤其是自东洋文库清史研究室主办的满族史研究会成立以来，日本的各大学及研究机构的青年学者，以及大学生、研究生们都开始踊跃参加满族史研究会所举办的各种学术活动”^[32]。这一时期，日本学者研究满学，成果累累。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学术成果应该是河内良弘编著的《满洲语辞典》，2014年由日本松香堂书店出版，共1217页，收录满语词条多达4万条，创下日本国内满语词典收词的最高纪录，是目前世界上收词最多的满语辞书。更值得称道的是该辞典解释详细，且大多使用汉文，认汉文不懂日语的人也可以使用。尤其值得称道的是，现在日本研究满学的年轻学者多通晓满语口语，利用满文档案史料驾轻就熟。

综上所述，满学自其产生之初，就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学问。相比其他人文学科，称之为显学也名副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