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研究背景
一 世界经济的低迷造成国际产业分工与产业结构加速调整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是世界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矛盾的爆发，使世界经济不得不面临着“有效需求”与“生产过剩”之间的双重矛盾。一方面发达国家在反思其超前消费带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反思其把世界作为加工厂进行产业链布局，制造环节产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战略实施后，国内虚拟经济增长速度大大超过实体经济增长，新兴产业发展迟缓，“产业空心化”出现以致引发经济衰退的后果；另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反思，面对“制造业外包”的全球化分工，发展中国家承接发达国家转出的产业基本上处于产业链相对落后环节，虽说提高了本国制造业生产能力，造就了“世界工厂”，但同时长期依靠廉价劳动力生产，低工资运行的模式也激化了国内矛盾，导致贫富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凸显。全球经济和产业格局呈现新的变化：一是世界经济发展重心将回归实体经济领域，二是世界经济结构将逐步重塑平衡状态，三是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将催生新一轮产业革命，四是世界经济发展主题将锁定低碳经济和绿色增长[1]。因此，如何在制度设计、产业结构调整、发展模式选择等方面进行深入全面的变革和调整，以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成为各国的普遍共识。
二 金融危机后国际产业转移出现了新特点和新趋势
1.美欧内部的再工业化趋势，使国际产业转移的数量和方向都发生了变化
金融危机使美国认识到要从危急中走出来，就必须重振实体经济，重新“回归”制造业。发达国家“再工业化”的实质，是立足于“后危机时代”，抢占新一轮科技和高端制造业竞争制高点而进行的长远谋划。美欧等国的再工业化战略对国际产业转移已经并将继续产生重要影响。一方面，国际产业出现“逆转移”。劳动密集型的、以出口或代工为主的中小制造企业由中国向越南、缅甸、印度、印尼等劳动力和资源更低廉的新兴发展中国家转移，或者由中国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与此同时，也有一部分高端制造业在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再工业化”战略引导下回流，从而对我国工业经济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为拓展国际市场，美欧继续将经过产业结构调整后淘汰的传统产业向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转移，比如东南亚新兴国家。这些国家在要素禀赋、市场潜力、城乡结构等方面与中国非常相近，而平均劳动力成本却有明显优势，在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方面综合优势更强[2]。再者是发达国家仍会在一些关键领域加大对我国技术输出的控制，增加了我国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难度，从而在客观上阻碍与延缓我国产业升级进程。
2.大地震引发日企对全球采购与分工生产模式的反思，产业链与价值链重整势在必行
2011年日本大地震与海啸对日本汽车、电子产业在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和生产网络造成巨大冲击，影响到日本多年构建起来的整个价值链。在反思全球采购与分工生产模式中，日本产业向外转移是大势所趋。日本作为全球汽车及电子产业链上游关键材料和设备的主要供应者，此次震灾对日本上游原材料、设备及元器件产业的影响，迅速通过产业链的传递效应扩散至全球电子产业和汽车产业。震后日本企业纷纷反思近年来所采取的封闭型供应链模式的缺陷，被迫重新思考物流链、商务链、产业链和价值链在应对重大灾害时的新组合，使生产企业更加贴近终端市场而不是原料市场将成为新一轮产业链重整的主要思路。以汽车业为例，出于分散风险的战略考虑，一些原被视为“高度机密”并“密闭”起来的核心技术会向海外转移部分生产能力，这意味着日企不得不将一部分核心利益转移至日本之外，从而引起国际生产链与价值链在全球的重新整合。
因此新一轮日企产业转移与以往的产业转移不同，是一次战略性转移，不仅会将更多的核心部件的生产进行转移，甚至有可能将研发总部、供应链总部、制造总部进行转移。但到目前，日本产业转移及生产能力外放的路径暂未表现出中国倾向。相反，却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环中国布局的意图，维持了一直以来的“雁行方阵”的战略格局，并且日益向东南亚国家或地区进行单边扩展[3]。因此，东南亚国家长期作为日资企业的主要投资目的国，将会在日本的这一轮产业转移中再次获得新的发展机遇。
三 金融危机后国内产业升级压力加大，产业梯度转移出现新变化
金融危机下的国外市场需求紧缩，使得以加工贸易模式发展的珠三角面临着巨大压力。外部压力来自发达国家抢占高端制造业、新兴国家承接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内部也面临双重挑战：一是国内部分高端制造业转向海外，二是一些民间资本出现“逃离”实体经济的现象。在工业增长放缓的压力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推力作用下，经济下行压力及市场倒逼机制使得东部地区必须加快产业的转型升级，推动整个产业结构向集约化、高端化过渡。珠三角一带通过“双转移”“腾笼换鸟”以及加快企业技术改造的步伐等措施来加快优势产业和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长三角地区的上海产业转移速度也出现了新的特点，产业转移已不再是简单的劳动密集型等低端产业项目的输出，高新技术产业项目也开始加入了转移的行列，在转移过程中不断实现技术、装备的整体升级。转移的产业也从单纯的制造业转变为制造业、服务业和研发产业多领域，出现了综合性趋势。整体而言，我国产业转移呈现国际产业向我国沿海经济圈转移、沿海经济圈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梯度推进态势。
四 西部地区在资源环境双重压力下，现有的以能源重化工为主的产业结构难以为继
西部地区本身也面临着产业升级的压力。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资源支撑型、能源消耗型特征显著，呈现“两高一低”的高碳经济特征，即高消耗、高排放、低产出的特点。当前西部重化工业主要依托能源化工、有色金属、黑金属和非金属矿产资源型产业，具有投资多、产出大、耗能高等特点，以能源开发以及加工生产为主的重工业结构给环境承载力带来了巨大压力，造成了环境污染。因此，西部在自身产业结构不合理、自我发展能力不强的状况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艰巨，如何免于陷入产业分工体系中的“路径依赖”、“低端锁定”和“资源诅咒”陷阱，是当前西部产业结构调整及升级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
五 危机后国际国内产业转移向西部加速推进，为西部产业承接带来重大机遇
金融危机后，东部地区土地价格上涨、能源紧张、劳动力工资提高等因素导致生产成本加大，外商直接投资（FDI）开始出现新的流向，即从东部沿海地区撤资、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金融危机后FDI对西部地区投资明显加快，而且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开始在西部投资，继英特尔之后，戴尔、仁宝、富士康、联想等世界巨头近几年纷纷落户四川。韩国三星（中国）半导体有限公司等3个超过1亿美元的外资重大项目在陕西开工建设。
国内东部地区产业结构调整也促使其向西部地区进行产业转移成为必然。金融危机后，外部需求减少，沿海出口企业把产业转移目光转向国内市场，特别是中西部城镇化建设快速发展的地区，形成了产业转移的内在动力和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战略导向。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产业转移出现了新动态。产业转移区域范围在逐渐扩大，速度也在加快。从产业转移的层级看，除了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大规模迁移外，化工、机械、家电、电子信息等一些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也呈现加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趋势，企业迁移开始由低端产业转向了高端。2012年，中央发布了《国务院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表示将从财税、金融、产业、商贸、土地等方面加大对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支持力度。利好政策增加了中西部地区吸引投资的筹码。
总之，中国结构性调整步入关键期，西部地区面临着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新趋势、新机遇、新挑战，同时存在着产业升级的内在动力和资源环境的双重约束，如何对经济转型时期的产业升级方向与路径进行抉择，是本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