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革命起源与革命意义的通俗化传播

以革命话语为载体的“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集世界观、价值观、信仰系统、宗教仪式、思想驯服者、知识体系和文化隐喻于一身，承载着社会转化的文化想象，同时作为意识形态必须为现存秩序辩护，为公众传播乌托邦式的共产主义承诺。例如，新华社记者曾到河北省抚宁县东新寨公社聂口大队图书室，进行革命文艺作品阅读情况的调查：“一年来，这座小小的图书室平均每月借书率达到六百多人次，每本优秀文学作品的读者最少在十五人次以上。这里的几十本优秀文学作品，像《红岩》《林海雪原》《红日》《青春之歌》《苦菜花》《草原烽火》《我的一家》《王若飞在狱中》《方志敏战斗的一生》等，几乎都是不等摆到书架上，就给借走了。”“革命书籍激励着青年人上进。曾经一度蒙在某些青年心灵上的一些消极的灰尘，已为革命激情冲击殆尽，代之以崭新的革命思想。”在革命精神熏陶下成长并积极入党入团。^[1]这说明战争小说是很受读者欢迎的，因此，其传播也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自新中国成立以来，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革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孪生姊妹，如影随形般容置在新中国的政权体制中。文艺工具化自然成为新中国意识形态宣传机器的一种方式，“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成为当时最主要的文艺化大众和文艺大众化的方式之一。随着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目标的提出，这个革命化的社会主义国度，开始走进后革命时代。“阶级斗争为纲”已经成为历史中的一个名词，市场经济与消费主义开始走入日常生活。尽管文艺的工具性与主体性在80年代成为争论的焦点，但是作为一种爱国主义教育，关乎革命起源与发展的“十七年”长篇战争小说，在80年代以来的文化生活中，依然以影视改编的形式在传播。

总的说来，长篇战争小说契合了革命意识形态和新政权合法性、有效性传播的需求，一出版就受到文艺体制和相关传播资源的青睐。作为一种大众化的教育资源，也就必然需要借助媒体进行广泛传播，包括文艺报刊、教材等的纸质媒介传播和戏剧、曲艺、影视、连环画等不同艺术形式的改编传播。只有通过这些媒介传播才能促进艺术生产、流通和接受，让小说文本和各种再创造的传播性艺术文本一道，建构起庞大的舆论网络。进而把相关信息输送到读者脑海中，这样才能使受众在无处不在的文化消费网络中获得文艺化大众的认同（尽管“十七年”时期无法称作消费）和所谓思想政治认识的提升。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这种广泛性传播无疑有效促进了对原小说的理解、认同与传播。因为，娱乐的匮乏促使受众对这些传播的文艺进行规训性阅读，进而又在全民阅读的文化中建构起小说的经典性。所以，有必要在本节中对阶级斗争和后革命时代背景下的文艺大众化传播进行梳理，从而凸显其文艺化大众的特殊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