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国内外对中国城镇化和城镇用地其他相关问题研究

一 国外学者中国城镇化问题的相关研究

国内外对于城镇化和城镇用地的相关问题研究极其广泛，本节主要介绍国内外对于中国城镇化相关问题的研究。唐磊、鲁哲（2013）主编的《海外学者视野中的中国城市化问题》一书，对国外学者针对中国城镇化相关问题的研究进行了详细介绍。

（一）城镇化：发展策略和路径选择

白雪梅（2008）在《中国城市转型的趋势、影响与政策指向》一文中从历史趋势、政府城镇化政策、城市经济学意义三个方面对中国城镇化趋势进行了研究，同时分析了城镇化的环境影响和社会影响，对中国城镇化未来趋势和政策影响进行了预测。弗农·亨德森（Vernon Henderson，2013）在《中国城市化：面临的政策问题和选择》一文中，从中国城镇化速度与水平的比较、高水平且不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城市数量总的人口不足、城市经济结构、城市治理机制、城市行政层级和移民在城市中的生存条件七个方面对中国城镇化的鲜明特征进行了研究。同时对中国城镇化发展未来十年的政策选择提出了三条建议：一是在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统筹城乡发展。通过消除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化的障碍、投资于农村的劳动力、改进农民的生存条件、避免过度拥挤的超大城市出现等几个方面统筹城乡发展。二是促进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从实现粮食安全、强化农村土地产权、鼓励有效的土地利用和减小城市蔓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通过土地利用规划和市场运作建设宜居城市、确保土地由出价最高者获得并实现最好的土地利用、加强城中村的产权保护，整合城市行政管理7个方面促进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三是城市管理。通过重新界定市长的职责、重构城市融资渠道、改革城市的行政层级加强城市改革。郑在浩（2011）在《改革时代中国城市发展的秘诀》一文中对中国为什么选择省以下的城市作为地方代理进行了研究，将得天独厚的优势、优惠政策和发展策略作为省以下城市发展的秘诀进行了详细剖析，对中国的城市类型与文本集的选择进行了分析。同时，他对中国14个城市进行了比较研究，从相似性与差异性的角度对地方经济发展的秘诀进行了分析。爱德华·雷曼（2012）在《都市圈：中国城市化进程中面临的新挑战》一书中对中国都市圈进行分析比较后提出了中国都市圈面临的5个关键挑战，即实现城镇化经济、发展生产和创新能力、把集聚效应的收益扩散到弱势人群、引导城市和郊区的发展和都市圈的治理和管理，并对中国目前为支持公共政策所需要的研究进行了总结。

综合来看，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城镇化发展策略和路径选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1）中国城镇化的特征与发展趋势。白雪梅一文对中国城市转型历史阶段的概括，弗农·亨德森对中国城镇化特征的总结，都反映了海外学者对于中国独特的城镇化模式进行研究的趋势。郑在浩一文通过案例研究，对案例城市的发展途径和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影响中国城市发展途径的因素主要包括资源、中央及省级政府的行政安排与目标定位以及城市自身的“创造”条件。这种案例研究方式，对改革期中国城市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进行分析，对于深化中国城市化模式的认识具有重要的意义。（2）中国城镇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从国外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中国城镇化的作用总体上持乐观的看法。如白雪梅的文章提到城镇化对中国工业、服务业和农业发展具有积极作用，赞同“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是经济增长这辆马车两个不可分离的车轮”的观点；弗农·亨德森指出，“城市是增长的引擎，它们是创新和复杂技术的孵化之地”，他认为“大多数制造业和服务业在城市进行更有效率”。爱德华·雷曼认为“都市圈是中国主要的生产率和财富中心”。但是海外学者在肯定城镇化积极作用的同时，更关心中国城镇化所面临的严重问题和严峻挑战。白雪梅重点分析了中国城镇化的环境影响，她意识到工业污染已经是中国城市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个方面，高度污染让城市居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城市的扩张也威胁着耕地资源，中国城市必须在工业化国家城市更低的水平上去处理高消费产生的污染。弗农·亨德森对中国城镇化面临的问题与挑战分析的视角更加广泛，他注意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城乡差距扩大，大多数城市太小不能利用城市集聚经济，城市管理者偏好发展制造业导致城市经济结构中商业和金融等服务业发展不足，城市治理机制不完善，城市新移民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等一系列问题。爱德华·雷曼在分析中国都市圈时，发现都市圈的无节制扩张导致农业用地的消耗越来越大，给郊区和中心城区带来了包括污染、交通堵塞等负面影响，使中国很多城市并没有享受到都市圈带来的集聚效应，加上城市人力资源积累不足，严重影响了这些城市的生产力和创新水平。（3）城市发展战略和政策及城市治理机制。白雪梅从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中国城市环境综合治理提出了政策建议。弗农·亨德森从经济、社会、政治等广泛视角，提出了未来中国城镇化的政策选择。他提出了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应当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和谐社会的建设、防止城市低收入人群增多、避免城市过度拥挤的政策建议和统筹城乡发展的战略。爱德华·雷曼指出，由于中国都市圈的迅速涌现，都市圈的协作以及超越现有的行政单位的界限，致使行政区域之间的协调和合作非常困难，而行政区之间的协调和合作是都市圈运行良好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他提出要转变政治和制度文化，合理界定各级政府的职责，在各级政府之间重新进行财政收入分配等建议。这些政策主张对于许多中国城市管理部门而言都是很有价值的。

（二）城市社会：阶层、结构与认同

艾伯特·帕克（Albert Park，2009）在《中国城乡不平等》一文中针对中国城乡差异这一典型现象，从城乡不平等策略的偏差来源、理解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异、城镇化和人口流动以及政策对城乡差距的影响几个方面，对中国城乡不平等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并就缩小城乡差距提出了较为详细的政策建议。范芝芳在《定居意愿和分居家庭》一文中，以对北京城中村移民调查研究为基础，对居民的定居意愿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定居意愿包含一系列复杂的因素，如体制、社会、家庭和个人等方面的考虑，城市被移民更多地视为挣钱和增加家庭收入的地方，即刻的经济回报是影响永久定居的唯一考虑因素。边燕杰和西奥多·格伯的《中国城市与俄罗斯阶层结构和阶层不平等：制度改革还是经济成就的影响？》一文，通过考察在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中国城市和俄罗斯的阶层结构和阶层不平等是否改变以及如何改变的问题，从市场化与经济增长如何影响不平等的更广泛理论中得出一系列关于阶层结构和不平等的预测。作者通过对中俄的对比，认为将当代中国城市阶层不平等模式单纯归结于市场改革或是经济发展都过于简单。卡罗琳·卡地亚（Caroline Cartire，2011）在《中国南方的象征性城市/地区及其性别身份的形成》中关注的问题是，在中国城市化不断向前推进的历史背景中，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展，它从结构上给中国人口带来了人口流动及社会流动的机遇，这一机遇带来了一系列与之相关具体的“空间机遇”——可以居住、购买、体验、工作以及逃离的地方，“为男人女人创造了探测性别认同与性行为边界的地方”。通过分析在迁徙和移民的背景下和对地域性、社会性、迁徙这种流动性的可能性的向往中产生和形成的区域间关联，运用相关实例探讨这种新的流动性所带来的启示。

总体来看，国外学者主要关注中国城镇化发展中社会结构问题过程和社会结构问题。他们对于中国目前的改革前景及改革是否存在足够的内部动力基础持谨慎的态度。帕克认识到可能存在城乡不平等测量偏差来源，并认为各种政策影响着城乡差距的扩大，这些政策包括农村工业化、定价、贸易自由化、税收与补贴、农业投资、教育与健康、农村信用社、扶贫方案等。他强调促进更大的劳动力流动作为缩小未来城乡差距战略的重要性，认为政府应当逐步淘汰户籍制度。范芝芳认为目前中国国内流行的指导移民研究框架——集中关注通过废除户籍制度来解决农民工问题，认为农民工渴望成为城市永久性居民——是站不住脚的。认为许多农民工并不愿意永久性居住在城市。卡罗琳·卡地亚认为“中国南方的象征性城市/地区及其性别身份的形成”中至关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中国城市管理中的权力体系的等级制度“创造了一个居住分配的金字塔式等级体系，从最底层到顶端的中央管辖城市。每一个更高等级的居所均对其居民意味着更高的地位和更多的机遇，因此户籍制度强化了大城市作为人民最向往的生活和工作制度的现实与象征的价值观念”。

（三）城市治理：制度设计及其挑战

柏兰芝（2012）在《产权改革与中国城乡结合部基层治理的变化》一文中，关注城乡结合部基层社区的治理，作者从农村城镇化过程中因土地利用、征地拆迁等因素造成的社会问题出发，以北京市昌平区为案例，揭示了产权方面的改革，对改善城乡结合部基层治理的重要作用。日本政府最重要的智囊团之一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中国经济中心的《中国的城市化与社会底层的户籍问题研究》一文主要是有关中国城镇化与户籍问题的研究。该文章认为户籍制度最重要的弊端是形成了农村和城市的二元社会结构，由此造成了城镇与农村的经济差距、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这一问题以农村涌向城市的农民工为载体，发展为整个中国社会问题。吴维平、艾米丽·罗森巴姆（2012）的《移民与住房：中国与美国的比较研究》，主要讨论的是移民和住房的问题。作者研究的重点集中在造成当地居民和流动人口住房状况差异的原因上。分析了美国非法移民和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的共同点和区别。共同点表现在：二者的住房状况无论从区位还是从具体条件来看，均无法与固定居民相比；非正式住房是解决移民问题的重要途径；社会资本在移民住房选择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不同点表现在，美国对非法移民的限制没有中国严格。作者认为，对移民的排斥，是导致不同地区移民住房分化的根本原因。因此，满足流动人口对公民权利的诉求，要有更多宽容的流动人口政策。伊恩·G.库克（Ian G.Cook）、杰森·L.鲍威尔（Jason L.Powell）的《老龄化城市社会：话语与政策》从经济话语、社会话语方面分析了老龄政策，反对目前关于老龄人口流行的生物医学话语，主张以一种现实年龄主要是社会建构而非生物医学状况的言论取而代之。从政策层面而言，作者建议研究者及决策者抵制那些简单的模式化政策，而通过更为精明的政策，使老年人发现自己的需求和意愿，而不是假定所有的老年人都因为其“老”而希望获得同样的结果。

可以看出，国外学者对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利问题比较关注，柏兰芝用案例正面肯定了财产权利的改革对城市治理的重要性。三井物产战略研究所中国经济中心的文章指出了户籍限制和身份权缺失是导致城乡二元分割的重要原因，中国要迅速发展，就必须深化户籍制度的改革。吴维平、艾米丽·罗森巴姆关注的是城镇化过程中移民的住房权利。伊恩·G.库克、杰森·L.鲍威尔揭示了目前流行的老龄化话语叙述背后所暗含的单纯生物医学特征。主张针对不同老年人的特征，实现老年人的多元权利，而不是把老年人当成具有共同单一需求的对象。

（四）城市发展：全球化与可持续

吴福龙（2011）在《全球化与中国的新都市》中，对正在向世界城市迈进的中国新都市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探讨，将全球化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影响聚焦到世界性城市的形成上，认为“全球化对城市的影响往往是通过城市的特别类型——世界性城市来评估的”，“与已建成的世界经济中心相比，全球化在那些处于此进程中的城市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爱德华·斯坦菲尔德（2011）通过《中国能源挑战的实质与应对之策》一文对中国能源挑战的本质、中国能源消费趋势、能源生产和供给趋势、中国未来的政策方向、电力领域的价格改革和市场化对中国城镇化带来的迅速增长的能源需求，及其性质、满足这些需求的复杂性进行了分析。茨马拉克·沙利兹（2012）则在《水和城市化》中对中国另外一种重要资源——水进行了研究。他通过概览中国水资源日益匮乏的状况，描述水资源供应的类型和趋势及污染对水资源供应的影响，并从政策与投资等多方面研究水对中国城市发展构成的限制影响，及提高水资源的供应使用和循环利用的范围。

综合来看，国外学者从经济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探讨中国的城市发展问题，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1）全球化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影响。如吴福龙对中国新都市发展问题的研究，探讨了经济全球化对中国世界城市形成的影响。（2）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全球化使中国的城镇化与全球的可持续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城镇化的发展，意味着能源、资源需求的不断增加，就如爱德华·斯坦菲尔德文章所说的，“从根本上说，中国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可持续发展早已合二为一了”，他在《中国能源挑战的实质与应对之策》一文中探讨了城镇化背景下中国迅速增长的能源需求的实质、满足能源需求的复杂性以及与长期的资源与环境可持续有关的全局性政策与制度挑战。而茨马拉克·沙利兹在《水和城市化》中对中国水资源日益匮乏的状况、水资源供应的类型和趋势、污染对水资源供应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对水资源需求和水资源跨部门分配的可能趋势进行了评估，并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3）适应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的应对策略。在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的过程中，土地资源紧张、能源短缺、水资源匮乏、环境问题严重等非常突出，制定适应全球化和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的应对策略就显得极其重要。吴福龙的文章从全球化的视角提出：中国的新型城镇化是全球化的具体表现。为获得全球竞争力，作为国家实行“发展战略”的具体形式，城市应争取在不断变化的经济格局中获得更有利的地位。爱德华·斯坦菲尔德从城市能源需求角度，提出应关注城市化策略的选择问题，不能奉行分散的城市化策略；并建议在满足城市能源需求方面，应提高能源效率、允许市场力量运作及向气能源转变。茨马拉克·沙利兹从城市水资源短缺的角度，提出“除十分重要的例外，鼓励那些目前不缺水或暂时不缺水的地区进行城市化建设也许是一种有效的长期策略”。

二 国内学者对中国城镇化问题的相关研究

国内对城镇化和城镇用地的其他相关问题的研究主要包括：发展道路及发展速度、城镇土地利用及土地利用效益评价、人口城镇化及城乡关系这几个方面。

（一）城镇发展：发展道路及发展速度、质量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城镇化进入高速发展期，投资、产业在城镇的集中、城镇化基础设施的发展等，直接带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带动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人口向城镇的流动。但中国城镇化研究迄今为止还缺少清晰的理论分析或模式分析，缺少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理论或范式总结，由此，国内部分学者对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进行研究。李强等（2012）从城镇化的动力机制和空间模式两个视角分析中国城镇化“推进模式”的特征，发现中国城镇化的突出特征是政府主导、大范围规划、整体推动、土地的国家或集体所有、空间上有明显的跳跃性、民间社会尚不具备自发推进城镇化的条件等。他们将我国城镇化“推进模式”区分为七种类型：建立开发区、建设新区和新城、城市扩展、旧城改造、建设中央商务区、乡镇产业化和村庄产业化。马晓河等（2012）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制度演变与历史进程、中国城镇化对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证分析、当前中国城镇体系的结构布局问题以及“十二五”时期中国城镇化的重大任务与总体趋势等方面进行分析，对中国城镇化进程、面临问题及其总体布局进行了较详细的研究。马凯（2012）通过分析我国城镇化发展阶段，对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基本内涵进行解释，提出了推进中国特色城镇化的重点任务，为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提出了较全面的建议。胡际权（2005）借鉴国外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对中国传统的城镇化发展道路进行了反思，分析了在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和生态化的时代背景下，城镇化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点，提出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理念。推进机制和推进主体，专题论述了城镇的科学规划和管理、产业支撑、土地利用、和谐社会构建、生态环境协调和农民市民化转化六个重大问题，并对我国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提出了政策建议，以探索一条既遵循城镇化发展客观规律又符合中国国情有别于传统城镇化发展道路的新型城镇化发展理念和道路，以提高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水平和质量。简新华等（2010）对中国城镇化发展道路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研究，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城镇化发展的经验教训和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理论创新，深入研究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探讨中国城镇化的特殊性，力图形成比较完整的中国特色城镇化理论。同时该书针对中国城镇化方面的“十大争论”，即界定之争、水平之争、模式之争、道路之争、大小之争、质量之争、快慢之争、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之争、农民工市民化之争、制度创新之争，提出了看法。另外该书还较为深入地分析了中国城乡制度的二元化特征及其对城镇化的不利影响，探讨如何更合理有效地推进城镇化。重点分析了中国城镇化目前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探讨了如何走好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具体措施，以促进中国实现健康的城镇化。

城镇化的本质内涵应包括速度和质量两个方面。城镇化发展速度主要表现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提高、城镇数量的增加和城镇规模扩大等方面。城镇化发展质量则主要表现在城镇经济总量的增长、产业结构的调整、基础设施的完善、科技文化的发展、生活方式的改变、环境质量的提高、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城镇管理的加强等方面。孔凡文等（2006）对中国城镇化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两方面的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根据对城镇化发展速度与工业发展速度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比较，对中国城镇化发展速度进行了分析和判断，并对未来中国城镇化发展速度进行了预测。建立了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并对中国城镇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活方式、人居环境、城镇管理等方面进行了质量评价。分别论述了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城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分析了中国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速度和质量状况，提出了提高中国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质量的主要措施。孔凡文认为，虽然目前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较快，但从总体来看，城镇化发展水平还较低，不仅大大落后于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同时认为，我国城镇化还表现出现有城镇质量不高的问题。具体来讲，我国在城镇化发展速度方面的问题有：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发展失衡；城镇体系的宏观布局和规模结构不合理；城镇化发展存在体制和政策障碍等。我国城镇化发展存在的更突出问题还表现在质量方面，主要有：城镇规划缺乏科学性、合理性；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三产业所占比重低，经济实力不强；忽视城镇内涵建设，基础设施建设薄弱；大量占用土地，资源浪费严重；环境较差，污染严重；小城镇的农村生活方式没有真正改变；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等社会问题突出；城镇管理水平低，管理成本高等。张占斌（2013）对叠加期城镇化速度与质量协调发展进行了研究。认为目前我国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和城市病发作的叠加期，一方面，需要针对城镇化质量方面存在的缺陷和问题，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这是叠加期城镇化健康发展的首要任务；另一方面，需要继续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这也是叠加期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基本规律。所以，叠加期的城镇化需要速度与质量协调发展，这是叠加期城镇化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城镇化速度与质量协调发展，需要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降低城镇化门槛、建设包容性城镇、积极完善城镇化战略格局和积极深化制度改革。郝华勇（2012）通过构建涵盖经济绩效、社会发展、居民生活、生态环境、基础设施、空间集约、城乡统筹七个方面指标的省域城镇化质量评价体系，综合评价东部10省市城镇化质量，其中上海、北京、浙江得分较高，海南、河北较低，且东部省市在社会发展、经济绩效、生态环境指标上的绝对差距较大，在生态环境、城乡统筹、社会发展指标上的相对差距较大，在空间集约和基础设施指标方面差距较小。对照东部整体城镇化率和质量得分，各省域在人口城镇化率和城镇化质量协调对比上呈现“高-高”“高-低”“低-低”不同类型。各类型区域应针对各自差距在速度与质量关系上有所侧重，采取相应对策推进城镇化速度与质量的协调发展。王英华（2011）则从城镇化发展速度与质量两方面全面系统地研究了我国城镇化发展对房地产业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是房地产需求、房地产价格以及房地产投资的 Granger 原因，即我国城镇化发展速度对房地产业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得出我国城镇化发展质量指标对房地产业发展的直接与间接作用系数，建立两者的多元回归模型，分析我国城镇化发展质量对房地产业发展的影响。发现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对我国房地产业发展水平的直接影响作用最大，其次是城镇固定资产投资额。

（二）城镇化：城镇土地利用及土地利用效益评价

宋戈（2004）把土地利用放在我国快速城镇化的宏观背景下进行研究，发现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人口增长及集聚、产业集聚及产业升级、技术进步、经济的发展对土地利用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认为在城镇化过程中，虽然影响土地利用的因素众多，但土地利用却呈现一定的规律性。另外，他强调应确定合理的城市用地规模，客观地分析城市土地利用的潜力到底有多大，对土地利用实行动态评价和调控，科学地制定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利用的策略。曹蕾（2005）借助ARCGIS软件，构建渝北区城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三维显示模型，分析各乡镇城镇土地集约利用水平的空间分布态势及空间格局。王国恩、黄小芬（2006）从经济效益目标、社会效益目标、生态环境效益目标和动态目标四个方面，建立城镇土地利用集约度的评价指标体系，根据各指标因子的重要程度，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在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的基础上，按照指标权重，将各指标值加权求和，得到土地利用集约综合指数（集约度指数），定量确定城镇土地利用集约水平，探索运用多指标综合评价城镇土地利用集约度的方法。郭美婷（2013）分析得出当前小城镇土地利用的五个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种生态现代化模式即小城镇土地集约利用，在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对土地平面集约利用和立体集约利用相结合的一种模式，试图在陕北地区进行推广，并从理念、制度和模式三个角度提出了推行该模式的支持对策。刘新卫、张定祥（2008）利用国土资源部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从城镇土地数量、人均城镇土地、城镇建设占地、城镇内部用地结构和城镇土地空间格局及其时空变化等方面分析了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城镇土地利用现状，并将这一阶段的主要城镇土地利用问题归结为总量失控、粗放利用、影响宏观经济平稳运行、影响耕地保护和粮食安全、危及社会和谐发展、土地利用结构失调，以及生态环境恶化等，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喻瑶（2006）在探讨城镇土地经济系统效益内涵的基础上，选择了城镇土地经济系统效益评价体系指标，并进一步分析了其系统评价的内涵，试图为我国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和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黄雪花（2013）通过运用综合指数法对湖北省12个地级市2001～2010年的土地利用的社会经济效益指数和生态环境效益指数进行了分析，并对各城市的土地利用综合效益的时序特征进行了研究。余小玲（2012）以重庆市40个区县为评价单元，选取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额，各区县城镇建设用地总量，各区县第二、三产业就业人员数作为投入指标；第二、三产业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化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作为产出指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利用2000～2008年的指标数据和软件DEAP 2.1进行测度，分析了重庆市城镇土地利用系统投入产出效率的静态和动态水平。杨静（2006）在分析保定市土地利用现状的基础上，应用土地利用效益评价的原则、过程和方法对该市1994～2004年的土地利用效益进行了纵向评价和比较，分析了土地利用效益变化的趋势、阶段和主要影响因素。

（三）城镇社会：人口城镇化及城乡关系

人口城镇化水平是衡量小康社会、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人口城镇化将成为我国未来社会发展的基本国情，城乡结构的重大调整将伴随我国现代化的全过程，对我国未来繁荣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产生重大影响。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重点分析人口城镇化的中国特色；在对人口城镇化未来发展趋势判断的基础上，提出具体的战略目标、路径和举措。利用控制了空间自相关性的空间误差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地区之间土地城镇化水平，第二、三产业就业水平和产值水平，以及人均GDP的差距是人口城镇化水平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并且第三产业就业水平的提升对中西部地区人口城镇化的促进作用大于其在东部的作用。沈茂英（2010）则以四川藏区为例，对少数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四川藏区城镇化进程具有人口城镇化与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同步、人口小镇化等特点。范进、赵定涛（2012）就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的关系，建立了协调性指数模型，进行了定量测定，结果显示当前中国的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在此基础上，基于外在制度和内在机制的分析，揭示了这种不协调的影响因素。研究认为，造成中国土地城镇化与人口城镇化不协调的直接因素是二元土地制度和二元户籍制度，而这又内生于以投资驱动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点，并面临着城镇体系发展滞后、空间分析失衡、单体建制镇服务半径过大、产业不能有效支撑及人口规模、自然环境等方面的约束。另外还有部分学者以个别省市为例，研究了各省市人口城镇化发展的历程、现状特征及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各省市的特点提出了人口城镇化发展的对策建议。

中国正在进行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其中城乡关系问题对于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更是具有全局性、关键性的意义。杨翼（2013）围绕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相关理论以及实践经验，着重探讨了统筹城乡发展的经济机制和指标体系。通过对统筹城乡发展经济机制的分析，厘清在宏微观层面城乡发展的规律性问题和机制路径，从而对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给予理论指导。通过对统筹城乡发展指标体系进行研究，提出评价中国城乡关系的指标体系，并对21世纪以来中国城乡关系的演进进行了评价和分析。结合统筹城乡发展机制和实践评价，提出了中国现阶段统筹城乡发展的问题挑战、战略框架、实现路径和政策建议，初步建立起一套适用于现阶段中国统筹城乡发展的理论体系和政策框架。刘嘉汉（2011）以区域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城市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等学科知识为理论基础，以统筹城乡背景下新型城镇化发展道路为研究视角，以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一的成都市为实证研究对象，运用统计分析、计量分析等多种研究方法，对城镇化，城乡统筹，新型城镇化的概念、理论、实践等进行了阐述，对统筹城乡发展背景下新型城镇化的模式、机制，与传统城市镇的差异，以及成都在具体实践中的基本轨迹、阶段特征、主要内容、初步效果和经验启示等进行了分析，并对统筹城乡背景下推进成都新型城镇化发展进行了思考，探讨了存在的主要问题和现实差距，提出了相应的基本思路和对策措施。肖万春（2005）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探讨中国农村城镇化，丰富了农村城镇化的理论。运用城镇化结构效应原理对当前我国农村城镇化水平和城镇化结构效应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剖析了我国农村城镇化政策的基本经验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我国农村城镇化成本风险的类型及其形成的深层次原因，提出了城镇化成本风险预警机制、指标体系和风险程度综合评估模型。王婷（2012）以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制度创新为主题，探讨挂钩制度的内涵与运行，分析制度设计的缺陷，提出制度创新的思路，并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从产权、市场等层面构建制度创新的两大关键机制。汤卫东（2011）就西部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认为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城市和农村运动机理也可以实现城乡一体化，西部城乡一体化水平不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要实行市场调控和政府主导相结合的原则，同时西部地区城乡一体化发展要注重制度创新、宏观政策配套完善，应加大城乡一体化模式创新，完善相应的对策措施。邵峰（2013）认为农村仍是城乡一体化的薄弱环节，城乡体制弊端是提升城乡一体化水平最主要的障碍之一，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劳动保护及子女教育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社会成为提升城乡一体化水平最艰巨的任务。赵宏海（2013）分别从产业结构演变规律出发，研究了产业结构优化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互动机理，从空间结构聚集扩散作用出发，研究了空间结构优化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互动机理，从市场经济下生产要素流动机制出发，研究了劳动力、资本、土地等要素合理流动效应，从公共产品的不同特性和不同供给方式出发，研究了公共产品公平配置与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作用机理。另外，李铁（2013）从体制改革和试点探索、商品和要素市场、城乡关系、城乡社会、农民收入与农业发展等多个方面，对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关系进行了较全面的系统研究。

总的来说，城镇化问题已经是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重大的综合性课题，涉及国民经济如何协调发展，是实现新的现代化和谐社会发展目标的根本问题。城镇化问题的研究已成为国内外学者的研究热门，关于城镇化问题的研究范围也极其广阔。本章选取部分研究热点，回顾和总结国内外关于城镇化的研究，重点论述国内外对城镇化理论、城镇用地增长和对中国城镇化建设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