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本次调查的主要发现
这部分将讨论我们在这次调查中的主要发现。这些发现或者有异于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的论述，或者支持发展的家庭现代化理论的论述。
（一）婚姻成本不断上升，双方父母的经济资助大幅增加，资助差距拉大
如前面理论部分所述，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家庭现代化特征之一是年轻人婚姻的自主性越来越强，亲属不再能主宰年轻人的择偶和婚姻，因而嫁妆或聘金的流行程度下降。在现代社会，无论是嫁妆还是聘金都会愈来愈接近西方的模式，即双方交换礼品（古德，1986/1982）。
但是从这次调查的结果来看（见表0-2），五个城市无论是嫁妆还是聘金仍然普遍流行。对于年轻人来说，婚姻成本不断上升，双方父母给予的经济资助也大幅增加。[6]
表0-2 结婚时双方父母给予的经济资助
比较双方父母的资助额度，可以看出，随着结婚年份的推后，女方父母的资助比例相对男方来说下降了。这个结果与古德的说法相反。也就是说，在中国城市家庭中，随着家庭变迁，男女双方父母的资助（聘礼和嫁妆）更加回归于传统的男娶女嫁，而不是现代西方社会的双方互相交换礼物。之所以出现这种结果，一方面可能是随着市场机制的引进，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发生了明显的分化。结婚前男女双方家庭经济地位类似的比例明显下降，从1979年及之前结婚的76.0%下降到2000年及之后结婚的60.7%；男方家庭更为富裕的比例明显上升，从1979年及之前结婚的13.6%上升到2000年及之后结婚的25.0%。男女双方家庭社会地位比较也有类似的结果。男方家庭经济、社会地位高的比例更大，父母的经济资助相对更多。另一方面可能是观念上对于传统男娶女嫁模式的回归。这需要质性研究的进一步验证。
通过方差模型分析结果（见表0-3）可以发现，结婚年份、城市、性别、户口都是在统计上显著影响在结婚时父母资助的因素（P值均为.000[7]），而婚前双方经济状况比较和婚前社会地位比较在统计上对于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前一个变量P值超过了.05，后一个变量P值接近.05）。这个方差模型虽然具有统计学意义（P值为.000），但是只能够解释总变异的12.6%。通过方差模型的分析还发现，从城市来看结婚时父母的资助额度，杭州和哈尔滨是一组，这两个城市的被访者结婚时父母的资助额度均值居前两位，而广州、郑州、兰州是一组，这两个组间均值的差异在统计上是显著的（P<.05），但是组内则在统计上不存在显著差异（P值均大于.05）。也就是说，不一定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或者人均收入高的地方，父母给予的资助就多。
表0-3 结婚时父母经济资助方差模型分析结果
（二）婚姻自主，但不自立
婚姻自主独立是家庭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特征。从表0-1也可看出，历次家庭调查都显示中国城市中年轻人婚姻自主性在不断增强。这一点从表0-4也可以看出来：父母包办的情况在1979年及以前最多，本人决定的比例在1990～1999年和2000年及以后最大。分城市来看，父母决定的比例最高的是哈尔滨，自己决定的比例最高的是广州。也就是说，经济越发达的城市，现代化程度相对越高的城市，父母在子女择偶权上权力也越小。
表0-4 不同结婚年份和不同城市配偶决定权分布
除了结婚时的经济资助，另一项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父母的就是住房。结婚时新婚夫妻住在男方家的有46.4%（其中广州的比例最高，达68.3%，其次是杭州，比例为43.0%，可能与当地的住房情况较为紧张有关系），2.8%住在女方家中，独立门户的比例为一半。这些独立门户的夫妻中，12.0%的被访者的住房是父母提供的（哈尔滨的比例最高，达30.2%）；还有7.74%的男方父母和2.79%的女方父母为他们提供资金。如果没有双方家庭的支持，结婚成家就变得很困难。
中国城市中婚姻自主却不自立，除了结婚成本不断上涨这个原因外，可能还由于传统的父系家庭代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保留，即许多研究者提到的双向反馈的代际模式：子女结婚的时候，无论是房子还是聘金/嫁妆由父母准备是理所当然的，父母年纪大了需要养老的时候，子女反哺赡养老人也是理所当然的（费孝通，1983）。对于这种传统代际关系的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在被访者对于父母养老的安排上，也就是说，被访者是自己赡养父母，还是送父母去养老院，或者让父母自己养老。父母在儿女结婚时给予的经济资助对儿女对父母的养老安排有着统计上的显著影响（卡方检验的P=.000）。
个人的婚姻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大家庭利益的束缚，但是现在却反过来需要大家庭提供资源和支持，利用传统的代际关系，把婚姻上对父母的依赖当成理所当然的。正如有关代际关系的研究指出的那样，子代一方面强调个体意识和独立精神，但是在经济上或劳务上缺乏足够的独立性，十分依赖父母。从权利义务不平等的代际关系中，子代获得了经济上和劳务上的满足（康岚，2009）。
（三）女性就业率明显下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夫妻关系
五城市调查的数据显示，中国城市女性特别是已婚女性就业率呈现下降趋势。[8]对于全部女性受访者而言，20～30岁的女性没有工作的比例为27.2%，31～45岁的为25.5%，46～60岁的为14.8%。[9]对于已婚女性，20～30岁没有工作的比例为36.1%，31～45岁的为25.7%，46～60岁的为14.8%。这一点从表0-5和表0-6所示的4个模型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表0-5 影响女性就业的因素（Logistic模型）
表0-6 影响已婚女性就业的因素（Logistic 模型）
续表
从模型1可以看出，女性的年龄、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的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也就是说这三个因素都对女性是否工作有着显著影响。从婚姻状况来看，在控制其他两个自变量的情况下，未婚女性工作的几率（odds）是已婚女性工作的几率的3.239倍，也就是说女性结婚以后工作的可能性降低了。模型2包含了模型1的所有自变量，增加了是否有孩子这个自变量。在这个模型中，女性婚姻状况的回归系数不显著了，而是否有孩子这个变量的回归系数是显著的。这说明，已婚女性工作的可能性减小，不是因为结婚本身，而是因为要在家里照顾孩子。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没有孩子的女性工作的几率是有孩子的女性的2.357倍，没有孩子的女性工作的可能性更大。
模型3和模型4主要是分析影响已婚女性就业率的因素，因此剔除了婚姻状况这个变量。模型3包括了模型2除婚姻状况外的其他所有变量，增加了丈夫的职业和收入这两个变量。从结果可以看出，丈夫的收入和职业对于女性是否工作没有显著影响；丈夫收入较高或丈夫有工作，妻子工作的可能性反而更高。而是否有孩子这个变量的回归系数依然是显著的。说明婚姻对于女性就业的影响，主要是为了照顾孩子。孩子越多，女性工作的可能性越小。
模型4包括了模型3的全部变量，增加了城市这个变量。模型4中回归系数显著性与模型3基本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在控制了城市这个变量之后，女性的年龄、教育程度和是否有孩子对女性是否就业依然有着显著的影响，丈夫的收入和职业依然没有显著影响。从城市之间的对比来看，相对哈尔滨来说，杭州女性工作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两地工作的几率比（odds ratio）为3.162；兰州女性工作的可能性是最小的，两地工作的几率比为0.662倍；广州虽然在经济发展上远超过哈尔滨，但是从女性就业来说两者却没有明显的差异。
从数据分析结果来看，中国城市家庭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出现了女性就业率下降，即日本研究者称之为“主妇化”的现象（落合惠美子，2010：18-19），其原因并非像日本那样由于产业结构转换所导致，而主要是因为要在家庭中照料孩子。有研究指出，女性在家庭中没有决策权，或者固守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与女性收入较低或没有收入有关（夏文信，1987b），或者与女性就业率下降有关（徐安琪，2010）。那么，女性就业率下降是否会影响夫妻关系呢？
从表0-7的模型1中可以看到，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妻子工作的家庭，妻子掌权的几率是夫妻共同掌权的1.465倍；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妻子相对于初中教育程度以下的妻子，掌权的几率是夫妻共同掌权的1.468倍。也就是说，妻子有工作，妻子的教育程度越高，妻子在家中掌权的可能性越大；妻子的收入越高，夫妻共同掌权的可能性越大。在模型2中控制了城市变量之后，妻子的工作、收入和教育程度对于妻子是否在家中掌权的显著作用都消失了。也就是说，家中夫妻的权力关系是共同掌权还是妻子掌权，更多取决于城市，而不是妻子本身的个人特征，即妻子的工作、教育程度和收入。
如表0-8所示，如果把性别作为自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可以发现，无论是在模型1或者模型2（包含了城市变量）中，在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性别的回归系数都是不显著的，也就是说，性别对于家庭中的夫妻权力主观评价没有显著影响。作为先赋因素的性别（sex）可能不是影响中国城市家庭权力分配的主要因素。而城市的回归系数都是显著的，也就是说，其他四个城市与哈尔滨的夫妻权力主观评价（本人掌权或者配偶掌权）存在显著差异。这可能是城市变量所包含的因素，比如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和区域文化等，四个城市和哈尔滨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导致四个城市和哈尔滨的夫妻权力主观评价之间存在显著差异。需要进一步的质性研究才能更清楚地厘清其中的关系。
表0-7 影响夫妻权力主观评价的因素（Multinomial Logistic 模型b）（女性被访者数据）
表0-8 影响夫妻权力主观评价的因素（Multinomial Logistic模型b）（全部数据）
（四）中国城市亲属制度的特征：核心家庭网络化
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认为，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社会流动会打破亲属集团地域上的高度集聚，这种变化导致亲属集团的瓦解，个人主义和核心家庭的独立性增强，帕森斯据此提出了“核心家庭孤立化”的假说（Parsons，1943）。但是发展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开始肯定亲属网络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认为亲属网络在现代社会并没有解体，而是承担着重要功能，是现代家庭应对风险社会的重要支持体系。国内许多研究者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夏文信，1987c；徐安琪，1995b；潘允康、林南，1987；康岚，2009）。我们的研究也支持发展的家庭现代化理论对于核心家庭和亲属网络关系的判断：中国城市的核心家庭（包括夫妻家庭）还和亲属网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形成核心家庭网络化。[10]
从居住上说，中国城市的核心家庭不是一个孤立的结构。五个城市的核心家庭（包括夫妻家庭）大部分与双方父母、双方的兄弟姐妹居住的距离都很近，都住在附近或者一个城市之中（见表0-9）。
表0-9 核心家庭（包括夫妻家庭）和亲属网络成员居住的距离
从调查中可以知道，五个城市的核心家庭与亲属网络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大部分核心家庭和父母来往的频率都在每周一两次以上（见表0-10）。
表0-10 核心家庭（包括夫妻家庭）和亲属网络成员互动的频率
除了保持密切的互动和情感交流之外，亲属之间还存在实质性的相互援助，既有经济性的，也有非经济性的。正如前文所述，核心家庭建构的时候，父母就投入了大量的经济资助，有的还为新婚夫妻提供住房。核心家庭建立以后，父母与子女之间也保持双向密切的经济来往和日常生活的照料。从表0-11可以看出核心家庭给父母提供的帮助，从表0-12可以看出父母给核心家庭提供的帮助。
核心家庭与成年有独立收入的下一代之间也保持着密切的关系。[11]从本次调查来看，对于成年有独立收入的子女，五个城市的核心家庭差不多有一半（50.5%）不资助也不照料这些子女的日常生活，但也有18.7%是既出钱又出力的，只有10.6%的核心家庭从来没有资助过这些子女的重大开支，还有11.2%的给予他们定期资助。不资助中，72.5%是因为子女收入更高，不需要父母的资助。反过来，成年有独立收入的子女也对父母的核心家庭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他们中有45.2%的被访者资助或者照料父母的日常生活；父母生病时，63.0%的被访者出钱或出力；还有21.4%的被访者定期资助父母。没有资助中，76.1%的被访者回答是因为父母不需要。
表0-11 核心家庭（包括夫妻家庭）给父母提供的帮助
表0-12 父母给核心家庭（包括夫妻家庭）提供过的帮助
中国城市的核心家庭与亲属网络的关系，也可以从中国城市老人养老方式中看出来（见表0-13）。对于中国城市核心家庭来说，赡养双方的父母是子女的责任和义务。特别是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几个城市，父母养老方面对于子女的依赖相对较多，而广州和杭州两城市父母养老方面对于子女的依赖相对较少。这也是中国城市核心家庭与亲属之间依然保持密切关系的重要原因。一方面，中国家庭除了亲属关系没有其他的资源可以依赖；另一方面，社会没能提供相应的公共服务，或者提供一般家庭支付得起的服务。
个人和家庭的相对独立性是经典的家庭现代化理论的一般性假设，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不向亲友借钱，而是求助于城市中各种借贷金融服务。从表0-14可以看出，五城市核心家庭向亲属网络借钱的比例相当高，同时存在一种差序格局，即亲疏有别。不同城市亲属间的亲疏格局不完全一样，这不仅与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可能也与地方文化有关。
表0-13 核心家庭（包括夫妻家庭）对于父母的养老安排
表0-14 核心家庭（包括夫妻家庭）向谁借钱
正如发展的家庭现代化理论所论述的那样，在中国各大城市中，亲属网络依然非常活跃，是核心家庭（包括夫妻家庭）应对现代风险社会所不可缺少的援助体系和资源传递的渠道。中国城市的核心家庭并没有散落为一个个独立的原子，而是通过血缘、姻缘、地缘等关系结成了一个个密切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不仅流动着感情，还流动着各种经济的非经济的、物质的非物质的资源。这种亲属网络不再是像传统社会那样自上而下地控制着核心家庭，而是自下而上地承托着核心家庭。核心家庭网络化是中国亲属制度最为明显的特征。
同时要强调的是，并不是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城市，核心家庭与亲属网络的关系越疏远，核心家庭孤立化越明显。我们这次调查发现，经济发达的广州和杭州，核心家庭与亲属关系非常密切，在某些方面比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其他三个城市更为密切。这也支持了发展的家庭现代化理论有关家庭变迁过程中，现代与传统因素相互融合、支持的论断。
（五）各个城市的家庭变迁和经济发展呈现错位
经济发展水平是本次调查选择城市的主要标准，五个城市呈现明显的梯度性：广州和杭州是省会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在全国排名前十位；郑州居中；哈尔滨和兰州是排名后十位的两个城市。但是从这五个城市的家庭变迁来看，却呈现明显的错位。特别是广州，与经济发展水平上位于其后的城市相比，保留了更多的传统因素。
在这次调查中，我们请被访者主观认定他的家庭是如何构成的。结果发现，不同城市被访者的主观家庭（情感上认同的家庭）的边界存在很大的差异。特别是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广州和杭州，被访者认定的主观家庭的边界差异最为明显：广州被访者的主观家庭成员包括许多在家庭研究中被划为亲属范畴的人，只有70.07%属于核心家庭成员（被访者、配偶和未婚子女），而其余将近30%都是核心家庭之外的成员，包括已婚子女——这些人在家庭研究中往往被认定为亲属；而杭州被访者主观认定的家庭成员，86.85%都是核心家庭成员（被访者、配偶和未婚子女），只有不到15%是核心家庭之外的成员，包括已婚子女。也就是说，杭州的被访者更为接纳现代的核心家庭制度，而广州的被访者更加坚持中国传统的家族主义。
在五个城市的夫妻家庭中，也能从夫妻关系看到这种异位。广州的妻子承担家务的比例是所有城市中最低的，只有54.0%；哈尔滨的妻子承担家务的比例是所有城市中最高的，达到了62.3%。可是同时，广州的被访者是五个城市中认为妻子掌权比例最低的，只有4.6%；而哈尔滨的被访者是五个城市中认为妻子掌权比例最高的，高达31.9%。也就是说，从家务劳动的分配来看，广州的夫妻家庭是包含现代因素最多的，因为这个城市更多的夫妻家庭是夫妻共同分担家务；从家庭实权来看，妻子承担家务少掌握的实权也少，夫妻权力模式以夫妻平权为主。而哈尔滨夫妻家庭的妻子，承担家务更多的是遵循传统的家务分工模式，在夫妻权力结构上更多地倾向平权或妻子掌握权力的现代模式。
亲子关系也表现出了这种经济发展与家庭变迁的不一致。核心家庭（包括夫妻家庭）与父母的经济交往中，资助或者照料父母日常生活的比例最高的是广州，高达69.3%；最低的是哈尔滨，只有40.3%。定期资助父母的比例最高的也是广州，高达39.3%；最低的是哈尔滨，只有18.6%。广州的经济发展水平更高，但核心家庭与父母保持着更为密切的经济交往和相互依赖；哈尔滨相对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但核心家庭与父母之间在经济上彼此更为独立。
从各个城市家庭成员和亲属的流动性也能够看出这种错位。两个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城市——广州和杭州，与最亲密的兄弟姐妹居住在同一城市的比例显著高于均值53.5%，都达到60%以上；而中西部城市兰州和郑州的数据则显著低于五城市平均水平，最低的兰州只有40.5%。数据同时显示，中西部和东北三城市家庭关系最亲密的兄弟姐妹在省外、国外的比例也普遍高于广州和杭州。居住距离的差别折射出流动率的差别。也就是说，经济最为发达的广州、杭州反倒是亲属关系聚集性最高、流动性最低的城市；而经济相对不发达的中西部和东北三个城市的亲属关系的聚集程度远低于发达城市，流动性远高于发达城市。
在与亲属集团成员的互动上，也表现出家庭变迁的这种混杂性。包括夫妻家庭在内的核心家庭与已成年有独立收入的子女的交往中，资助或者照料成年有独立收入的子女的比例最高的是兰州，为57.0%；最低的是广州，只有42.4%。定期资助成年有独立收入的子女的比例最高的也是兰州，为15.6%；最低的是广州，为3.6%。曾给予子女经济资助的比例最高的是兰州，为92.6%；最低的是广州，只有80.7%。广州的核心家庭在经济上与父母的关系更为密切，与成年有独立收入的子女的关系相对疏远；兰州的核心家庭与父母的关系相对疏远，而与成年有独立收入的子女的关系更为密切。
从这些分析可以看出，各个城市的家庭发展并没有像有些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与经济发展处于基本相应的位置，呈现相应的梯度（沈崇麟等，2009：123），而是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错位。经济最发达的广州，家庭变迁过程中却比其他城市保留了更多的传统因素；经济发展位于前列的杭州，家庭变迁过程中现代化的因素相对也较多，但是也保留了传统的因素；经济水平相对落后的其他三个城市，在家庭变迁过程中也包含了相对于经济发达城市来说更为现代的因素。这种错位说明家庭变迁与经济发展水平不完全相关，经济因素只是家庭变迁的推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