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支那即广州”

广州是唐朝的海外贸易中心，也是唯一设置市舶使的港口。“地当要会，俗号殷繁”,“外国之货日至，珠香象犀玳瑁，稀世之珍，溢于中国，不可胜用”。于邵《送刘协律序》云：“南海，有国之重镇，北方之东西，中土之士庶，连毂击，会合于其间者，日千百焉。”阿拉伯古典地理学名著《道里邦国志》记录了唐朝南部沿海的几个港口，首先是鲁金（Lūqin，龙编，今越南河内），其次是唐朝最大的港口汉府（Khānfū，广府，今广州），还有汉久（Khānjū，今福州；一说泉州）、刚突（Qāntū，江都，今扬州）。

广州在世界上享有盛名，阿拉伯人称广州为“汉府”（Khānfū），印度人称广州为“支那”（中国）。唐代高僧义净在《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中介绍天竺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支那寺”时指出：“支那即广州也。莫诃支那即京师也。亦云提婆佛呾罗，唐云天子也。”赞宁《宋高僧传》介绍极量谓：“释极量，中天竺人也，梵名般剌蜜谛，此言极量。怀道观方，随缘济物，展转游化，渐达支那。”“支那”下注云：“印度俗呼广府为支那，名帝京为摩诃止那也。”

唐代黄釉胡人俑Yellow Glazed Barbarian Figurines of the Tang Dynasty

广州成为中国的代名词，主要是因为唐代海外使节、商民从海路前来中国，一般都是先到广州，然后辗转到国内各地，广州是中转的枢纽。《新唐书》记载：海外诸蕃朝贺进贡，“由海路朝者，广州择首领一人、左右二人入朝；所献之物，先上其数于鸿胪”。如果取道海路离开中国，也是先到广州，再泛海回国。同时，广州这个城市也是华夷混杂，“与海中蕃夷、四方商贾杂居”的国际都会，城西有专门为外国侨民而设的特殊社区蕃坊。9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在《中国印度见闻录》中说，广州是“阿拉伯商人的荟萃之地”“尸罗夫商人聚集之地”。《唐大和尚东征传》记载，天宝七载，律宗高僧鉴真从扬州乘海舶第五次东渡日本，海上遇飓风飘至海南振州，转辗至广州，见珠江中有婆罗门、波斯、昆仑等舶，“不知其数；并载香药、珍宝，积载如山。其舶深六、七丈。师子国、大石国、骨唐国、白蛮、赤蛮等往来居[住]，种类极多”。所以，美国汉学家谢爱华（E.H.Schafer）说：“中国南方所有的城市以及外国人聚居的所有的乡镇，没有一处比广州巨大的海港更加繁荣的地方，阿拉伯人将广州称作‘Khānfū'，印度人则将广州称作China。”

《中国印度见闻录》书影Ancient Accounts of China and Ind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