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革命与《通论》
1935年1月，凯恩斯私下对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说自己“正在撰写一本有关经济理论的书，这本书不是立即而是将在未来十年里使世界对经济问题的思考方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Keynes 1971-1989, vol.ⅩⅩⅩⅧ, p.42）。在20世纪出版的著作中，在影响力上能够与《就业、利息、货币通论》相匹敌的实在寥寥。《通论》为经济理论带来了一场“革命”，甚至改变了那些反对他的人们思考经济问题的方式（Pigou, 1949, p.21）。在总体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关系方面，该理论提供了一种从整体上思考经济问题的语汇和方法。正是在这一分析层面，“凯恩斯革命”是最彻底的（Johnson 1978）。得益于希克斯（John Hicks）、汉森（Alvin Hansen）以及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等人的举荐，《通论》很快成为经济学教科书。然而，凯恩斯经济学在他思想的继承者（有些是“假冒的”）那里遭到了相当程度的歪曲：不只是他的理论被转化为数学，尽管凯恩斯对数理经济学有很深的怀疑（Keynes 1971-1989, vol.ⅩⅣ, pp.319-322, 299-300, 310）。
《通论》还极大地改变了英、美以及其他国家的决策者管理经济的方式，他们试图通过反周期性需求政策以确保高水平就业（Hall 1989a; Przeworski 1984; Worswick & Trevithick 1984; Hirschman 1989）。然而，准确地说，政策领域的这一革命性在于它在学术领域引起广泛争论。首先，“凯恩斯革命”被认为是凯恩斯的理论如何改变了政策：例如英国财政部官方所发生的革命性变化，最终落实为1944年旨在通过政府实现充分就业的《白皮书》（Stewart 1967; Winch 1969），美国1946年的《充分就业法》（Galbraith 1975）。这一有关凯恩斯革命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源自经济学家们自己的描述，它强调经济学家在政府中的角色以及观念和理论的传播。然而，到1970、1980年代，随着公共档案办公室（The Public Records Office）档案的公布，以及《凯恩斯全集》的出版，学者们开始怀疑这一似显简单化的有关革命的描述（Howson 1975; Skidelsky 1975; Howson & Winch 1977; Hutchison 1978; Peden 1980; 1983; Booth 1983; 1985; Rollings 1985; Weir & Skocpol 1985）。本章考察的是凯恩斯与凯恩斯革命的关系及其在制度和政策过程背景下所引起的变化。就美国来说，尽管我们可以说凯恩斯的观念左右了1930、1940年代的舆论氛围，但无论是对罗斯福新政，还是之后的杜鲁门政府来说，并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凯恩斯的理论对他们产生过多大的影响（Stein 1969; Heller 1966）。所以，凯恩斯在理论上的影响应当从“实践性的”和“行政性的”的影响角度予以理解，而这正是1930、1940年代经济决策发生变化的背景所在。另有学者则力图从凯恩斯的理论如何在决策者、政治家与社会和经济利益集团中间建立（或未能建立）更为广泛的支持者“联盟”这样的角度解释凯恩斯革命，而不是从观念传播或制度和行政变迁角度予以解释（Gourevitch 1984; 1986）。虽然《通论》对经济分析的发展的影响无疑是“革命性的”，但他的思想对政策实践和政治的影响却是很成问题的（Hall 1989b）。实际上，有些学者认为，实际发生的根本不是什么凯恩斯革命（Tomlinson 1981; Hutton 1986），凯恩斯革命“尚未发生，无论是在经济理论的讲授方面还是经济政策的形成方面”（Robinson 1975, p.131）。
在凯恩斯看来，《通论》阐发了《货币论》未能涉及的如下思想：即失业是需求不足的结果，古典经济学理论只是一种“特例”。《通论》还对市场经济中预期、无知以及不确定性做了进一步发挥。决策者不必再受制于贸易周期，因而做出某些最终将复苏的令人丧气的承诺。通过各种反周期政策，甚至有可能走出繁荣与萧条的循环，在维持高水平就业的同时，确保经济的正常运行。《通论》结论指出“通论将催生社会哲学”。《通论》第24章或许再清楚不过地揭示了凯恩斯的政治和社会哲学。这一章首先指出资本主义的主要弊端在于它无法保证充分就业，以及“在财富和收入分配方面的不合理和不公正”。然而，对凯恩斯来说，这里的问题并非不平等本身，甚至也不是“大幅度差距”的存在。他指出，赚钱和占有私人财富的渴望有其可资利用的地方，但这种游戏的“筹码”不应当太高：
只要存在赚钱和获得私人财富的机会，人类的某些危险的倾向就能够被纳入相对无害的渠道，假如这些倾向无法得到满足，它们就会不择手段地追求个人权力和权威，以及其他一切形式的自我膨胀……但也没有必要激励和满足诸如此类的行为和倾向，从而使游戏的筹码像目前这样如此之高。更低的筹码同样会达到目的，只要参与游戏者对之习以为常。我们不应当误认为节制人性是在改变人性。尽管在理想的共和国，人们可能被教育或被激励或习惯于对筹码毫不在乎，但只要普通人甚或共同体中相当一部分人热衷于赚钱，那么允许人们进行这样的游戏仍然不失为聪明的政治家的明智之举，这样的游戏遵循特定的规则和限制。（Keynes 1971-1989，vol.Ⅶ, p.374）
凯恩斯指出，消费倾向以及一定水平的总体需求对整个经济的产出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利用高利率刺激高储蓄，从而使投资增长这一措施已不再必要。他预测，食利资本主义阶段行将结束，随之将出现一种更具有干预主义的方式，国家本身将承担其刺激投资、管理消费的责任：
因此，我认为，一种广泛的投资社会化将被证明是唯一能够确保一种近乎充分就业的途径；尽管这样做并不排除公共权威借以实现与私人创制相互合作的种种妥协和手段。除此之外，涵盖共同体绝大部分经济生活的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可谓乏善可陈。对国家来说，重要的不是占有生产资料。假如国家能够决定用于增加生产资料的资源总量，以及那些生产资料占有者的回报率，那么它将获得其所必要的一切。而且，社会化的必要手段可以逐步引入，并不需要与社会的一般传统一刀两断。（Keynes 1971-1989, vol.Ⅶ, p.378）
通过协调消费与投资之间的关系，由国家确定与充分就业相适应的产出水平，除此之外，不存在“较先前更多的理由将经济生活社会化”。《通论》的目的并不在推翻古典理论，而是要指出，需要什么样的制度环境才能使“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以兑现其“充分潜力”。因此，凯恩斯认为自己的方法在“驱除了”个人资本主义的“缺陷”和“弊害”的同时，坚持个人自由和选择自由原则。这样，凯恩斯提出自己捍卫自由民主制度和价值的规划：
如今的威权体制似乎以牺牲效率和自由为代价解决失业问题。毫无疑问，当今世界已经无法容忍失业了，除了在短暂波动间隙，失业问题与当今资本主义式的个人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在我看来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可以通过对问题的正确分析治愈疾病，同时维护效率和自由（Keynes 1971-1989, vol.Ⅶ, pp.383-384）。
除此之外，在了解了如何“通过国内政策实现充分就业”之后，以争夺市场为基础的引发战争的经济原因就会得到抑制，当然其条件是要铭记马尔萨斯牧师（the Reverend Malthus）充满不祥预感的警告。在结论中，凯恩斯明确了他所认定的观念的决定作用：
经济学家和政治哲学家的观念无论对错，其力量要比通常理解的强大得多。实际上，统治这个世界的无他……我敢断定，与观念的潜移默化的侵蚀力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Keynes 1971-1989, vol.Ⅶ, pp.383-384）。
这一著名的且经常被引用的段落集中表达了凯恩斯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经济学。这位柏拉图主义者、摩尔的学生这样说道：关键是心灵状态。与既得利益相比，观念既能为大善、亦能为大恶。诸如此类的论断自然地引发了此后围绕观念和政策过程关系的争论（Hall 1989a; Parsons 1983; Gamble et al.1989），正如下文将要论及的，某些凯恩斯的批评者认为这表明了他过低地估计了官僚和集团利益操纵制度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哈耶克或许是凯恩斯最为重要的批评者，如果说他在其他方面与凯恩斯很少有共同点的话，但他却完全同意凯恩斯有关观念的力量的论断（Hayek 1948, p.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