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史料

傅斯年有句名言：“史学便是史料学。”原因是“史学的对象是史料……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因此他说：“综之，近代史学，史料编辑之学也，虽工拙有异，同归则一，因史料供给之丰富，遂生批评之方式，此种方式非抽象而来，实由事实之经验。”⁽²²⁾虽然他的这个论断可能不够全面，但史料的重要性是无可置疑的。因此，吴承明强调：“史料是史学的根本，绝对尊重史料，言必有证，论从史出，这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治史者必须从治史料开始，不治史料而径谈历史者，非史学家。由于史料并非史实，必须经过考据、整理，庶几接近史实，方能使用，因此史料学和考据学的方法可以说是历史学的基本方法。从乾嘉学派到兰克学派，中外史家都力图通过考证分析，弄清历史记载的真伪和可靠程度。”⁽²³⁾余英时也指出：“史学论著必须论证（argument）和证据（evidence）兼而有之，此古今中外之所同。不过二者相较，证据显然占有更基本的地位。证据充分而论证不足，其结果可能是比较粗糙的史学；论证满纸而证据薄弱则并不能成其为史学。韦伯的历史社会学之所以有经久的影响，其原因之一是它十分尊重经验性的证据。甚至马克思本人也仍然力求将他的大理论建筑在历史的资料之上。韦、马两家终能进入西方史学的主流绝不是偶然的。”⁽²⁴⁾

史学研究要发展，就必须有充分的史料。江南自宋代以来，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给我们留下了极为丰厚的文化遗产。这份遗产也包括自晚明以来不断输入的海外文化。因此可以说，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江南史研究在史料方面可谓得天独厚。

具体而言，江南地区具有悠久的修志传统。与中国其他大部分地区修纂的地方志相比，江南地区所修之志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²⁵⁾传统江南社会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本地学者在地方事务中十分活跃，并且对地方经济活动颇感兴趣。因此之故，在他们的私人著述中，留下了大量的史料。此外，还有大量的碑刻、家谱等官私文献。就明清社会经济史而言，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学者就从各种地方文献中搜罗了大量的史料，编辑出版了若干具有重要价值的资料集。⁽²⁶⁾作为中国近代经济发展的中心和中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的地区，江南（特别是上海）也拥有异常丰富的近代史资料。这些资料包括近代中外机构和人士在江南进行的实地调查，各种中外档案、报刊、文艺作品、私人文件、图像资料乃至文物古迹等，数量惊人。其中一些已经得到整理，并有学者对其中的史料进行专门的研究。⁽²⁷⁾

这些资料由于数量庞大，收藏分散，收藏者情况不同，因此其中的大部分，学者很难涉猎。即使是文字资料也是如此⁽²⁸⁾，因此学者坐拥宝山而不自知或者不得入。到了今天，随着技术的进步，大量资料被数码化，建成各种各样的资料库⁽²⁹⁾，使得这些资料可以被广大研究者使用，从而极大地扩大了研究的史料来源。这些新旧史料的发现、收集和整理，为江南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研究者而言，过去无法接触到的资料都可以说成是“新”的资料。这些“新”资料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因此在此意义上来说，今天的江南史研究者遇到了一场“资料革命”。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江南史研究的蓬勃发展也就有了史料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