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低碳＋”战略的理论基础

从低碳到“低碳＋”，不仅是概念的低碳概念内涵和外延的拓展，更是低碳理论的发展和创新。理论的形成过程一般基于实践和需求的推动，而理论的发展与成熟又从更高层面促进实践的深入。

首先，“低碳＋”的基本内容和平台基础仍然是低碳，而低碳是因气候变化引发的人类对控制温室气体的现实需要而出现的新领域和新事物。低碳发展的目的是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减少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因此，可持续发展理论必然是“低碳＋”最坚实、最本质的理论基础和理论源泉。

其次，“低碳＋”战略要通过低碳战略的扩张和延展，从低碳经济拓展到低碳社会和低碳文化，反映了碳排放与人类发展的关系，也是人类发展与环境的关系，因此，生态足迹理论、脱钩发展理论、环境库兹涅茨理论等也是“低碳＋”战略的理论支撑。

最后，“低碳＋”的融合涵义要求低碳政策与其他政策（绿色、创新、扶贫等）的协调与配合，强调政策的协同，因此协同理论、政策协同机制等是分析“低碳＋”的理论基础。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

可持续发展理论起源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时人们面临着经济增长、城市化、人口、资源等所形成的环境压力，有人开始对“增长＝发展”的模式产生怀疑。1962年，美国女生物学家Rachel Carson（莱切尔·卡逊）发表了一部引起很大轰动的环境科普著作《寂静的春天》，作者描绘了一幅由于农药污染所产生的可怕景象，惊呼人们将会失去“春光明媚的春天”，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人类关于发展观念上的争论。10年后，罗马俱乐部发表了有名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明确提出“持续增长”和“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的概念。1987年，以挪威首相布伦特兰为主席的联合国世界与环境发展委员会发表了一份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正式提出可持续发展概念，并以此为主题对人类共同关心的环境与发展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受到世界各国政府组织和舆论的极大重视，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要领得到与会者共识与承认。

1．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在具体内容方面，可持续发展涉及可持续经济、可持续生态和可持续社会三方面的协调统一，要求人类在发展中讲究经济效率、关注生态和谐和追求社会公平，最终达到人的全面发展。这表明，可持续发展虽然缘起于环境保护问题，但作为一个指导人类走向21世纪的发展理论，它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环境保护。它将环境问题与发展问题有机地结合起来，已经成为一个有关社会经济发展的全面性战略。作为一个具有强大综合性和交叉性的研究领域，可持续发展涉及众多的学科，可以有不同重点的展开。例如，生态学家着重从自然方面把握可持续发展，理解可持续发展是不超越环境系统更新能力的人类社会的发展；经济学家着重从经济方面把握可持续发展，理解可持续发展是在保持自然资源质量和其持久供应能力的前提下，使经济增长的净利益增加到最大限度；社会学家从社会角度把握可持续发展，理解可持续发展是在不超出维持生态系统涵容能力的情况下，尽可能地改善人类的生活品质；科技工作者则更多地从技术角度把握可持续发展，把可持续发展理解为是建立极少产生废料和污染物的绿色工艺或技术系统。

2．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

（1）可持续发展不否定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是人类生存和进步所必需的，也是社会发展和保持、改善环境的物质保障。特别是对不发达地区来说，发展尤为重要。贫困是导致环境恶化的根源，生态恶化更加剧了贫困。尤其是在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必须正确选择使用能源和原料的方式，力求减少损失、杜绝浪费，减少经济活动造成的环境压力，从而达到具有可持续意义的经济增长。

（2）可持续发展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同环境承载能力相协调。可持续发展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可持续性可以通过适当的经济手段、技术措施和政府干预得以实现，目的是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速度，使之低于再生速度。一套有效政策机制，可以引导企业采用清洁工艺和低排放生产，引导消费者可持续消费。“一流的环境政策就是一流的经济政策”的主张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接受，这是可持续发展区别于传统的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相反，如果处理不当。环境退化的成本将是十分巨大的，甚至会抵消经济增长的成果。

（3）可持续发展以提高生活质量为目标，同社会进步相适应。单纯追求产值的增长不能体现发展的内涵。若不能使社会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不能使一系列社会发展目标得以实现，就不能承认其为“发展”，就是所谓的“没有发展的增长”。

（4）可持续发展承认自然环境的价值。这种价值不仅体现在环境对经济系统的支撑和服务上，也体现在环境对生命支持系统的支持上，应当把生产中环境资源的投入计入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之中，逐步修改和完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绿色GDP”。为了全面反映自然资源的价值，产品价格应当完整地反映三部分成本：资源开采或资源获取成本；与开采、获取、使用有关的环境成本，如环境净化成本和环境损害成本；由于当代人使用了某项资源而不可能为后代人使用的效益损失，即用户成本。产品销售价格应该是这些成本加上税及流通费用的总和，由生产者和消费者承担，最终由消费者承担。

（5）可持续发展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有利因素。通常情况认为，贯彻可持续发展要治理污染、保护环境、限制乱采滥发和浪费资源，对经济发展是一种制约、一种限制。而实际上，贯彻可持续发展所限制的是那些质量差、效益低的产业。在对这些产业作某些限制的同时，恰恰为那些质优、效高，具有合理、持续、健康发展条件的绿色产业、环保产业、保健产业、节能产业等提供了发展的良机，培育了大批新的经济增长点。

3．可持续发展支撑低碳前行

无论从内涵还是外延，低碳与可持续发展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可持续发展就是“既满足现代人的需求，而又不损害后代人满足需求的能力”，它强调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从低碳概念的提出到低碳行动的出现，无论是低碳经济、低碳产业，还是低碳社会，倡导低碳生活和低碳消费，推动低碳建设、建立低碳城市和低碳世界，是可持续发展必由之路。只有实现社会的低碳发展、环境的友好发展、经济的绿色增长以及生活和消费的低碳化，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才能真正得到实现，社会发展、经济发展和环境发展的和谐共存，才能为人类的长治久安提供可靠的保障，生态环境才能健康发展，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才能做到真正的“可持续”。

（二）人类发展与环境相互影响的理论

人类发展必然影响环境，环境承载力也会制约着人类的发展。人类发展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影响理论也是“低碳＋”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理论：

1．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库兹涅茨曲线是20世纪50年代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库兹涅茨用来分析人均收入水平与分配公平程度之间关系的一种学说。研究表明，收入不均现象随着经济增长先升后降，呈现倒U型曲线关系。1991年美国经济学家G.格鲁斯曼和A.克鲁格针对北美自由贸易区谈判中，美国人担心自由贸易恶化墨西哥环境并影响美国本土环境的问题，首次实证研究了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污染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为“污染在低收入水平上随人均GDP增加而上升，高收入水平上随GDP增长而下降”。1996年Panayotou借用1955年库兹涅茨界定的人均收入与收入不均等之间的倒U型曲线，首次将这种环境质量与人均收入间的关系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用于解释经济发展和环境污染之间的压力关系：经济发展对环境污染水平有着很强的影响，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会随着经济的增长、人均收入的增加而不可避免地持续恶化，只有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环境污染反而会随着人均GDP的进一步提高而下降。

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加快推进的关键阶段，经济快速增长和人口不断增加使资源不足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果沿着现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和消费模式发展，资源与环境约束将日趋紧张，而“低碳＋”战略的实施和推广，可以改变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最终促进可持续消费与可持续发展。

2．脱钩发展理论

“脱钩（Decoupling）”一词最初源于物理领域，物理学界一般理解为“解祸”，通俗地讲就是使两个或多个物理量之间的响应关系不再存在。早在1966年，国外学者就提出了关于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的“脱钩”问题，首次将“脱钩”概念引入社会经济领域⁽¹⁰⁾。后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脱钩理论并用以分析阻断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或环境污染之间联系的基本理论，以“脱钩”这一术语表示二者关系的阻断，即使得经济增长与资源消耗或环境污染脱钩，实现二者脱钩发展⁽¹¹⁾。

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假说，经济的增长一般带来环境压力和资源消耗的增大，但当采取一些有效政策和新技术时，可能会以较低的环境压力和资源消耗换来同样甚至更加快速的经济增长，这个过程被称为脱钩，其一般表现为倒U型曲线关系。OECD把脱钩分为绝对脱钩和相对脱钩，其中绝对脱钩是指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与之相关的环境变量保持稳定或下降的现象，又称强脱钩；相对脱钩则定义为经济增长率和环境变量的变化率都为正值但环境变量的变化率小于经济增长率的情形，又称弱脱钩。⁽¹²⁾

“脱钩”概念应用到经济发展与环境领域的模式，特别是“脱钩”分析思路类同于经济发展与碳排放规律，使低碳研究初期就引入了“脱钩”概念并逐步形成了“碳排放脱钩理论”。该理论基本上采用经济增长总量变化、碳排放总量变化以及能源碳排放的GDP弹性三项指标来分析脱钩状态和程度，并根据三项指标的组合状态，定义脱钩的不同情景（见表1-2）。

在脱钩的各种情景中，强脱钩是实现低碳发展的理想状态，低碳发展的目标就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碳排放关系的强脱钩阶段的实现。

国内外已有研究和碳排放的历史考察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地区）或者是发展中国家（地区），其经济发展与碳排放关系的演化依次遵循着三个“倒U型”曲线规律，即碳排放强度“倒U型”曲线、人均碳排放量倒U型曲线和碳排放总量倒U型曲线规律，或者需要先后跨越碳排放强度的倒U型曲线高峰、人均碳排放的倒U型曲线高峰以及碳排放总量的倒U型曲线高峰。这个过程也意味着需要实现三大方向性的转变：即由碳排放强度不断上升向碳排放强度稳定下降方向转变、从人均碳排放量不断上升向人均碳排放量稳定下降方向转变、从碳排放总量不断上升向碳排放总量稳定下降方向转变。⁽¹⁴⁾

仔细研究碳排放库兹涅茨曲线过程，汪同三教授提出如下发展变化规律（图1-2）。第一阶段为CO₂排放积累期，这既是经济的初级发展阶段，又是碳强度峰值（A点）出现之前的阶段。可以看到，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碳强度与CO₂排放总量均逐步提高。第二阶段为碳强度下降期，即达到碳强度峰值之后，出现CO₂排放峰值之前的阶段。可见，人均收入显著提高，碳强度开始逐步回落，但CO₂排放总量继续提高。第三阶段为CO₂绝对减排期。即碳排放总量峰值（B点）出现之后的阶段。其特点为人均收入达到较高水平，不仅碳强度继续降低，CO₂排放总量亦开始回落，此时碳排放和经济增长实现了“脱钩效应”。⁽¹⁵⁾

3．生态足迹理论

生态足迹理论是一种衡量人类对自然资源利用程度以及自然界为人类提供的生命支持服务功能的方法。最早由加拿大生态经济学家W.雷斯在1992年提出，在1996年由M.魏克内格完善的。生态足迹将每个人消耗的资源折合成为全球统一的、具有生产力的地域面积。最具代表性的表述是：“一只负载着人类与人类所创造的城市、工厂等的巨脚踏在地球上留下的脚印”。这一形象化概念既反映了人类对地球环境的影响，这就是，当地球所能提供的土地面积容不下这只巨脚时，其上的城市、工厂就会失去平衡；如果巨脚始终得不到一块允许其发展的立足之地，那么它所承载的人类文明将最终坠落、崩毁。生态足迹理论应用基于面积核算的生态占用，生态承载力及生态赤字／生态盈余等概念指标，当生态占用超过生态承载力即出现生态赤字。生态赤字反映人类利用自然的程度超过地球资源再生能力的强度。

碳足迹目前已经成为重要的碳管理工具，用于指示人类对环境特别是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冲击，碳足迹最初指某一项产品或服务在其生命周期全程所产生的CO₂当量排放量，后来也用于指个人或一个区域温室气体排放量，联合国《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用碳足迹对世界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情况及减排情景进行了分析说明。碳足迹可以分两部分计算，一是直接消耗能源的碳排放，二是间接使用各种产品和服务的碳排放。

碳足迹的增长速度远超过其他足迹的增长。《2007/2008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假如发展中国家公民与德国或者英国的普通人具有相同碳足迹，目前全球排放量将达到我们确定的可持续排放途径的六倍；如果发展中国家人均碳足迹提高到美国或者加拿大的水平，目前全球排放量将提高到九倍。

（三）协同理论

协同理论最早是由德国物理学家哈肯（Haken）提出来的⁽¹⁶⁾。他认为系统可以在一定的条件下，由系统内部自身组织起来的，使具有相对独立、自治和自利能力的各个子系统相互默契的协同工作实现，实现共同的终极目标，从而推动系统从无序向有序发展演化，⁽¹⁷⁾协同作用的非线性将导致“新质”的产生，从而变革原有的系统结构，最终实现协同效应的产生。反映系统内要素间和系统与环境间相互联系，结合紧密程度与相互作用强度的量是协同度，协同度的大小直接决定着协同效应的大小。协同度越高表明要素间及系统与环境间的相互联系方式多，整合程度高，互动性强；协同度越低，表明要素间和要素与系统间的联系方式简单、互动性弱，整合度低。协同效应协同度间的数量变化关系为一复杂的非线性关系，具有很强的正相关，系统的协同度越高，系统的整体功能越强，协同度越低，系统的整体功能越弱。⁽¹⁸⁾

政策协同概述尽管目前已有很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来强调政策协同的重要性，但对于政策协同的概念，目前学者的观点尚未统一。哈肯虽然给出了协同理论的含义，但不同的理论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有其特殊的含义。一般认为政策协同是指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主体利用不同政策措施的相互协调以实现不同的政策目标。尽管关于政策协同的概念在具体含义和着眼点上存在细微区别，但其共同点都是强调不同政策要素间的有效跨界合作，从而提升政策的公共价值。政策协同的内容和方式，既包括组织间协同，也包括组织内协同，方式上有“横向协同”“纵向协同”和“时间维度协同”。

气候变化领域的协同效应在国内外已经有很多理论研究和实践。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开展的西气东输工程环境协同效应研究表明：作为能源结构调整和改善的重大项目，西气东输工程会产生显著的环境协同效应，而且，西气东输工程的协同效应随供气规模的增大而增大。具体来讲，西气东输工程可以在显著减少SO₂等大气污染物排放的同时，大幅度减少SO₂等温室气体排放。2003—2020年，将减排约312万吨SO₂，同时，将减排3475万吨CO₂，比常规情景多减排40.15%。⁽¹⁸⁾陈长虹等（2003）利用MARKAL模型，在基础情境和能源政策情境下，预测了能源消费量及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并分析了能源环境政策缓解CO₂排放增长的附加效应，发现通过能源环境政策的实施，SO₂、PM10等大气污染物的排放量与同期基础情境相比将显著降低，同时还可以明显减缓CO₂排放增长速度的附加效应；到2020年，在能源政策情境下，SO₂、PM10及CO₂排放量将分别下降至45万吨、16吨和1.7亿吨。

“低碳＋”政策可以与很多现在的政策、技术、项目等协同，对温室气体控制、环境保护、清洁大气质量、调整经济结构等有双向正效应。未来，低碳＋扶贫政策协同、低碳＋双创政策协同、低碳＋绿色政策协同、低碳＋适应政策协同、低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协同等都将有广阔和政策空间和市场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