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现状与趋势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风险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过程中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国际直接投资领域、范围和规模还将不断扩大。与此同时，也给中国企业带来了诸多的政治风险。例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大多处在发展中阶段，但自然资源异常丰富，不少是“资源诅咒”国。国际经济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对“资源诅咒”现象的关注和研究，发现资源蕴藏丰富的国家，通常经济增长缓慢，社会冲突异常激烈。“一带一路”沿线就散落着许多这类高冲突、高风险国家，例如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这些国家政治风险因子根深蒂固，不少紧邻我国，风险往往外溢为我国国内问题及整个地区性问题。

第一，分离主义、国内战争、族群冲突和区域内冲突的风险有增无减。例如，从地缘政治上看，东非地区是一个“高度碎片化”的地区。在国家层面上，东非饱受分离主义的困扰。乌干达南部省份布干达曾在1967年谋求独立，北方阿乔利地区的分离主义问题则长期存在；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与坦噶尼喀的联盟也存在巨大隐患。坦桑尼亚、肯尼亚与乌干达三个地区强国为争夺地区领导权频繁展开竞争。而厄立特里亚、索马里与埃塞俄比亚，乌干达与坦桑尼亚间爆发过的大规模战争更是加深了彼此间矛盾，大大增加了中国企业油气资源开发的机会成本，特别是难以掌控的政治风险因素。

第二，中国企业的资源型境外投资比其他行业面临更高的政治风险。因为从产品的特性上看，包括石油、天然气在内的自然资源可能会加剧国内的武装冲突，譬如伊朗、苏丹、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安哥拉、哥伦比亚等国都存在这种情况。在所有的自然资源中，石油被认为是诱发国内冲突的最大因素，因为它能够提供数额庞大的租金，对政府和国民经济的影响更为巨大。例如，在东非油气资源开发过程中，中国是一个后来者，而且在参与东非油气开发的初期，中国油气公司也不断遭遇挫折。2007年，中海油率先试水索马里，拉开了中国油气公司在东非投资的序幕。而索马里早已被次国家层面的族群斗争搞得四分五裂，至今北方的索马里兰与邦特兰地区仍维持事实上的“独立”。中海油与其投资伙伴——中外合资的中国国际石油与天然气公司（China International Oil and Gas）与索马里过渡政府签署了一项产量分成协议。不过，该协议规定的勘探区属于所谓的“邦特兰自治省”，索马里过渡政府并无实际管辖权。同时，该协议又是在《索新石油法》颁布之前签订的，在法律上其有效性也颇受质疑。该协议最终没有得到实际执行，不了了之。

第三，政府违约与投资政策发生变化的风险在增加。例如，长期以来中国与缅甸保持着良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交往，不断给予后者大量援助及投资，为了帮助中国化解潜在的能源安全危机，继同意中国铺设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后，缅甸还希望修建“中缅铁路”连接两国。然而，缅甸铁路运输部部长2014年7月18日对外表示：由于公众强烈反对以及工期拖延，计划耗资200亿美元的中缅铁路项目已被取消。他还强调，中缅铁路旨在让中国通过缅甸取得印度洋的出海口。缅甸的举措获得西方世界的赞许，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西方领导人不断到访缅甸。与此同时，长期与缅甸关系密切的中国却遭遇巨大挑战，许多传统利益都为缅甸的民主进程所影响，甚至处于尴尬境地，造成中国对缅投资锐减。

第四，在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市场的过程中，除了需要应对“传统政治风险”外，“非传统政治风险”因素也对我国企业的海外发展构成了严峻的挑战。例如，苏菲·米勒（Sophie Meunier）2012年发现西方对中国企业投资存在非理性担忧，并认为这种担忧主要来自对中国企业投资受国家控制从而使得投资具有多重目的的猜测。此外，价值观念和政治理念的渗透、补贴、知识产权以及经济间谍等理性担忧则加剧了非理性担忧。笔者呼吁美国应从维护美国经济利益的角度出发确保外国投资审查过程与政治无关，鼓励外来投资的流入。东道国将中国国企的行为看作是政府行为，自然会对这些企业海外投资的动因产生怀疑和焦虑。他们担心中国的国有企业实际上是由中国政府真正掌控的。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在其2009年《世界投资报告》（World Investment Report）中，甚至将涉及中国央企海外投资时的“投资方主体”写成“中国政府”（Chinese Government），而不是具体的企业名称。可以看出，我国央企和国企的海外投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视为政府行为。2011年以来，美国就多次在各种政治、经济和外交活动中讨论“竞争中立”原则，并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等国际组织中推动竞争中立框架（Comparative Neutrality Framework, CNF）的推广和落实，使得竞争中立原则引起广泛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