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PREFACE

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是在国际制造业中心逐渐由美国向中国转移过程中不断演变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和出口导向发展模式，大量引进制造业，形成制造业产品出口换汇规模，期望以开放中国市场为前提，换取制造业先进技术流入。近40年的出口导向发展，形成了中国巨额美元外汇储备。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遍及世界各地。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但是，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仍比较低下，长期对美国技术的依赖，铸就了美国对中国制造业技术的“俘获”。中国制造业难以站到世界制造业前列，更谈不上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相反，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已经遇到瓶颈，难以突破。

回顾世界经济发展历史，英国和美国都先后经历过由制造业中心国家向制造业强国的演变。在18世纪早期，英国就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纺织品、加工制造等产品出口到世界各地。到了18世纪中期，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制造业技术含量属于当时世界最高。英国也因此成为世界上的“日不落帝国”。18世纪末期，随着英国制造业逐渐向美国、德国等国家转移，美国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美国的电子产品、航空制造等成为世界之最，跃升为世界制造业强国，一直称霸世界几十年。

深入研究英国和美国成为世界制造业强国的背景，我们发现：英国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之时，恰是英国的主权货币——英镑成为世界贸易结算的主导货币。英国也几乎同时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美国在18世纪末期逐渐承接英国的制造业转移，之后便替代英国的制造业中心地位，演变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也正是在这个时期，美元作为美国的主权货币也演变成为世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规定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美国也在此时期成为当今世界制造业强国，同时，也是世界最发达的金融帝国。

20世纪50年代出现的，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所导致的制造业转移，适逢中国8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自然就形成了世界制造业向中国进行转移的现象。中国也因此有机会能够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目前，中国有220多种不同类别的制造业总产量名列世界第一，制造业产品销售到美国、欧洲等世界主要市场。但是，中国制造业产品大都是一般制造业产品，处于产品价值链的低端，而且，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相对于庞大的贸易体量极为不相称。英国和美国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制造业中心必须与世界金融中心相统一，才能使制造业中心国家演变成为制造业强国。

当今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决定了以美国为首的制造业转移的非平等性。美国是出于调整本国制造业产业结构的考虑，有计划、按步骤地转移低端制造业，而中国则是要实现出口换取美元作为外汇储备，以稳定经济发展。这就必然形成中国对美国制造业出口的长期失衡。中国对美国形成了巨额贸易顺差，而美国对中国则是长期贸易逆差，两国维持这样的贸易失衡关系数十年。中美之间之所以能长期维持这种失衡关系，是因为中国巨额贸易顺差换来的美元外汇储备，必须输入到美国进行投资。也就是说，中国以低微的美元利息收入向美国输出所积累的外汇资金。美国企业则以低息使用中国资金，然后，再到中国进行直接投资，获取更多的直接投资利益。同时，美国还不断扩大制造业在中国进行深度投资，形成更大规模、更多数量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诱使中国制造业无暇顾及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长期利益。

更为甚者，美国利用美元汇率政策，在中国拥有越来越多的美元外汇储备时，有意形成弱势美元，造成中国大量外汇储备贬值；在中国外汇储备减损到一定程度时，转而实行强势美元政策，造成美元升值趋势，强化美元的国际主导货币地位。这不仅导致了中国主权财富价值波动，而且，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投入产生了不良影响，直接影响到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进程。

本书重点研究了国际货币体系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影响，特别是美元汇率波动对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影响，根据中国实际，提出了国际制造业中心转移过程中，中国制造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演变的政策建议。首先，要多途径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尤其是利用“一带一路”国际政策带动人民币国际化，打破美元主导的国际贸易结算体系，为制造业致力于技术创新提供稳定的金融平台；其次，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通过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摆脱美元汇率变动对中国主权财富减损，同时，在人民币逐渐升值的过程中，倒逼低端制造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和产业升级；再次，利用制造业技术创新带动产业升级，即加大“装备制造业”技术创新力度，通过上下游产业技术扩散带动产业结构升级；最后，鼓励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促进制造业技术创新。中国要有选择地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在与强势制造业竞争中获取先进技术，增长自主技术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