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篇
第一章 后危机时代的2016
金融危机进入第三阶段，国家竞争重回白热化，国际话语权重构、战争魅影不散，同时中国面临深刻而痛苦的去产能，内外交困之下，改革、维稳又将走出怎样的态势？
危机进入第三阶段
金融危机的三个阶段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美国虽是始作俑者但却率先复苏，随后危机连锁反应渐次展开：欧洲债务危机爆发、中国深陷去产能、新兴市场困于货币危机，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逻辑关系难以回避。福卡智库将本次金融危机划分为三个阶段，具体而言，危机第一阶段表现为金融过度导致的主权债务危机，美欧等国是肇始地与风暴眼。作为自由市场经济与金融创新的典范，美国一边市场过度，另一边金融过度，创造出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品，并以此支撑其过度消费，最终房地产泡沫破灭引爆次贷危机，随后传导至高福利的欧洲国家爆发主权债务危机。
第二阶段表现为市场萎缩导致的产能过剩危机，中国是主战场。一边是市场经济内置着过剩原罪，另一边是行政推手加剧过剩，中国过度依赖外需的经济结构就在欧美市场萎缩中表露无遗。而危机之后，推出的4万亿财政刺激计划，更是延缓了市场自发去产能步伐，延长了产能过剩危机。
第三阶段表现为产业偏态导致的外汇炒作危机，主要发生在俄罗斯等资源型国家。这类国家经济结构单一，产业偏态化，货币进出自由化，而自由流动的游戏规则不可逆，更何况欧美制定了世界经济游戏规则，很难关起大门规避外部制裁，国际市场上的波动就会传导到货币市场，因此，爆发新金融风暴的概率极大，往往也是被剪羊毛的“羔羊”，卢布暴贬导致资本外逃即是明证，据俄央行估计2014年俄罗斯的外逃资本高达1280亿美元。
目前来看，危机第一阶段已经基本过去。美国经济回暖步伐加快，用近12年来的增速新高给2014年画上一个强劲的休止符，新增就业岗位增加，失业率下降，股市持续上涨，道琼斯指数在2014年间36次创历史新高，标普500指数一年里更是51次刷新历史高位；欧盟虽有德国作为经济发动机，但区域政治复杂化，还在承受通缩风险，尤其是希腊大选与“退欧”一直在摇撼欧元“纸牌屋”，欧洲经济挣扎向前。第二阶段正处于高峰期，中国还需要承受2～3年全面而深刻的去产能之痛。不仅是钢铁、水泥等工业在全面去产能，商业地产也在去产能，而去产能的本质是去政府，以“负面清单”模式削减产能过剩痼疾的行政推手。第三阶段则刚刚展开，随着美联储加息周期展开，至少需要4～5年方能暂告段落。如巴西货币雷亚尔虽称不上卢布的难兄难弟，但一年内贬值约22.7%，其脆弱性有目共睹，美联储的一点风吹草动就让其颤抖不已，采取美元掉期
买卖工具以稳定雷亚尔涨跌，让巴西央行“根本停不下来”；再如欧佩克（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国家尼日利亚的货币奈拉贬值了大约19.3%。
危机进入第三阶段：加速分化
在危机爆发的第一阶段，各国第一时间的本能反应都是大规模“救市”，在此阶段各国的政策差异不大，基本都走上了政治家主导的“凯恩斯主义”之路，用政府和国家信用抵补了私营部门信用的缺失，试图用“以泡治泡”的方法来“熨平”市场剧烈波动。
虽然“救市”政策效果“立竿见影”，但却并未真正解决这场危机，反而因资金投入过大导致政府财政失去平衡，流动性危机迅速演变为债务危机。在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之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危机第二阶段转入结构调整：譬如承受虚拟经济过度、实体产业空心化“恶果”的美国，推动“再工业化”“制造业回归”。又如经济“新常态”的中国，从去杠杆、微刺激、强改革，到提出“新常态”，不难看出，中国也由危机早期的政策刺激全面转入结构调整，通过“深水区”的改革和红利释放来保持自身的发展。
而当进入危机第三阶段后，结构分化更加明显：①美国享受“马太效应”。虽然虚拟与实体失衡是美国经济的“命门”，但依靠着美元特殊的地位和资本市场价值传导机制，其不仅能将巨额债务分摊到全球，更能转嫁危机。美元每遇全球动荡即升值上行，资本视美国为最安全的“避风港”皆是马太效应带来的红利。而在维持其货币、金融霸权地位基础上，美国对内加强金融监管，推动结构调整，对外转嫁危机，正在逐步走出低谷。②中国由开放变扩张。中国虽不具备美国的优势，但其崛起的能量也极为惊人。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成就了如今的GDP世界老二，以及最庞大人口、市场、外汇储备等硬实力。中国开始从全球化的参与者，逐步向规则制定者甚至是主导者转型，其突出表现就是经济战略由开放变为扩张，大规模的企业“走出去”和“一带一路”的高铁投资等皆为明证。传统的“制造大国”“贸易大国”正在向“资本大国”“全球大国”迈进。③其他国家被动接受。相对中美所具有的战略纵深与调整空间，其他国家的选择有限，既无体量支撑又无产业优势、金融霸权的大多数经济体，只能被迫接受国际投机资本大进大出的“洗劫”，而虚拟经济推高的资产泡沫，最终将导致制造业和服务业不断萎缩，尤其是对于那些根基不牢的新兴市场，“虚实”双弱的格局或将长期化、常态化。
洗牌后的新格局：中美例外
每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背后，都伴随着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英镑为主导的国际货币经济金融体系的衰落为标志，英美开始交接“世界老大”的权杖；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危机，不仅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更结束了美国称霸资本主义世界的“大一统”时代，美国、西欧和日本的“三国演义”自此上演……时至今日，经历这场百年一遇的经济危机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力量此消彼长，世界又一次进入了“混沌”期，在全球政经秩序的重组过程中，谁将独占鳌头？谁将异军突起？谁将岿然不动？谁将任人宰割？福卡智库认为大洗牌后的新格局将呈现以下面貌。
美国：美国享受着“马太效应”的红利，以美元特殊地位左右国际资本流动，美联储政策甚至成了全球经济扩张和收缩的“发动机”。在此过程中，危机的负能量被不断传导至全球，“始作俑者”却能通过货币的升与贬“独善其身”（危机初期以多轮QE推动美元贬值稀释自身债务、刺激出口增长，如今力主退出QE吸引国际资本回流）。显然，美元霸权成就了美国的复苏（2014年三季度经济增速达5%，创下11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再配合上政府对金融监管的加强，推动制造业回归平衡“虚实结构”，以及页岩气革命带来能源独立等积极影响，重回增长轨道的美国，未来经济运行或将总体稳定。不过，“号令天下，莫敢不从”的老大地位正在渐行渐远，这主要体现在：政治上，伴随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崛起，美国的政治地位开始急剧下滑，竞争对手们纷纷“另起炉灶”（譬如金砖国家开发银行），而那些坚固盟友也开始转型“去美国化”；经济上，一方面是滥发货币和天量财政赤字透支信用，美元货币体系风雨飘摇，另一方面则是金融危机导致经济生态巨变，中产阶级塌陷令增长后劲不足，美国可谓“赢在当下，输在未来”；军事上，美国在中东的反恐战争“疲劳症”明显，从打赢两场战争到打赢一场战争的新战略，对应的正是其军事实力的相对下滑。因此，美国虽然仍是全球最有活力、最具商业和科技创新性的国家，但世界重心的转移趋势已不可逆，人类将逐步迈入真正的“后美国时代”。
欧洲：与美国可以将危机“泄洪”世界不同，欧洲前有一体化困局堵截，经济政策保持一致成本过大，后有美元霸权追兵，在国际资本市场中号召力仍显不足，只能更多依靠自身力量来消化危机。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有德国经济作为“定海神针”，配合上“量宽政策+外需好转+欧元贬值”的利好，已可以基本保证欧洲经济不“脱轨”。但欧洲至今仍挣扎在痛苦的两难中：一边是整体投资占GDP比重自2008年开始步入下降通道，公共和私人投资均处于不足状态，进而引发潜在经济增速下降；另一边却是去杠杆和债务压力巨大，导致欧洲经济不得不在危机中继续紧缩，令衰退长期化。而且疲弱的市场还正在受到地缘政治因素的拖累和扰动（伴随乌克兰局势的演化，欧盟与俄罗斯之间一轮又一轮的制裁与反制裁对垒），未来经济的不确定性极大。因此，在“投资—消费”形成内在互动循环，以及地缘政治局势稳定之前，欧洲或长期在底部横盘，其相对增速下滑也将是大概率事件。
日本：自经济危机爆发以来，日本就一直采取财政和货币双宽松政策刺激市场，并在全球经济增长乏力的大环境下不断加码。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通缩的压力，但日本的经济运行状况却依然不佳。全球经济危机在日本“失落二十年”的伤口上又撒了一把盐，而且这一创伤并不是安倍所能治愈的，因为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日本社会、经济中存在的人口下降、老龄化加速、贫富差距扩大、社会保障费用增加、企业不断向海外转移带来的国内产业空心化，以及国内需求长期低迷等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由此，日本的发展势头相较于欧洲或将更为疲弱。不过作为老牌的发达国家，日本自身的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市场规则等都颇为成熟，也并不至于出现经济的急坠；而且对于一个外向型经济体来说，在如今的日元贬值周期中，日本产品和技术的价值或将被放大，进而带动日本经济复苏，总体上仍将好于那些基础不牢的新兴市场。
印度：“印度龟”赶超“中国兔”的预言早已有之，世行、国际货币组织（IMF）、高盛在2015年伊始纷纷预测印度经济增速将超中国。客观来说，良好的劳动力结构（印度人口总量已超过12亿，男女比例100∶94，且即将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比例远高于中国），自由市场经济制度起步较早，以及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等确实具备赶超中国的基础。而新总统莫迪也在全力推动经济改革，提出放宽外国直接投资限制、进行税收改革、重修劳工和土地征收法规以及发展铁路和智能型城市等政策。但民主的印度至今仍陷于意识形态斗争之中，还纠结于追求增长与保护环境和土地权利之间的平衡，缺乏强有力的政府来集中力量推动改革“落地”；至于庞大的低年龄、低学历人口也并不必然带来人口红利，甚至反而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因此，印度在危机后的发展势头或许会有所加快，并逐步追赶上中国的步伐，但要想实现反超的难度颇大。
新兴国家：不少新兴市场属于既无体量支撑、又无产业优势、更无金融管制的“三无”国家。产业的“偏态”决定了其实体经济只能在价值链低端挣扎，而金融的“正态”又往往与跨国游资、资产泡沫挂钩，屡屡被金融“大鳄”们“剪羊毛”。“虚实”双弱的格局下，这些根基不牢的新兴市场，不得不在大国博弈的夹缝中被动应对。而由于在结构调整上既无空间也无时间，经济政策亦步亦趋失去独立性，最终在国际政经中被边缘化就成为其宿命。因此，新兴市场未来经济增速的绝对下降是可以预见的。
俄罗斯：曾经的帝国如今却脆弱无比，俄罗斯所受的“诅咒”是多方面的。一是“产业诅咒”，俄重工业发达，民生消费品生产却极为落后，每年大量进口各类消费品，这使得俄罗斯货币和外汇长期承受巨大压力，极容易因外部冲击而陷入动荡；二是“资源诅咒”，油气资源的贡献在俄联邦预算中占比超过50%，在出口占比中超过2/3，俄罗斯经济“命悬”资源价格；三是“地缘诅咒”，乌克兰问题带来的区域局势动荡，以及西方的全面制裁，对于本就举步维艰的俄罗斯更是雪上加霜，普京的地缘思维正在将俄罗斯推上悬崖；四是“制度诅咒”，俄罗斯腐败严重，制度薄弱，根本没有健全的产权制度，克里姆林宫更直接通过国有银行把油气收入分配给选定的企业和项目，而选择标准参照的则是政治重要性和亲普京的程度，最终被市场竞争淘汰也属正常；最后是“人口诅咒”， 2010年俄罗斯劳动年龄人口占比达到了最高点，随后开始快速下降，劳动力和内需不足等问题开始暴露。显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多重打击之下，俄罗斯经济实力未来还将大幅下降，“北极熊”的一只脚已经跨进了地区大国，另一只却依然滞留在超级大国。
中国：虽然中国遭遇了危机的巨大影响，但国运处于上升期的基本面并未改变。首先，中国经济具备巨大的“战略纵深”，庞大的市场规模、东中西部的发展差距、城市与农村的“二元结构”等给未来提供了充足的空间，这些经济潜力的释放过程能够极大对冲消解危机的负面影响。其次，国内金融态势歪打正着，金融自由化过度必将走向泡沫和崩溃已被此次危机证实，而中国恰恰习惯于用政府的“有形之手”来勾兑和平衡“盲目”的市场，从而避免了经济系统的动荡。另外，改革空间接连打开，中国正处于第三次市场化的“档口”，在资产、要素价格的全面市场化，以及落实国民待遇过程中红利巨大，足以长期支撑经济较快增长。最后，对外政治经济乘势扩张，以“一带一路”和自贸区的铺开为标志，中国经济将在又一次对接世界中迎来“大爆炸”，各国已到了全面适应中国的新阶段。由此可见，中国相对地位在危机之后很可能还将进一步提高。
不难看出，伴随着时代的变化，左右全球政经关系的核心力量已经发生了变化，地缘权重和资源权重明显下滑。作为亚洲地缘政治平衡点的日本，以及作为资源型国家代表的俄罗斯地位下滑绝非偶然，而类似中美这种在各个领域具备综合竞争力的国家则能抢得先机。而在经历惨烈的危机大洗牌之后，各国的自身定位将逐步明确：中美两个大国或将牢牢占据第一方阵，而老牌强国欧洲和日本紧随其后形成第二方阵，第三方阵则是印度、巴西这样实力较强的新兴市场国家，而俄罗斯或在2.5方阵中挣扎。
经济形势复杂化
国际竞争白热化
“这是最好的时代，又是最坏的时代”，将狄更斯的这句名言用于当今的国际关系极为贴切：一方面，国际经济往来形势“一片大好”。中英在核电、高铁、金融等领域寻找“旗舰项目”，中法签署了加强核能合作的协议，中德建立了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中荷创建粮食、乳制品等方面的协商机制，中欧之间开出了与“贸易壁垒”别样的经贸之花。中国与中亚诸国的经贸关系也逐次升温，与哈（哈萨克斯坦）、俄（俄罗斯）、白（白俄罗斯）三国，累计签署了涵盖能源、航天、金融、基建等各个领域的超400亿美元的“世纪大单”，令世界瞠目，“新联盟”“好伙伴”“铁杆兄弟”等定义此种国家关系的词汇纷至沓来。
但另一方面，国家较量、角逐及由此制造的危机却“前所未有的坏”。美国屡屡在南海地区刷“存在感”，甚至公然摄制、公开中国的“填海造礁”活动，中国坚决反制，中美关系悬在决裂的边缘；中国海军赴远海遭日监视，中方实施灯光照射警告，中日芥蒂加剧；朝鲜军密集巡逻中朝边境，鸭绿江气氛顿时诡异；而乌克兰局势因美国军事装备入境、俄驻乌总领馆遭鸡蛋袭击愈加显得波涛汹涌、风云诡谲。世界各国越来越“亲如一家”，又似乎越来越不安全。经济往来与政治较量两股潮流相互交织、相互激荡。
政治较量与经济往来的相互交织正暗含着国家竞争与自由贸易“两条路线”的斗争。聚焦世界演变、发展的历史，国家竞争与自由贸易“两条路线”的斗争始终贯穿其中。在全球性贸易组织世界贸易组织（WTO）诞生之前的20世纪初至20世纪中期，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陡然使国家竞争升温，欧洲后起之秀德国的实力已经追上了老牌帝国英、法，但是世界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已经基本划分完毕，德国认为得到的与其实力不相称，要求重新划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最后世界大战全面点燃。同期国家贸易急剧萎缩——1870年以后，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自由竞争发展到垄断阶段，垄断资本主义必然向外扩张，当垄断资产阶级争先恐后地到全球各地抢占原料产地、商品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场所时，自由贸易也就被扼杀了，因此，这一时期的国际贸易额较自由竞争时期锐减。经济关系的冷淡无法收敛、反而“放纵”政治上的冲突，世界大战不可避免。
而时代进化到当下（21世纪上半叶），国家竞争前所未有地加强。其一，大国力量对比出现新的变化，原有均衡被打破，拐点期竞争往往最为激烈。美国基于冷战结束后的高速增长期，成为世界上综合实力最强的国家，但硬实力逐渐衰退，却紧抱全球霸主的战略不放；新兴国家搭上全球化的快车实力快速增强，要求国际事务的参与权和话语权，尤其是中国更是走到世界舞台的中心；日本由于“失落二十年”影响力急速下滑；英、法、德等老牌国家无澜无惊、长期低迷。有的国家向上走，有的国家向下走，狭路相逢竞争加剧。
其二，经济、军事等力量分散化、多极化，各国相互牵制而竞争加码。美国经济走下坡，军事实力仍属“老大”；中国经济势头跑在全球首位；日韩文化优势犹存；海湾国家凝聚资源实力。“强项”在各国分散化（不像上一时期经济、军事等优势集一国），多方角逐，竞争更热闹。
其三，大国竞争因领域拓展而升级。陆地、海洋、太空、网络，多样化的竞争空间，争斗版本升级。这正应了福卡智库早年关于“21世纪国家竞争达到最高峰”的预判。当下的国家贸易又是如何呢？WTO虽推动各国经济城门洞开，但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上合组织等区域组织和贸易区的冲击下日趋瓦解，把话挑明了就是“正在经历一个去WTO的过程”；金融危机阴霾下沉重的经济压力又使各国使出贸易壁垒杀手锏，商品贸易逐渐退潮。不过，这些区域组织和贸易区并非绝对的去WTO，而是去WTO到再WTO的过渡阶段，这是对其游戏规则开放、自由、公平充分考量后的推断；另外，商品贸易虽然遭遇挤压，但由于世界金融大爆炸、信息大爆炸、人员流动正酣，人员、信息、金融三大贸易露出新的势头。可见，国际贸易热情难减。
综上，眼下国家竞争空前激烈，国际贸易热点有所切换。
中国2016年形势超复杂
除了外部形势，对于中国自身而言，当下形势前所未有的复杂。
首先是危机态势，2016年将是后危机时期的筑底之年。表现为：①工业去产能进一步扩大。尽管查封煤窑、压缩生产等去产能力度不小，但在稳增长之下，换个环保马甲“死灰复燃”的亦不在少数。加之，大宗商品“跌跌不休”，PPI连续44个月为负，显示中国不少行业生产几近顶峰，仅唐山地区钢产量就超欧洲，企业资不抵债“覆水难收”。2015年政府“壮士断腕”推进改革，一旦政府补贴取消，企业“断了财路”，那么伴随僵尸企业现形后自然死亡，市场的优胜劣汰将加速中国工业去产能之路。②工业园区普遍萎缩。据估算，早在2011年年底全国所有的各种工业园区相加就超过万个，于是一旦进入工业去产能，这些工业园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虽然仍有不少园区借着新概念“登堂入室”，但且不说“生不逢时”，单同质竞争就“一地鸡毛”，更何况工业园区本身就过剩，不少已成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鸡肋。2016年伴随工业去产能，工业园区荒废之殇将进一步蔓延。③空城纷纷现形。这已不单纯是城市快速扩张惹的祸，关键还在于缺乏实际需求。尤其是三四线城市在地方政绩和GDP保增长下的造城运动，已让不少新区、新城空有城市架子却不见人影。仅2014年国内就新增鄂尔多斯、营口等12座空城。即便如此，高铁沿线的新城仍层出不穷，2016年这么多新城到底谁真谁假，将逐渐“水落石出”。④商业地产部分崩盘。因为从规划看，不少地方的商业地产早已超标超规格，若与之密切相关的商业景气度下滑，“满城尽是综合体”则必将陷入过剩的恶性竞争之中。尤其在网络电商和同质化竞争的内外夹击下，2015年商业地产将是去产能的元年，重灾区将是不顾实际消费支撑大量上马综合体的二三线城市。
其次，中国经济面临的变量越来越多。不仅描述形势的传统数据如固投、出口等指标都不太好看，GDP持续三年徘徊在历史低位，且有去产能行至半道、实体企业举步维艰、货币供应“不知收敛”、地方债务风险暴增等诸多变量“拖累”。具体而言，关于中国经济总量的美誉层出不穷：IMF甚至说按照购买力平价的计算认为中国的经济规模在2014年已经超过美国。但褪去“强刺激”外衣之后，从地方政府债台高筑、银行坏账显山露水也就看到了经济质量的腐肉。就连引以为傲的外贸，细看下来也是大而不强，外贸中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中国不足20%，自主品牌出口不足10%；另外，产品增值率中国为30%，同美国、德国、日本的48%、47%、41%的比率相比差距不小。此外，“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模式并没有换得对等的主导权。这从中国频频遭遇贸易调查就可窥见一斑：据商务部统计，2002年至2012年，中国共遭遇反倾销、反补贴、保障措施等各种形式的贸易救济调查案件842起，同期，中国产品遭遇美国知识产权“337调查”共130起。所谓的中国经济高增长，微笑的是老外，苦笑的是中国（微笑曲线）。
最后，经济形势呈现出多重属性，政治上反腐力度不减与经济疲软并行，出现“政上经下”悖论；“旧经济”江河日下，新经济风生水起，但尚处于青黄不接，何时形成替代不得而知，具体而言，“一带一路”的推进让地方政府看到了消化过剩产能的曙光，相关地方政府打着为当地过剩产能寻找消化通道的小九九争抢与其对接。虽然此举有其现实理由，但背后却隐含着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中的“惯性”和“硬伤”，即，尽管经济转型喊了多年，但地方政府还是更善于抓传统经济（老经济），而不长于在新经济上做文章。毕竟，政府搞传统经济早已轻车熟路，通过抓大项目、重点工程等套路动辄就搞得风生水起；然而，新经济还处于萌发状态，往往无形无影，缺乏抓手不说，还风险极高，稍有不慎大把的投资就会灰飞烟灭，即便是财大气粗的地方政府也不愿意轻易以身犯险，给自己的政绩抹黑。如此，就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地方政府依然是传统经济不遗余力的推动者，而新经济却几乎只能自生自灭，任由资本、市场自行探索。
改革与创新
改革面临的困境
“供给侧改革”的提出再次挑起舆论对改革的预期。对于“供给侧改革”的提法，专家学者普遍一反以往对改革质疑、批评的姿态，一致认为这个提法抓住了中国问题的实质，体现了对当前经济问题的准确判断。显然，社会把这个新的提法看成是中国从凯恩斯式的宏观调控向实质性改革转变的标志。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行至今日，改革之所以难以推进，根本上是改革的时空背景已经切换。
首先，改革确实面临由“吃肉”到“啃骨头”的转变。与当年改革在白纸之上画蓝图，在荒蛮之上建高楼不同，今天中国经济社会的基本架构已经就绪，更何况如今有待改革的一些重点领域并不像当年那样放权于市场就“大功告成”。这其中至少有三块“硬骨头”：一是国企改革。当年变党委书记负责制为厂长负责制激发了国企活力，减员增效，把“包袱”甩向社会让国企轻装上阵，如今国企改革却没有这样的空间。实际上，既要保持国企的性质，又要国企具有市场经济活力，原本就是个世界性难题。混合所有制在大方向上虽然对路，但因为牵涉到非公资本，增加了变量和维度，改革难度自然大增。二是金融改革。其运筹帷幄的空间也不能与当年同日而语，当年为国企解困而建立股市可谓创举，但在今天却成为弊病。更关键的是，今天金融改革既要解决金融低效率、垄断问题，又不能走美国式的经典市场经济道路，如何走出一条新路就足以让人犯难。三是政府自身的改革。虽然各方都强调政府要简政放权，但实际上政府面临的是既要放权，还不能一放了之，不管不顾，而要有担当的局面。换言之，对自己动刀子，还要掌握平衡，其难度系数不是单纯简政放权能比的。
其次，改革几近无红利，改革动力消弭。从计划经济切换到市场经济，拆掉计划经济的“围栏”和各种“禁区”，原来不允许做的可以做了，改革红利随之滚滚而来，其中的利益诱惑足以推动改革从星星之火走向燎原之势。但如今这样的红利空间几乎没有了，就拿国企改革来说，无论是承包制改革，还是公司制改革，虽有阵痛，但其中的红利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改革的对象、参与者既是改革的积极推动者，也是改革的最大受益者，改革动力十足。然而，如今国企改革虽然也是要把国企搞好，但这更多表现为结构性改革，是利益的再分配，而没有当年马胜利承包国有企业那样的利益驱动，难以激发改革的热情和干劲。同样，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根本上是从现有的垄断金融体系上“割肉”，更缺乏改革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改革自然忸怩作态。
最后，改革无力承载既要解放生产力，又要社会协调的历史要求。本质上，改革就是打破旧的利益关系，建立新的利益关系，这往往意味着改革及其连带利益是“一边倒的”“偏态的”，从“平均主义”“大锅饭”到“允许一部分先富起来”就是其典型体现。因此，当年的改革就是重在解放生产力，凡是符合这一诉求的，都可以想、可以干。但这种“偏态式”的改革也付出了巨大的资源、环境、生态代价，并加速贫富差距，加剧社会矛盾。鉴于此，今天中国不仅面临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诉求，更面临社会协调的要求，这显然是改革无法承受之重。
改革将在创新浪潮中淡化
显然，改革已经被束手束脚，难有大的施展空间。而在改革困境的背后，实际上，当下改革时代已过。本质上，改革就是把错的改成对的，把不合理的改成合理的，但当下中国一些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简单的对错问题。比如，曾经让农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如今在推动农业现代化上却鲜能着力，但这并不等于就要否定、推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再搞一次类似当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农村改革，而是要因地制宜地探索农业现代化的其他各种路径。因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显然还有其存在的理由和空间，而农业现代化也只是发展农村的一个维度，而不是唯一维度。其中的道理就在于当下中国面临解放生产力和社会协调的双重要求。而这背后更深刻的背景是中国面临五个市场经济（自由市场经济、国家市场经济、全球市场经济、平民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的诉求。在五个市场经济下，要兼顾企业、国家、全球、平民和社会五方面利益的协调，才能避免顾此失彼，造成发展失衡，激化矛盾。
这其中首要的要求就是创新经济发展和社会管理等的理念和方式，而不是在市场经济一个维度上做文章。此外，当下中国所面临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不平衡、资源环境约束趋紧、比较优势减弱等问题，也都迫切需要通过创新来破题。事实上，虽然过去中国的改革是以西方市场经济为参照的，某种程度上是有“模版”的，但在具体实践中也结合了中国国情进行了很多创新，而不是简单照抄照搬，才创造出了中国的发展奇迹。如今，中国学习西方市场经济走到半路，欧美经典市场经济道路却玩不下去了，更需要中国拿出创新来绕过经典市场经济的“黑洞”。换句话说，创新已经替代改革成为当今时代更为迫切的需求，中国更需要从改革红利向创新红利切换。因此，与其说改革已死，不如说当下已不是改革的时代，而是创新的时代。
鉴于此，化解当下中国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已不能再纠结在既往的改革理念、思路上，而是要直面时代的变化，把握住五个市场经济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这也就意味着简单地将着力点放在消费或者供给哪一端都是与时代发展的要求背道而驰的，未来更多在于通过创新勾兑五个市场经济的消费和供给。其中，自由市场经济中消费的权重大，然而围绕自由市场经济的生产、消费方式面临极限，而在后四种经济形态中，供给的权重较大，所以，今后更在于激发、鼓励各种创新，促进五种市场经济的平衡发展，消解消费与供给的矛盾。而改革则将在创新开辟的道路中逐渐淡化。
冷经济、热改革的未来前景
尽管在改革过程中已内置了市场化的内核，但实际上谁也不敢在经济增长上掉以轻心，这也是政策由微变强的宿命所在。
首先，保增长实则是保就业、防社会风险。2015年，阳春三月中国经济并未呈现旺季复苏态势，而是继续探底之旅：GDP三季度同比增速，史上最低；PPI连续44个月持续下降，史上少有；CPI同比增速在“1”附近游荡，通缩阴魂不散；房地产行业投资增速更是跌破10%……新的经济形态也仅是“才露尖尖角”，何以对抗钢铁、煤炭、水泥、造船等15个行业的产能过剩。稳增长背后的保就业也不如看上去这般美好，尽管从城镇登记失业人数来看，失业率仅在4%左右，但事实上最大的隐患则在于未被纳入统计数据的“隐形人群”（在乡失业人群），基层社会骚乱（如2009年社会群体事件）也为社会安定埋下了“不定时炸弹”。这也正是出台一系列税收减免政策扶持“万众创业”根源所在。
其次，经济平稳发展是应对国际上围追堵截的唯一筹码。不同于俄罗斯“秀肌肉”的外交政策，中国以经济开路式的外交决定了增长和改革的空间，且不说“一带一路”突围美国重返亚洲战略需要真金白银；加之，尚在路上的人民币国际化也需要强劲经济实力为其做背书；更别说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意图将中国排除在新规则之外，还需中国用经济向好这张牌来吸引澳大利亚、韩国等周边国家，从这个层面上看，稳定经济发展也是势在必行。在冷经济的背景之下，热改革也让改革“变性”。改革有浮在面上的，有深潜海底的。各项经济领域改革轰轰烈烈，摆在明面上，让大家有目共睹，奔走相告，但有些改革却是潜伏在底下的，只做不说，静悄悄地积小直为大拐，如13次中央深改组会议有9次涉及司法改革，依法治国、权力制衡的制度设计在紧锣密鼓地架设中。此外，类似统一税号、不动产登记等看起来不起眼，甚至于当下无甚好处的改革，其实为未来的改革大手笔埋下伏笔。
同时，改革有虚有实。如自贸区的真正要义在于改革可复制、可推广，以及应对国际经贸新规则，既实也虚。降税清费、公车改革、公务员社保并轨、公积金透明化等都是实实在在的改革，但教育改革、国企改革（混改）、金改等核心领域则雷声大雨点小，动作很大、姿态很好，却无实质性进展。由此可见，看似热闹非凡的改革实则极为复杂，且很多时候会亦真亦假、弄假成真、虚实切换，难以简单判断，使得形势更显扑朔迷离。然而，归根结底，改革深度直接决定中国经济未来的高度，而改革的深度，如同历史发展一样，只能取以上种种改革合力的对角线，好在这条对角线明显指向真正意义的改革。换个角度来看，经济形势与改革态势严重背离，意味着底部正在确立中。
第二章 中国经济换挡时刻
政策驾驭不了三驾马车，中国经济断档论甚嚣尘上，殊不知，在“老经济正在下台，新经济姗姗来迟”之际，中国经济正在切换频道。
GDP增速6.5%～7%的底气在哪里
中国经济是断档还是换挡
中国经济欲振乏力，一系列糟糕的数据在敲击承受底线。制造与投资的失速下行，综合反射到GDP增速，尽管市场已做好了“坏”的预期，但权威部门公布了2015年全年GDP的增长为6.9%，创危机以来最低增幅的残酷现实，还是击垮了某些厂商、学者、官员心存侥幸、期望“空翻多”的美好幻想。悲观情绪笼罩，“中国经济崩溃”“中国经济没救了”等极端言论满天飞。不过，也有一些稳健的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并非简单直接地从“天堂”进“地狱”，而是站到了“十字路口”，顺势拐进“发展换挡期”。有关经济走势的争论仍在蔓延，中国经济究竟断档还是换挡？
“中国经济断档论”风生水起，甚至弄得普通百姓都心有戚戚，有其颇能立得住脚的理由。
1.投资降温的大势难以阻挡。且不说工业投资持续受制于产能过剩和环保压力，单单是房地产投资的降温就难以小觑，2015年一季度商品房开发投资虽然增长了16.8%，但销售面积却下降3.8%，后续投资增长难以为继。另外，铁公基投资过去基本靠地方政府推动，靠地方债融资和财政收入来支撑。但市场化改革背景下，民间投资逐步扛大旗，地方政府难有作为，而地方债、影子银行的潜在风险也让各方备感口袋吃紧，没了水源的投资野马如何驰骋？
2.政策救外贸的后手不足。过去十余年的外贸高增长是依靠加入WTO的红利，如今，新的全球贸易规则还在重构，外贸规则的新红利尚未浮出水面。而政策驱动也显得力不从心，虽说出口退税可以刺激出口，但日渐庞大的出口退税已成为财政不能承受之重。更何况，各国贸易战此起彼伏，人民币稍一贬值就遭遇外部压力，显然，政策救外贸只有“四处灭火”的尴尬，而无主动出击的后劲。
3.消费难以被政策驱动。从投资驱动转向消费驱动的口号喊了很多年，但消费占比仍处于一半左右，消费的结构转变并非一日之功。且不说大众的消费能力尚被房地产消费绑架，上调最低工资对大众消费的刺激也十分有限，加之，过去的腐败消费、高端消费也被反腐所抽离。此外，中国上演疯狂式海外购物，据统计仅2014年春节前后10天左右的时间，中国游客在日本花了近60亿元人民币用于购物，而2014年出国游带动的海外消费就超过万亿人民币规模，中国食品安全遭遇信任危机、中国制造需要最后一公里突围、商业环境带来的体验差……以上种种消费负面因子，并非政策所能为之。
如此看来，似乎经济走入“冰冻期”，然而，新一轮市场化红利、改革红利正逐步填平旧红利消失之后形成的洼地，并顺势将经济引入新的发展轨道。中国经济断档是表象，换挡是实质。
中国经济换挡的动力究竟在哪
那么，支撑中国经济换挡的动力究竟在哪？
长期以来，政策是官方加大经济马力的藤鞭。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当头，中国的财政、货币政策双双来了个180度大转弯，由“从紧”转为积极、扩张，经济景气牛冠全球，但“后遗症”聚集性爆发宣告了政策刺激的运作空间已逼近尽头。可以说，如今原有粗放型模式不仅乏力，还得进一步去产能，不仅是工业产量、工业园区，更有商业地产，甚至新型城镇化节奏本身都要“去产能”，再去“打激素”有违客观大势。
一连串负面效应已经为“政策拉动经济”做了反面注脚，一些忠诚的改革者以“乌鸦嘴”重新唤起改革的热情。鉴于政策干预、政府投资经营广受诟病，放控交替并举、“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改革迎面扑来。诚然，“市场配置资源”内置有激励机制，能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回顾中国历史，1978—1991年年均增长9.27%的经济萌动期及1992—2011年年均跃至10.4%的黄金增长期，1978年的新旧体制过渡及1992年的全面市场化改革就功不可没。从增长替代的角度看，当下仍确实需要新一轮改革来释放活力。但“彼一时此一时”、此改革也非彼改革，早年的改革是在相对呆滞化的体制内单向度引入市场活水，因而能够效力迸发。而眼下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微观领域向市场放开与政府功能切换双向叠加，政府转型为市场深化开路。虽说微观放活会在长期内为GDP加分，但其前提是政府从经营领域退出，规则、监管、服务功能更高一筹，这样的“市场起决定作用”至少在短期内还将进一步打压GDP。佛山南海开出广东首份行政审批“负面清单”，政府去投资化进入快通道，2014年一季度GDP同比缩水4.72个百分点（从9.2%下行到4.48%）即是明证。由上可知，“政府转型+市场深化”的改革红利收在长远，对当下的GDP数据却有害无益。
至此，无论是政府主导的政策，还是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改革，都对经济“弄巧成拙”。如何破解这种悖论性难题？福卡智库在1998年基于对国内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程度、国民禀赋、庞大市场规模、区域战略纵深及潜在改革空间的现实考量，提出中国经济将进入长达几十年起飞期的论断，至今，这“5+1”基本动力还远远未用尽消退：中国的工业化正与信息化、智能化深度融合，无论纵向升级至全球工业链条的高端，还是横向转型至服务经济，甚至体验经济，都有足够的底蕴支撑经济稳健增长；中国的城镇化“集万千宠爱于一身”，逐步转到提高质量的内涵上来，将产生内生性增长动力；中国有13.6亿统计人口及9.2亿劳动人口（16—59岁），能够托起一定规模的消费、产业体量；中西部区域广阔，将激烈上演发展竞技赛，成为稳住GDP的定海神针；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在内的金融改革、国企绩效改革等，将赋予中国经济新的承重墙。鉴于以上机缘，起飞期还将延续1～2个年代；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增速即便下跌，也属高位横盘下的小幅回摆，起飞期的大趋势并不会动摇。把握了这一点，就会对一时的数据变幻“猝然临之而不惊”。
综合对政策、改革、机缘影响的比较分析，各自的权重依稀可辨。若一言蔽之，现实经济中政策、改革、机缘同在，但其重要性是有逻辑关系的，不是“政策—改革—机缘”，而是倒过来。中国“缘”集中在“5+1”，机缘保证经济的基本面，可以说，讲定力，有缘在就行；点到位的改革（市场放活）对经济起优化、提升之效，政策对经济却多是“进二退三”，因此，论作为，改革权重远大于政策。若用一句话来总结，“顺应机缘、改革动真格、淡化政策”是中国经济动力的奥秘所在，一旦领悟并践行此玄念，中国经济将行稳致远。
维持GDP6.5%～7%增长的底气在哪
此外，以下三个方面的时空对冲，也足以让实现GDP增速6.5%～7%的目标底气十足。
1.宏观调控的时空对冲风险爆发的时空。不难发现，当下的政策意图在于实现多重目标，既保证合理的增长，又保障合理的物价水平，还保障适度的改革进程，更保障适度的就业水平，为此，风险控制就成为重中之重，一旦形势需要，就会接连亮出政策底牌。如从交通水利建设、棚户区改造到定向降准。而且，宏观调控还有后手，足以将潜在风险消解于无形：房地产库存高企，但各地纷纷放松限购，投机性需求、刚性需求有望被激活；中小企业遭遇融资难，但降准、降息仍有空间；地方债存在违约风险，但仍有借旧债还新债、债务展期、债转股、出售国资还债、中央兜底等后备措施；虽然去产能打压经济，但基建加速又对冲去产能。如此多的政策后手足以将隐患扼杀在摇篮中。
2.改革进程的时空消解危机进程的时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始终呈现着危机倒逼式改革，即哪里有危机，哪里就会有改革。于是，危机多一点，改革也就多一点，结果危机又会少一点；同样的，危机快一点，改革也会快一点，结果危机又会慢一点，从而呈现出危机与改革的跷跷板效应。这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始终不存在危机，而只存在着危机与改革的动态平衡。毕竟，改革仍有很大的空间，包括金融、财税、国企、自贸区、行政审批体制、民营经济等多个领域，一旦这些领域的市场化改革逐步铺开，相应的改革红利足以消除因市场化不足而引发的危机。反腐工作的成效卓著，加速改革进程很可能成为重头戏，而2016年下半年可能就是改革提速的时间起点。由此，逐渐破局的市场化改革，有望转化为经济形势的新转机、新空间。
3.创新的时空争取到结构调整的时空。中国当下的经济问题，在相当程度上表现为经济结构的问题，即：以技术、创新密集型产业替代资本、劳动密集型产业，以消费驱动替代投资驱动，以服务业发展替代制造业发展，以绿色智能工业替代污染性、落后产能，于是结构调整也就成为普遍的共识。一旦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得到解决，各种风险和危机也就迎刃而解。虽然官方始终承担着调结构的舵手角色，但真正调结构的力量却来自民间的创新力量，即商业模式与技术变革的创新。如今，中国经济山寨、伪劣、低附加值的刻板印象正在被打破，如国内近期首创的全息手机风靡一时，3D打印的研发也热火朝天。随着劳动力、土地、资源的红利退潮，企业势必转而向创新要红利，技术创新、商业模式变革还将层出不穷，中国出产本土化的苹果、特斯拉并不是梦。如火如荼的创新将为经济结构调整争取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并为下一轮经济起飞夯实基础，下一个年代的人们谈论最多的，或许不是“中国制造”，而是“中国创造”。
进一步来看，以空间换空间、时间换空间的手段化解危机，也是中美惯用的手段。不过，中国与发达国家在时空上的腾挪、对冲却有显著区别。鉴于美日欧普遍处于接近零利率状态，政策后手只能靠政府发债来注入流动性，即本质是以时间换空间的被逼无奈，结果将企业债务、金融债务转化为政府债务，将社会危机转化为政府危机，将当下危机转化为未来危机，未能从根子上化解危机。因此，发达国家本身的腾挪空间有限，一旦政府信用坍塌，势必转化为“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宿命。相比而言，中国则既有时间换空间的腾挪，也有空间换空间的腾挪，即依靠当下现存的空间（如利率与存准率调整、基建投资、改革空间、创新空间等），转化为经济高位横盘的空间，因而，中国的底气更足。
洞察人民币汇率、利率、准备金率
人民币汇率“变脸”
2015年的人民币汇率用“精彩纷呈”形容丝毫不为过：8月11日，人民币一改稳定而坚挺的“惰性货币”形象，仅在四天内就对美元实现4.6%的跌幅， 8月中旬后在岸与离岸汇率之差一度跃升；因贬值创下的8月资本外流“历史最高”之后，央行不得不祭出大招开展“人民币保卫战”；10月，在央行“双降之后”，离岸与境内的汇差再度拉大到近500个基点；11月，IMF推迟特别提款权（SDR）评估让人民币“入篮”前途未卜，跌跌撞撞之后，12月1日，人民币终于顺利冲关SDR。然而舆论对“人民币入篮”后是贬、是稳、是升争议不断，境外机构认为“贬”将是主角：高盛将2016年年底的人民币对美元预期下调至6.70；瑞银则给出人民币对美元跌至6.80的预判；摩根士丹利语出惊人把人民币作为2016年看空的“顶尖交易”，认为年底人民币对美元将跌至7.00。相较之下，境内机构则显温和，认为“稳”仍是题中之意，譬如中金认为人民币对美元2016年将维持在6.50，再如招商证券预估中值在6.40。那么，2016年人民币汇率将何去何从？
客观而言，诸多因子似乎构筑了人民币兑美元“贬”的内在动力。首先，中美经济分道、利差扩大。2015年三季度，中国GDP增速跌破7%，就连金融业10月数据也难有亮色：证券交易额两市成交量增速从二、三季度的10倍、3.4倍回落到2.5倍，而金融业10月营业税从19.3%大降至9.7%，企业所得税也大降10%。再看制造业，以钢铁行业为例，2015年前三季度资产负债率超过80%的上市公司就有11家，占比达到24%，面临“清盘”局面。在此背景下，2016年央行降息、降准为经济助力仍可期。另一厢，2015年美国11月新增就业人数21.1万人，高于预期的增加20万人，失业率稳定在5%，为美联储加息扫清最后一块障碍，12月加息呼声渐高。其次，人民币“虚升实贬”。一方面，人民币对外升值，据统计在过去10年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已经升值约60%；另一方面，中国货币体量已是全球之最，加之人民币非自由兑换，换汇造成的二次货币洪水只能在内部消化，即便在中国通缩魅影之下，人民币对内仍旧“钱不值钱”，譬如2015年CPI同比增速虽徘徊在“1”左右，但北上广深仍然领跑全国房价，据链家统计数据，前三个季度一线城市房地产价格大概涨了18%左右，深圳更是“一枝独秀”，11月深圳平均房价突破4万大关，同比涨幅超过40%。最后，随着中国经济更加世界化、全球化，人民币与美元脱钩背景下，在非美货币兑美元大幅贬值的情况下，人民币汇率也需要进行修正。据商务部数据，2014年1月至2015年6月，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上升9.5%，同期欧元、日元、澳元、巴西雷亚尔和卢布分别下降10.8%、9.3%、5.3%、8.3%和17.7%，人民币相对于英镑、韩元、南非兰特和印度卢比也小幅升值，贸易的多元化与汇率钉住制之间的矛盾在中国1月到7月对东盟出口下降中已有体现，此外，2014年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升值是在经济疲弱的前提下进行的，硬撑色彩明显，也需要纠偏。
人民币均线在哪
单从市场因子来看，“人民币陪美元兜风”的游戏理应结束，但是维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无疑是保障人民币国际化、“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实施的关键所在。更何况，“人民币入篮”也仅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一步，真正实现结算货币、投资货币、储备货币需要人民币表现“定力”。尽管人民币在贸易结算中占比已位列全球第三，但仍无法与美元、欧元比肩，2014年二季度到2015年一季度的数据表明人民币在贸易金融中的交易仅占比3.9%，远低于美元85.7%的比例，也低于欧元7.2%的比率；同时在跨境支付中人民币仅占比1%，甚至落后于瑞士法郎、加元、澳元等非储备货币，仅位列第八。此外，尽管坊间认为“人民币入篮”将提升全球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从而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但事实上人民币资产的需求提升并非“立竿见影”，单从欧元经验来看，欧元入篮后各国央行、国外主权财富基金、国外多边机构也花费了四年时间才实现储备货币的调整，更何况世界对人民币资产的需求多少、速度从根源上取决于资本项开放的程度、金融改革的进度、人民币债券的流动性以及汇率的相对稳定，因为一旦人民币大幅贬值，且不说在全球经济低迷之时对出口无益，更何况贬值超出预期引发大量资金外流，将重创中国经济，这也是2015年8月汇改之后央行出手干预外汇市场的原因所在。因此央行仍有必要稳定人民币汇率来提升“走出去”大战略的投资收益，以及人民币资产对外资的吸引力。同时，央行也有能力维持汇率的稳定。据兴业证券测算数据，目前央行的潜在兑付压力资金规模为11万亿～16万亿，而央行的外储规模在23万亿左右。但不可否认，考虑到“811汇改”给人民币汇率带来了新变化，譬如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预期被打破，需要在动态中寻找平衡；又如根据上日收盘价制定中间价赋予市场参与者更多定价空间；再如人民币冲关SDR、允许境外央行参与境内外汇市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上线等一系列举措，都让人民币市场化改革大幅向前推进。这意味着，2016年在趋势定价方面，内部权重将下降，外部权重将上升，也使得2016年人民币汇率将充满市场底与政策底的勾兑气息。
诚然，从2014年年初至2015年3月4日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率累计贬值了3.58%，但同期人民币几乎对全球所有非美主流货币呈现升值态势，Wind（万得）资讯数据显示人民币兑欧元即期升值超过16%，对英镑升值3.69%，对日元、澳元升值均接近10%，对新西兰元升值超过11%，对马来西亚林吉特升值超过5%。总体上，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的人民币实际指数累计上涨9.06%。鉴于12月3日欧洲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2016年欧元维持“负利率”的同时延长每月600亿欧元的资产购买计划，在利差之下，可以预见欧元兑美元在2016年仍将维持跌势；加之，后危机时代，中国需求仍然疲弱，大宗商品仍处于探底阶段，俄罗斯、巴西、澳大利亚等资源依赖型国家货币或难有起色。因此，福卡智库认为2016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将稳中趋贬，兑非美货币仍将保持升值态势，总体而言，人民币兑一篮子货币仍将维持0～1%的升值幅度。
就离散度而言，一方面，在汇率市场化背景之下，未来人民币在岸价格与离岸价格收窄并趋于一致将是大势所趋，但就当下而言，离岸人民币汇率在多数情况下能够领先在岸汇率，优先体现市场对未来的预期，随着美元加息、中国经济问题暴露等信息的释放，2016年离岸人民币汇率波动将更为频繁，在岸、离岸价差扩大成为可能。另一方面，随着资本账户开放加速推进，同时，战略新兴板、科技创业板“箭在弦上”，科创90%都要失败的特征本身也为资本提供了题材和战场，资本借道沪港通、深港通进行题材炒作本身也会牵动汇率市场波动，股灾之后资本外逃拖累汇率市场就是例证。因此，福卡智库认为2016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离散度将加大，波幅或扩大到5%。
存款利率与准备金率
在上述背景下，既要防范与美元脱钩过程中形成贬值预期诱发资本大规模流出冲击金融市场的风险，又要加速资本市场的开放进度完成人民币国际化的下一步，还要维持适度降准、降息来为经济提供弹药。可以预见，蒙代尔“不可能三角”将在中国变异，最终或将形成“资本账户的有限开放”“汇率的相对稳定”以及“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独立”的弹性三角，借此来完成保持增长、维护金融系统稳定的双重目标。
2016年货币政策将走向何处？尽管当下货币政策在版本升级，不断创新，但面对日益复杂多变的形势已愈来愈穷于应付。金融业态的多元化，金融工具和金融产品的丰富化，金融市场的交易方式多样化和复杂化，越来越超出货币政策可管控的界限，特别是各种金融创新使得流动性愈发游离于现有货币政策的管辖，传统的货币供应量指标与经济发展、物价的关联性不断走低，比如，互联网金融的大行其道就使得以存款准备金率为代表的数量型货币调控效力被削弱。在这种背景下，福卡智库认为2016年货币宽松的方向不会变化，但思路上会有所调整，从主动到以被动对冲为主，政策重心逐步转向财政政策和供给侧改革。
2016年降息的次数将会明显减少，而降准的次数将不少于2015年。一方面，存贷款利率已经完全市场化，降息的边际作用在递减。降息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降低国企等强议价主体的贷款利率和住房贷款利率，但目前住房贷款利率已经从最高时的6.97%大幅降到5%。另一方面降息对贷款利率的影响大于存款利率，会进一步挤压银行的息差，因此降息空间有限。而2016年降准的次数将不少于2015年。一是对冲央行外汇占款的下滑，2015年央行口径的外汇占款大降1.2万亿，而2013年和2014年分别是增加2.8万亿和6411亿，一来一去产生每年近2万亿的基础货币缺口。目前看，2015年12月美元加息的概率已经达到70%，即便12月没加，2016年也会至少加一次息。美元加息导致的资本外流，必须充分降准对冲。二是稳增长的资金需求也需要降准来满足。1998年为了配合财政部发行特别国债，央行曾一次性降准5%给四大行输送火药。2016年专项金融债等公共融资工具会继续放量，这其实也是一种另类的特别国债，如果只是从存量池子里拿钱，那可能会使稳增长的效果大打折扣。
第三章 区域经济格局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离不开市场到位和架构到位，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以及协调架构缺失的叠加，决定了中国区域经济只能蹒跚而行。
“4+2”经济成型
继在中亚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东南亚倡导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后，中央着重京津冀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的两个“推动”，再加上“两区”战略（东北—内蒙古东部地区、北部湾经济区）的延续，六大区域战略成型，一举打破原有四大板块分割（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中部崛起、率先发展东部），预示中国进入了区域合作的新时代，区域协同从点到面形成了“一弓双箭”的战略布局（“一弓”为贯穿东部一线的东北、京津冀、海上丝绸之路、北部湾，“双箭”是横贯东西部的“两带”）。面对如此重大的国家战略调整，不仅京津冀方案未出台就陷入副中心争夺战，就连“一路一带”谁是起点之争都不绝于耳。
早在建国初期，全国就被分为沿海和内地两大板块，当时出于战争考量将大批重工业布局内陆，三线城市建设尤甚。直到“南方谈话”吹响改革开放的号角才将重心拉回了沿海——率先发展东部沿海让珠三角、长三角迅速崛起，却导致中西部发展滞缓。于是，为缩小地区差异，先后制定了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等战略。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务院不仅确立“二横三纵”重点开发的城市化坐标，先后批复关中-天水、图们江等14大区域规划，还布下“四横四纵”高速铁路网加以催化，足见国家战略从非均衡国策、“先试先行”，向均衡国策、“区域协调”进行版本升级的良苦用心。
而不管是何种区域战略，纵观全球，自古到今，区域经济都存在四大引擎：一是江河经济。且不说尼罗河哺育了古埃及文明，黄河九曲十八弯成就了华夏文明。人类逐水而居，沿江河繁衍生息，向江河两岸流动聚集，以至于文明的曙光总在水波荡漾中闪现，也在繁忙的水运中孕育内陆贸易、港口货运，带来城市经济的发展。二是沿海经济。伴随蒸汽机的出现，海洋成为商品跨洲交流运输的主要途径，人类乘海洋之便利，向海洋沿岸集聚。因为沿海拥有港口、海洋、腹地等优势，又能发挥对内通道功能，从而造就了对外经济的蓬勃发展。中国35年的开放，成就就主要在沿海，人口仅占全国38%却创造了超过半壁江山的GDP。三是高速公路经济。正所谓“要想富，先筑路”，高速公路打通地方奇经八脉，创造GDP的同时诱发沿线产业带的形成。美国当年就是借助高速公路的修建成就了汽车业大发展，沿线兴建大型购物中心推动城市郊区化才发展出大量卫星城。如今我国编织前所未有的密集的高速公路网，无疑也打着这一如意算盘。四是高铁经济。伴随高铁成网、动车公交化，沿线城市间时空距离的压缩大大推动了同城化的资源互通及城市群集聚，比如京广高铁的全线贯通就串联起五大都市圈，一个个新城因高铁而兴，核心城市也在做大中加快对周边辐射。东京都市圈的五次大规划都以轨交带动城市，才成功由单中心转向多核心的功能分散。同样，高铁之于中国，是以高铁的速度来换取内部经济空间的重新开发利用，这无疑是一场经济地理革命！
更进一步比较可以发现，从人力桨船到汽船货轮、从汽车到高铁，区域发展的背后离不开交通工具的进化，并随交通速度的提升，其经济拉动力增大。虽然正是江河湖海之畔，仅占地球面积的19.2%，却集中了60%以上的人口，成为地球上繁荣发达的富裕地区，但如果说江河经济的蓬勃是因为陆上交通不发达，沿海经济是航运技术和航海发展的产物，那么如今高速公路和高铁早已比之更便捷、更高效。毕竟“两高”代表了工业经济的顶峰，而江河、沿海的水运仍带有传统农耕文明的烙印。这么多年“黄金水道”的开发协调艰巨，其难题不仅在于江桥、河坝、航道水深的制约，单最大双向通过能力仅1.5亿吨，就将导致三峡大坝船闸进入船只大拥挤；而且，如今港口竞争激烈，规模化、专业化港区不足，海陆空的衔接不畅导致无法发挥长江水运的优势和潜力。单靠黄金水道搞运输串起“珍珠链”、构筑东中西部联动，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
因而，区域调整的重头戏还在“两高”经济：一是靠高铁打造都市圈，这是出于城市发展规律的调整，重在内部协同发展。当前京津冀在“双核太胖、周边太瘦”下陷入畸形发展，环京津贫困带即是明证。其一体化不仅是环保治霾等联动，更在于打破行政区划、分税制造成的利益割裂。至少，未来首都将集中体现核心职能，溢出的其他功能和产业势必成为周边渴盼的“香饽饽”，只不过，若北京只是“甩包袱”，河北则“来者不拒”，那么所谓的产业调整也只是换汤不换药罢了。二是靠高速公路、高铁重走“丝绸之路”，这是出于地缘政治的考量，重在重塑周边外交。毕竟中国崛起后首要面临的就是地缘危机，而“一路”之于东南亚国家、“一带”之于欧亚斯坦国，背后深藏“经济同化”、打造区域共同体的长远谋略。由此，不管是对内还是对外协同，都离不开一张交通物流网的构筑，因此“两高”将成未来建设的重点。
正在这一区域经济新格局下，四种经济在同一时空叠加发展无可厚非，但如何使其水乳交融，还要看“两只手”：一是市场的配置之手，“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尽管吻合市场规律，但任由资源自由流动、自我匹配，最终将导致市场失灵。倡导市场原教旨的美国就尝到了这一苦果。如果在区域经济上如法炮制，那么大城市只会越来越大，又如何发展小城镇？这显然与新型城镇化背道而驰。二是政府行政之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从当年抗日迁都让重庆脱胎换骨，到如今政府经营城市的惯性思维，为纠偏市场失灵还真缺不了政府干预。这让有关方面不得不在某些失灵领域硬性地代替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更进一步体现国家战略，其两重性尽显无遗。“一路一带”就牵着市场交易（经济上兑现真金白银）与政府谋略（政治上预埋国家战略）两头。
未来区域发展显然离不开“政府+市场”的“二人转”，在市场的真与假、行政的收与放之间做好平衡是关键。一方面，中国“诸侯经济”各自为政的时代已然过去，未来出于全国一盘棋的考量，城市发展将从点到面，步入都市圈、城市群的新时代。不管是小区域一体化还是大区域板块化，未来的市场将逐渐脱离行政区划的束缚，不排除出现凌驾于地方之上的区域权力机构，以区域发展规划及长效合作机制促进各地协调发展。另一方面，新一轮区域战略将重塑地缘优势，比如“长江经济带”就将武汉、重庆提升到与上海相媲美的高度，新疆也成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桥头堡”。于是在区域经济新格局下，不同城市将在“十三五”重新定位，比如武汉的崛起，周边如何调整？北京部分功能的放弃，河北如何承接？或许只有以未来引领今天，站在市场角度去规划，才能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促成六大区域战略“浑然一体”。综上也就不难预判，未来江河、沿海、高速、高铁这四种经济或在政府与市场“二人转”中逐渐释放区域经济强大动力，从而成就中国从“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经济带”一步一个脚印的空间拓展之路。
协同发展：市场+架构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的下发，京津冀协同发展再次被寄予厚望。相比以往，这次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规格和政策细致程度（不但具体到企业搬迁区域、道路修建起止，还有相应的进度表和问责制）都超越过往，一派“志在必得”的阵势。然而，从最早1985年有学者首次提出“大渤海地区”概念，再到后来的“环渤海经济圈”“首都经济圈”等提法，类似推动“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思想、政策、战略已经“几度风雨，几度春秋”，如今依然被“不协同”所困，也实证了区域协同发展的难度和困境。
虽然北京的特殊地位让京津冀协同发展横生了更多枝节，但本质上京津冀协同发展之困依然是中国区域协同发展的缩影。多年来，推动区域协同发展一直是政府孜孜以求的一件大事，但也是一个迟迟难以有实质性破解的难题。自20世纪90年代初“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方针首次提出以来，各种以促进区域协同发展为目的的城市群、经济圈、产业带、协作区、工业走廊等早已遍地开花，虽然也小有成就，但资源的跨区域调配中行政壁垒森严、地方保护主义盛行、市场分割、跨界水污染等纠纷、冲突层出不穷，水污染难以有效综合治理、各种跨区的重复收费、“断头路”等现象广为存在等都表明区域经济发展远未达到预期。
对于这种状况，一些人将其归咎于地方政府缺乏眼界和合作精神，“只顾自家田，各打小算盘”。但实际上，区域经济目前的发展状况具有阶段必然性，即中国市场经济不到位注定了区域经济发展的磕磕绊绊。由于市场经济不到位，“诸侯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左右市场格局，市场的要素流动、产业空间分布、企业布局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行政分割和利益。尽管与20世纪80年代相比，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持续深入推进，以保护本地市场、资源为目的的各种禁止或限制要素、产品进出的行为已经渐渐退隐，但对本地企业、产业的各种隐性保护依然如影随形，有些地方政府甚至通过制造收购兼并障碍、陷阱等方式，限制外来企业的竞争。资源的市场化配置被阻遏。与此同时，中国市场化发展的企业也尚未成长到可以进行横向通吃，推动产业洗牌，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布局的地步。这自然导致地区间深陷同质化竞争难以自拔，阻滞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进程。
遍地开花的钢铁企业就是这种状况的鲜明写照。在地方保护主义下，钢铁业的去产能和兼并重组进展缓慢，2013年年底，中国前十家钢铁企业的市场集中度仅32.4%，前四家企业的集中度只有21%左右，而日本前四家钢铁企业的集中度是78%，美国是67%。钢铁行业并非特例，船舶、水泥、化工等行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地方政府用行政手段“保全”企业的做派导致企业“小的死不了，大的活不好”，自然无法成为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力。因此，尽管国内对发达国家区域经济成功经验的总结可谓林林总总，汗牛充栋，却难以在中国落地。毕竟，不管是以自然发育为主的美国，还是有着明显政府干预的英德法等欧洲国家以及亚洲的日韩等，其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都是充分的市场经济，产业、要素自由流动、聚集是驱动经济圈形成的核心驱动力。在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城市群发展中，企业是推动区域间形成产业的有机分工与联系的主体，就拿日本为例，在企业为获得最佳效益而采取纵向联合、空间分散的生产组织方式过程中，成就了琦玉县和神奈川县等的钢铁、化学工业、电气机械制造业基地的地位，推动了产业在都市圈内的有序布局。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只要中国市场经济到位，区域经济协同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市场当然不是万能的，区域协调发展难免会遭遇矛盾冲突，势必需要超越市场主体的权力架构来协调化解。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中央政府一直是积极的主导者，地方政府的态度跟着利益跑，并不积极。更进一步来说，在构建协调区域发展的架构方面远远没有到位。在市场不到位的背景下，架构不到位无疑更是雪上加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区域经济概念很火，各方面着墨很多，收效却有限。上海洋山港从决策到建设拖延多年，也反映了缺乏区域协调架构的硬伤：由于涉及浙江产权和宁波港定位问题，双方难以有效沟通，往往要依赖交通部甚至国务院出面协调，严重影响效率。
其实，欧盟就是一种协调地区发展的大架构，通过这个架构体系的建立，促进欧盟区域的协同发展。在这一点上，尽管欧盟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其无疑开创了区域协调发展的最高范本。如果说这个例子还有些高大上，密西西比河的开发治理经验则更切实地证明，区域协调发展离不开一个行之有效的“操盘手”。这条流经美国31个州和加拿大2个省的北美洲最长的河流之所以能够实现有序开发和治理，避免上下游之间的利益冲突，关键在于1879年成立的密西西比河委员会的综合运筹。实际上，即便是以市场自然发育为主的美国城市圈，背后依然有相应的权力架构运筹其中的影子。尤以纽约区域为代表，1922年纽约大都市区成立区域规划协会，分别于1929年、1948年和1966年发表了三份地区规划，从而为纽约大都市区几十年的发展打下了基础。而北美五大湖都市圈由于地跨两国（美国和加拿大）及五大湖区，缺乏统一的区域规划，结果导致主要城市之间的联系松散，城市功能和主导产业上远未形成错位发展、各具特色的格局，以至于五大湖地区的51个城市不得不在2003年成立了一个区域协调委员会来补统筹协商发展的“课”。
显然，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离不开市场到位和架构到位，也就是说，只有建立起与市场相匹配的协调架构，双轮驱动才能够使得区域经济有序、高效推进。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以及协调架构缺失的叠加，决定了中国区域经济蹒跚而行。以此观之，虽然此次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重整旗鼓，高调出击，但在市场和架构都不到位，特别是市场驱动力量薄弱的背景下，过程波折在所难免。不过，考虑到中国新一轮改革以及市场经济逼近“最后的惊险一跃”，以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重启为标志，中国区域经济未来将迎来崭新的局面。一方面，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现实压力和诉求将会倒逼这一区域在市场和架构方面率先破题。无论是北京产业外迁、“向外甩包袱”，还是河北承接北京产业转移，单纯的行政力量或者市场“自下而上”的推动都是不现实的。毕竟，在北京虹吸效应下，河北自身缺乏吸引产业集聚的能力；而依赖行政力量的产业转移，其庞大支出势必也将超出各方的承受能力。首钢迁移到曹妃甸的巨额成本已是先例（当年京唐公司投资预算为670亿元，实际使用资金超过730亿元，其中大部分是贷款，每年仅利息就超过30亿元）。这种纠葛的局面将促动超然于市场的架构的组建，从而引导市场发挥更大的作用，撬动企业、资本参与到产业的重新分工、布局中。另一方面，京津冀的破题效应也将成为其他区域协同发展的垂范，刺激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进入一轮更实质性发展的高潮。届时，中国将崛起比肩世界都市圈的区域。
战略碰撞期下的腹地经济
20世纪中叶以来，战略环境的变迁始终在无形中牵扯着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和产业布局的选择。最初发展腹地经济旨在备战。抗战的洗礼令集合于沿海和长江流域的近代工业损失惨重（纺织业损失70%，机器造纸业损失84%，国防制碱业损失82%，盐酸制造业损失80%，全国6344家工厂，损失60%）。解放后，南方援越抗美、西南印度军队骚扰以及北部苏蒙边境陈兵百万的局势又如悬挂于中国经济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一边是建设紧急需求，一边是战争的真威胁，由此，发展腹地经济自然成为承载以“备战”为主要目的的经济战略转移重地，即所谓的“三线建设”。后来转向沿海经济重在发展。“文革”之后，国内经济百废待兴，继续依靠腹地经济发展的保守模式显然已难以刺激出被压抑多年的生产力，而沿海经济反倒可利用平原基建成本低、难度低、靠近港口码头的外向经济等优势迅速迈开经济建设的步子。1978年12月23日，上海宝钢在长江之畔打下第一根桩即标志着中国经济由腹地开始走向沿海。自此，非均衡国策下的腹地经济一定意义上是为沿海经济让了路。而当下，将是沿海经济向腹地经济的回摆。大力发展沿海经济固然成效显著，但其最大的前提是建立在国际形势总体和平的基础上。根据福卡智库的判断，为中国带来高速起飞的战略机遇期即将到头，战略碰撞将成为未来世界格局的新常态。在此背景下，若继续一味强调加大沿海地区的高密度布局将使得安全布置和防范战时风险的效费比同步增大。以北京为例，一直以来，其功能定位不仅是政治、文化中心，更是经济强市，严重的圈地、拥堵、缺水、污染，以及庞大资产的密集集中使得北京在客观上已区别于多数国家首都的功能定位而成为具有极高经济价值的地区，进而也加大了目标价值风险和军事防务的难度。就此而言，京津冀一体化的提出一定程度上也暗含着分散军事风险的考量。以此类推，上海作为特大城市，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样也不是资源集散型，而更应突出分散化、平台化的功能。
不过，战争意义上的碰撞对于当下的中国而言毕竟是小概率事件，但经济、外交、政治等领域的摩擦势必将在未来频发不断。在此意义上，“腹地经济”不仅仅是战争意义上的战略预埋，更应成为国家在未来全方位竞争中的底牌。相比于以腹地经济承载全国发展的时期和仅靠沿海的增量发展（如外贸、基建等）就足以推动中国经济起飞的时期，国际形势、中国国情两大维度的变迁将赋予腹地经济鲜明的时代特点。一方面，在产能全面过剩的背景下，未来腹地经济显然无法通过产业的直接转移和照搬来继续发挥战略纵深的功能，而需找到符合自身发展的经济模式，成为新动力；另一方面，沿海经济向腹地经济的回摆并不同于过去“非此即彼”的战略转移，而是互补发展，相辅相成。由此推断，未来腹地经济将是一种全新的形态，或将体现为以下六大方面。
1.大件经济。一直以来，大件或超大件产品的最大瓶颈在于，从产地到市场的运输困难，如铁路运输需设备拆解，公路运输需与途中各收费站逐一协调等。因此，过去诸多东北装备制造企业纷纷把在本地运输不便的大型件、特大型件的生产部门向大连、秦皇岛、天津等港口城市转移。然而，随着近几年城市空间利用殆尽，大件经济向外转移已是难以避免，以沿江经济替代沿海经济，利用内陆水运将大件生产与加工由垂直分布转变为以长江为纽带的横向布局或将是为沿海经济“腾笼换鸟”的现实路径。届时，大件经济也将在沿江地带全面开花，成为腹地经济的新特色。
2.大制造经济。随着沿海发达地区逐步进入后工业社会，人口、环境、土地空间几乎都已到了临界。然而，原有大规模制造往往又是国民经济发展、高端产业生产配套所必需，当沿海城市转向高精研贸对接西方，内陆城市吸纳大规模制造承接沿海无疑将是腹地经济的一大特点。而大制造本身不仅将有利于腹地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在缓解就业压力上也是极大的助力。当然，若要腹地经济真正发挥大制造经济的特点，不仅需要解决经济成本的难题（如运输），更要解决行政成本的问题，毕竟如果政策不配套、服务不到位，大制造产业将面临“腹地转不进去，沿海留不下来”的窘境。
3.备份经济。大数据正颠覆着所有的数据保护手段。据统计，2013年全球每天产生的数据，相当于1500个国家图书馆的信息量总和。遍及各行各业的信息化和庞大的数据交换使得数据安全已成为保障社会正常运行的基础，因此，如何在远离沿海的异地建立备份，当一处系统因意外（如火灾、地震等）停止工作时，整个应用系统可以切换到另一处，使得该系统功能可以继续正常工作将是未来国家安全的重中之重。而西部内陆地区自抗战时期起就具备着避险抗灾的地理优势，自然理应成为未来备份经济的主战场。
4.分散经济。所谓分散即没有中枢，可以避免非常时期被“一锅端”的风险。事实上，如果不是滚珠轴承，德国巴伐利亚州的施韦因富特镇可能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地方。而恰恰是这样一个小镇却承担了德国航空业三分之二的滚珠和滚珠轴承产量（约160万套）。二战时期，在盟军面对德国庞大的工业体系苦无对策之际，正是有专家找到了这一关乎整个德国军事工业的枢纽所在。几番轰炸过后，德国因轴承产量骤减，飞机、坦克、大炮、潜艇、卡车等产量随之大幅下降，最终使德军在战场上全面陷入了被动的局面。毫不夸张地说，德国正是被轴承生产中心的毁灭所拖垮。由此可见，腹地经济在军事战略层面上的特点应当是网状化、没有死穴的经济。
5.刚性经济。福卡智库始终认为，与其将资金投入虚拟金融领域，最终以蒸发形式收场，还不如适当的“铁公基”等固定投资更为直接、实在。不过，刚性经济既然作为腹地经济的一大特点，显然无法用单纯的投入产出或性价比的思维来考量，而从未来视野看，刚性经济至少还暗含了两重含义。一则，公益性。以饱受争议的西部机场建设为例，由于机场在运营中兼具公益性和营利性双重属性，因此往往难以做到两者兼顾。但鉴于腹地经济的发展（无论是此前所述的大制造经济还是分散经济）离不开基础建设的支撑，刚性经济自然也无法完全根据市场供需来决定。就此而言，其公益性似乎还要大于收益性。二则，战略性。据统计，中国西部地区共12个省（区、市），面积685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71.3%，但却仅拥有全国50%的机场，看似不经济的刚性建设若从战略碰撞的角度来看（类似于在高速公路“暗埋”战时运输飞机起降预备跑道），其发展正方兴未艾。
6.两用经济。两用经济强调的是战时转产能力，即平时为民用生产，一旦军事需要可迅速、机动地转为军用生产。如日本的坦克生产虽然只有三菱重工、日本制钢所、小松制作所三家企业，但如果把部分汽车生产线转为生产坦克，年产量可高达一万辆，而日本陆海空三军自卫队装备的导弹有90%是国产战术导弹，其生产的大部分由电机厂和洗衣机厂承担。此外，日本的造船业位居世界前列，并已具备生产航空母舰和核潜艇的能力。据研究机构测算，日本一旦介入国际军品贸易，日本军工厂商将控制军用电子市场的40%、军用车辆市场的46%、舰艇市场的60%。由此看来，既可促进经济又有战略预埋的两用经济或将成为腹地经济的一个主要形式。
综上可见，战略碰撞期下的腹地经济将更多地体现国家的战略意识，但实际上，即使没有国家战略的有意而为之，31个“诸侯经济”本身的“公司化”特征也同样会导致分散化、网格化的结果。“诸侯经济”来自财政“分灶吃饭”为目标的地方包干，虽打破了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调动了地方积极性，但也为地方政府“公司化”种下了因果。从政府规划上看，无论是从省到市还是县，除少量地区特色外，几乎多是面面俱到、门类齐全，如资源地区要求就地加工，加工地区要求就地开发，以至于大小地区之间结构趋同；而地区间对内开放、对外排他的特点一定意义上更是催生了各地间“自成个体”的形成，而这恰恰与未来的腹地经济殊途同归。
决胜东北？——经济偏态、市场滞后
“东北告急！”这个“被振兴”了两轮（十六大、十八大两次提出振兴东北攻略）的区域板块，经济却惨遭滑铁卢。2014年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经济增速全国殿后，分别是5.6%、6.5%和5.8%，已“滑出经济合理区间”。2015年一季度又延续了2014年全国GDP增速的排名格局：倒数后五位的省份中，黑吉辽占三席，黑龙江、吉林分别以4.8%和5.8%的同比增速排名全国倒数第四、倒数第五，辽宁以1.9%的超低增速更是位列全国最末。三省的规模以上工业增速分别为0.2%、4.6%、－5.9%，居全国倒数第三、倒数第七、倒数第一。就目前态势看，东北三省多项经济指标继续走低。可见，东北经济出了大问题。而东北位于中国雄鸡版图的头部，东北“昂”起头，才能带动中西部跟着起舞，眼下东北“打蔫”，或将影响到中国经济全局。鉴于此，国家相关领导人于2015年全国两会后首次离京考察，便将目的地选在了东北，以“半个东北人”的身份，为东北经济把脉断症，并现场“督阵”，东北将要打一场经济突围之战。
若想决胜这场“突围之战”，须从根源上探究东北是为何“沦陷”的。毋庸置疑，历史上的东北当属全国城市的“老大哥”。①地缘及资源优势使得东北开发较早。东、北、西三面与朝鲜、苏联、蒙古相邻的地缘政治优势以及丰富的土地、森林、矿产等资源优势决定了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东亚、北亚各大政治势力的必争之地，顺势带动该地区的开发。如，1898年俄国建造了东北最早的两条铁路——“满洲里－绥芬河”的中东铁路、“哈尔滨－大连”的南满铁路；1905年，日本在东北建筑了两条窄轨铁路——“安东－沈阳”“沈阳－新民”；1911年，日本又在东北边境建成鸭绿江大桥（安东－朝鲜新义州）。交通是经济发展的主动脉，交通网络形成后，东北逐步从小农社会向工业和城市化转变。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东北工业全面崛起。20年代中期，奉系军阀张氏父子推行“新政”，东北形成了以钢铁、煤炭为中心的重工业体系，到1931年，资源型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已增加至59.3%，要知道整个中国2003年工业比重才达到57.5%。1932—1945年间，由于日本幕后主持下的伪满当局苦心经营，加上二战后期日本害怕盟军轰炸本土，把几乎所有的工业设施都迁到了东北，促使东北的重工业体系更上一层楼，东北以占中国九分之一的土地和十分之一的人口生产了占全中国49.4%的煤、87.7%的生铁、93%的钢材、66%的水泥、95%的机械，工业体量竟超过了日本本土，雄居亚洲第一。③新中国成立后东北被塑成全国重工业中心。良好的经济基础使得东北成为“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重要抓手，鞍钢、大庆油田、一汽集团等一大批国企云集，成就了新中国第一炉钢、第一吨油、第一辆汽车、第一台车床……历经20年的发展，东三省建立起涵盖钢铁、化工、飞机等重大工业项目的全面工业体系，占到中国重化工业份额的90%，“工业摇篮”“全国重工业中心”的名号实至名归。资源型产业基础及国企“长子”等“光环”缔造了东北辉煌。
然而，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改革开放以后“光环”逐渐褪色，以致发展到后来成为东北经济的掣肘。一方面，资源型产业单向发展，造成产业偏态。资源型重工业的历史作用赋予其“独角戏”地位，重大工业一柱擎天，产业升级未及时跟上，在经济全球化加速资源全球配置、服务业对GDP贡献上升、中国经济结构变得更为均衡的背景下，东北却向反方向发展，制造业占比由2005年的36.6%升至2008年的50%，而服务业的贡献由38.5%下降到35.2%。产业结构单一愈演愈烈，结果呈现“在东北人的幽默与欢乐之下，是大片暮气沉沉的重工业基地，是大庆油田、一汽汽车打喷嚏整个东北便感冒的经济特征”。而单一支点支撑的经济最大的后果就是一旦支点撤退，整个经济便轰然倒塌。2008年金融危机后，经济进入下行期，产能过剩如退潮，使一个个裸泳的城市浮出水面。东三省七成的煤炭、55%的钢铁、约半数的水泥沦为过剩产能，随着价值规律大显神威，价格一路下坠，亏损面扩大：鞍山的鞍钢2011—2013年三年合计亏损172.35亿元，长春的吉煤集团2013年净利润为－17.72亿元，哈尔滨的龙煤集团2014年亏损额约50亿元。一个又一个的流血点抽干肌体，东北经济大幅减速，被迫纳入全国经济之末流。
另一方面，固守国企原教旨主义，市场滞后，活力耗尽。建国后，大国企制度在东北生根，这种大而全的国企制度对员工的生老病死全面负责，负重过度，疲惫不堪，“东北是全球苏联式经济的最佳典范，苏联计划经济已经垮台了，东北国企还在苟延残喘”，于是，20世纪90年代推行“卖国企、甩包袱”的产权改革，但由于改革不彻底，大量中小国企被卖掉，很多大型国企遗留下来，企业办社会、效率低、效益差的问题依然存在；加上均衡国策下政府“有形之手”趋于强势，2003年“振兴东北”战略出炉，大量政府投资拯救了东北国企，此时的国企改革方向也出现了改变，从之前的“卖国企、甩包袱”变成了“战略重组、做大做强”，东北经济重新回到国企煊赫的时代。“国进民退”效应持续强化，民企更加被边缘化，东北民营工业总产值占地区总产值的比重持续徘徊在30%以下。继而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就业岗位缺少，人口外流。过去十多年间，东北三省成为人口净流出地区。人民用脚投票的直接结果就是东三省经济总量之和只相当于广东一省的88%，三省外贸进出口总额不到广东的20%，黑龙江、吉林两个省的吸附资金总量还没有深圳一个城市多！从根本上可以说，东北经济已被国企“吸干”。
综上可见，产业偏态、市场滞后使曾经的“老大哥”如今变成“老大难”。而地方政府和国企强势、市场活力不够同样也是一种偏态，综合起来，经济偏态是导致东北由盛转衰的根源。实际上，衰退的东北已隐现危机，后危机时代前三块多米诺骨牌分别是美国次贷危机、欧债危机和中国的去产能，第四块多米诺骨牌不仅包括俄罗斯、委内瑞拉、巴西这样的经济偏态、市场经济原教旨的国家，同样包括中国东北这样的经济偏态、制度原教旨的地区。鉴于东北在全国版图中的重要性——革命战争时期，打赢辽沈战役奠定了全局的胜利；经济增速转轨之下，保增长之战也已在东北打响，料想将会为推动全国经济打下基础。关键是，如何破解东北危局？破解东北危局的命门恐怕还在于“抽薪止沸”——既然经济偏态是导致东北危局的根源，祛除经济偏态就是东北危局的治本之策。实质上，对东北危局的破解也涉及对新常态的另类解读：尽管“新常态”源自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对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经济变化的归纳，但被中国学者“拿来”赋予“中高速”“调结构”“新动力”的本土内涵，其中也内置着让经济偏态走向正态的中国意义。换言之，当下人尽皆知的热词“新常态”包含的含义有“让经济偏态回归正态”，这不仅适用于东北，同样适用于其他地区。
在“让经济偏态回归正态”的“现实逻辑”指引下，各个“偏态”的地区都将踏上“纠偏”之路，只不过不同类型的城市表现形式有所不同。①单一产业城市走向产业协调。哈尔滨、长春、沈阳、温州、鄂尔多斯、神木等城市，或是单一资源主导，或制造业没有升级，天量资金无法找到突破口，转向民间借贷或房地产，最后一根稻草就把一匹骆驼压垮了，压垮哈尔滨、长春、鄂尔多斯、神木的稻草是煤价下降，压垮温州的是出口下滑，共同的现象都是经济大幅滑坡。因此，这类城市将别无选择地通过产业面拓宽、产业链延伸打造实体经济的支撑，如填补非资源产业，配套设计、检测、会展等生产性服务业。②政府、国企强的城市向市场、民企均衡。量大面广的城市并未经过市场经济的熏陶，行政主导经济、国企“一家独大”的弊病犹在，这些城市将不可避免地走上审改备、负面清单式政府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尤其是借助国企的市场化放开、混合经济改制，使民企获得越来越开阔的容身之地，国企规范与民企灵活相嫁接，极大地激发经济活力。③偏吃制度红利的沿海城市向结构、功能版本升级。北上广深等沿海城市先得政策红利、外贸红利、人口红利，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如今这些红利退潮，况且“红利期”也豢养了一批食利投资客，阻碍城市创新发展。鉴此，这类城市将在进一步开放中强化资源配置功能，汲取竞争筹码，角逐国际市场经济。当然，在上述调整中，离计划近的顶层设计因不贴题而难以奏效，说到底还是靠各地的自我纠偏。
香港面临七大坎
目前，香港最深刻的时势变迁就在于社会模式已变。贸易中转站地位随着内地的全面开放而丧失，航运业、制造业随之流失，香港产业空心化，而填补上来的金融、服务业专业性强，仅局限于高端就业，中下层就业能力下滑，加上“高房价、高通胀、高公用事业价格”，普通民众更加贫穷；但少量地产富豪从中得利，富可敌国，“离岸中心”又为大富商、大财团带来财富倍增效应，以致两极分化相当严重。目前，香港最富有的一成人口的收入是最贫穷一成人口的21倍，贫富差距位居世界先进经济体榜首。“东方之珠”如今的动荡与衰落不是简单通过民主毕其功于一役就能够解决的。因为，决定香港2016年及今后走向的并非是单一变量，其至少正面临着七大坎。
1.政治的双重磨合。香港的特殊在于其是中国连接世界的重要窗口，但其复杂也在于此，政治上的敏感性尤为突出。一方面，作为曾经的殖民地，香港继承了大量的西方政治遗产，对于两党轮流执政、三权分立、一人一票等热情极高，但现实却是西方体制并不适合香港，生搬硬套西方政治体制不仅会脱离香港的社会现实，也会造成价值观、道德观的沦陷，调整是必须的。而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的特别行政区，香港毕竟还是中国下辖的领土，中央绝不会允许其成为民族国家时代的“域外飞地”，但类似“占中”这种“民主”行动又表明，香港并不具备复制大陆政治体制的基础和条件，甚至在短期内形成认同都难度颇大。在这样两种体制的夹缝中，香港未来需要完成双重磨合，如何在主权统一的前提下实现民主政治的真正价值——给人民带来幸福生活，而非为了民主的形式践踏整体利益将是一个极为深刻的话题。
2.联系汇率的存废。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自1983年确立，起因是美元的强势和香港保持汇率稳定的动机，再加上香港是主要的转口贸易中心，贸易绝大多数以美元结算，采用联系汇率顺理成章，但如今的美元早已没了以前的“稳如磐石”，这一货币制度的副作用也成为香港不稳定的源头。首先是导致输入性通胀。内地人不断来港“扫货”，而港府由于缺少稳定物价的政策工具，屡屡对于输入性通胀的蔓延束手无策，成为“反水客”等事件的重要诱因。其次是加剧房地产等资产泡沫。在港币持续贬值环境下，香港成为国际热钱炒作套利的乐土，大量资金涌入加剧资产价格的泡沫，香港经济的系统性风险颇大。另外，作为开放的小型经济体，联系汇率极易受到索罗斯等国际炒家的狙击，尤其是一旦美国经济与香港“反周期”，曾经的港币危机随时可能重演。更为重要的是，如今的香港对内地经济的依赖与日俱增，与美国经济的关系却慢慢疏离，锚定美元只能徒增交易成本，削弱自身的地位。可以说，港币当初锚定美元的时代背景、前提条件都已不复存在，联系汇率制度的调整将不得不被提上日程。
3.港币的未来前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不止是3000万内地人疯狂涌入，人民币在香港也愈发炙手可热。尽管过去十年港币发钞量倍增，但在外币占半壁江山的香港市场上，人民币存款占比已从2009年不足1%升至如今的10%左右，2014年12月首次突破万亿大关（达10035.57亿元）。而据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预测，到2020年香港的人民币贸易结算量将达6万亿～7万亿元，以贸易增长看人民币存款或达6万亿元，再加上内地转移至香港的存款，香港迟早将被人民币“淹没”。到时，作为强势货币，香港大部分资产都可用人民币交易，那么人民币替代港元就是迟早的事。因此，在美元和人民币的前后夹击下，最后要保护香港经济，只能放弃港币。但香港人对于人民币国际化能否从抗拒到接纳，最终将是决定香港未来的重要变量。
4.投机型城市的转型。万民炒楼、全民皆股的香港，人人都在想着赚快钱，却对整体发展缺乏战略思考，尤其是对中国内地崛起后香港的再定位紧迫感不强，这导致其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缺乏长远的规划，政府决策、产业结构、商业模式的脱节比比皆是。此外香港人的创业创新严重不足，也成为其主要的发展瓶颈。以如火如荼的互联网产业为例，香港作为东西方高科技产品的集散地，至今却未产生过真正有影响力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其背后虽与李嘉诚等“财阀”控制下，精英被大企业招安，创业风险和成本居高不下有关，但港人在热衷投机的心理作祟下，只愿做一些倒货形式的贸易，却对于基础技术开发毫无兴趣也是根源之一。当艰难的现实生活让绝大多数英才选择了稳定的工作而非不可预测的创业，香港社会的活力自然不断下滑。
5.基础产业的再调整。长期以来，香港政府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四大支柱（贸易及物流业、金融服务业、专业及工商业支援服务业、旅游业）与房地产行业上，因为其占据了GDP总量的60%。但过于“偏食”服务业不仅导致产业空心化严重，而且职业精英化也抬高了失业率，加之地产业、金融业等领域的走火入魔，香港的产业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基础产业再调整已成当务之急。显然，依靠重振制造业来实现产业转型，肯定超出了香港土地面积与人口结构的承受力，但在固守高端的金融业、奢侈品等传统优势阵地的同时，培养多元化的产业却是必须努力的方向。
6.文化意识形态重塑。在十多年前，香港对内地人是一个高不可及的梦，代表着财富、明星、时尚、传奇、金融中心、纸醉金迷、国际大都市……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起步，很大程度上就是“全国学深圳，深圳学香港”。可是时过境迁，随着内地经济的飞速发展，香港对内地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现状，令港人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其中既有对“东方之珠”沦为地产集团垄断、贫富差距拉大、游行示威泛滥的“动荡之城”的困惑，也有面对出手阔绰的内地“土豪”，以及金主与趸客角色互换时的失落，还掺杂着恢复曾经那个经济生机勃勃、学术硕果累累、社会井然有序、福利保障完善的“亚洲四小龙”的希望和憧憬，更有经历长期殖民统治后，寻找自己身份认同的痛苦与迷茫（在内地人眼里，香港是西方，但港人与西方人之间有认同差异；而在西方人眼里，香港是内地，但港人与内地人也有明显的文化差异，香港成为一个没有文化认同自己的地方）。不难发现，香港表面上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杰出代表，但骨子里却有着挥之不去的小农心态，在全球化时代仍高呼着“闭关锁国”的口号，而且稀里糊涂地将自身沉沦归咎于内地。未来如不能完成文化意识形态的重塑，找回同舟共济、包容开放、自强不息的香港精神，其发展必将面对极大的内部阻力。
7.领袖城市的功能衰减。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前，西方国家封锁中国，香港几乎是内地与世界联系的唯一通路，以弹丸之地聚集了全球大量的资金、技术、物资和信息流；改革开放后，香港的这种中介作用更加明显，仅仅是香港本身的资金和管理技术，对内地的贡献就异常巨大。因此，从历史上看，内地近30年的迅猛发展，香港的功劳怎么夸张也不为过，其作为远东的领袖城市实至名归。但时至今日，香港的城市功能正在迅速衰减，不仅作为内地对外窗口的地位被弱化，而且自身竞争力也岌岌可危（港口货物吞吐量排名从世界第一滑落至第四、科技创新在香港结不出果实、退守到广东的制造业持续萎缩、流行文化霸权旁落、金融业末路狂欢以及错失的电商网购、互联网金融、网络信息的爆发等），很难再胜任沿海地区发展领头羊的定位。因此，香港在下一个年代或逐渐融化在珠三角中，成为一个区域性城市，而中央有意在深圳设立直辖市，其实就是在为香港的衰落做相应的考量。
第四章 园区挑战与自贸区前景
从1992年在深圳画个圈，到2005年浦东综改区成立，再到如今自贸区“由一变四”，园区已成中国开发的主战场，也是中国接轨世界、向前奔跑的“重要抓手”。可“一哄而上”之后园区过剩是必然的，同质化竞争下将出现残酷的“大浪淘沙”。
园区面临“十大挑战”
一个个工业园区相继荒废，却没能阻挡另一批的崛起。于是，有条件的干得风风火火，没条件的也不甘示弱、创造条件硬着头皮上，却是栽下了梧桐、引不来凤凰，以致诸多园区终成了“空城”。有些园区甚至连自己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殊不知以下十大变量若不厘清，又如何“生死涅槃”？
1.土地财政“无以为继”。2014年全国土地出让面积同比下滑25.9%，合同价款3.34万亿，下降20.6%，到2015年一季度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同比减少3897亿元，4月300个城市土地成交金额同比降幅高达65%。虽然地方短期仍难以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但土地出让金的急剧缩水已成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之重，尤其是二三线城市2014年土地出让金分别下降30%和48%，这无疑敲碎了园区的“金饭碗”。以前靠卖地就能吃饱，但如今开发饱和、可卖之地越来越少，园区还能只靠卖地卖房就能“站着把钱给挣了”？
2.环保成了头悬之剑。因为片面追求GDP和短期利益，部分园区不计环境成本，透支生态，结果即便引来了产生税收的凤凰，但糟糕的环境也留不住人，比如北京雾霾就让诸多外资总部撤离。环保显然已成园区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因为，诸多地方早已卸下唯GDP的高帽子，更多要求与环境的包容性增长；而去产能去的就是高污染、高耗能，传统行业纷纷因环保红线而变；就是企业入驻园区，也不再盯着优惠政策，而是环境是否宜居。园区若再不把环保当回事，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说，又拿什么吸引企业？
3.未准备好产业升级。中国轰轰烈烈的去产能运动将钢铁、煤炭、光伏等不少产业“打回原形”，依附其上的园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矿产园区“凋零”、钢贸城“人去楼空”即是写照。可诸多园区对此后知后觉，即便明知工业2.0将向工业4.0升级，却对板上钉钉的现状无计可施，既舍不得现有财税大户，又“腾笼换不来鸟”，如何让自己从2.5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向4.5产业（智能性服务业）升级？园区未雨绸缪不够，只能任凭风吹雨打，可迎接未来或许就得积极面对这场产业转型做好战略预埋。
4.对自贸区认识不足。诸多园区以为自贸区与自己无关，可现实是，自贸区虽是中国对外应对TTP/TTIP（Transatlantic Trade and Investment Partnership，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的试验田，却更多是对内要求全方位改革的阵地。自贸区都不再是政策红利的洼地，经济特区、产业园区等还能再等着“天上掉馅饼”？2014年12月国务院就发布了清理优惠政策的62号文，结果导致相关政策单方面“食言”，地方公信力下降，招商引资陷入停滞。虽然2015年为维稳实体又出台25号文“缓行”，但其实大家心知肚明，那个对优惠政策“等靠要”的时代已然翻篇。未来园区长期依赖的“地价减免”“税收返还”等都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进入真正比拼实力、靠改革释放红利的时代。
5.新产业组织层出不穷。以前园区是“归大堆”，什么都往里塞。单57个城市依托50个机场就规划了58个临港经济园区，而大量传统企业的入驻不仅挤占了物流、制造等与航空业相关联、相促进的产业空间，还打乱了临空经济的“谋篇布局”。于是“一堆土豆放在麻袋里”之后还是“一堆土豆”，关键是怎样让“那堆土豆”起“化学变化”。不管是产业横向（同类扩张）联盟还是纵向（上下游延伸）一体化，抑或是斜向运动中跳跃式联系，如今就连园区都在变身平台，企业将在广泛建立联系中“碰撞”出新组织“火花”，八爪鱼式组织架构、“互联网+”等跨界合作都将“甚嚣尘上”。
6.新资本力量将崛起。园区曾创造辉煌的“三板斧”即优惠政策、卖地生财与传统产业支撑，如今都被现实釜底抽薪，而第四次金融大发展恰恰将在中国“爆炸”，园区的未来重心将随之从做“地主”转向利用资本的力量。国家推出PPP（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公私合作关系）模式消解债务；地方出台产业引导基金，用1%的政府资金撬动99%的社会资本，就已显示资本的力量。实际上，当前不仅多路资本瞄上产业地产这块香饽饽，园区们也在嫁接金融上“各显神通”，不是地产基金化就是股权投资多元化，新资本模式已然“显山露水”，张江转型“科技投行”，即是典范。
7.招商模式的版本升级。园区以前是靠“土地+关系”，往往来者不拒，拉进篮子里的都是菜；后来是靠减免税收制造政策“洼地”，有选择性地拉进自己喜欢的菜。如果说以前园区处于强势地位，那么如今在园区过剩下，不仅税收、土地、能源价格等优惠靠不住，就是企业对园区诸如环境、服务等要求也多样化了，招商进入了双向选择。尤其是负面清单一来，政府都退出舞台主角，园区又岂能喧宾夺主？这就不难预见，未来园区招商将从自己唱戏转向搭建平台，更多让政策引导、市场唱戏、国企当先锋、民企跟着进，自己则变身“导演”，提供多元化服务罢了。
8.管理模式的功能进化。因为传统园区“九通一平”的时代已经过去，未来园区将从盖房子到搭平台、从聚产业到创服务，进入城市化发展和智慧运营阶段。毕竟园区再也不是单纯卖地卖房的开发商，也非仅仅与产业客户捆绑、提供综合服务的运营商，而是这两者的综合，更可能是整合社会资源、多元化投资的平台，有些甚至出现业务平台集成，连产业链都内置了。因此，伴随功能、服务多样化，园区将改变单一直线型管理，以项目模块化的剥离与嵌入进行运营，而管理也将由重变轻，从自己开发投资到引入资本开发，提供服务管理，更多将向功能集成、平台管理转型。
9.培育产业，形成经济生态。正因园区将从开发商转向平台运营商，其成功关键还要看能否启动引擎（树立标杆）、激活产业进而积聚人气。诸多园区变空城，就在于脱离现实需求，结果没有人流，再好的住宅又卖给谁？如此看来，园区并非造几栋楼、搭个平台那么简单，还要通过“以产兴城”“产城融合”来形成良好生态。既有参天大树（国企等纳税大户），又有灌木丛（创新力较强的中小企业），还有上下游企业的相互传导，更有资本、科技等力量的辅助，从而逐渐形成城市商业氛围。尤其在初期，园区既要利用周边资源形成互补，又不能过度依赖外部，一旦条件成熟，外部大循环启动内部，而内部又能自我循环，那么与周边的地缘关系自然将“先升后降”。未来园区将呈现社会化、数字化、生态化的立体发展，一旦产城融合，园区就将融化在经济生态中。
10.跳跃发展，从“城堡”走向“田野”。尤其在互联网冲击一切传统产业之下，园区已无法再专注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就连自贸区都有了“网上自贸区”的创新，若再不用互联网思维武装自己，园区故步自封岂非等死？自贸区先行先试，就提出“可复制可推广”，因此，未来园区将在“百家争鸣”中凸显自己的个性，并呈现跨越式突围，比如挣脱资源禀赋限制，出现园区平台网络化，“飞地”对接等模式。届时，园区突破固守的碉堡，不仅将“飞入寻常百姓家”，更将伴随“一带一路”走向世界。
自贸区扩容——格局与破局
自贸区扩容终于尘埃落定，第二批“花落”广东、福建、天津，内陆城市无一入围。不过与申报版本相比，不仅入围区片调整，面积更是大幅收窄。原先市场流传的广东自贸区（广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横琴+白云空港经济区）申报面积超过930平方公里，但白云空港落选，南沙横琴缩水，深圳部分除前海外，蛇口意外入围，最终以“南沙新区+前海蛇口+珠海横琴”116.2平方公里居面积末位。福建自贸区则涵盖厦门、平潭、福州三地，原先的泉州被踢出局，面积由原计划的452平方公里缩减到118.04平方公里。至于天津自贸区几乎全部位于滨海新区内，天津港、天津机场、滨海新区中心商务片区三块共占地119.9平方公里。全国加三（天津、广东、福建），上海自贸区几乎同步扩容也加三，扩展至金桥（20.48平方公里）、张江（37.2平方公里）、陆家嘴（34.26平方公里含前滩部分区域），且以总面积120.72平方公里领先全国。3月1日起这三大片区并入上海自贸区，或与天津、福建、广东同时挂牌，由此拉开了自贸区2.0竞争时代。
虽然近日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一再强调不能让中国在区域上掌握主动权，但自贸区战略恰恰是中国适应区域化及应对美国TTIP、TTP两翼作战的重要武器。至少从当前看，中央选择的“全国加三”都集中于沿海，意在沿海形成自贸区链条。如果说上海自贸区是面向全球，重在金融创新与改革，那么广东自贸区立足港澳融合发展，侧重服务贸易自由化；福建面向台湾，侧重两岸经贸合作；天津则指向东北亚，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新设三家各有各的定位与功能，虽与上海背负着先试先行的共同使命，却让原28平方公里的自贸区似乎变成了当年的蛇口，具有方向性、敏感性，但仅仅是在方向上展示了一下，当年蛇口是展开得太开，如今上海却是谨慎有余，负面清单冗长、条块协调掣肘，都体现了自贸区“啃硬骨头”的艰难。
而对于上海来说，自贸区扩容以微弱之势保持“老大哥”地位。此前呼声较高的临港并未纳入，不仅源于面积太大，更关键在于临港还是“白纸一张”，为预防土地财政与基建过猛，为上海“留白”也无可厚非（关于临港有另文推出）。本次扩容重在存量调整，并从28.78平方公里的海关特殊监管区转向了非特殊监管区。新纳入的三大片区指向明确：陆家嘴定位金融贸易；金桥与先进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挂钩；张江则积聚了生物医药、信息产业等9个国家级基地，被贴上了创新创业基地的标签。这进一步昭示了自贸区的真实含义，所谓区内关外、负面清单、货币自由兑换、资本自由进出、人员自由往来等，都要塞进以码头仓储为主的28平方公里以内，无疑有点强人所难，这也难怪不少抢注自贸区的企业、资金在经营方向上一头雾水了。因此，上海自贸区扩容，不仅实质性地扩大了地理空间，同时也弥补了原有自贸区产业结构单一（基本以贸易和物流企业为主）的缺陷，未来三大片区的加入将让自贸区更大限度地施展拳脚。
实际上，从国际自贸趋势看，有两个基本要点与一大风险将考验自贸扩容区。一是关税趋于零。因为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大面积铺开，比如2014年中澳自贸协定就规定到2019年，占中国向澳大利亚进口总额93%的商品将实行零关税。不过原28平方公里内的商品都未实行免税，就已扩展到非特殊监管区，这无疑给贸易监管创新出了个难题。虽说零关税是迟早的事，商检等还能否靠拉网管住？更何况，一旦零关税，进口商品大幅降价，或对国内市场形成冲击，扩容区岂能不加以防范？二是各类要素自由进出。照理，自贸区追求自由的贸易，需要充分实现货物进出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但这三大自由，是否就意味着可以“无法无天”？显然不能，因为一旦真的自由了，自由市场就要失控了，原教旨的市场经济已被金融危机证伪。华尔街毫无约束的自由结果有目共睹，这恰恰证明自由市场也会市场失灵，需要政府看得见的手加以约束。作为中国融入世界的“先行试验田”，自贸区一开始就充当了压力测试的“阀门”。而此次扩容，从上海到沿海三地，从铁丝网内拓延至一般居住地，即是为向全国“可推广、可复制”进行战略预演。由此可见自贸扩容版的核心要义，既要尽可能的自由，又要确保避免失控的底线，在“充分地放”与“科学地控”间寻找平衡点，以保持“可控风险下的自由贸易”。
更进一步聚焦到上海，自贸区扩容显著带有三大使命。
（1）WTO退潮中的逆势而上。或许就连美国都没想到中国居然在WTO体系下受益最多，但伴随多哈谈判陷入僵局，TPP、TTIP、TiSA（Trade in Service Agreement，国际服务贸易协定）分别另起炉灶，高标准的区域合作正取代WTO。目前全球向WTO通报并实施的自贸区已达247个，全球一半以上贸易已在各区域贸易安排、自贸区当中进行。WTO的退潮无疑让2000年刚加入的中国措手不及。对此，为打破TPP、TTIP背后孤立中国的战略意图，中国只能率先在国际贸易秩序重构中融入世界。试问，环太平洋贸易怎能缺了中国？虽然无法指望中美完全拥抱，但中国却可以在推进国内改革的基础上逐步对接投资、服务贸易等领域的“高标准”，通过自贸区扩容渐进式开放，推动区域贸易谈判，各个击破。当前中国顺应自贸趋势，放弃“孤军奋战”，逆流而上之势已初见峥嵘。
（2）金融创新中破解市场经济的不到位与过度化。当前自贸区的重中之重就是金融改革，从“金改51条”到自由贸易（FT）账户设立，自贸区将为人民币走出去、利率市场化、资本开放做“沙盘推演”。毕竟欧美金融创新的肆无忌惮已遭市场报应，中国无法任由金融陷入自我膨胀的“空转”之中，中国的金融市场化需要为实体服务。因此，自贸区扩容不单是探索金融市场化，更需堤防市场过度。伴随黄金交易所、文化产权交易所、大宗商品现货平台等的陆续搭建，未来自贸区内将形成一个逐渐开放的金融市场，从原先的“有限渗透”转向“二线管住”。尤其是陆家嘴片区的纳入，意味着3.4万家实业企业和大量金融机构可以开立自由贸易账户，企业就可以做到跨境资金集中管理、跨境投资、跨境融资。即便现有51条原封不动地复制过去，陆家嘴也将成为与海外资金完全打通的平台，届时资金大进大出如何管控，无疑需带上“防火墙”（陆家嘴片区有另文推出）。
（3）探索自贸如何嫁接科技创新中心。因为世界正处于大产业变革的前夜，科技驱动产业革命，全球都在竞争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将是未来城市竞争的主态势。对此，不仅上海提出“四新经济”，中央更对上海寄予“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厚望。此次将张江、金桥纳入就意在让自贸扩容与科技创新相结合，前者作为国家级自主创新示范区，建有国家信息产业、火炬创业园等诸多基地，后者则专注于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并在集成电路（IC）与智能装备产业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上深耕细作。未来张江和金桥将摸索自贸与科技创新的混搭模式。虽然当前科技创新中心“花落谁家”还是未知数，但明确的是，科技创新动力不只是集中力量的行政化，更是量大面广的资本化。
以前或许靠“集中力量办大事”就能推动科技创新，那么如今当铁轨与信息“高速公路”摧枯拉朽地横扫一切老经济时，新经济无疑需要新资本组织形态：一是产业引导基金，对内推动转型创新。它将以政府10%的种子基金拉动90%的社会资本，共同扶持科技创新。毕竟创新本身就意味着失败，但只要有1%的成功就可能覆盖掉99%的失败，从而轧平经济账的同时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二是跨境股权投资基金，以对外扩张为主。它将融合境内外不同资本共同进行股权投资，一方面模糊内外边界以规避政治风险；另一方面也将以较小代价对外扩张，在多方受益中找到投资机会，加强内外交流与合作。对此，有关资本化的放与控，在上海新扩容区都应积极地推进。
“十三五”规划新内涵
“十三五”与“十二五”差异
面对“十三五”，地方政府普遍反映缺少新思路。“十三五”与“十二五”究竟有何本质区别？
1.“十二五”消化工业过剩，“十三五”消化工业园区、新城（甚至大学城）的过剩。“十一五”期间的强刺激均是以工业生产的形式引爆了千亿甚至万亿级产业的全面井喷。在此意义上，无论是国家主观上的调整还是市场客观上的淘汰，“十二五”中后期注定将为工业过剩买单。依此逻辑，承载工业产能过剩的园区和新城自然将成为下一块多米诺骨牌。事实上，工业园区作为工业过剩的重要载体，园区数量与市场需求早已严重脱钩。以通用航空为例，除由国家发改委批准的10个国家级航空航天高科技产业基地以外，已有100个县级以上城市在建或计划建设通用航空产业园区。若按产能计算，全球小型飞机年需求量仅为1000多架，而中国一个产业园就能制造500架，这就意味着九成以上的同类园区将不得不面临被剔除的命运。同样在大学城的建设中，自第一座廊坊大学城建成以来，中国高校新建、改建的学生宿舍和学生食堂的面积超过了过去50年的总和，而随着人口和生源数量的负增长，“扩招—贷款—再扩招”的产业化链条却在去产能中处于绷断边缘，过剩危机可见端倪。
2.“十二五”的过剩表现在工业品与房地产，“十三五”的过剩将表现在新经济无效投入过多。工业品的过剩很大程度上缘于政府规划与产业选择的雷同，天量的同质化生产和竞争导致了“跑量模式”下的产品大爆炸；而作为城市化进程加快的必然产物和分税制的后遗症，“十二五”期间房地产的过剩早在规划之时便已埋下。当下，“十三五”规划编制启动在即，而此次的产业定位又不约而同地定位于新经济。虽然根据福卡智库对未来新经济的梳理，其主要将集中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第三次IT（信息技术）革命”（物联网、IT设备）、体验经济、生物经济与生命经济这五大方面，但相比过去拿来就可发展的产业，新经济更讲究与地方原有产业的嫁接度。如“第三次工业革命”与传统工业的嫁接，生物经济与城市研发基础的配套，体验经济与旅游文化资源、高精尖技术的合拍等。因此，产业嫁接越多样化、匹配度越高的地方胜出的概率也越大，而多数地区若仅局限于概念炒作式的投入，终将因难以带动上下游产业链联动发展而被淘汰掉。
3.“十二五”发展模式是房地产为主，“铁公基”为辅；“十三五”将是新经济为主，新型城镇化为辅。相比通过高产值、大项目集中拉动经济的发展模式，“十三五”似乎更倾向于通过新型城镇化的推进来激发各地分散型的小建设。如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在城市群和小城镇建设中，各种等级的铁路、公路及航空网络等交通网络建设对相关产业的拉动作用仍将充满可造空间。不过，相对于新型城镇化带来的“硬件”发展，“十三五”的发展核心更在于通过城市内部产业升级和转换来激发城市活力，以此改变各类新经济对城市功能的釜底抽薪，因此对接新经济、发展新经济自然将成为未来五年的主攻方向。
4.“十二五”同构化表现在第二产业（尤其是工业制造），“十三五”同构将表现在第三产业所有的新业态。如果说中国工业技术门槛低下导致了工业的同构化，那么在服务业领域中，模式的复制将变得更普遍。毕竟第三产业更多是“伺候”人和服务于感官的竞争，尤其当体验经济与服务经济全面融合，除阿里巴巴等少数企业外，绝大多数企业所迸发出的任何创新点都将迅速被复制、被推广，而随着各类“创新模块”的叠加拼装，最终商业模式和经营模式都将殊途同归，进而导致整个业态的趋同。
5.从制造到创造，在“十三五”期间无法根本解决，最多是搭建过渡之桥。在工业经济角度，知识产权拥有量的多少是区分“制造”与“创造”的根本标志。从制造到创造，实质上是从“卖产品”到“做品牌”的转变。但就时间节点而言，“十三五”更多是前期方向性的引导而非真正的拐点。一方面，中国劳动力成本的持续提升和国际产业链分工的上移虽使得诸如缅甸、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的生产优势有所显现，但市场规模、基础设施以及产业链集群效应所带来的低成本决定了“中国制造”尚未被逼至临界；另一方面，创造同时也意味着蒸发的风险，即便是有相关政策的有意推动，但在针对失败的特有制度安排和对应的资本金融市场尚未形成之前，也难有实质性进展。
6.“十三五”是个概念、思想、探索的发散期，而不是收敛期。每逢社会出现拐点性的变化，面对新形势的思想调整和认识统一往往很难做到一步到位。尤其是在中国社会长期注重“实”的发展，而忽视相应理论研究的情况下，更需要通过类似三十多年前“真理标准大讨论”的碰撞过程方可达成全社会共识。由此来看，即使从现在开始探索，仍需经历多年的磨合期，而“十三五”也将成为各种思路冲突、交锋、融合的重要历史时期。
综上可见，“十二五”与“十三五”之间根本上的差异在于，“十二五”的主题是发展（扩张），更强调趋势外推；“十三五”的主题将是调整，更偏向跳跃性和切割性。但鉴于两种模式切换过程中巨大的落差将会导致经济失速，而过往过于巨大的增长惯性又使得消费、外贸、金融、就业等社会方方面面都无法承受“急刹车”式的转型。因此，在现实发展模式中后者尚无法做到全面替代，这也决定了“十三五”的“新内涵”将是增长替代，即发展与调整的并存。
由此，“十三五”期间最迫切的四大使命也将呼之欲出。①“如何实现增长替代”本身就是最核心的使命。在时间上，“十三五”正好处于后危机时代和新经济破局的重叠期。一边，当原有发展模式走到尽头，各类调整又周期长、见效慢，经济发展疲乏导致全社会的普遍不适应，以至于最高领导层对中国经济明确表态“一定要保持基本速度”；另一边，各类代表未来的新经济正蠢蠢欲动，但未来可以预见的巨量产业规模却也是“远水难救近火”。由此，所谓“十三五”“增长替代”的总体态势将是消化“十二五”负能量，同时新经济模式将展露雏形。②社会协调。“十三五”期间，经济减速、产业重构以及新经济冲击等经济问题必然将进一步转化成物价、就业、收入分配等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又将成为绕不过去的政治问题。从趋势来看，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鼓励企业家入党”，再到“三个代表顺序重排”，直至当下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提出，“社会性”的权重将在“十三五”中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③金融资本落地。任何调整都离不开资本，而当下财政财税仍处于结构性的拉锯中，不但动作太小、太频，甚至在方向上都未有明确说法（如究竟是偏重中央还是放活地方）。鉴于此，“十三五”期间要解决“钱从何来”的难题，金融资本模式就须完成“证券财政—土地财政—资本财政”的升级使命，即从早期通过股市圈钱缓解政府压力，到近十多年来依靠土地出让金充实财政，再到今后以产业基金或股权捆绑的演变过程，将大量虚拟领域中“空转”的资本引向实处。④权责替代。政府已明确提出建立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对决策严重失误或者因不作为导致严重后果的行政首长和相关责任人将追究法律责任。这就意味着历来承载了过多“长官意识”的五年规划将由市长转市场，而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重新认识权利与责任的边界将是执政模式切换的前提。
“十三五”规划面临中期变局
十八届五中全会的“重头戏”是“十三五”规划。规划编制流程一般从中间评估开始，到前期研究、编制草案、规划衔接、广泛听取意见、批准、公开发布，目前应处于中间阶段。本次规划编制，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新动向，如开门办规划成为中央至地方广泛采纳的方式。针对规划前期研究，中央层面从2013年下半年开始通过公开招标、委托方式请国内外知名机构做了80多个专题研究；上海2014年安排两批共39项重大课题研究，向国内研究单位、院所、高校和企业研究机构及安永、罗兰贝格等国际知名咨询机构广撒“英雄帖”，还就规划的相关议题公开征集研究成果，累计采用39家单位、100多万字的成果，充分吸纳社会智慧。
但形势波动变化，往往脱离了规划所预测的轨道。正如“十二五”规划中期就面临着重大变局，即鱼尾曲线。“十二五”中期，经济上进入后危机时代，巨大产能过剩消化加速，产能将无可奈何地大规模萎缩，GDP增速严重乏力。“十二五”中期扩张性增长转向收敛型增长，政策调整不言而喻，但另一方面刺激经济又“药不能停”，金融膨胀，甚至“泡沫+杠杆”有过之无不及。这两条线一条对经济形成向下压力，一条拉动经济上行，共同作用的结果便是构成鱼尾曲线，推着经济向前走。但当初制定规划时，却未对此有充分考虑，很多地方只能通过“三年行动计划”来加以弥补，浪费巨大。究其原因，“十二五”的教训是两大“忽视”：一是忽视了经济大势不可逆的决定性作用，以为通过“规划”可超越规律、熨平波动，而这早已被国内外诸多实证所证伪。二是忽视了政府换届的差异性与趋同性。就具体政策而言，换届之后往往会有执政风格的变化，且很多时候差异还相当明显。但若以此为依据，认为政策会“翻烧饼”，就忽视了中国经济尚未完全转型之前，不可避免会出现趋同性倾向。之所以对形势判断不到位，就在于要么只关注差异性，要么只看到趋同性。
若在以后的规划制定过程中，依然延续以往规划的思路，或将导致其陷入以下“误区”。①用期望目标代替现实发展。“理想丰满，现实骨感”同样适用于规划编制，期望值并不一定等于最终可实现目标。规划制定过程中，很多地方将预期指标与考核指标、静态指标与动态指标混为一谈（特别是在环保、社会民生领域），鉴于规划的指导性，在现实操作中，很容易引发混乱，搞不清期望与现实的区别，规划难以落地。②依然虚幻地“以人为本”。刻舟求剑式的“以人为本”在中国是个伪命题，最简单的例子：保障大家都有开车的权利，其结果是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中国注定无法走欧美式的“以人为本”，但很多地区为了政治正确，依然把它塞入规划中。规划的新型城镇化部分，“以人为本”屡屡被提及，提高城镇化率成为增加老百姓福祉的重要指标，以为这就是“以人为本”，殊不知，站在城市角度的“以人为本”与站在三农角度的“以人为本”根本不是一回事。③超越现实能力，扩大民生领域。增加老百姓福利，一般是规划中最愿意浓墨重彩加以描绘的部分，然而，经济增长趋缓，财政收支吃紧，决定着福利增长只能是渐进的，不顾及未来，一味扩大民生领域，固然可迎来掌声，却会让地方政府背上沉重包袱，一旦无法兑现，又会伤害政府公信力。④用人均指标代替总量指标。“十三五”规划编制中，一个重大变化是弱化GDP总量指标，强化人均指标。这看似是对以往的否定，标志着规划已从价值取向型的总量指标，转向结构调整性指标，其实本质上一样，依然未走出经典的“工业经济+市场经济”窠臼。⑤用消费替代生产。主流观点普遍期待“十三五”内需接替生产成为拉动经济的最大增长点，因此如何扩大消费顺理成章成为规划的重要内容，要把生产型GDP切换为消费型GDP，甚至有专家对“十三五”人口下降趋势忧心忡忡，其逻辑是“人少—消费少—生产少—经济增长下滑”，且不说过分强调消费会向本已脆弱的自然承载力再补一刀，照此逻辑，新加坡、以色列此类人口小国，根本就无缘先进国家之列，显然站不住脚。⑥用包容性替代竞争性。包容性增长是“十三五”规划中提及最多的，这其实也是一厢情愿，以为有包容就符合社会伦理，但实际上市场经济运行机制及现有架构决定各行业、各省市、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在“十三五”期间，竞争性仍将占据各方关系的主要方面。上述六大误区中，概率最大的误区是用美好愿景替代严酷现实。
未来，“十三五”也将面临中期变局，“拥有”另外一个鱼尾曲线。新经济将破土而出，经济呈现结构性向上趋势，但同时老经济及GDP增长幅度依然向下。此外，传统金融增幅向下，科创园区过剩显形，而金融资本化、产权股权化将往上走。向上与向下的两条曲线相交所形成的鱼尾曲线，决定着“十三五”中期变局的深度与广度。具体而言，“十三五”竞争的主战场是以新工业、数字经济、互联网、生物经济、生命经济、体验经济等为主的新经济，新经济的核心是科创，科创的核心是科创生态环境。
综上，“十二五”与“十三五”各自存在着鱼尾曲线，但同时这两个规划之间也存在一条鱼尾曲线，即“十二五”向下，“十三五”往上，这也是判断形势的基准。因此，“十三五”之魂在于破局与格局，要打破“十二五”的局限，格局更大，显示新的高度，其抓手即是杠杆与支点。如果说“十二五”政府更多的是演员，亲自上场，那么“十三五”政府将变成导演，利用各种杠杆，包括资本、组织等，以产业引导基金等为支点，撬动各路演员演好大戏。当然，不同地方、不同发展阶段，杠杆与支点也会有所不同。
因此，“十三五”要谛在于：①把趋势与地气相结合。趋势是新经济，并不意味着不管不顾本地禀赋，一窝蜂地上马，而是将新经济本地化、本土化，如农业大省可以将农业与新经济结合，实现农业“五化”，工业城市则可借势工业4.0，为中国制造2025提供标杆。“十三五”如能杜绝一刀切、一窝蜂，即是拐点性转折。②把时代主题与一时一地一事相结合。整个“十三五”规划的主题是结构性改善，不同地方也有不同的版本。简单如产业结构调整，三次产业中服务业占比不断提升，不是每个地方，从乡镇到县市的比例都要依此调整，而是不计较单个地方的比例多少，算省市、国家的大账，不同主体功能区承担不同职责。③用可操作性的思路贯穿宏观、中观、微观。传统规划中，这三个层面基本是三张皮，各说各话，往往宏观上习惯于宏大叙事，追求高大上，却难在中、微观落地，沦为空话。“十三五”规划从一开始就是三大导向：目标导向、问题导向、项目导向，其实就对三个层面都提出了可操作性要求。总之，从根本上说，规划的严肃性、严谨性、权威性离不开趋势性与现实性。
第五章 错综的国际迷局
正是由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走到头了，与之匹配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当下也玩不下去了，由此累积的矛盾就外化为当下世界的种种纷争和失序。
走到尽头的两种基本经济形态
国内形势看起来晦暗不明，国际形势更是波诡云谲，扑朔迷离。且不说久无起色的国际经济已经让各国很“闹心”，国际政治更是不太平，不但中美关系日趋紧张，裂痕逐渐拉大，就连美欧盟友也渐生嫌隙，各行其是。而恐怖分子日渐猖獗更是让ISIS（伊斯兰国）成了国际社会和人类文明的“心病”，以至于2014年在20国集团（G20）布里斯班峰会上因乌克兰问题成为众矢之的而愤然提前离开的普京，在2015年的G20峰会上竟然一下子成了“香饽饽”，各国领导人争先与普京会面共商打击ISIS大计。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各种国际场合都碎碎念中国的安倍在G20峰会上则不受待见，计划会晤多国首脑的计划落空。不过，在亚太经合组织（APEC）第2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日本似乎又扳回了一局，其坚持将TPP写入APEC声明虽惹恼中俄，但在各国的激烈交锋中，作为2015年的重大贸易事件，最终首脑宣言中提及了TPP，并且放到了中国倡导的RCEP（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前面。各国间的明争暗斗大有剑拔弩张之势，再加上恐怖主义的搅和，让安享了半个多世纪和平的世界再次乌云密布。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当下的纷纷扰扰，未来又将会如何？
正如当年WTO的诞生映射了一个时代格局，去WTO的峰回路转则折射了旧时代已去，新时代蹒跚而来。WTO是全球化蒸蒸日上，美国独霸世界时代的产物，但随着经济危机爆发后去全球化占了上风，WTO在推动全球自由贸易上已经形同虚设。再加上美国国力相对衰减，眼看着中国从WTO中获得了“搭便车”的极大好处，对WTO也从“撑腰的”变成了“拆台的”，更让WTO雪上加霜。因此，本质上，TPP、亚投行、RCEP等的团团伙伙，背后就是去WTO。不过，当下WTO的分分合合已由文戏到武戏。过去，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各国还会在嘴皮子上下功夫，争争吵吵，在规则上进行博弈，如今，随着利益碰撞加剧到难以在谈判桌上协调的地步，就索性抛弃“斯文”直接“动粗”。
那么，在这种格局下，未来世界的游戏规则由谁制定？二战后，世界市场经济三大支柱，即关贸总协定（后来的WTO）、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都是美国一手主导下制定的。如今，“三国”互相博弈、竞争，谁都不服谁，谁也都拿不出一统世界的游戏规则。接下来怎么玩？这看似陷入了僵局。然而，过去国家在游戏规则制定中的主导地位正被科技和产业肢解，也就是说，随着科技和产业力量的提升，国家已经无法独自执掌世界游戏规则的主导权，未来世界游戏规则将在国家政策、科技、产业“三权分立”的磨合中制定。其实，近年来各国领导人出访往往有豪华的经济、企业代表团随行，如马云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出尽了风头等，都是产业、科技力量崛起的印证，这股力量早已开始渗透到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之中，并发挥愈来愈多的作用。基于此，未来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将形成国家、产业、非政府组织（比如代表科技力量的各种科技组织、联盟，如国际电信联盟，以及其他相关组织等）互动、博弈的三角关系，任何国家都将难以像从前那样一手遮天。与此相对应，世界的主流趋势已脱离一元化进入多元化。毕竟，一元化的世界是以一家独大为基础的，而随着新兴势力的崛起以及各种力量渐趋平衡，一元化格局也就土崩瓦解，被多元化所替代。但美国在固化思维下，还希望以老大的身份格式化世界，将全球都纳入到自己的价值体系，听命自己支配，结果愈来愈力不从心，事与愿违不说，还让自己的号召力、领导力加速耗损。而美国的铁杆盟友英国“倒戈”，并奉行多边主义，积极出击、布局，就是顺应时势，为自己开拓纵横捭阖的空间。可以说，一元化的消退，多元化的升腾，将重塑世界格局，当下，全球正处于新格局成型的前夜。
这种转变的背后是当下人类两种基本经济形态，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玩不下去了。一定意义上，当年的苏联就是被计划经济压垮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需要对50万个商品的原辅材料进行配置，如此庞大的工作量必然衍生庞大的官僚机构，形成庞大的权力磁场，这个权力磁场就如黑洞一样不断吞噬、腐蚀着苏联的经济体。最终，苏联在计划经济的登峰造极中轰然坍塌。其根本原因在于工业经济分工合作的发展有其内在逻辑。在产品体系较单一时，分工合作的界面简单，其复杂指数大致相当于210，这时计划经济尚能应付；然而，随着产品达到几百万、上千万级别时，分工合作的界面复杂化，这时靠计划经济的指令进行资源配置的交易成本极高，只能通过价值规律进行市场化分配，否则难以为继。换言之，工业经济发展的必然就是指向市场经济的。但市场经济也有其难以规避的宿命，即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势必走向金融化，而金融历经一般等价物、讲故事、击鼓传花到形成黑洞四个阶段，最终也是玩不下去的。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就是明证。进一步而言，与之相匹配的人类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当下也玩不下去了。市场经济追求无限扩张，但人类的资源是有限的；同时，市场经济根本上是遵循丛林法则、马太效应的，由此导致的必然结局就是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社会矛盾不断加剧。因此，以市场消费为导向的工业经济如今已面临生态文明的极限、社会协调的极限。近年来，生态环境急剧恶化，穷人与富人、穷国与富国的矛盾、对立就是这种状况的现实反映。据此而言，正是由于两种经济都走到头了，由此累积的矛盾就外化为当下世界的种种纷争和失序。
但目前的世界大格局决定了天下不会大乱。“三国”之间虽有矛盾冲突，但彼此已经高度依赖，互为依存。更为关键的是，当下的“乱”，只是释放能量的冲突，并不是大板块对冲，而随着能量释放完毕，世界将重新进入到有序的新格局。
政治以扰动方式回归经济
依惯性来看，政治对世界与中国的扰动并没有减弱的迹象，政治将依然偏离经济，这是基于：①美国继续“任性”重构贸易规则。TPP作为美国亚太“再平衡”的经济支柱，遏制中国贸易的政治意图明显。2016年美国仍将力推TPP，当美国价值观与地缘政治考量替代互惠互利成为国际关系新规则，全球化经济只能日益偏离轨道。②巴黎恐袭加深欧洲“去欧盟化”趋向。恐怖袭扰之下，欧盟经济功能为安全问题所累从而急剧退化。区域内部经济合作行将式微、人员流动日益受限。安全阴影之下，欧盟保守倾向浓重，严重扰动欧盟统一经济政策的制定。③中国政策制定难以衔接现实经济。社会经济发展中“政治理想化、经济时尚化”的取向导致政经策略“空洞化”趋势难收，应对政经双困局缺乏现实抓手。政策无法号准中国经济脉搏开药方，反而加重经济疴疾。④持续紧绷的地缘冲突掏空地区经济。俄土争端、俄乌争斗持续发酵，中东乱局曙光难现，欧亚板块持续承压，资本加速外逃，地区经济日益空心、世界经济渐趋失衡。由此观之，不论是支撑世界大三角格局的美中欧还是作为地区支轴的中东、俄罗斯都不同程度出现政治凌驾于经济规则和现实之上的趋向，看似2016年政治仍将深度扰动经济。
不过，纵然政治“喧宾夺主”，但隐藏在政治扰动经济背后的却是深刻的经济逻辑：正如俄罗斯突然介入叙利亚乱局，固然有支持传统盟友等政治考虑，不过叙利亚战火让俄罗斯似乎看到了掌控整个海湾石油、觊觎全球能源定价权的可能才是其出兵的真正原因。再比如，中东地区之所以崩溃坍塌，文明冲突、政治剪刀差等维度的解释固然可信，但根源则在于中东地区仍然停留于前工业文明时代的经济形态无法支撑民主、自由等现代元素，从而才衍生出“阿拉伯之春”等政治乱象。因此政治扰动经济的现实绝不等于政治能够决定经济，政治只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两者之间衔尾相随。只是经济决定政治的逻辑由于21世纪第二个十年持续紧绷的政治形势而被遮盖，但这却抹杀不了两者之间的内在逻辑，从这点来看，2016年经济仍然是决定政治走向的最关键变量。
以此推导，2016年国际政治形势虽然纷繁依旧，但是回归经济将是必然。何况还有三大变量支撑国际政治向现实经济回归：①急速下坠的世界经济谁也不敢怠慢。行至2015年年末，全球经济依然泥足深陷，债务通缩的阴影笼罩着所有发达国家也包括中国，同时那些经济偏态的资源国通胀却丝毫没有缓解的迹象。全球的主要货币都已超发失锚，产能过剩下依旧是需求的持续萎靡，全球贸易仍在痛苦地收缩，波罗的海指数充分演绎“死猫跳”行情，贸易保护正以区域化的方式迅速抬头，从TPP到RECP也许还会有更多。众所周知，经济影响着利益，利益决定着国际政治的基本面，面对不断失衡的经济，谁也无法作壁上观，因而政治将会加速回归经济。②巴黎恐袭催化政治黑天鹅提前爆发。巴黎恐怖袭击发生之后，国际地缘开始加速重构，即使俄土危机愈演愈烈，但大国之间仍将快速弥合裂痕，最大限度挤压中东极端势力的生存空间，因此在政治风险加大的同时，不确定性却在2016年显著消退，扰动经济的可能性也在减弱。经济议题将重回主流。③赢在后危机时代的长远考虑。时日漫长的后危机既是经济发展最坏的时代，同时又是夯实底部、纵向突围的最佳时期。最近两年“中国制造2025”“工业4.0”和美国“再工业化”等长远战略纷纷登台，都是希望在后危机时代结束之后能够确立自己的优势地位。因此中美等战略清晰的国家绝不会持续地将自身陷入旷日持久的政治纷扰之下，围绕经济版本的升级转型才是根本。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中美等必将率先跳出政治泥潭，带动整个世界重回经济正轨。
2016年，国内政治同样需要加速向现实经济回归：①严峻的经济现实倒逼政治加速回归经济。中国人口增长放缓及老化使国民经济元气大伤、需求萎缩；体制和利益束缚，税费负太高，国民经济高利贷化，对实体经济的活力和创造形成挤压；服务业贸易不平衡，实际直接投资外流过多，不法资金外逃等，导致国内储蓄投资和消费的大量漏损。因此经济问题迫在眉睫，新一轮的改革与调整2016年将不可避免。②十九大提前布局需要经济企稳。2017年将是中共十九大召开的年份，为了确保政治大年的稳定，当务之急就是让不断下行的经济形势重新企稳。而2016年经济领域内持续的微创新将会为经济企稳不断释放利好。③地缘窗口期中国外交重点回归经济。战略碰撞期内的中国在“外交突围战”中往往淡化经济利益的考量。但是中国过剩的产能如果继续淤积在国内，必将阻碍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因此找寻突破口释放产能将会成为2016年中国外交突进的重点。现在巴黎恐怖袭击为中国短暂打开了战略窗口期，中国外交将会加速从“撒钱找朋友”向力推诸如高铁出海、人民币国际化等经济外交转向，2016年经济在中国外交中的比例将会显著提升。
鉴于此，2016年国内外政治形势虽然波谲云诡依旧，但上述诸多变量的协同作用将加速对国内外政治“张扬”的收敛，与此同时，国际政治黑天鹅提前爆发以及国内大局稳定的要求也使得政治不确定性减弱，这也削弱了政治对经济的扰动程度。因此概括来说，2016年政治将更多地回归经济。由此体现出三种态势：首先，后危机时代几年时间的摸爬滚打所积累的经验将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更多地考量本国对世界经济的外溢效应和影响。因而，系统性风险和区域性风险的发生几率将会减弱。其次，经济失衡问题开始缓解，发达和新兴市场在各种问题上的分歧所带来的保护主义将有所减弱，比如面对有可能卷土重来的债务危机，德法将会尽力过滤不同声音转而竭尽所能抵御之，以防其成为压垮欧盟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客观上有利于世界整体经济。最后，各国间持续并日趋严重的紧张局面得以纾解。大国之间将会以巴黎暴恐为契机充分协调，多边合作机制重新焕发活力并会在更广范围问题的倒逼下实现版本升级，也许全新的国际机制将出现，统一步调的达成有利世界各国跨过政治的干扰转而共同应对经济问题。总而言之，经典的后危机世界中那种政治作用越来越可能超过经济的现象在2016年很可能将出现扭转，2016年世界经济在独立性增强的同时也将趋势性向好。
国际大三角格局
国际问题的交叉、嵌入、混合、混沌和错位造就2016年世界主体非敌非友的特征。2016年美国依然处于相对衰弱期，欧洲处于横盘期，中国处于上升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美欧“三角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全球走势。
追究世界乱局幕后推手
目前来看，在2016年，原有权力架构开始四分五裂，民粹骚乱全球蔓延，世界无序与动荡将成为“新常态”。然而，全球动荡的真正幕后黑手并非阴谋论中某个国家或人物，而是新旧的时代切换，生产、交换、生活方式全面而深刻的变化悄无声息地改写当下，全面过剩时代到来后，国与国之间关系调整，使全球进入战略碰撞期，那些政治滞后的国家和地区就会乱上加乱。金融危机标志着几百年来被奉为圭臬的自由市场经济全面破产，市场经济与社会大众关系面临调整，全球经贸游戏规则已被改写，信息的垄断被打破，世界开始“去老大化”“去美国化”，中国在金砖国家中开始“拉杆子、立山头”，纯粹以社会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站队的时代难以为继，地缘政治中的敌友界限越来越模糊，美国奉行的国家关系与政治原则被证伪，却仍在错误的道路上愈滑愈远……面临国际新秩序考验，清楚认知世界新变化，将有助制定国家战略，避免“犯错误”，以致把国家与民众带入危险境地。显见的是，作为大国博弈的战场，乌克兰局势还将继续烂下去，而中国恰在欧美俄乌的斗法中，获得外交腾转挪移的好时机。
进入非敌非友新常态
整个世界的关系目前呈现出非敌非友的格局。原来的二分法、站队伍已然无法定义当今世界各主体间瞬息万变的关系，而是在时代、思想和国家力量这三个力的作用下随机应变着。从时代来看，去敌友标签源于时过境迁的世界环境。历史本身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兜兜转转的风云诡谲，国家间的信任基础不复存在。从思想来看，历史经验证明冷战思维下的敌友定义日渐模糊，和平时代下的人们更注重诸如经贸合作带来的具象化利益，而避免阶级分类、意识形态等抽象化的“意气之争”。而从力量平衡的角度来看，中美俄三股力量恰似三角形的三条边，要达到互相制约又保持稳定的目的，则各顶点既不可太近又不能太远，同时边和面上存在各个国家和主体也不能过于聚集或者疏离，否则平衡亦将随之被打破。由此可见，非敌非友的已成为国际关系的新常态。
尽管“敌友心态”的消弭，很大程度上应归因于国家利益至上日渐盛行，终于盖过了民族国家间对于意识形态异同的纠结。然而追本溯源，国际问题的交叉、嵌入、混合、混沌和错位才是导致非敌非友局面的本质原因。①交叉：国家事务独立性难存，各主体角色随利益交叉不断切换。可以说，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剥夺了任何一个国家的隐私权，尤其大国力量驱动下的干预甚至干涉导致各类事务产生交集。美国当年裹挟“普世价值观”强行向伊拉克和阿富汗“输出民主”，不仅基本失败还面临被极端异化的结局，尽管美国假善意之名发动“颜色革命”，却与主权争议、文化传统、种族宗教、经济资源等多重因素发生交叉冲突，利益矛盾之下，美国的角色被迫偏离“救世主”的初衷，顷刻间成为中东国家眼中的“精神污染者”。②嵌入：国际事务已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呈现“大小相嵌、连环咬合”的格局。既成一体，难有敌友之分。因乌克兰冲突引发的美欧与俄的较量，剑拔弩张却迟迟未引发爆点，一有伤筋动骨的经贸互嵌，二恐触动第三方神经（比如中国），而从历史经验来看，美俄撕破脸皮还能做朋友的故事并不新鲜，“竞争—合作”循环反复。除了敌友称谓轮番上阵之外，所谓敌友关系更能同时并存，无论中美在经贸领域如何亲密无间，始终难掩两者在价值体系层面的狭路相逢。③混合：摸不透的“策略混合制”和看不清的“组织混合制”。在策略上，尤其是大国的全球策略越来越趋于中性化、混合化。一方面，用“伙伴”代替“盟友”，让关系游离于“敌友”之外。另一方面，类似“胡萝卜加大棒”的戏码见怪不怪，对昔日认定的“邪恶轴心国”伊朗既解禁制裁又限制外交，未来走向不甚明朗。在组织、集团建立上，则是一次次尽弃前嫌的主体排列组合，金砖国家、东盟、东盟+3等，即便有历史造成的国家间的嫌隙，回到组织仍是友好合作伙伴。④混沌：世界形势之复杂前所未有，各方动作如同“雾里看花”。美国对深陷中东“泥潭”后悔不迭，重返亚太战略又受到中国反制，短期内再铺开战略摊子的可能不大。而小国政客们更是亦步亦趋，唯恐将本国卷入漩涡，韩国朴槿惠“左顾右盼”，经济向中、政治向美；越南面临丁字路口，中美俄哪一位都不好得罪，叫苦不迭。事态混沌之下，难辨敌友。⑤错位：认识错位和价值错位下自然形成的身份错位。文化决定认识，认识创造身份。以伊斯兰国家为例，当建立于个人之上的美国式教义遇到建立于群体之上的伊斯兰教义，基于认识差异的长期对抗随之形成，美国自以为是地自由输出不仅没有成为解决问题的良药，反而成为激化两方矛盾的催化剂，各自在彼此眼中的身份当然大相径庭。进一步来看，同一字面的定义由于认知错位的存在，各方关系更为显得“说不清、道不明”。中印基于西藏的矛盾各有说辞，中方认为印度的行为属于组织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而印度并不关心西藏是否属于中国，将西藏视为两国间缓冲带才是真正目的。如此一来，简单的敌对关系实在难以定义两者关系。
正是以上因素造就了2016年世界非敌非友的特征，而这一特征也意味着关系的模棱两可、进退有余，不仅最大限度地降低了主体间走向极端的可能，同时还冲淡了全球往来的政治化色彩。
世界大三角格局初定
2015年，整个欧洲持续性地被难民危机和恐怖袭击所扰，而作为始作俑者的美国所采取的应对措施，相较于14年前本国应对“9·11”的政策可谓不痛不痒，充分体现了奥巴马上台以来“善巧方便”的外交思路。可以预判，因为中东、伊斯兰国的问题，曾经铁板一块的欧美同盟终将破裂，再也坐不到一起了，大西洋的裂缝将愈来愈深。就此，后危机时代，世界大三角格局初步形成，美国、欧洲、中国因不同的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各自形成世界性格局的一条“边”。
第一，从经济上看，美国长于科技创新，在金融上长袖善舞，在文化上引领全球；欧洲则在人类货币制度创新上努力试验，在工业领域升级深耕，维护文化独特性；中国既向美国靠拢，又向德国看齐，着眼产业转型与升级，凭借中国模式闯天涯。第二，从政治上看，美国无历史桎梏，天然地与自由、民主拥抱，在民主政治、三权分立上一马平川；被复杂地形、民族分割成的欧洲大陆，则擅长于进行战略对话；中国则是将政党融化在国家中，建立复式的权力架构。第三，从意识形态上看，美国坚定不移地倡导自由市场经济，推崇自由、开放、奋斗、梦想、冒险，社会平民化；欧洲则更崇尚秩序、严谨、礼仪、风度、公正，贵族化；中国则讲求中庸之道，各方杂糅，唱出了市场与政府的二人转。
综上，美国处于相对衰弱期，欧洲处于横盘期，中国处于上升期，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美欧“三角关系”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016年全球走势，其中各个“边”之间的相互关系——中美、中欧、欧美将呈现出微妙丰富的复杂关系——不简单以意识形态画线，而是在利益基础上既合作又竞争、既借重又牵制。目前这三条边是弹性化、隐性化的。不但这三条边的影响权重在不断发生变化，而且三条边本身在影响世界形势方面也受到其他因素、国家的干扰，其架构尚未完全成型。具体来看，中美之间充满弹性，但也极具韧性，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成立，可视为中美博弈却又避免交恶的经典案例；中欧关系正“换挡提速”，正处于蜜月期；欧美之间目前正在分化，但还不至于决裂，双方的立场分歧将会长期化。
中美开启大博弈
2016年，中美将进行政治经济等力量的再调整、再平衡，新的世界性协调机制或将酝酿成形。不过隐藏在中美大博弈背后的大悖论极有可能反噬两国。
TPP围堵，中国是否“束手就擒”
重磅出笼的TPP因其事先酝酿的长期性（TPP准备时间长达8年）、涵盖领域的超广性（除传统的产业贸易外，还对劳工和环境、知识产权、国有企业等涉及国家主权的敏感议题进行了规范）、涉及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美关系的特殊性而尤为引人瞩目，中美之间的大博弈随之昭然若揭。
美国开辟TPP新平台围堵中国，中国岂会乖乖地“束手就擒”？实际上，中国已对此展开战略突围。一方面，内部各个击破。中国分别与TPP国家签署接近零关税的自贸协定，12个国家中，中国已与澳大利亚、新西兰、秘鲁、智利签署了双边自贸协定，新加坡、越南、文莱、马来西亚已在东盟自贸区框架下与中国建立自贸关系，如果中日韩自贸区再谈判顺利，只剩下NAFTA（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的美加墨三国了。中国“扛着小锄挖墙脚”，美国“封锁”中国的意图落空。另一方面，外部搭建自贸网络。不局限于12个太平洋国家，世界范围内中国已与包括瑞士、韩国等22个国家和地区达成14个自贸协定，从而形成以中国为轮轴、多个签约国为辐条的轮轴-辐条型自贸网络框架。此外，开创“一带一路”、亚投行以及东亚经济共同体，从陆路、海洋与空中全方位主动与世界接轨的行为，前所未有。中国以牙还牙，用对外开放的升级版对抗美国围堵。毕竟，中国是当今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发展能力和潜力位列世界第一的经济头马，经济能量推涨外贸实力，中国跃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120多个国家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基于此，世界离不开中国，澳大利亚需要中国的钢铁市场，荷兰需要中国的乳制品市场，日本需要中国的多种消费市场，对中国的这种依赖源于经济规律，非人力所能堵截。华人在日本屡次掀起消费狂潮，就说明世贸规则在一定意义上并不执掌在政治家的手中。号称“面向21世纪的贸易协议”的TPP若能够使全球最大的贸易国——中国隔绝于世界，或将是21世纪全球贸易的最大笑话。在中国崛起的势头面前，美国不让中国制定全球经济规则，这是传统超级大国的消极反应，势必造成中美政治与经济的严重错位。不难预见，美国以TPP作为抗击中国影响力“堡垒”的图谋将遭到中国经济体量及外交战略的肢解。
中美掀起新一轮较量
中国走自由贸易的棋子，美国走金融的棋子，双方紧紧地咬在一起，各有千秋，体现在：若自由贸易尽可能地全面展开，劳动力的价格是国民禀赋中最上乘的。“相对过剩的劳动力+‘吸引外资政绩工程’对工资的钳制”共同创造了以低廉劳动力价格为标志的“人口红利”。上个年代，中国劳动力价格不仅维持了中国消费者的福利，还使全球经历了一段高增长、低通胀的美梦期。而今，虽说中国部分地区劳动力不再廉价，但在区域腾挪中仍可找到劳动力的价格洼地（富士康迁移到中国的中西部，说明在中西部使用人工仍不失一笔划算的买卖），况且，整体而言劳动力价格仍偏低，短期内“赶超欧美”不可能。这样一来，在与西方自由贸易上的殊死竞争中，中国商品仍将以成本优势抢占世界市场份额榜首。若金融资本尽可能地自由展开，那证券市场、要素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最为发达的华尔街将占领全球制高点。“美元国际结算货币的特殊地位+重点发展金融业战略”共同缔造了美国这个金融帝国。美国银行数量最多时曾达到1.8万家，金融衍生品中仅期货品种就已超过100个，证券市场、货币市场资产规模接近13万亿美元，金融总量世界第一；金融影响力全球独树一帜，即当今只有一个国家的金融政策可以影响全球，那就是美国。这就意味着大国若围绕金融资本展开竞赛，其他国家跑两步可能趴下，美国却将远远跑在前面。
中美大博弈背后的大悖论
若以自由贸易为“赛点”中国占上风，若以资本金融为“赛点”美国占上风，双方似乎各有倚仗。不过，双方的底牌都不靠谱。中美博弈各自依仗的底牌都内置有悖论——美国金融占据产业链高端，充分展现美国竞争力，但正是金融这个杀手锏指向对手之时，也犹如将匕首插入了自身，致使美国经济半死不活；中国商品贸易呈现竞争优势，但该优势正被互联网、环境污染、社会失调所证伪。而从本质上讲，这种悖论揭示了“市场经济发展到最高阶段将进入终极死局；市场经济初级阶段以尽可能多的物质消费为模式的工业经济进入全面发展将导致整个生态难以承受，并导致世界范围内的社会阶层断裂，国家间经济严重落差”。处于市场经济不同阶段、各持一剑的中美都身陷悖论，这意味着中美之乱不在于修昔底德式的战争，而从根本上在于处于不同阶段面临共同问题之际，能否找出化解之道。但就当下而言，政治顶级人物尚未完全转过来。这突出地体现在：且不论外交阴谋，至少两位同时访美的国家领导人都认定美国是世界问题之源，吊诡的是中国却在全面学习美国金融模式的道路上走得太专太快，这表现在：或为了提振投资，或出于刺激消费，中国信贷规模已增至GDP的240%，若计入账面上未体现的影子杠杆后，中国所有的债务会让美国整体合并债务占GDP345%的比例相形见绌；中国债券市场已形成包括企业债、次级债、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普通金融债以及集合票据在内的多元信用债，中国版信用违约掉期（CDS）已破茧而出；产业结构升级将金融资本视为主要方向，金融机构、金融交易所突飞猛进，索罗斯、巴菲特被捧了又捧……中国一味地将美式金融兴国奉为金科玉律、学长补短，岂不知美式金融如同白粉，使己于麻醉中毁灭！况且，中美间的博弈，就中国而言并不只是经济，政治上的秩序稳定、中东乱局、普世价值观的版本升级（由平等博爱升为社会公正协调）都应是一手好牌，若格局与顺序错了，也会打臭。
中美之间的大博弈是有深层经济逻辑的，中国打自由贸易的牌，美国打金融的牌，但是中美各自的这种经济逻辑又都是难以为继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也是于事无补的。这么一来，2016年两国各自着力化解内在的悖论就顺势变成上策。由此，一个历史真命题喷薄而出：与其大博弈，不如各自大化解、大对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