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社会心理学的现状

任何一门学科要想在发展过程中没有一点波折是不可能的，问题在于能不能在波折中吸取历史教训，倘能吸取教训，那么，危机往往也能成为转机。

一、欧美社会心理学的重新定向及发展

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心理学在经过反思之后已开始在新的方向上发展。早在1973年，著名社会心理学家麦克奎尔即指出：社会心理学正在发生范式的转换，旧范式主要是从来自心理学领域的理论概念中形成假设，而用实验室实验来检验假设；正在形成的新范式则是以现实社会问题为根据形成假设，而用现场条件下的实验来检验假设。这的确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从危机到转机的实质性变化。另一位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格根也指出，要使社会心理学摆脱危机，走上健康的道路，就必须做如下的调整：第一，将纯粹研究(pure study)与应用研究统一起来；第二，调整社会心理学的目标，放弃传统的、达到对行为的预测和控制的期望，而把社会心理学知识看作是社会教化的工具，帮助人们适应环境；第三，发展心理—社会指标，把握时代精神；第四，研究行为的稳定性，也就是研究那些相对持久的现象，理清其中的过程和机制；第五，走向一种综合的社会历史的社会心理学不能脱离较大的时代背景，假如沉湎于局部现象的研究，就会得出对当前情况的弯曲理解，所以社会心理学应当考虑政治、经济和体制方面的因素，加强同其余受历史制约的学科的联系。与此相应，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美国社会心理学对于社会学取向给予了更多的重视。这在理论上可以斯特里克的结构符号互动理论为代表。这一理论力图将偏重于社会结构制约的角色理论的要素与对自我、互动过程和人类行为的创造性潜力的重视结合起来，从而一方面可以探讨社会组织对自我、互动和“建构行为”的约束性影响，另一方面则将社会组织的流动性视为自我与社会互动的建构性特征的产物。注1而杜加克斯和赖兹曼在《八十年代社会心理学》一书中加进的“社会心理学和社会”一章则可以视作在具体的研究中表现了要建立社会心理学和现实社会之间的联系的心向和努力。

注1Stryker, S., Statham, A., “Symbolic Interaction and Role Theory”, In:G.Lindzey &E.Aronson(eds.), H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3rded., Vol.1).New York:Random House,1985,311-378.

在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家们为摆脱危机，重新定向而做出努力的时候，欧洲的社会心理学同行们也以此为契机对自二战以来一直统治着欧洲学界的“美国式社会心理学”的实证主义、实验主义、个体主义以及所谓的价值中立展开了批判和清算，同时对自己“照搬”美国社会心理学的做法进行了深刻的反省，指出“社会心理学要比心理学的其他分支更依赖于它从中诞生的社会、政治、文化的背景”。因而欧洲的社会心理学者不能满足于炒美国人的冷饭，而应该指向自己的社会问题，要“走出学院式的，特别是美国的特区，面向现实生活，参与社会实践，参与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要“转向自己的现实，得到自己的原理，并从中推导出自己的科学结论”，从而建立欧洲本土的社会心理学。可以说，30年来，欧洲的社会心理学者基本上就是在这一方向上从事自己的研究。自1977年始，反映欧洲独特定向的社会心理学著作一本接一本地出版；1984年泰菲尔主编了欧洲第一部社会心理学百科全书《社会测度》。这部两卷的著作收录了来自大多数西欧国家的47名社会心理学家的32篇文章，综合介绍了最重要的社会心理学学派及其研究成果。如果说，1972年由泰菲尔和伊斯雷尔主编的《社会心理学的背景：一种批判的评估》是欧洲学者对美国式社会心理学批判反省的直接产物的话，那么，这部百科全书可以说反映了这场批判运动之后西欧社会心理学发展的主要倾向和实绩。1987年，有人曾这样描述欧洲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和特色：至少在内容上，欧洲社会心理学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同第一世界(指美国)相比，欧洲的社会心理学更强调对合作与冲突、依从、心理实验的社会心理学、科学哲学和科学批评以及种族和民族问题的研究。更为重要的是，欧洲社会心理学把对群际关系的研究提到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而在美国传统中，这一课题一直被忽视。此外，意识形态问题在欧洲学者那里也得到了更重视的对待。与此相应，在欧洲出版的《社会心理学手册》共33章的篇幅中，有8章涉及群际关系，其余则包括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研究，对弱势群体影响的研究，对社会心理和政治经济关系的研究，对失业的研究，以及对社会和意识形态正统性的研究，等等。

当然，我们注意到，这位评论者在此用了“至少在内容上”一语，言下之意是还有方法的一面。我们曾指出，美国式社会心理学脱离社会现实的弊病首先发生在内容上，而欧洲社会心理学者从自己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重建这门学科与社会现实的联系首先并主要地也是从内容着手，更具体地说，就是从研究课题的选择着手。至于方法，则“欧洲学者对群际关系的许多研究都没有超越主流实验社会心理学的传统，……因而，说‘社会心理学今天在欧洲已比在20年前更具有了社会性’(泰菲尔语)在针对内容而言时要比针对方法而言正确得多”。不过对此，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实验的原意不过是检验的、试验的，作为一种方法，它可以被用来研究脱离现实的问题，也可以被用来研究现实的问题。因此，问题的真正关键依然在于你研究的是什么。

在欧美社会心理学于重新定向的基础上发展的同时，到20世纪80年代末，自70年代始即风行西方世界的后现代思潮也开始影响社会心理学。1988年，在澳大利亚悉尼举行的国际心理学会议上，美国著名社会心理学家K.J．格根应邀作了“走向后现代的心理学”的专题报告，指出心理学正面临深刻的变革，并从他本人的专业方向出发，提出了构建“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的概念和具体设想。在报告中，格根总结了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四大基本原则，即，(1)尽管社会心理学家对社会心理学应该研究什么众说不一，但现代时期的学者都认为我们应该有也确实有一个“可能”被探讨的世界，即有一个基本的研究领域；(2)现代时期的学者都深信，我们可以在属于我们的那个基本的研究领域中找到具有普遍性的特征，他们都想在实证的基础上建立起某些具有广泛的预测能力的理论框架，并以此来预测人类的社会行为；(3)现代时期的学者认为，要在自己的基本研究领域中找出普遍性的特征，或者说推演出有关人类行为的真理，最可靠的就是实证的方法，尤其是那种可以对变量加以严格控制的实验法；(4)由前三项原则可知，现代时期的学者认为，当我们使用实证的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时，就会逐步加深对人类行为的理解，同时逐步抛弃先前的错误观念，一句话，我们会建立起一套非常可靠并且是中立的真理。格根认为，以上四大原则即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基本特征，可谓社会心理学之现代性的同义词。但明眼人一眼就可看出，撇开“社会心理学”这一特定的学科限定，上述四大原则其实不过是普通所说的实证主义的基本内涵。而实证主义的根基在解构理论、诠释理论、历史主义科学哲学、新工具主义科学观、女性主义等各种后现代思潮的冲击下动摇了。于是，社会心理学也出现了一系列变革。格根在报告中相应地为后现代社会心理学归纳了四大特征：(1)后现代时期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我们对周围世界所做的论述，只是在特定的社会常规中运作的结果，如果我们再认定科学都有一基本的研究领域存在，无形中就会将本身并未能排除偏见的那些论述客观化。(2)后现代时期的学者开始意识到，我们无法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找到所谓的普遍性特征，此时，每一位研究者在从事自己的研究时，都开始考虑起进行研究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简而言之，后现代学者必备的条件之一，就是对自己所处的文化具有强烈的反省意识。(3)后现代时期的学者已不再将“方法”视为神圣的追求，相反，人们认为方法往往成了一种误导他人去认可自己、将自己的想法合理化的工具。(4)同样由前三项变动可知，后现代时期的学者对真理的看法已完全不同于以前，并且他们已开始对实证研究是获得真理的必然途径的信念产生怀疑；甚至有人认为，所谓“科学进步”的观念不过是由它的文字及叙事特点所制造出来的产物。在格根作上述报告一年以后，另一位著名的社会心理学家伊恩·帕克发表了《现代社会心理学的危机》一书，对格根做出回应。帕克深入地分析了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实证范式所包含并受其制约的特定意识形态和文化习俗的预设，指出实证的社会心理学与西方现代主流文化的一致性，并提出，既然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实证模式与西方的主流文化是如此水乳交融地连在一起，那么，“我们是否可以通过采用新近出现的后现代文化材料而同现代社会心理学脱钩呢？”而格根自己，则在作上述报告的三年之后又出版了《饱和的自我：当代生活中的身份困境》一书，通过对“自我”这个在社会心理学中极为重要的概念的后现代境况的考察描述，在某种程度上具体地展示了所谓的后现代社会心理学究竟为何物。一门在性质上和“现代社会心理学”显得有相当区别的“后现代社会心理学”似乎正向我们款款走来。

最后还应该简单说一下就地缘关系而言属于欧美一部分的苏联和今日俄罗斯的社会心理学发展状况。苏联的社会心理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随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和平竞赛”，随着对“个人迷信”的批判，像其他科学领域一样走上了重新发展的道路。据现有资料统计，60年代中期，它每年的研究论文只有几十篇，但在1970年至1978年间，仅正式发表的论文和研究报告就多达3448种，并且多数是在70年代中后期发表的。苏联社会心理学和西方社会心理学在基本理论的指导上有着根本的区别，而且在研究的重点和学科体系、结构上也因自身的社会制度而与西方不同。苏联社会心理学以重点研究集体为其特征。按照苏联学者的界定，集体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概念，是群体发展的最高阶段，具有一系列社会心理特征。从20世纪30年代的马卡连科到70年代的苏霍姆林斯基，在研究集体及其对青少年的教育方面总结了丰富的经验。从70年代开始，以A.B．彼得罗夫斯基为代表的苏联学者对集体的形成、结构、层次、水平及其与人的个性的发展关系进行了大量研究，发表了大量著作，其“群体层次测量观”受到了国际心理学界的高度重视。目前，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的许多社会心理学家都相继投入对新的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之中，如罗申对于选举、民意等政治心理学问题的研究就吸引了不少青年社会心理学工作者。俄罗斯的许多高校都开了社会心理学课程；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各种问题也引起了广大群众的兴趣。随着人民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社会心理学已日益成为一门热门学科。

二、社会心理学在中国内地的恢复及本土化

在经过长期的停顿之后，中国内地的社会心理学也随着僵化的意识形态的解冻而复苏。1979年5月，《光明日报》首先发表了王极盛《建议开展社会心理学研究》一文；而1982年4月中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会(后改名中国社会心理学会)的成立以及同年通过的“六·五”计划中将社会心理学列为要加强研究的学科则标志着社会心理学在我国的正式恢复。自那时至今日，30多年的时间中我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基本上走过了“一条学习、移植、模仿、消化、改造、创新的道路”。自恢复伊始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出版各类社会心理学著作700多本，发表在各种报纸杂志上的论文、研究报告更是不计其数。学者们就社会心理学的对象、学科性质等基本理论问题，以及就社会动机、自我意识、人际吸引、经济与社会变革中的社会心理问题等等做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不过，从总体上看，这个时期基本上还属于“学习、移植、模仿、消化”的阶段，主要停留于对西方社会心理学的学习、介绍和模仿性的研究。进入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90年代的中后期以后，我国的许多社会心理学者开始回应港台一些学者的研究倾向，倡议并实践研究中国人独特的社会心理及其在今天的嬗变，从而走上了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或者说“中国化”的社会心理学的道路。

(一)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动力

1．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和社会现实实践的需要

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要求首先来自于该学科的研究对象所决定的学科性质。如上所述，社会心理学所研究的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和条件下，具有特定文化的人的社会心理和行为。由于不同国家之间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等各不相同，人们的社会心理、社会行为也就各不相同。换言之，社会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以及具体的内容和人们所处于其中的社会结构、政治体制、社会文化紧密相连。在此意义上，推动20世纪70年代欧洲本土社会心理学运动的因素，也正是推动今天社会心理学中国化的一个因素。美国社会心理学无非是美国人的本土社会心理学，欧洲社会心理学无非是欧洲人的本土社会心理学，苏联社会心理学无非是苏联人的本土社会心理学，它们都扎根于本国、本土、本族之中，不是世界社会心理学，更不是对举世通行的社会心理规律的揭示。因此引进移植别国的社会心理学对于重建本国的社会心理学来说虽然是一个必要的依傍，但若想直接用别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来认识理解本国国民的社会心理则必将收隔靴搔痒的效果。要认识、了解我们中国人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就必须联系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结构、经济状况、政治制度等等，采用适合于中国人的研究方法和概念范畴，直接面对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深入中国人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方式，也即必须实现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建立“中国社会心理学”。

社会现实实践的需要也推动着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社会心理学本身就是一门既有很强的理论性又有很强的应用性的学科，而我国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恢复也不是出于某些人喜欢进行“纯研究”的“高级嗜好”(就像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些社会心理学家那样)，而是出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实践的需要。“我们研究社会心理学必须能有效地为广大人民的生活实践服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改革开放带来了我国社会的巨大变迁，同时也出现许多新的社会心理现象和问题；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现代化的过程也是，甚至根本上就是人的现代化过程。如何加强国人对于社会变迁的调适能力？如何推动我国人民在人格、素质、观念等方面的现代化发展？对此，美国或其他国家的社会心理学不可能为我国提供现成的答案。我国社会心理学要在这些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就必须结合我国的现实情况展开研究，社会心理学研究必须中国化。

2．港台同行的推动

对于内地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进程来说，来自港台社会心理学者的推动激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由于历史的原因，跟整个社会心理学发展情形一样，港台地区在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方面也走在了内地的前面。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以杨国枢为代表的我国台湾学者和杨中芳等香港学者就深感西方社会心理学(尤其是实验法主宰的、个体主义取向的美国社会心理学)统治整个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局限性和危害性，从而对模仿和移植国外研究的倾向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反思，率先提出并实践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本土化也即中国化。随着内地社会心理学的恢复和重建，进而随着内地和港台地区学术交流的增加，港台学者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理论主张和研究实践开始深深地刺激和影响着内地学者。1988年夏，香港大学心理系杨中芳博士在广州开办暑期社会心理学研讨班，开始向内地的年轻学生介绍发生在西方社会心理学界的危机以及社会心理学家对社会心理学学术研究方向的反省。1990年杨中芳博士在内地继续进行开办暑期社会心理学研讨班。同年夏，台湾心理学家杨国枢教授一行出席了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在天津召开的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向大陆同行介绍了台湾社会心理学发展现状，特别是本土研究的状况。1991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主办的社会心理学系列讲座中，来自内地、香港和台湾的社会心理学家为全国几十位社会心理学专业的研究生和青年工作者主讲了社会心理学研究中的若干理论进展和自己的研究，并就如何研究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展开了热烈讨论。1992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举办由港台17名学者授课，在全国招考学员的社会心理学高级研讨班，共计开办6年(1992年至1997年)，每年6周，学员共计139人次。在这个研讨班中，除了系统开设与西方高等学校社会心理学博士课程安排相同的十几门专业课程之外，还专门开设了“本土心理学”。通过这一系列的培训班、研讨班、研讨会，以及其他各种途径，港台学者为推动内地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做出了重要贡献。事实上，从一些内地学者后来展开本土社会心理研究所选择的研究主题中，我们就可以看出港台学者的深刻影响。

3．确立自我身份的需要

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另一个动力来自我国学者希望在世界社会心理学舞台上确立自己的身份地位的愿望。跟政治经济领域一样，在思想学术领域中也存在着霸权。表现在包括社会心理学在内的心理学领域，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也存在着“三个世界”。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作为第一世界基本上把持了国际社会心理学讲台的话语权。但是，其他第二、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心理学者对这种状况并不满意，他们力图摆脱这种局面，不甘为美国的附庸。而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社会心理学自身的危机则为改变世界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这种格局提供了一个契机。特别是欧洲的社会心理学者，他们成功地进行了社会心理学的本土化运动，从而在国际社会心理学舞台上扮演起自己独特的角色，而不再只是随声附和美国学者，或为他们的研究跑龙套。我国的社会心理学者同样不甘于在世界社会心理学舞台上只扮演那种可有可无的、被人轻视的、令人压抑的角色，而希望在其中真正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不是作为“听话的”学生，而是作为“对话”的同行在社会心理学的国际讲坛上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并为世界社会心理学知识总体做出自己特殊的、别人不可代替的贡献。而如果在研究中只是炒别国学者的冷饭，甚至一味地拾人牙慧，无疑不能实现这一目标。唯有脚踏实地面向中国社会，面向中国人、中国心的本土研究，才能在世界社会心理学的讲台上响起中国人的声音。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只有充分的‘民族化’，才有可能‘全球化’。社会心理学中国化的意义在于改变由欧美社会文化所开创出来的格局，从多元的文化特质中去寻找社会心理学的新元素，使社会心理学再次振兴和繁荣。”或者正如另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本土化和全球化，是社会心理学的现代双翼。

(二)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三个阶段

就发展的大方向而言，如上所述中国内地社会心理学自恢复重建以来主要经过了两个阶段，即引进移植的阶段和中国化的阶段。但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角度来看，我们又可进一步将这个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前中国化的移植阶段，关于中国化的理念探讨阶段和中国化的研究实践阶段。当然，这三种阶段的区分只是就总体的情况和倾向而言，而不是绝对的。事实上，早在社会心理学恢复之初的1983年，就有人开始指出：我们要研究社会心理学，必须走自己的道路，具有我国自己的特色。一直到今天，也依然有人在不断地介绍国外社会心理学研究的新成果。也正因如此，阶段的划分很难有一个明确的年代标志。

移植阶段如上所述属于前中国化的阶段，或者说是非中国化的阶段。在这个阶段，学者们的工作主要是向国内引进国外的特别是美国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成果。社会心理学著作的翻译构成了这个阶段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使是所谓的著述，也主要是介绍性质，而非独立研究性质。在后来的反思中，人们对于这个阶段的工作往往颇多微词。但事实上，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对于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来说，充分地了解西方社会心理学是一个基本的前提。不了解西方社会心理学，这门原本诞生于西方的学科想要中国化也就无从“化”起。正如杨国枢、文崇一指出的那样：“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是一种成熟的自觉。只有曾长期浸润在西方社会及行为科学中的学者，才会有需要中国化的深切感受，也只有长期以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从事实证研究的专家，才能知道何者应该中国化，何者不必中国化。只有先‘进入’西方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者已开拓的园地，方会了解其限制和优点，才能‘出来’加以中国化。一开始就停驻在世界学术门外而拒绝进入的人，是没有能力谈起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中国化的。”

在关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理念探讨阶段，内地社会心理学者们围绕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必要性(为什么要中国化)、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概念(称“中国化”“本土化”抑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理学”等)、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含义和方向(什么是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在什么层次上——方法论层次、方法层次抑或对象内容层次上中国化，通过中国化要在中国建立什么样的社会心理学知识体系)、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途径(如何实现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举办了一系列研讨会、研讨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这种讨论事实上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见于报纸杂志，而1992年和1994年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分别在湖北神农架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召开的第一、二届“中国人社会心理研究学术研讨会”则标志着这种探讨达到了高潮。在这个阶段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港台学者关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理念深深地影响了内地学者；同时内地学者也从欧洲的社会心理学研究本土化运动中汲取经验。

事实上，从一开始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心理学，进而对移植阶段的工作进行批判反思，社会心理学研究之走向中国化就几乎是既定的了。关于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理念探讨从某种意义上讲，起到的是一种统一社会心理学者们的认识的动员作用。一旦达成基本的共识，这种讨论就告一段落。从1994年第二届“中国人社会心理研究学术研讨会”之后，关于社会心理学研究之中国化就由主要停留于理念探讨而过渡到主要进行本土化的研究实践了。到1998年中国社会心理学会在北京香山召开第三届“中国人社会心理研究学术研讨会”时，与会者主要讨论的内容已不再是为什么要中国化、如何中国化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了，而是一系列具体的本土定向的研究成果。

(三)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成果

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国化的具体实践中，内地学者通过各种途径在方法论、具体研究方法和手段、研究内容诸方面都做出了努力。不过，就实际成果而言，体现在研究内容上的中国特色可能最为令人印象深刻。这一点和欧洲社会心理学本土化运动的状况如出一辙。之所以如此，笔者以为是因为研究什么决定着怎么研究，即研究内容决定研究方法和手段。因此本土化研究必然会首先而且主要地发生在研究内容上，而研究内容的本土化则将带动适合研究本土社会心理现象的方法和手段的产生。

就研究内容而言，内地学者的本土化研究成果有两个方面值得一提。一是对于中国人重要而特有的社会心理现象的研究；二是对于与我国的社会转型相伴随的国人社会心理嬗变的研究。

中国是有着几千年历史积淀的国家，具有独特的文化和民族社会心理特性。对于孝、仁、义、信、礼、怨、恕、恩、耻、荣、辱、缘分、脸面、报应等的社会心理内涵及其在现代日常生活中的运作的研究，以及对于中国人独特的自我观、人己观、公私观等的研究，构成了我国本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比较突出的学者有沙莲香(对中国民族性格的研究)、翟学伟(对中国人脸面观、中国人人际关系等的研究)、彭泗清(对中国人信任关系的研究)、张志学(对自我概念、社会互动的研究)、杨宜音(对中国人的社会认同、自我概念的研究)等。值得一提的是，这些题目，也是港台社会心理学者长久以来最感兴趣的题目。事实上，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杨国枢就在《心理学研究的中国化：层次与方向》一文中提出要“研究国人的重要与特有现象”，并还提出了相对具体的研究课题，如有关“脸”与“面子”的心理和行为，有关“报”的心理和行为，有关“缘”的心理和行为，有关中国家庭的心理和行为，有关家族主义的心理和行为，有关民族主义的心理和行为，有关中国语文的心理和行为，等等。内地学者对这些题目的研究可以说最集中地体现了港台学者对内地学者的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我国的社会体制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转型，与此相应，国民的社会心理也在发生“静悄悄的革命”。对社会转型过程中国人社会心态、社会心理嬗变的研究构成了内地本土社会心理学研究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说来，这方面研究的主要内容大体可分为以下几个方面：(1)对于一些重要社会群体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心理变化的研究，如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嬗变、国有企业职工的社会心理及其嬗变、妇女社会心理及其嬗变、青年社会心理及其嬗变等；(2)对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些典型社会心理现象的研究，如相对剥夺心理、逆反心理、攀比心理、急功近利心理、保守与惰性心理、跟风心理、怀旧心理、冷漠与无助心理等；(3)对于国人对社会变迁的社会心理调适能力的研究，如社会心理承受力、竞争意识、风险意识、参与意识等。在这方面的研究中比较突出的学者有李庆善、乐国安、周晓虹、冯伯麟、石秀印、杨宜音、方文等。这类研究同改革、同我国的现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体现了我国社会心理学者对时代和社会的强烈关怀和现实责任感。

如上所述，研究内容的本土化将带动适合研究本土社会心理现象的方法的产生。虽然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心理学研究在方法上的中国特色不如在研究内容上那么明显，但也不是完全乏善可陈。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社会心理学相比，我国本土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在方法上也还是体现出某种程度的中国特色，主要有：(1)与美国社会心理学研究忽视哲学方法论的指导不同，我国学者对此比较自觉；(2)在研究取向上，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三种取向的社会心理学做到相对并重，并相互沟通，从而拓展了社会心理学研究的角度视野，不似美国的社会心理学，在心理学取向的社会心理学的长期绝对支配之下造成了对人类社会心理和行为研究的狭隘的个人主义视野；(3)较多地采用调查法、观察法，较少采用实验法，尤其是实验室实验法，从而努力避免因人为的实验室环境配置破坏了自然情境的脉络而造成的，在以实验室实验法为主要方法的美国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存在的“内在效度高、外在效度低”这一痼疾。

至此，我们已对社会心理学的百年发展历史和现状作了一个大致的叙述。正如威廉·萨哈金所说的那样：“社会心理学不是一项静止的研究，而是一项富有生命力的仍在向前发展的研究，因此，最后的章节尚待我们续写。”而探讨研究生长、生活于特定的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中的中国人之社会心理、社会行为的“中国社会心理学”的发展，无疑既是在续写着社会心理学，并且，相对于长久以来一直以西方人为中心，甚至以西方人的社会心理为人类普遍的社会心理的社会心理学而言，更是一种扩写。下面，就让我们进入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