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期末考试

寒假越来越近了，但是想过寒假必须要过考试的“坎儿”！樊小义说学前班的时候没有考过试，这也是他第一次考试。因为班里面坐不下，又没有空余教室，老师让我们在院子里考试。大家都把板凳摆得整整齐齐，前后左右大约有一米的距离，我们都蹲在板凳前，而板凳用来放试卷答题。这时候离过年还有十多天，北风嗖嗖的刮着，天空中的太阳若隐若现，我们的小手冻得通红，连圆珠笔都不配合，还要哈几口气才能写出字，铅笔以及杨军华的那支钢笔写得倒也算顺畅。试题是老师自己出的，试卷也是老师自己印的。那个时候，学校没有打印机，没有电脑，当然连电也没有。老师需要在一张A4纸上做出试卷草稿，然后誊抄在一张印刷专用蜡纸上，再放在油印机里，抹上油墨，向下使劲压，试卷就这样印刷出来了。时间太久，记不清了，过程大概如此吧。当试卷发到我们手里的时候，还有一股汽油味，有的字迹还未干，我们做完整个试卷，手上甚至衣服上都蹭了很多油墨，且这种油墨还难以洗掉。在回家的路上，樊小义说考试题如何如何的难，自己都没有把握答对。考试完之后，基本算是放假了，就等三天去拿通知书了。拿通知书，就是要听老师宣布放假时间和期末考试结果，考试成绩好的可以拿到一张奖状和通知书，考试不好的就只能拿着通知书回家，通知书上写着放假和开学日期、考试成绩，还有在校表现。“在校表现”也都不真实，大多都是老师们胡写的，有一点避重就轻的感觉，如果学习不好，上面就会写思想道德方面的，如果两方面都不好，上面就会写“该生勤劳”。总之，老师肯定要找到学生的“闪光点”！

樊小义期末考试成绩不错，获得了第一名，程丽珍是第三名，我和杨军华、樊鹏程、张大成属于只拿通知书回家的那种学生。樊小义的奖状上清楚地写到“樊小义同学，在我校一年级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中获得了第一名。特发此状，以资鼓励”，时间是农历放假那一天，即一九九三年十二月二十日。樊小义把那张奖状卷成一卷，避免有一丝褶皱，也不放在书包里，就用手拿着，这次远比带着“夜读灯”去学校的时候自豪、自负、嚣张多了，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手舞足蹈地讲考试题如何如何简单。那时候，我打死他的心都有！

樊小义的父亲樊爱民看到了儿子得了奖状，笑得合不拢嘴，见人就夸：“俺孩得了第一名，全班第一名，比俺上学的时候强多了。”紧接着就故作谦虚地说，“俺也不要求俺孩有多大出息，将来只要不像俺学剃头就行，要是能考上‘商品粮’就更好了，要实在考不上，比俺强一点就行。”

豆腐杨听到了这话，就只能在旁边应和，回家之后就把杨军华大骂一顿：“连这么好的钢笔都舍得给你买，你就不能争口气！”

樊爱民把奖状用图钉整整齐齐、板板正正地钉在堂屋后墙的右侧，而位居最中间是主席像。边钉边说：“改天我去供销社买个镜框，把奖状装在镜框会更好看。”

从那以后，凡是去过樊小义家的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年轻人还是老人、熟人还是陌生人，樊爱民都会指着那张奖状让他们看。几年之后，樊爱民除了会说一些故作谦虚的话，奖状的事就不再提了，因为已经习惯了。樊小义每年都会获得两张奖状，是我们学校有名的奖状“专业户”，他家主席像的右侧已经贴满了奖状！在樊爱民看来，这孩子得奖状已经不稀奇了，如果没有得，那才叫稀奇！只是樊小义仍然没有变，考试结束后还会跟我们说考试如何如何的难，自己都没有把握答对，但在拿通知书那天总能获得奖状，他依然把奖状卷成一卷，依然不放在书包里，依然自豪、自负和嚣张，在回家的路上依然会手舞足蹈地说考试题如何如何简单。程丽珍虽然没有得过第一名，但总是前五名之内，也总是能获得一张奖状。而我、杨军华、樊鹏程和张大成成绩一直很稳定，从来没有得到过那张承载荣誉的纸。

放寒假了，学校以前并没有布置寒假作业的惯例。但是，到了我们这一届，也许是个例外，老师强制要求我们每人花了两块五毛钱买了两本寒假作业。这就是所谓的花钱买罪受。寒假作业也很简单，约有二十页内容，字体很大，纸张很粗糙。数学的内容大概就是看图写数字，铅笔是“1”，鸭子是“2”之类的，还有就是一支铅笔加一支铅笔等于几之类的简单加法。语文稍微有一些趣味性，上面有些简单的谜语，内容也记不清了。但是这些寒假作业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因为最后一页是答案。也有不看答案答题的，比如樊小义，他的水平已经不需要看答案了；再比如樊鹏程，他答错了很多，直到开学之后老师讲解寒假作业的时候，他才知道最后一页是答案。无论怎样，寒假作业对我们来说并不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玩！

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据说，这一天灶王爷要去上天向玉帝汇报一年来主家的善行或罪行，大罪减寿三百天，小罪也要减寿一百天。为了防止灶王爷到天庭乱说话，家家户户都会买一些灶糖，有灶王爷神像的就在灶王爷嘴上抹一些，没有灶王爷神像的就放在灶台后边，还要毕恭毕敬地说道“灶王爷、灶王奶奶到了天宫要多说好话，保佑一家老少平安”。这就是“祭灶”。祭灶之后，有钱的人家会放一盘鞭炮，然后就要开始吃早饭，早饭之后才能吃灶糖。那时候的灶糖，应该没有什么化工原料，看起来很硬，掰起来很碎，咬起来很粘牙，吃起来很甜。不像现在，连灶王爷吃得东西都做得太假了！

吃过灶糖之后，全家要打扫卫生。尤其是厨房，把锅都揭下来，铲掉上面的碳灰，还要把锅碗瓢盆都要洗刷干净，灶台、案板，甚至是风箱都要清理干净，如果劳动力富裕，还要把厨房的梁、墙都要清理一下。这些可能都是大人们要干的事情，整个上午大人们灰头灰脸，在小孩看来这些都很有趣，但我们是不会去做的。

过年最高兴的当然是小孩，最困难的是大人，大人们最害怕过年。过了小年，家家户户都要开始蒸馒头，大人们开始犯难。改革开放已经进入第十五年头，新的土地政策已经实施了将近十个年头，但实际上那时候的农村仍然属于“后富”的区域。像樊小义这样的家庭，日子就远没那么好过，这一年，樊小义家又盖了房子。樊老爷子曾经吹嘘上过这房子能住三十年，但实际上建成之后五六年就出现了裂纹，冬天还能凑合，夏天就很危险，雷声大一点，屋内都掉土。不只如此，屋外下大雨，屋里下小雨，他们全家都要把所有能盛水的锅碗瓢盆拿来接雨水，有时候还得把院里的水缸抬进来，甚至把樊爱民剃头时烧水的铝锅也拿过来。如果下的再大，只能到西屋去避雨，西屋里起码要下得小一点。为了盖房子，樊爱民几乎把所有的粮食都卖了，这才把堂屋建好，但是东屋和院子仍然没有建起来。尽管如此困难，樊爱民还是把院里的榆树留了下来。樊爱民找樊老爷子借了五十斤小麦，樊老爷子家里相对还是好过一些，两个女儿在结婚之前都分了地，结婚之后自然不能把地带走，后来这些地都是樊老爷子种了。樊老爷子说：“明年收夏要记得还给俺。”都分家了，借东西当然要还，这话并没有毛病。刘桂芝把这五十斤小麦，连带自家剩下的三十斤统统磨成面粉，但是也不敢把这些白面都吃了，毕竟年后还要过日子。又磨了几十斤玉米面。蒸了一些白面馒头，这是走亲戚用的；又蒸了一些杂面馒头，这是自己吃的。到集上买了二斤肉，完全不带骨头的那种；再买一些白菜、菠菜等，那个时候白菜一两分钱一斤，而菠菜根本就不论斤卖，五毛钱一篮子，一块钱一化肥袋子。豆腐、豆芽之类的菜必不可少，当然是从豆腐杨那儿买，都是邻居，豆腐杨一般都会给予特别关照。豆腐杨一边提着称，一边说：“看看，秤砣都翘起很高了！”当然，办年货需要买鞭炮，还要请一些香、纸等，还要买一些碗和筷子。碗筷是过年必须要买的东西，增加新碗筷代表家庭人口兴旺，而且还要买成双数，这是规矩。再买几幅春联，年货就这么办齐了，刘桂芝后来说，连压岁钱都算上，这个年总共花了几十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