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启蒙的时代
任何思想可以说都是时代的产物，休谟作为18世纪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哲学是当时西欧各国特别是英国的政治、经济、科学以及文化各个因素共同孕育的产物。英国在17、18世纪的政治改革、强盛的经济实力、自由开明的社会风气，以及牛顿发起的科学革命，还有启蒙主义运动中涌现的大量思想家提供的精神文化资源，这些都是休谟哲学得以诞生的必要条件，同时在休谟的思想中，也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特色，值得我们仔细研究。
一、历史背景
16—17世纪，英国政局一直处在动荡之中。经过圈地运动、工业革命以及海外殖民，英国的经济实力迅速成长，一跃成为欧洲强国中的翘楚。与此同时，中小资产阶级与英国占统治地位的专制王权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尖锐。经过17世纪中期的两次内战[23]，最终在1649年根据最高法院判决，查理一世（Charles I）被处死。随后议会通过取消上院和废除君主制的决议，宣布英国为共和国，其领导权为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等高级军官所执掌。
1658年克伦威尔去世，英国政局越发风雨飘摇，乔治·蒙克（George Monck）将军果断命令进行新议会的选举，新议会成立之后立即通过决议，邀请流亡在外的查理一世的儿子回国复辟。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一条主要线索即是宗教，新登基的查理二世本人倾向于天主教，随着新王朝重新树立了国教的权威，贵族们开始在全英范围内对清教徒进行排斥与打击。等到詹姆斯二世登基之后，变本加厉地复辟天主教，任命自己亲信的天主教徒担任政府和军队的要职，他的所作所为终于惹恼了托利和辉格两党。他们决定废黜詹姆斯二世，迎接其女儿玛丽和女婿威廉回英国执政。这就是有名的光荣革命，它很大程度上削弱了英国的王权统治，确立了由内阁主持国家事务，建立了由地区选拔代表来组成的上下院议会体制。洛克的《政府论》（Two Treatises of Government）可以说是当时政治改革的理论精华，其于1690年发表，洛克在书中强调公民的权利与自由，以此来制衡政府的权力。洛克的政治理论影响深远，为资产阶级的民主政体提供了理论基础。
成功的政治改革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随之在18世纪中期爆发的工业革命，为英国带来更加深刻的社会变革。亚当·斯密的《国富论》（The Wealth of the Nations）指出，自由贸易与自由经营会带来国家总体的富有强盛，基于此，国家对个人获取财富不应该有所干涉。斯密的理论得到了广大工农业主的热烈欢迎，政府不得不放宽对企业以及贸易的控制，英国资本家于此得到了最大限度的自由，可以自行制定工资水准和产品价格，自主雇佣和解雇工人，并且开展海外贸易与投资，由此导致农村的逐步解体以及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和文化体系的形成。伦敦一时间成为世界级的都会，成为英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
随着英国经济的兴起，近代自然科学也开始飞速发展。以牛顿为代表的近代实验科学在力学、物理学等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必然向哲学提出方法论和认识论上的问题，可以说这一时期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发展，离不开实验科学的推动促进。经验主义哲学强调认识源自经验，倡导观察、实验以及经验归纳法，这些都带有鲜明的自然科学烙印。
另外不能忽视的一点就是，16世纪中叶直到17世纪，英国的文艺也颇为兴盛，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各个领域都涌现了大批作家。之前的莎士比亚更是将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推向了高峰，他的作品对后来的英国思想家们都产生了莫大的影响。18世纪初期，由于出版物审查法的废止、社会舆论的兴盛、城市读者的增多，各种手册期刊应运而生，很多著名思想家都曾经致力于短文杂论的创作，他们的作品启蒙了大量的读者。
18世纪英国的绘画艺术也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荷加斯（William Hogarth）、雷诺兹（Joshua Reynolds）等人的创作为英国绘画赢得了声誉，他们虽然接受了洛可可艺术以及新古典主义的影响，但其创作却脱胎于英国的生活土壤，形成了独特的“世俗现实主义”，带有鲜明的英国特色，于风俗画、肖像画以及风景画各方面都颇有建树。荷加斯与雷诺兹另外撰有相关美学和艺术论著，如荷加斯的《美的分析》以及雷诺兹的一系列讲演等，都对英国经验主义美学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贡献。
总而言之，英国的经验主义哲学思潮植根于深刻的历史背景之中，英国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共同孕育了这一哲学思潮，而经验主义哲学以更加深远的方式影响着英国的历史。要理解休谟的经验主义美学，需要对其时的历史背景以及文化思潮有更加全面的把握。
二、休谟其人及其论著
大卫·休谟1711年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他的家族在爱丁堡南部的奈因威尔斯（Ninewells，意为“九泉”）有一块祖传的地产，休谟的童年就在那里度过。休谟两岁时父亲去世，休谟回忆道：“我父亲算是一个有天才的人，当我还是婴孩时，他就死了，留下我和一个长兄，一个姊妹，让我母亲来照管我们”，幸运的是，“我母亲是一位特别有德行的人，她虽然年轻而且美丽，可是她仍能尽全力于教养子女。”[24]
休谟的母亲凯瑟琳（Catherine Hume）从小就发现自己的小儿子材质可堪雕琢，于是送休谟和他的哥哥一起去著名的爱丁堡大学就读。那时休谟年方十二，就已经涉猎颇广，开始博览历史、文学、古典哲学以及数学科学等各方面的书籍。
休谟的家人出于家庭传统和谋生的考虑，希望休谟能够在法律方面有所成就，但休谟的兴趣却更多集中在哲学和文学方面。休谟在后来的《自传》中提到：“除了哲学和一般学问的钻研而外，我对任何东西都感到一种不可抑制的嫌恶。”[25]休谟因家庭原因辍学后，为自己制定了一个长期的学习计划，一直到1734年，这段学习经历为休谟打开了新的思想之门，这期间休谟确立了自己的人生志向—成为一个学者和哲学家。
但休谟并不想做一个枯坐书斋与世隔绝的学者，而是努力追求一种“更加活跃的生活”，休谟认为这样的生活不仅可以开拓自己的眼界，也有利于改善自己当时糟糕的身体状况，因此他选择了经商。1734年3月，休谟来到英国重要港口布里斯托尔，在一家经营食糖进口的商行里谋了一份书记员职位。但经商到底并非休谟本心所好，几个月之后，休谟就放弃了经商，重新开始自己的思想生涯。
1734年夏，休谟东渡法国继续自己的哲学研究，他选择了一个小镇拉福来舍（La Fleche）安顿下来。这个小镇位于法国安茹郡，镇上有一所耶稣会学院闻名遐迩，笛卡尔和梅森（Marin Mersenne）这样的著名学者都曾在此就读，拉福来舍环境幽静，耶稣会学院藏书丰富，是休谟著书立说的理想之地。休谟在此阅读了大量法国哲学家如马勒伯朗士、杜博斯等人的著作，对其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休谟偶尔还与耶稣会学院的教士进行一些神学论辩，为他后来的怀疑主义以及对迷信的批判提供了丰富的材料。1734—1737年间，休谟于此潜心著述，基本完成了《人性论》的创作。
休谟于1737年秋返回伦敦，着手出版《人性论》。为了这部著作能够顺利出版，休谟对《人性论》的原稿进行了修改，考虑到宗教界的阻力，他删去了其中论神迹的相关章节。《人性论》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论知性”（“Of the Understanding”），第二卷“论情感”（“Of the Passion”）于1739年匿名出版。第三卷“论道德”（“Of Morals”）也在1740年付梓，同样没有署上休谟的姓名。值得一提的是，在1740年休谟还匿名发表了一本介绍《人性论》第一卷的小册子，全名为《最近出版的题为〈人性论〉一书的概要》（下简称为《“人性论”概要》），一度有学者提出亚当·斯密才是该书的作者，但现今学术界已经基本认可这本小册子仍然属于休谟的著作。《“人性论”概要》简述了《人性论》中关于经验、因果推理、信念的形成、观念联想等问题的观点，是休谟对其思想的浓缩和再阐发，对于休谟哲学的研究来说，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人性论》出版后没有立刻引起很大的反响，休谟对此十分失望，他在《自传》中说到：“任何文学的企图都不及我的《人性论》那样不幸。它从机器中一生出来就死了，它无声无臭的，甚至在热狂者中也不曾刺激起一次怨言来。”[26]尽管休谟煞费苦心地对《人性论》作了修改，希望“尽可能减少冒犯”，但《人性论》仍然招来了不少“狂热者的非议”，休谟就此被目为“无神论者”和“怀疑论者”，这两个标签可说与休谟终身相伴。
回到故乡奈因威尔斯之后，休谟撰写了一系列道德和政论短文，并于1741年结集出版，这就是《道德和政治论文集》（Essays, Moral and Political）。此书一上市就很受读者欢迎，在伦敦被抢购一空，这为休谟赢得了不错的声誉，同时也给他很大的鼓舞，一年之后休谟再接再厉，出版了《道德和政治论文三篇》。不过举世瞩目的文名并没有帮助休谟谋得教职，1745年爱丁堡大学伦理和心理哲学的教席空缺，休谟对这个职位颇为中意，但最终未能如愿。六年之后，休谟应征格拉斯哥大学的逻辑学教席，同样被拒之门外。终其一生，休谟都没有获得任何学院的席位。
1745年7月，企图复辟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斯党人发动叛乱，詹姆斯二世之孙查尔斯·爱德华率兵在苏格兰登陆，一度攻克了爱丁堡，但最终被英军击败，于1746年9月退出苏格兰。休谟在此期间并未身处危城，而是受青年侯爵安南戴尔之邀当了他的私人教师。休谟于1745年4月到达侯爵的住地韦尔德豪尔，在那里干了一年时间。可惜的是，休谟发现这位侯爵有严重的精神问题，同时疏于管理自己的产业，听凭手下从中渔利。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休谟于是很快接受了他的一位远亲詹姆斯·圣·克莱尔将军的邀请，出任这位将军的秘书，并参加这位将军所率的远征军，计划前往加拿大魁北克与法军作战。但由于风向突变，将军只好将作战计划改为攻打位于法国布列塔尼的城市洛里昂。英军缺乏周密的计划和充分的补给，久攻洛里昂不下，最后无功而返，撤回英国，休谟的军旅生涯就此告终。
休谟返回苏格兰家中之后不久，又接到克莱尔将军的邀请，请他作为秘书陪同出访维也纳和都灵。1748年休谟在意大利写成了《人类理智哲学论》，这本书对《人性论》第一卷“论知性”的主要思想进行了提炼和改写，并将原先删去的“论神迹”一节重新收入其中，1758年，该书的标题改为《人类理解研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这个标题也沿用至今。接着休谟又对《人性论》的第三卷“论道德”进行了改写，改写本名为“道德原理研究”（An E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休谟坚持这本书是他所有著作中最为满意的一部。这段时期是休谟创作力最为丰富的阶段，1752年休谟出版了《政治论》（Political Discourses），同时完成了《自然宗教对话录》（The Dialogues Concerning Natural Religion）的初稿。
1752年，休谟被选为苏格兰律师公会图书馆的管理员，这给了他查阅资料、自由写作的便利，在1754—1762年间，休谟陆续出版了4卷6册的《英国史》。这部著作很受读者欢迎，休谟也因此获得了不菲的版税收入，至此休谟可以不再为财务生计操心，从而专心致力于学术研究。休谟的《英国史》影响很大，很长时间内他作为历史学家的声望是远远超过作为哲学家的。很久以来，大英图书馆和剑桥大学图书馆都将休谟列在“历史学家”一栏中。
休谟性情平和，但无论身处何处似乎都与“狂热分子”势不两立。1754年，休谟订购的书单中有几本遭到图书馆董事会的抨击，被斥为“下流无聊的图书”，进而从图书馆的目录中勾销。这几本都是法文书，分别是拉封丹的《故事集》、小克雷比荣的《千疮百孔》以及比西·拉布坦的《渔夫恋爱史》。董事会因此取消了休谟订购图书的权力，休谟对此相当不满，但顾及自己仍然需要图书馆的资源来进行《英国史》的写作，休谟只得继续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一年多。值得一提的是，休谟将这段时间自己的工资都用来资助一位盲诗人托马斯·布莱克罗克。1757年休谟大致完成了《英国史》的资料收集，于是他很快辞去了这份职务。
那时休谟已经名满英伦，但谤亦随身，他的著作仍然饱受争议。1755年，休谟准备出版一本名为《论文四篇》的文集，其中包含《宗教的自然史》《论情感》《论悲剧》《论几何的形而上学原理》四篇文章。第四篇文章由于数学家菲利普·斯坦厄普提出了批评意见，休谟将其撤下，换上了《论自杀》和《论灵魂不朽》，将原书改名为《论文五篇》准备出版。没想到此时又横生波折，格罗塞斯特主教威廉·沃伯顿看到此书之后十分不满，威胁该书的出版商安德鲁·米勒说，只要他敢出版此书，就要诉诸法律。休谟无奈之下，只好用《论趣味的标准》一文换下了《论自杀》和《论灵魂不朽》，并对《宗教的自然史》稍加修改，仍以《论文四篇》为名，于1757年出版。
1763年，休谟接受了新任驻法公使赫特福德伯爵的邀请，前往法国担任他的私人秘书。在法国任职的三年期间，休谟展示了自己的政务长才，很好地处理了使馆的相关事务，同时在巴黎社交界也颇有建树，他在沙龙中结识了狄德罗、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等著名哲学家，在与他们的交流过程中不断锤炼自己的思想。休谟对自己在巴黎的那段生活相当怀念，他在《自传》中写道：“在巴黎住，能得到一种真正的快意，因为那个城中富有聪明、睿智而文雅的人们，那是全世界任何地方所不及的。我有一度还打算终身定居在那里。”[27]
休谟于1766年返回英国，伴随休谟同行的是另一位大名鼎鼎的人物—让·雅克·卢梭，他因为《爱弥儿》一书触怒了教会，为了逃避迫害，不得不在欧洲四处颠沛奔波。休谟与卢梭两人的友谊一度被传为佳话，可惜没有善始善终。卢梭猜疑休谟一直在策划迫害他，最终不辞而别，返回法国。
卢梭的风波之后，休谟在英国政府的北方事务部当了一年的助理秘书，于1768年去职返回爱丁堡。休谟在爱丁堡新城购置了新居，他在那里安稳地度过了人生的最后五年。此后，休谟在自己的住所接待了许多来访的友人，彼此之间进行了很多有益的切磋讨论，“青年人和不自检束的人也乐与我相处，正如勤恳的人和致力文艺的人乐与我相处似的。我因为与谦抑的女子相处，觉得特别快乐”[28]，与此同时，休谟也努力修订自己的著作，包括《宗教的自然史》《人类理智研究》等名作，但值得注意的是—《人性论》并不在休谟的修订之列。1775年，休谟为“答复黎德先生与愚笨的贝蒂先生”特意撰写了一篇公告，此二人都对休谟的《人性论》进行过抨击。休谟声称《人性论》出版太早，在推理和表述上有所疏忽，他后来的著作才是真正代表他的哲学情感与原则的。不过事与愿违，后世读者仍然将《人性论》视为休谟最伟大的作品。
1776年8月25日休谟于家中逝世，去世前保持了哲人的平静与一贯的风趣，同时他仍然在努力安排自己最具争议的作品—《自然宗教对话录》的出版事宜，最终1779年休谟的侄子大卫完成了叔父的遗愿。
三、启蒙主义思潮
休谟生活的18世纪，是西方历史上著名的“启蒙时代”。启蒙运动发源于英国，其代表人物是培根（Francis Bacon）、霍布斯（Thomas Hobbes）和洛克（John Locke），随后波及法国，在法国启蒙运动中走向了巅峰，其领军者包括一系列大名鼎鼎的人物：伏尔泰（Voltaire）、孟德斯鸠（Montesquieu）、卢梭和狄德罗（Denis Diderot），巴黎因此成为启蒙运动当之无愧的中心。休谟曾造访过巴黎，在那里受到了隆重的欢迎，休谟与卢梭的交谊虽然没有善终，但也算得上思想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一批著名的思想家尽管见解各异，彼此争论不休，但“他们是一家人，随时可以团结起来，支持他们共同赞成的事业：创建一个主张人道、教育与宗教分离、世界主义和自由的纲领、不受国家或教会专断干涉的威胁，并有权提出质疑和批评的世界”[29]，休谟正是这群人中的一员，他的思想也在启蒙群星中闪烁着独特的光芒。
17世纪末首次出现的报纸和刊物促进了书籍和知识的流通，举例而言，“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于1748年出版，到1751年光是法语就印刷了二十二版；同年匈牙利出了拉丁文版，到了1773年已出了十多种不同的英语译本；荷兰语、波兰语、意大利语版都在七十年代内出版，德语版在1789年，俄语版在1801年出版”[30]，众多思想家的启蒙主义思想经过书籍以及报纸刊物的广泛传播，影响逐渐遍及欧洲。
休谟所在的苏格兰也是启蒙运动的重镇之一。苏格兰本来是一个王国，如今已沦为英国北部一省，爱丁堡虽然已不再是首都，但仍被誉为“北方的雅典”。除了大卫·休谟、亚当·斯密两大思想家之外，弗兰西斯·哈奇生，托马斯·里德等众多饱学之士齐聚苏格兰，这些大家都有志于讨论道德、社会、哲学问题，因此苏格兰启蒙运动就其影响以及思想深度而论，丝毫不逊色于法国。
文德尔班如此概括启蒙运动的思想特色：
从文德尔班对启蒙运动的概括来看，启蒙运动强调人类理性的解放，要求个人思想、情感和行动的自由，引导人们“敢于认识，有勇气使用自己的理性”（康德）。另外，启蒙并不是一味强调理性，而是力求对人的具体情感和思维进行全面的观照，同时着眼于现实人生的问题，对道德、社会、历史、文化等领域都有涉及，启蒙因此才具有真正的价值与意义，美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与启蒙运动的精神一脉相承。虽然“美学”（Aesthetic）1750年才得名于鲍姆嘉通的著作，但巴黎、爱丁堡的一众启蒙思想家对于艺术、道德以及情感问题的探讨争论，实际上已经打开了近代美学的大门。启蒙运动于美学以及艺术实践都有着相当的推动作用，更直接影响了休谟美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由美国的凯·埃·吉尔伯特和联邦德国的赫·库恩合著的《美学史》将这个时期的艺术特点概述为“优雅性与合理性”，法国式优雅合理的艺术正在英国风行，反映在当时的美学思想方面，就是肯定艺术的不断进步会促进社会的繁荣，提升人的情趣，一个完善的社会应该在道德、政治以及文艺各方面都能持续地发展。“无论什么时期，都缺乏这个时期的审美趣味所表现出的勇气，无论怎样伟大的天才，其无节制和放纵行为，在这个时期都是不能宽恕的……任何人都得服从理性的裁决。在某种意义上讲，合理性的统治再次给世界带来了某种秩序性和内聚力（cohesion）”[32]，休谟在这样的环境下，他的思想自然会受到当时艺术文化氛围的影响。休谟生活在启蒙主义风行欧洲的年代，就像数学家和完美的圆打交道一样，戏剧家和画家必须与理想的形式打交道，这就是18世纪大多数美学家的唯理主义观点。休谟是一位典型的经验主义者，在哲学方面他和洛克一样，对唯理主义的天赋观念进行了批判，崇尚个人经验是知识的基础，然而在实际的道德与审美方面，休谟秉持的却是折中的经验主义，情感需要受到理性以及传统的节制，因此休谟赞赏的文艺作品都带有明晰、简洁和优雅的色彩，而如莎士比亚情感激烈的剧作则为他所不喜。
与此同时，休谟深受英国经验主义哲学的熏陶，牛顿、培根的实验方法直接影响了休谟的哲学研究方法论，而更加值得一提的是著名的约翰·洛克，他反对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认为思想来自于我们的感官印象，不论是直接的，还是大脑对这些印象进行的组合与反思。洛克进一步阐释他的观点：道德价值观、善恶的意义，均产生于人类经验中愉快与痛苦的感觉。伏尔泰认为洛克像牛顿发现自然世界的科学规律一样发现了人心的规律，他的思想是英国自由风气的结果，原因在于洛克确定了经验主义哲学的研究方法，英国经验主义哲学比起大陆哲学来，明晰而系统化；自己每承认某个一般原理，就着手审查这原理的种种应用，按归纳方式去证明它。洛克的思想开了经验主义的先河，在启蒙运动中发挥了独特的影响。[33]
需要注意的是，洛克、霍布斯等思想家都只是将“美”作为认识论、伦理学和宗教文化方面的具体问题来看待，而到了休谟，情况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休谟借助审美问题广泛论述认识、情感、道德、信念等哲学中的重要范畴，以此将形而上的哲学思辨与社会的历史习俗以及具体的效用利害联系起来，使美学成为自己哲学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同时将美学的地位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休谟是经验主义美学的集大成者，在下文中笔者将简要论述三位同时期的英国哲学家的美学思想，以此来梳理休谟之前经验主义美学关注的一些具体问题，以及各位思想家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他们的理论与休谟一起构成了丰富多彩的经验主义美学。休谟的出现即是这一思潮的产物，随后更深刻地影响了经验主义美学乃至西方美学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