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军 探究学理 立己达人
胡军
“我和你对于哲学的理解不太一样。”说这话时，胡军坐在人文学苑某会议室门外。墙的另一边，人声鼎沸，他马上要在这里参加一次重要会议。
胡军今年65岁，已经退休，但仍然闲不下来。这一周，他几乎每天都要从城郊的住处赶到北京市区，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花在路上的往返时间就得四个小时。
他掰着手指数着那些沉甸甸的头衔：中国创新战略委员会主任、民进中央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哲学会会长……
在这之前，他的主要身份是北大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师从汤一介教授，主攻中国现代哲学和知识理论，是最早系统地研究金岳霖《知识论》一书的学者之一。
形而上的哲学研究与形而下的社会事务，两者似乎略有出入。但在胡军看来，哲学本身并非虚无缥缈，它就是源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或困惑。“所以我觉得我对于社会活动的参与，更有助于我的哲学研究。”
“异类”
2005年8月，“金岳霖哲学思想研讨会”上，胡军参与撰写的《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获得一等奖，博士期间撰写的博士论文《道与真：金岳霖哲学思想研究》获得二等奖。胡军因此成为该次学术会议上获奖最多的学者。
身在中国哲学教研室，胡军却因为研究金岳霖而格外关注逻辑学与知识论的研究领域，并且更加深入地了解并推崇西方哲学体系。
他经常说自己显得很尴尬。“哲学界的其他学科的老师比较认可我，但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看来，我却是异类。”
中西相较而言，中国传统重视经验和古籍经典，而西方学术研究的核心步骤是逻辑论证。胡军用《论语》举例，认为孔子仅给出结论，却缺少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过程，而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则是启发学生自己思考。
现在郑州大学哲学系任职的张永超副教授是胡军指导过的博士，在他看来，胡军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接续了冯友兰、金岳霖以来的研究传统，试图回到问题自身做学理的探究，而不再通过人头、主义、地域、国别、时代分科，“这是一种‘告别古今中西，回到问题自身’的思路”。
与重视史料的哲学研究方法不同，胡军认为，史料研究固然重要，因为它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学者应该善于提出新的问题，做系统的结构性的理论思考与建构工作。
此外，他强调要敢于挑战经典和权威。他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与金岳霖有关，他也将相关著作读过十数遍，但他不同意金岳霖的一些观点，在论文中与之展开对话。
“比如我有这样一个观点，即金岳霖认为只要感觉者的感觉是正常的，那么他通过感觉所获得关于外物的内容就是客观的。我不同意他的看法，花了大量篇幅论证到，即便是正常的感觉，得到的感觉内容也不是客观的。在这个问题上，金岳霖还局限在一个很狭小的理论圈子内，他不知道与感觉认识相关的科学生理学方面的内容，我则能够提供大量的关于感觉生理机制研究的系统材料来证明金岳霖相关观点的局限性。”
金岳霖的学生、当时中国逻辑学界资格最老的学者周礼全当年也参加了胡军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从个人情感上说，老先生并不认可胡军对金岳霖知识论一些观点的尖锐批评，但他认为前者的论文分析深入，有新意。包括张岱年在内的许多知名学者也表示了对胡军的认可，认为他敢于质疑权威，并有系统的论证，他的研究成果代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建议出版他的学位论文等。
在古希腊诸多先哲中，胡军极尊崇亚里士多德。事实上，他也践行着“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这句名言，尽管这种特立独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使他不免遭遇批驳和反对，处境难堪。
出走
打小开始，胡军就不是一个盲从的人，他直言自己“比较欣赏一种孤独、独立的状态”。
1951年，胡军出生于上海市城隍庙的东南的角落里。在繁华的洋租界的衬托下，这里显得窘迫而寒酸，缺少统一规划。贫穷的老百姓都住在这里的棚户区。
胡军与母亲以及四个兄弟姐妹一起生活，一家人住在十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房子在一楼，木质天花板几乎不隔音，有时能听见楼上住户小便的声音。当时没有公共厕所，居民们多用木桶收纳粪便。每天清晨五点，一辆专门收集粪便的粪车到达弄堂口，胡军经常把马桶拿出去，将其中的粪尿倒进粪车内，然后洗一洗马桶，拿回来接着用。
胡军的母亲当时没有固定工作，是纺纱厂的计件工，所有收入都按实际生产数量来计算，每月收入大概三十元。孩子们自然要帮忙，胡军作为长子，往往要承担更多的活儿。
“比如织毛衣，”他两手比划着，“先把前襟和后襟缝起来，再把袖子装上，最后缝领子，我现在还会。”
在胡军眼里，母亲是个自立的女人，但也希望作为长子的胡军能承担更多家务，对他管束很严。如果胡军因贪玩而误了家务，母亲动辄打骂。“我不是一个喜欢被管束的人，所以后来就偷了家里的户口本，自己去派出所迁户口，报名下乡去了。”
1969年9月13日，18岁的胡军第一次出远门，火车从温暖湿润的大上海驶向寒冷干燥的黑龙江嫩江农场，他在火车上待了三天三夜，没有过多考虑可能对东北气候和乡村生活的不适应。这次出走充满欢乐，“我是一个自立的人，像我妈一样，而且此后我有了更多自由。”
由于中学曾在体操队训练，胡军身体健康强壮，不怕累不怕冷，干活速度快。他在水房打水，穿着短袖，露出手臂上健硕的肌肉。本地的青年在十几米外站着，等他走了才去打水。“他们看我肌肉发达，就以为我很能打架，所以有点怕我。其实我是很文的，我是从不参加武斗的。当然，小时候在上海的弄堂里与孩子们在一起淘气，免不了打过几次架，由于我身体强壮、动作敏捷，所以总是我赢。”
离开上海去黑龙江农场时，胡军随身带了两个木箱子，一箱是生活用品，另一更大的箱子里满是书，里面装满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资本论》《哲学笔记》《矛盾论》、普希金的诗等书籍。
白天，胡军在农场割麦、打谷。深夜，回到马厩临时改造的宿舍里，五、六十个人挤一间屋子，中间是火炉，两边是南炕、北炕。大部分人聊天打牌，九点左右就睡觉。他则以木箱为案，在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和熏天的汗臭中借一盏煤油灯的光亮读书，凌晨入睡，日出前便要起床。在农场的六年生活中，胡军几乎每天如此。
闲暇时间，他还爱练字。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马以鑫和胡军当时在同一个连队。他至今仍记得胡军有一本自己手抄的《浮士德》，十六开左右的白纸，由胡军自己线扎装订。“他是用蓝色钢笔抄写的，版本应该比较老了，里面还有很多繁体字。”
在书籍极度匮乏的年代，胡军居然有这么一本手抄的《浮士德》，现在回想起来，马以鑫仍然感到“十分震撼”。“我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这样的人。”
二十多年后，当马以鑫听闻胡军成为北大哲学系教授时，感到振奋，但一点也不惊讶。“他从十几岁开始积累，所以有后来的厚积薄发。”
困惑
从黑龙江嫩江农场到哈尔滨师范学院再到北大，胡军的刻苦钻研使得他的学术道路很顺遂。在北大读博士期间，他开始深入系统地研究知识论，自觉地从知识理论及其思辨能力角度来审视中西文化之间的本质差异，并以此为基础开始思考中国当代的社会现状及困境。
这时，他很有些踟蹰了。
“我很困惑。”两个半小时的采访中，胡军五六次这样表达。每次说完，他总是撇撇嘴，有时是费解，有时更像是无奈。
胡军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过程中前者不断丢失的话语权感到痛心。在他的定义中，话语权是指在分科治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系统严密的知识理论体系。“我们丢失话语权的历史原因在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明确或相对明确的问题意识或研究对象，而长久以来迷失于模糊笼统的思维方式之中。”
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后的雷爱民从2011年开始跟随胡军读博士，在他眼中，胡军是一个“有良知的现代公民”。张永超也提到这一点。“他关心水资源枯竭问题，关心现代社会的城市病，关心碳纤维的最新发展，关心网络对现代人心的影响，关心中国发展模式的技术依赖、代价与成本。他对学界、教育界现状的担心，甚至夹杂着某种悲观。作为老师，我们往往希望他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胡老师却常说‘我很困惑’。”
胡军（中）在哲学系建系90周年活动上留影
胡军明白自己能做的比较有限，但还是努力通过自己的社会职务干一点事情。2003年至2012年，他担任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常委，期间他的不少提案得到落实。2003年，他牵头起草了一个文件，向北京市领导提议将畅春园、挂甲屯和肖家河附近的一千亩地划给北大，以支持北大校园建设，这才有了后来的畅春新园。
2007年，胡军的邻居找上门，称自己的弟弟在通州农村务农，耕种土地被国家征用，政府当时答应的退休金及医保迟迟没有落实，希望胡军能帮忙解决。于是胡军马上写了一份报告，递交给北京市农委主任。农委主任通过各种渠道迅速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当地的农民都感到很满意。
卸任人大常委后，2014年初，他开始担任创新战略委员会主任，主要负责组织会议、确定会议主题、对会议内容进行提炼和总结。结合对知识理论的研究，他多次发表论文，认为国家和政府要用知识创新引领未来社会的发展，建议中国政府应该组织相关人员研讨如何在知识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产业革命，走出新的路子，而不能仅仅沦落为产品的模仿、加工、组装。
他还从当代中国高校的管理模式上进一步剖析，批驳当前不合时宜的管理模式。胡军认为，知识创新就是对主导思想的背离，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所以，高校及研究机构内的传统落后的管理模式需要适时进行改革，需要不断去适应知识创新和理论研究的新形势。长期的苦恼及思考遂使胡军于2012年写下了一篇题为《知识创新与世界近代格局的变形》一文，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复兴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培养和提高学术精英的理论理性思辨能力，积极深入推进各个领域的知识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稳妥而有效地推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他的这一看法得到了学界的认同，2016年2月初《科技导报》的主编邀请胡军写文章为两会的代表和委员提供相关的信息。他抽出时间写了《知识创新引领未来社会发展》一文，深入讨论了知识创新的重要意义，并系统地阐述了如何具体有效地实施知识创新。
民进中央的主要领导很关注胡军关于知识创新方面的研究成果，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罗富和仔细看过他的论文，觉得很好，让自己的秘书据此进一步锤炼，将最终报告呈交国务院。
胡军收到了来自中央的反馈，知道领导已经读了自己的文章，“但是之后这篇论文能产生多大实际影响呢？很难说”。
他认为，现代社会和农业社会最大的区别，在于每次技术革命之前都要经过漫长的知识理论积淀过程。他深知发展创新非朝夕之功，但仍然希望能通过发表论文、参加研讨会，用“适当的、温和的办法来做一些工作”。
“我想要打破坚冰。”胡军说。
自得
涉身时务，胡军有时显得悲观。面对自我的时候，他更积极，试图在矛盾中寻求一种自得。
去年12月，胡军作为民进中央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到福州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研。工作结束后，大家一起唱歌，其中不乏总政歌舞团的专业歌唱家。胡军作为一个歌唱爱好者，拿起话筒就唱《我的太阳》，底气十足，一点不露怯。
退休后，胡军的办公室里物资渐少，但笔墨纸砚就搁在那儿，他在废旧的报纸上练字打发时间，写完就扔。
在中华书画家协会主席陈养群看来，胡军的字中融入他的哲学和宗教学养，字的点画结构颇有讲究，“现在看他的字，我都会感到吃惊，他的字中有他的风骨”。陈养群在与胡军交往的过程中，亦受到启发，从哲学的角度去观照绘画。“过去我画石头，就是简单一笔。受到胡军先生所说的哲学思想启发后，我会从三面去画石头，展现它的立体感和光的透视。”
2003年胡军在台湾阿里山唱歌
胡军自称对音乐和练字的爱好并无特殊的缘由。任何令他感兴趣的事情，他都禁不住想要去学，而且会坚持做下去。他的选择标准很简单，“它打动了我，打动我之后我也就永远放不下”。
年少时他便爱读书，最开始是文学，果戈理的小说，郭沫若的文集、剧本，普希金的诗歌，刘白羽的散文，他说不出为什么喜欢，“有时候读到某一节，突然就被打动了”。当时城隍庙的旧书店离他家很近，他把所有的零花钱都拿来买书。
母亲爱哼几句越剧，他觉得“有意思”，就喜欢上了，专门买一本汤雪耕撰写的《怎样练习唱歌》一书自学唱歌。知青时代，农闲时，在宽阔的农田里，他放声唱歌，如《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送别》，这在拥挤逼仄的上海棚户区是绝不可能的事，那就是下乡生活赋予他的最大的自由。
现在，胡军辗转于各项社会活动，难以抽身。他喜欢独处，不爱学术和艺术之外的社交，认为那是浪费时间，但是一些职务和事务推不掉。“有空我可以自己写字、唱歌、打篮球，可以拔草浇花，看看我家里的葡萄、紫藤，挺好的。”
他自认有“老上海”守规矩的特点，不喝酒，不打牌，不喝茶，不抽烟，对于功利更没有强烈的欲望。“我母亲没有教给我什么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我做一切事情都是出于自己内心深处强烈的兴趣与爱好。”
不久前，胡军去解放军军乐厅欣赏交响音乐会，听到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创作的大提琴曲《寂静的森林》，他内心受到很大的震动。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有来生，我一定要买一把大提琴。
（文/廖垠雪、姜子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