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超常者
最痛苦的事，
莫过于内心憋着一个无法倾诉的故事。
——玛雅·安热卢（Maya Angelou）
海伦（Helen）看起来镇定自若，就像她在电话里给我的感觉一样。
她坐在沙发上，挺直腰板，一只手紧握着，另一只手搭在上面。我们相互寒暄了几句，然后问她来我办公室的路上是否一切顺利。海伦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先是开了一个工作会议，但散会晚了，会议一结束，她就冲出会议室，钻进车里，结果半路上轮胎没气了，便就近找了一个汽车服务点，把钥匙往工作人员那儿一扔，就急匆匆地离开了，边走边回头大声说一个小时后再过来取车，她跳上了一辆方向正确的公交车，过了大概1英里
之后下车，最终跑了几个街区后才来到了我的办公室。
“你听起来像个超级英雄。”我说。
泪水开始从海伦的脸颊上滑落，她苦笑一下，悲伤地凝视着我。“有些糟糕的事情，你还不了解啊！”她回答道。
海伦说，大学毕业后的这些年里，她大部分时间都是跟随一个非政府组织在世界各地到处跑，为了缔造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而奋斗，比如为了非洲的社会正义，为了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的气候正义，为了东欧和加勒比地区的青少年司法正义。
我问她：“这种状态持续了多少年呢？”
她停顿了一下，数了数，说：“差不多10年或11年了吧。”
无论什么地方，只要需要海伦，她都愿意去，直到后来忽然有一天，她的母亲告诉她说家里需要她。
海伦的父亲自杀了，就在她从小到大生活的那栋房子里。他们住在旧金山郊区，距离市区两小时车程。她家的房子看起来普普通通，有一个院子，孩子们可以在那里嬉戏玩耍。海伦和两个弟弟各有一间卧室。或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当那个年龄较小的弟弟半夜偷偷溜出房子，朝后院的游泳池走去的时候，没有人能听到。当他溺亡的时候，也没有人能看到。这已经是许多年前的事情了。
海伦在十几岁时也开始在夜里偷偷溜出去。起初，她只是想知道弟弟生前深夜溜出去看到的世界是什么样子，但后来海伦发现这种行为她欲罢不能，因为这给她一种逃离的感觉，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她的父亲并不主张举家搬到别的地方重新开始。她的母亲也不愿意搬离那栋房子，因为那里承载着她对幼子的记忆。白天，校园里的海伦脸上总是带着微笑，她的学习成绩还挺好。她的父母需要她成为强者，而她在学校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在夜里，海伦却喜欢溜出家门，连续走上好几个街区。行走在昏黄的路灯下面，她不需要为任何人佯装坚强，也不需要去拯救任何人。
放下满世界奔波的工作回到家后，海伦开着租来的车，行驶在同样的街道上，那里的房子看起来都相似，但她感觉自己的房子就是与众不同，她很不喜欢这种感觉。她去了父亲的办公室，在那里她把父亲的私人物品装进了一个纸箱，其中有一个空水瓶藏在桌子最下面的抽屉里，颇有几分神秘色彩。她拧开瓶盖，把鼻子凑到瓶盖上闻了闻，她闻到了一股酒味。海伦也想喝酒，她坐在父亲的办公椅上，靠着椅背，转了一圈，环视了一下办公室椅子上杂乱堆放的数百份文件。在离开的路上，海伦礼貌地感谢了她父亲的同事们，他们笨拙地表示了哀悼，同时也祝贺她做了许多好事，说：“你知道的，你父亲为你感到骄傲。他经常提起你。”海伦知道这一点。她过去是，而且一直是家人的骄傲，她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的家庭是完好的。
很快，海伦在家乡附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这次是为总统竞选活动充当筹款人。她的理由是，美国这边也有一些工作需要她来做，此外，她的母亲也需要她。于是，她便放弃了为世界其他国家奔波的工作。在新的办公室里，她和众多捐赠者们进行友好而热情的交流。但有一天，她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话筒中传来了母亲那悲痛欲绝的声音：母亲曾经发誓永远不搬离的房子可能会因为无力还贷而被银行没收。就是在这个时候，海伦来到我的办公室，给我讲了她的故事。
“我以前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些。”海伦倾诉着，泪水顺着脸颊滚落下来。“有些人知道一些事儿，但没有人知道全部。别人看我时，往往看到我所做的那些伟大的事情，他们可能知道一点儿关于我家的事情，这令他们感到吃惊，但没有人真正了解我。我想是这样的，没有人真正了解我。我真的很孤独。”
海伦沉默地坐了很长一段时间，一张纸巾在她手上反复折叠着。
“我太累了，”她继续说，“当我想到世界上有人经历了比我还艰难的生活时，我还坐在这里哭泣，感觉挺尴尬，我好像没权利像现在这样疲惫和悲伤。我不知道我怎么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有时我觉得自己不适合待在任何地方，好像没有一个词可以形容我……我总是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是一个不正常的人。”
当我问海伦，她是否曾经认为自己有复原力时，她的反应与其说是困惑，不如说是吃惊。她的回答迅速而坚定：“不。”
她继续实事求是地向我解释，好像是我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一般。她说：“如果我有复原力，我就不会坐在这里了，就不需要和您这样的人交谈了。”
海伦的时间拿捏得非常完美，她瞥了一眼手表，插嘴说道：“我们的时间到了。下星期见。”她拭去脸上的泪水，走了出去，去取车了。
海伦是个奇迹般的人物。无论是挺过了童年，还是第一天来到我的办公室，她都克服了大大小小的逆境，比如失去弟弟、父母为弟弟的去世而悲伤、父亲去世、国际上存在形形色色的不公正现象、轮胎瘪了等等。无论发生什么，海伦都是立即采取应对行动。她内心强大、意志坚定、富有同情心，而且很勇敢，是家里的英雄，在其他人看来或许也是如此。她似乎永远在不知疲倦地拯救那些需要她的人，为世界各地的陌生人挺身而出。对那些认识海伦的人来说，她是一个奇迹，也许很少有人会想到，在紧闭的心灵之门后面，她感到疲惫，感到自己跟别人不一样，感到无比孤独。
但海伦并不像她所想象的那样与别人有多大差异。以下是青少年每天醒来最常见的逆境。如果你想知道自己是否属于这些儿童或青年中的一员，可以问一下自己以下问题。在20岁之前：
• 你有没有因为死亡或离婚的原因而失去父母或兄弟姐妹？
• 你的父母或兄弟姐妹是否经常对你破口大骂，打击你、侮辱你、孤立你，或者表现得让你感到害怕？
• 你的父母或兄弟姐妹酗酒或者滥用药物吗？
• 你曾经在学校或社区中被其他孩子欺凌吗？有谁令你感到害怕吗？
• 你是否与患有精神疾病、其他严重疾病或具有特殊需求的成年人或兄弟姐妹生活在一起？
• 你的父母或兄弟姐妹是否经常推搡你、抓挠你、殴打你或朝你扔东西，或者曾经重重地打过你，以至于你出现了瘀伤、擦伤或其他伤害？
• 你是否生活在一个没有干净衣服或足够食物、请不起医生，或没有人保护你的家庭里面？
• 你家有人进过监狱吗？
• 你的父母、兄弟姐妹或其他至少比你大5岁的人是否用性骚扰的方式抚摸过你的身体，或者要求你做一些类似的事情？
• 你家里的父母或兄弟姐妹有时会被殴打、被踢踹、被掌掴，或被人拿着武器威胁吗？
如果你对其中一个或多个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或者你在生活中遇到了上面没有提到的逆境，那么你并不孤单，并非只有你自己遇到了这些问题。如果单独来考虑，这些问题可能只会影响一小部分人，但如果放到“童年逆境”这个大框架下去考虑，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很多例子表明多达75%的青少年有以上一个或多个问题，而且一个问题可能会导致其他问题。然而，我们都知道，像海伦一样（或许也像你一样），许多青少年尽管经历了很多逆境，但他们已经长大了，并且在这个世界上过得很好。他们在童年经历的逆境甚至可能对他们起到了激励的作用。社会学家称这样的人具有“复原力”。
根据美国心理学会的说法，所谓复原力，就是指一个人面对逆境、创伤、悲剧或持续不断的重大压力时，能够表现出很强的自我适应能力。研究人员表示，尽管面对重大风险，他们能表现出一种出人意料的能力，尽管面对严峻的挑战，他们还是能够取得成功。不管你选择怎样准确表述，复原力的一个核心意思就是，人们在逆境中表现得比预期的要好，在遭遇许多不利因素时，这些人总是能够朝着好的方向努力。我们当然可以说，在经历了所有逆境之后，海伦的确已经成功了。她适应得很好，她比许多人预料的更有能力、更成功。那么，海伦为什么不认为自己很有复原力呢？
问题是，在口语中，我们用看似简单的术语谈论复原力。我们说有复原力的人就是有所谓的“弹性”，认为他们能够从逆境中恢复过来。如果查一下字典，我们会发现复原力往往被定义为弹性，即在遭遇疾病、不幸或休克后能够迅速、轻松地恢复原状的能力。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基于弹性视角的定义都是行得通的，比如我们从流感中恢复之后，可以说我们弹回了原状，或者我们在失业后实现了再就业，也可以说弹回了原状。但是这些比较流行的描述方式都不符合像海伦这样的人的内心状况，他们大多数人的内心状况并没有很快恢复或弹回到最初的状态，而是被他们早期的经历永远地改变了。说到克服童年的逆境，复原起来并非易事。
事实上，社会学家认为，最好不要把复原力理解为人们拥有或没有的某种弹性特质，而是将其理解为一种现象，视为我们能看到但不能完全理解的一种东西。我们可以在海伦这样的故事里面看到这种现象，也可以在很多名人的生活中看到这种现象。我们将在后续章节里面谈到这些名人。这些名人的故事向我们表明，诸如海伦这样遭遇逆境的人并不像他们自我感觉的那样孤单。事实上，遭遇类似逆境的人很多。下面这些名人就是遭遇过童年逆境却表现出卓越复原力的典范：
安德烈·阿加西（Andre Agassi），网球大满贯冠军
玛雅·安热卢，作家
艾利森·贝克戴尔（Alison Bechdel），漫画家
约翰尼·卡森（Johnny Carson），喜剧演员
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乡村歌手
斯蒂芬·科尔伯特（Stephen Colbert），喜剧演员
米斯蒂·科普兰（Misty Copeland），芭蕾舞演员
艾伦·卡明（Alan Cumming），演员
维奥拉·戴维斯（Viola Davis），演员
维克多·弗兰克尔（Viktor Frankl），精神病学家和大屠杀幸存者
勒布朗·詹姆斯（LeBron James），篮球冠军
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第44任美国总统
保罗·瑞安（Paul Ryan），第62任美国众议院议长
奥利弗·萨克斯（Oliver Sacks），神经学家
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星巴克董事长
阿希尔·夏尔玛（Akhil Sharma），作家
伊丽莎白·斯马特（Elizabeth Smart），儿童安全倡导者
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
安迪·沃霍尔（Andy Warhol），艺术家
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美国参议员
奥普拉·温弗里（Oprah Winfrey），媒体大亨和慈善家
肖恩·科里·卡特（Shawn Corey Carter，艺名Jay–Z），说唱歌手和商人
然而，大多数具有复原力的人并不是名人，而是隐匿于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比如医生、艺术家、企业家、律师、邻居、父母、活动人士、教师、学生、读者等等。我们不能总是用球的反弹或橡皮筋的弹性去比喻他们的复原力，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比喻。他们在逆境中表现出复原力的故事应该得到一种更为宏观和全面的呈现。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在后面的章节中，普通人和公众人物的故事将向我们展示一个事实，即很多人误以为有复原力的年轻人能从困难时期反弹回来，但事实恰恰与这种观点相反，这些人所做的事情要复杂得多，也勇敢得多。他们是自己生活舞台上的主角，经常发起别人看不见的、激烈而无情的战斗。我们将了解到，他们的一生是英勇的、强大的和危险的。我认为，经过几十年的调查和研究，这种现象至今仍令人惊叹和困惑。
1962年，心理学家维克多·格策尔（Victor Goertzel）和他的妻子米尔德丽德·格策尔（Mildred Goertzel）合著了一本书，书名为《卓越的摇篮：对20世纪400多位名人的童年进行的一项发人深省的研究》（Cradles of Eminence: A Provocative Study of the Childhoods of Over 400 Famous Twentieth–Century Men and Women）。他们选择的研究对象都是对社会做出了积极贡献，并至少拥有两部个人传记的名人，比如路易斯·阿姆斯特朗（Louis Armstrong）、弗里达·卡洛（Frida Kahlo）、玛丽·居里（Marie Curie）、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亨利·福特（Henry Ford）以及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等。格策尔的书中最发人深省——或者说最令人惊讶的发现是，在这些杰出人物中，有3/4的人在儿童期就饱受贫穷、家庭破裂、父母虐待、酗酒、残疾、疾病或其他不幸折磨。只有58人（不到15%）的原生家庭算是没有烦恼的，父母也能给孩子提供支持。格策尔写道：“这些所谓的‘正常人’，似乎不太可能跻身名人堂。”
也许美国前第一夫人阿比盖尔·亚当斯（Abigail Adams）说得对：“足智多谋、精明强干乃是在与困难做斗争中形成的……当扣人心弦的形势使头脑变得激越昂扬，原本沉睡的潜质就会苏醒并活跃起来，形成英雄和政治家的特质。”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逆境是很常见的。逆境不是少数不幸的人所背负的难以承受的负担，而是在很多名人、英雄和无数普通人的个人历史中都可以看到的现象。
社会学家最早主要是出于偶然发现了这些具有复原力的个体。近百年来，自心理学领域创立以来，研究人员主要关注的是精神疾病，尤其是儿童期的问题如何导致成年期的问题。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最有名的成就可能是在19世纪末普及了这一理念，但事实上，这一观点早已确立。弗洛伊德曾说过：“在我之前的诗人们和哲学家们就已经发现了潜意识，我发现的只是研究潜意识的方法。”事实上，18世纪诗人亚历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的名言“如果嫩枝弯曲，那么长成的小树必然倾斜”也意味着一个人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遭遇的逆境会形成潜意识，进而影响成年之后的人生。
然而，在20世纪70年代前后，不同的研究团队开始观察到，当嫩枝弯曲时，树并不总是倾斜的。在明尼苏达大学，心理学家诺曼·加梅齐（Norman Garmezy）开始研究母亲患有精神疾病的儿童。由于母亲患有精神疾病，他们患上精神疾病的风险似乎更大，结果令人惊讶：他们几乎没有表现出什么患病的迹象。在伦敦精神病学研究所，迈克尔·鲁特（Michael Rutter）研究了那些似乎同样不受贫穷影响的男孩和女孩。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心理学家埃米·维尔纳（Emmy Werner）发起了考爱岛纵向研究（Kauai Longitudinal Study），对数百名一出生就面临高风险的婴儿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跟踪研究，结果却被那些克服了儿童逆境和家庭不和谐因素影响的婴儿深深地吸引住了。门宁格基金会（Menninger Foundation）的洛伊丝·墨菲（Lois Murphy）和艾丽丝·莫里亚蒂（Alice Moriarty）共同指导了一个名为“应对计划”（Coping Project）的研究项目，旨在找出那些能很好应对困难的孩子。瑞士精神病学家曼弗雷德·布洛伊勒（Manfred Bleuler）是尤金·布洛伊勒的儿子，他创造了精神分裂症这个词，他自己也研究过患有精神分裂症的成年人，惊讶地发现大多数病人的孩子都颇有建树。他提出，这些孩子们儿童期经历的艰难困苦冶炼了他们的性格，使他们异常坚强。
正如英国精神分析师詹姆斯·安东尼（James Anthony）在1987年所写的那样：“人们可能会认为，儿童战胜绝望、堕落、压抑、剥夺和缺陷的现象会立即引起临床医生和研究人员的注意，但直到前些年，那些在逆境中幸存下来并取得成功的人好像几乎没有引起关注。”然而，忽然之间，人们对这些幸存者和成功者的关注多起来。像海伦一样的年轻人被称为“梦想的坚守者”，因为至少从外人的角度来看，他们代表了美国梦的希望：战胜困难，顽强地实现自力更生，对美好的未来怀有希望，以及获得了看似平等的成功机会。
有复原力的孩子们激发了专业人士和外行人的想象力，学术界和大众媒体对他们进行的许多早期描述都表明，他们身上确实有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新闻标题、期刊文章和书籍标题中都充斥着英雄主义色彩浓厚的字眼，比如“超级儿童”（superkid）、“不会受伤”（invulnerable）、“不可战胜”（invincible）、“钢铁般的孩子”（children of steel）和“超常”（supernormal）。这些看似无懈可击、战无不胜的孩子表现出了一种近乎超自然的适应能力和成功能力，但他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人们通常相信复原力强的孩子能克服来自家庭或学校的不利因素，进而实现成功，而且研究人员一度相信复原力强的孩子或许可能拯救社会科学。就像精神创伤研究专家朱利叶斯·西格尔（Julius Segal）在1978年的一本书中提到的那样，这些不会崩溃的孩子肯定拥有某种特殊的力量，如果科学家们能发现复原力的秘密，就能向世界揭示成功的秘诀。西格尔在其关于复原力的著作中感叹道：“这些不可战胜的孩子可能是我们研究的最大希望所在。”
西格尔并不是唯一持有这种想法的人，各个学科的专家们开始投入极大的热情去研究复原力强的孩子们的生活。他们认为，少数优秀品质可能造就了这些人的复原力，给他们的漫长人生创造了财富，但并非每个人都具备所有这些优秀品质，不然的话，如果一个人具备了所有这些品质，那么他真的会超级优秀。他们认为这些人至少拥有下面这些优秀品质中的一项或多项：至少有正常智力水平、迷人的气质、解决问题的能力、自我控制能力、独立的性格、良好的沟通技巧、建立友谊的能力、自信、毅力、幽默感、乐观、吸引力、信仰、目标感、责任心以及其他一些引人关注的性格或爱好。
尽管人们很容易相信这些“超级儿童”利用他们的超常能力去反击周围环境中的不利因素，但很快就发现，很多人的周围环境中也存在有利因素，他们从中得到了一些帮助。至少父亲、母亲或某个成年人爱他们，并给予他们始终如一的温暖和监护，才能维持大多数人的和谐。有些人活了下来并茁壮成长，不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而是因为兄弟姐妹的关心和照顾。另一些人则依靠家庭之外的人际关系的支持，比如与老师、教练、导师、亲戚或朋友的关系，或者依靠社区内的资源，比如能给他们提供教育或午餐的学校、安全的社区、图书馆、教堂、健身房、音乐中心等等，在那里，他们可以逃避现实，甚至得到灵感。
正如著名的复原力研究者安·马斯滕（Ann Masten）恰如其分地描述的那样，像海伦这样的人其实并没有超常能力。她说，也许更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利用普通人都具有的力量，或者在利用普通的思维、家庭和社区，变不利为有利，从一无所有到有所建树，从微不足道到成为成功人士。然而，就像魔术一样，事情往往并不像它们看上去的那样简单。
科学家们对复原力强的儿童和成人的生活追踪得越仔细、追踪的时间越长，他们就越发现复原力并不是一种人人都能研究透的东西，这取决于人们如何以及何时去观察它。在大多数情况下，研究人员会寻找表现良好的人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而在工作或学习中表现良好的人群则是最容易进入他们视野的。
但除了容易观察到的良好表现以外，研究人员不能轻易看到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呢？研究人员很快发现，虽然许多成长于困难家庭的孩子在课堂上表现得很好，尤其是那些被认为有复原力的孩子更是如此，但他们内心往往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和强烈的孤独，这些内心感受很难被发现。同样，许多在工作中表现出色、似乎不受童年逆境困扰的成年人的内心同样也在苦苦挣扎，这影响着他们的人际关系和健康状况。过去数十年的研究已经揭示了儿童复原力背后的秘密：没有任何人是真正坚不可摧的，孩子不会，成年人也不会。
20世纪中叶，海因茨·哈特曼（Heinz Hartmann）提出，正常的成长发生在他所谓的“普通的、可预期的环境”中。这种环境类似于儿科医生和心理分析学家唐纳德·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所说的“足够好”的成长环境，比如良好的家庭、学校或社区。在这种成长环境下，孩子们能获得足够的安全感、足够的食物、足够的关爱、足够的和平、足够的约束、足够的监护、足够的榜样、足够的关注、足够的爱情、足够好的父亲母亲或其他成年人的关心。对于一个足够好的童年而言，生活中未必完全不会遇到任何问题，相反，与年龄相适应的、适度的挑战对孩子们的成长是有好处的。不过，哈特曼和温尼科特认为，这些问题应该具有可预测性，应该属于一种文化观念所认为的正常范畴之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哈特曼设想的“普通的、可预期的环境”可能既不普通，也不可预期。在哈特曼所说的“高于普通水平的环境负担”中成长的人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10年的一份报告估计，约有25%的成年人在儿童期遭受过言语虐待，15%遭受过身体虐待，10%遭受过性虐待，大约30%的人目睹了父母离婚。大约30%的人生活在有家人滥用毒品或酒精的家庭环境中，15%的人目睹了某种形式的暴力。约5%的人在父亲或母亲入狱的环境中长大，20%的人与患有精神疾病的家庭成员同住。
这些问题听起来好像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似乎只会发生在那些挣扎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经济困难的确会导致家庭问题，影响孩子们的成长，但并非所有问题都是由经济困难引起的。就算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同样会出现影响孩子成长的不利因素。有一项震惊医学界的里程碑式研究表明，人们在早期成长阶段承受压力非常普遍，也非常有害。这项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由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以及凯撒医疗集团（Kaiser Permanente）共同赞助，由联合首席调查员文森特·费利蒂（Vincent J. Felitti）和罗伯特·安达（Robert F. Anda）共同主持，研究项目名称是“儿童期不良经历研究”。他们研究了大约18万个中产阶级家庭。其中，将近2/3的家庭存在一种上述不良经历，将近1/2的家庭存在两种或多种。
这意味着，对于所有青少年来说，很可能出现祸不单行的情况，比如海伦的童年就是如此，一个不幸引发了其他多个问题。2004年一项关于“逆境关联性”的研究中，80%生活在逆境中的儿童至少还面临着另外一种问题，50%的人还面临着另外三种问题。
除了关联性之外，早期逆境往往不是一次性事件，其影响不会随着事件的结束而立刻消失，而是会一次又一次地影响孩子未来的生活。用精神分析学家恩斯特·克里斯（Ernst Kris）的话来说，最普遍的麻烦不是休克性创伤（shock trauma），而是紧张性创伤（strain trauma），因为它们不断地给孩子的童年以及成年之后的生活带来负担。这就是精神分析家马苏德·汗（Masud Khan）所称的“累积性创伤”，这种创伤会贯穿整个童年，这些创伤的影响直到成年之后才可能显现出来。马苏德·汗说，这些影响是不断累积的，回头来看才能发现。那么，大多数儿童在童年期经历的逆境之所以非常危险，并不一定是因为这些事件本身的规模多么大，而是它们对儿童的日常生活以及对发育中的身体和大脑产生了持续不断的折磨。现在广为人知的一个事实是，困难经历会以毒性应激或慢性应激的形式侵入我们的皮肤。长期的压力会造成身体伤害，这就像反复轻轻地敲打人的头部一样。比如，如果一个运动员遭到沉重一击，严重到失去意识，发生脑震荡，我们就会进行干预，让他退出比赛。但如果一个球员受到较轻的打击，也许他看起来没事，我们就会让他回到比赛，回归之前的生活，但是，正如神经学家所发现的那样，无论重的打击，还是轻的打击，影响都会叠加起来。
2011年，美国儿科学会前会长罗伯特·布洛克（Robert Block）在参议院儿童与家庭小组委员会证实，儿童期的逆境“可能是美国成年人健康状况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是因为长期的压力使我们有可能患上各种各样的疾病，包括溃疡、抑郁症、癌症和自体免疫性疾病等。复原力强的人也会受到这种压力的影响，这是毫无疑问的。他们也许能比其他人更好地与之斗争，生活不至于因此陷入混乱。
2017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成功战胜逆境会让你生病》（Why Succeeding Against the Odds Can Make You Sick）的文章，介绍了科学家们在研究复原力强的人（也就是那些努力克服童年劣势的人）的过程中取得的成果。这些人越是认同“事情不如意，只会促使我更加努力工作”或“我总是觉得，我想让生活什么样，就能让它变成什么样”等类似的观点，他们的健康就越可能受损。有鉴于此，有研究人员表示，当谈到我们的健康问题时，所谓的复原力可能只是表面的。
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21世纪，距离人类首次发现复原力这一现象已经过去了大约50年。一开始，人们之所以研究这个概念，是为了追踪研究一些超常的儿童，发现他们的超能力，结果却演变成了研究人员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一个研究方向。这个方向没有提供简单的答案，却揭示了一些重要的事实：我们当中有更多的人在早期面临逆境。我们中的许多人用所具备的普通的能力去抗击这些逆境，而且有一些人的确取得了胜利。
虽然一些人取得了这样的胜利，但往往没有看上去那么轻松和果断。早期的研究人员通过将这些人与超级英雄做对比，或许真的发现这些孩子身上存在某些超乎常人的特质，但如今，很少有人把复原力强的年轻人称为“超级孩子”、“无懈可击”、“战无不胜”或“超常”。别忘了，超级英雄往往都是复杂的角色。
世界上第一个超级英雄名叫“超人”（Superman），是美国人创造出来的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形象，是美国梦的持久象征。1938年，还是个婴儿的超人从他的家乡氪星来到了地球，首次登上了一本漫画书的封面，漫画书展示了超人所有的红、黄、蓝三色的光辉。他比飞驰的子弹还快，比火车头的劲头还强大，能一跃跳过高楼大厦，当然也会飞。“他是一只鸟！它是一架飞机！它是一个超人！”他只有碰到来自他母星的氪石，才会失去超能力并变得软弱无力。
然而，正如世人后来所了解到的那样，要练就“超人”那种钢铁之躯并非易事。超人是一个孤儿和外星人，被善良的肯特一家人收留和照顾，但考虑到自己的历史以及具备自己也不明白的超级能量，他自己都觉得与周围的人不同。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希望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别人。为此，他从自己成长的斯莫维尔镇（Smallville）搬到了大都会（Metropolis），并在那里开始了一场漫长的、迄今仍未结束的斗争，以期把世界变得更美好。超人可能喜欢过克拉克·肯特（Clark Kent）那样的日常生活，甚至可能爱上露易丝·莱恩（Lois Lane），但这个世界一直在呼唤他行动起来，而他似乎只有在自己的孤独堡垒中才能找回内心的平和。
那些有复原力的人或许不是超人，但他们是“超常”的，这个词的意思是超越平常或正常的水平。正如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在他的经典著作《污名》（Stigma）中所写的那样，如果一个社会中的正常人是那些没有偏离预期的人，那么超常者就是那些在很多方面偏离预期的人。他们的日常奋斗超越了我们所认为的一般和可预期的范围，他们随后的成功也超出了预期。经过几十年的学术研究，依然没有人知道这些超常者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在前面的章节中，我使用了“超常”这个词作为形容词和名词描述那些有复原力的人。之所以选择这个词，是因为我想玩一个语言游戏，希望通过这个概念激发起人们对这些人的同理心，而不是为了表明他们多么聪明。这个词能让人们产生共鸣，并体会到一种坚韧不拔的感觉，联想到一种不受束缚、超出预期的生活。根据我的经验，很多有复原力的人，比如海伦，还没有意识到这个词。我们很快就会看到，他们的所做的事通常与超级英雄或其他英勇无畏人物的故事具有一致性。
超人是几乎所有超级英雄的原型，而大多数超级英雄的共同特征也存在于许多超常者的生活中。如同超级英雄能够躲避子弹或跳过挡住自己的高楼一样，超常者也能以看似轻松的方式反击眼前的危险，而他们周围的很多人，包括那些生活中遇到障碍较少的人，却无法做到这些。然而，正如海伦在我们相遇的第一天所说的，这只是故事的一半。许多人继续追求成功，却不知道自己能坚持多久，或许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一切就都崩溃了。
美国文化既创造出了超人，又创造出了美国梦，在这种文化氛围下，我们往往以浪漫主义的视角去看待各种形式的向上流动，有时甚至忘记了人们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的艰辛、疲惫、脆弱、孤独。我们对那些复原力强的人感到惊讶，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然而，我们往往只是关注“他们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却忘了问一句“他们内心感觉怎么样”。
在后面的章节中，本书通过讲述科学道理和讲故事的双重方式来探讨这两个问题。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复原力无疑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是一种高度个性化的体验，我们永远无法将其简化为公式或算法。然而，经过几十年的研究，社会学家确实知道复原力是如何起作用的，而世界各地的超常者也应该知道这一点。就像海伦所说的那样，超常者往往感到自己被正常人疏远了，感觉自己是不正常的，至少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不仅对别人感到好奇，对自己也感到好奇，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措辞去解释自己看到的现象，不知道如何应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在接下来的章节里，读者将了解到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这些事实是对于最普遍的童年逆境以及如何适应它们的最新研究。具体来讲，这方面的研究涉及以下问题：
• 恐惧对大脑有何影响，以及这如何导致人们决定保守秘密。
• 长期的压力如何激发我们的战或逃反应机制，又如何帮助我们以非凡的警觉和决心度过每一天。
• 愤怒如何让超常者变得更加坚强和乐观，自我控制为何也是一个强大的武器，为何两者都必须在有意识的状态下才能发挥作用。
• 超常的儿童如何在不离开家庭或社区的情况下逃离危险，以及他们成年后如何抓住机会永远逃离危险。
• 成年人取得成就后，如何利用这些成就作为盔甲去淡化童年逆境带来的心理创伤？
• 超常者如何通过形成大大小小的秘密团体来改变他们的大脑、健康和社交圈子。
• 为什么行善对我们有益，以及为什么“爱”是最强大、最难以捉摸的超级力量。
在撰写这本书的过程中，我经常被问到的问题是：你写的这些人，是从哪里找到的？对于复原力，人们有很多误解，其中一个就是那些真正具有复原力的人并不需要寻求心理医生的帮助，因此，需要对他们持续地追踪研究。事实上，我们身边到处都是复原力强的超常者，许多人曾经光顾过我的私人诊所或社区诊所，或者听过我的演讲。我在这些地方开设临床实践或执教，前后将近20年。在接下来的章节中，我将在隐去部分信息的前提下讲述我在日常生活中有幸邂逅的超常者的故事。下面的故事之所以被选中，并不是因为它们揭示了最令人震惊、最不寻常的苦难。相反，它们表明童年逆境多么普遍、多么强大和多么令人心酸。数以百万计的青少年每天早上醒来都会经历这些逆境。
• 痛苦的往事如何将人类划分为“局内人”和“局外人”，以及如何将时间划分为“之前”和“之后”。
• 为何心中保守秘密会让我们感觉自己反常，而不是超常，为何让我们感觉自己不是一个英雄，而是怯懦者。
• 你的善行或成就得到了认可，是一种外在的样子，而你内心世界真正是什么样子却鲜为人知，甚至可能你都不了解自己。
• 你看起来无坚不摧，所向披靡，任何逆境都压不倒你，以至于很少有人意识到你也是一个普通人，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 如何管理自己的秘密？要袒露多少秘密，以及向谁袒露？
• 为什么有些超常者害怕成为别人的伴侣或父母，有时候即便有能力把事情做好，也不敢去尝试，以至于白白错过了很多良好体验？
• 对于超常者而言，世界上最伟大、最终极的斗争往往存在于内心，而不是存在于外部世界。
• 为什么超常者眼里的普通人最终反而可能觉得自己不普通？
拉尔夫·尼科尔斯（Ralph Nichols）可能是最懂倾听艺术的人了，是这个领域最知名的鼻祖式人物。他曾指出：“人类最基本的需求是理解和被理解。”因此，我希望各地的超常者在阅读完后面的章节后，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生活，更好地理解自己。这样，他们就会发现还有其他无数人也能理解他们。
关于家庭，人们常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句话虽然是老生常谈，却有失偏颇。那些在不幸环境中长大的人，表面上看起来可能不同，但他们的内心有很多共同之处。然而，到目前为止，许多关于童年逆境的谈话和研究都是独立进行的，彼此之间没有交流，这无意中使超常者彼此隔离了起来，一些超常者接触不到同类，而他们通常觉得只有同类才能理解自己。比如，酗酒者的孩子觉得只有酗酒者的孩子才能理解自己，性侵幸存者想象着他们或许只有在性侵受害者支援中心才能找到理解和支持自己的人。关于情感虐待的研究成果的阅读者往往只是其他研究者，而那些受害者很少读到这些研究成果。在我的职业生涯中，就任何时间段而言，大约1/3的求助者之所以在家不幸福，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父母，而是因为他们的兄弟姐妹。尽管如此，兄弟姐妹之间的争斗很少被视为童年逆境的一种表现，而且很少得到探讨。当我们把许多不同的逆境和不同的人放在一起去审视，写成一本书时，也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个更为宏观的故事。这是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讲述的是一群通过自身努力克服困境并取得成功的男男女女，他们的成功超出了世俗标准的预期。
本书记载的就是关于逆境和复原力的故事。他们在经历了艰难困苦、令人心碎的童年之后，付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让自己的生命升华到了新的高度。他们向世界表明，一个人反击自己的过去是非常勇敢和复杂的行为。超常者是日常生活中的超级英雄，但有时不认为自己是英雄，他们拥有能量，内心藏有秘密，即使是与其最亲近的人，也可能发现不了他们的秘密。他们隐藏着内心的秘密，同时也在为社会提供自己的服务，即使在疲惫不堪的时候，他们也会运用自己的力量行善。但戴着面具的他们可能产生令人难以置信的疏离感，只有强化与别人的关系，才可以拯救他们。最终，超常者不得不严肃地回答这样的问题：生命是否一定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战斗？善是否最终能胜出？爱究竟在哪里？要探讨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探讨这些人生体验的“起点”，也就是给他们人生带来转折，导致一切都不同于过往的某个时刻或某个事件。这种时刻或事件，我姑且称为“起点故事”（origin st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