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延安史学机构之沿革
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直接渊源于延安一脉史学研究机构。或因毛泽东对历史的偏爱，中国共产党极具历史意识。1937年4月初，张闻天受中共中央委托，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组织成立“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研究委员会”，成员有刘亚楼、张爱萍、杨兰史、郭全、莫文骅，朱德也偶尔参加活动。此团体以编写教材、培训学员为职志。[1]1937年冬延安解放社印行张闻天组织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铅印本，此书为系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研究中国近百年历史的开创之作，对后来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有所影响。[2]
1938年5月5日，延安马列学院成立，张闻天兼任院长。马列学院虽仅为一个培训性质的学校，却能注意将学习和研究相结合。[3]第一班学员尹达和佟冬，以及自北平赴延安、曾做过大学讲师的杨绍萱，三人成立历史研究室，隶属教务处。陈伯达被任命为主任，“但他只是挂个名，极少过问研究工作，似乎是一个局外人”。[4]总体说来，此时的历史研究室尚属草创，并无多少实绩。1940年1月，在刘少奇的安排下，范文澜几经周折到达延安。由于范文澜的到来，延安史学很快呈现出新局面。范氏亦成为延安史学之核心人物。
范文澜，字仲沄，号芸台。1893年11月15日出生于浙江绍兴，自幼接受传统经史教育。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预科。翌年入文本科国学门，受业于国学名家黄侃、陈汉章、刘师培等人，以“追踪乾嘉诸老”为职志，受到古文经学的熏陶与考据学派的严格训练，为后来转入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5]1917年6月，范文澜担任蔡元培的私人秘书，翌年初至沈阳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22年应天津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之邀赴南开中学任国文教员。1925年任南开大学教授，应顾颉刚之约加入朴社，体现出继承清儒朴学传统的志趣。1925年出版《文心雕龙讲疏》一书，学界名流梁启超高度评价曰：“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6]是年五卅反帝爱国运动兴起，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大潮激荡下，范氏无法静坐于书斋，毅然参加中共领导的天津市各界反帝大游行，由固守于纯学术之象牙塔的“旧国学传人”转变为献身民族革命事业的知识分子。[7]1926年秋，范氏在天津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活动，在课堂上和接触学生时“常谈国外国内大势和共产主义”[8]，招致当局忌恨。1927年5月天津警察局欲将其拘捕，幸得张伯苓协助方脱离虎口，暂避北京。作为讲师，先后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朝阳大学、中法大学、辅仁大学任教。[9]他还秘密参加了北平左翼文化团体如左联、社联及互救会的活动。1930年9月，阎锡山的宪兵在其住处搜出《红旗》等书报文件，将其监禁。经北平各大学教授联名营救，两周后获释。1932年出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次年10月接任该院院长。其间与鲁迅多有交往。[10]1934年8月以“共党嫌”被北平宪兵逮捕，解往南京。时任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出面营救，次年初获释。1935年1月回到北平，在辅仁大学等任教，但行动受到监视。时日本侵略野心正炽，家国陵夷，范氏以满腔孤愤在抗战爆发前夕编写通俗历史读物《大丈夫》，“志在叙述古人，发扬汉族声威，抗拒夷狄侵陵的事迹”。[11]蔡美彪认为，此书的出版在其著作生涯中是一个转折，“从继承汉学家法，校勘考释，转而编写贡献于民众教育的深入浅出的读物，为而后《中国通史简编》一书的编写，开拓了先路”。[12]
1936年暑假，范氏应聘到河南大学文学院任教上古史、文学史、经学。次年七七事变后全力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为王阑西、嵇文甫等编辑的《风雨》周刊撰稿，主编《经世》战时特刊，宣传中共抗日主张。还与嵇文甫发起成立河南大学抗敌工作训练班，编写《游击战术》一书作为教材。1938年参加新四军游击队，被誉为“文武双全的民族英雄”。[13]
1922年至1936年间，范文澜已完成一系列学术著作，涉及经史子集各个领域，获得主流学术界的认可。1940年到达延安后，其时边区“文协”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在召开，由于此前的学术名望，范文澜被选为执行委员。中共中央将其安排至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工作。大体同时入历史研究室的还有谢华、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14]研究室人员增至8人。不久，范氏取代陈伯达成为历史研究室主任。[15]
毛泽东将史学与正在进行的革命事业紧密结合起来。在1938年10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针对“教条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主张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所谓中国革命实际，包括中国的现实与历史两个层面。毛泽东明确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16]显然，毛泽东将历史研究与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相提并论，将之提升到了攸关革命成败的高度。1940年正处于整风运动的酝酿时期，毛泽东力图扫清俄式话语对中共革命的影响，重塑意识形态体系，同时在思想文化领域也要同国民党争夺话语权。这两方面的任务，均须倚重史学的参与，历史研究室因而获得了强有力的政治支持。
范文澜很快接到毛泽东要求用新观点编写简明中国通史的任务。当时党内史学家不乏其人，为何此前主要从事经学、古典文学研究的范文澜被毛泽东看中而委以撰写通史之重任？这或许与范氏身兼“新”、“旧”不无关系。他有深厚的旧学功底，并服膺马克思主义，对新学有自己的领会。有学者指出，范文澜之通史撰著，得力于其早年的经学训练者甚多。[17]
范氏组织研究室人员佟冬、尹达、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等人着手编撰，具体分工为：范文澜任第一编；佟冬、尹达、范文澜任第二编；叶蠖生、金灿然、唐国庆、范文澜任第三编。从叶蠖生、佟冬二人的回忆来看，范文澜最初的设想是仿效司马光撰《资治通鉴》的做法，让其他人仅做资料长编，而由他来统一撰写。但实际上除金灿然外，其余各人并不止于编纂资料，还着手撰史并有所论述，以致文风、观点各异。[18]即范氏所言：“稿子是齐了，有的太详，有的太略，不甚合用，中宣部索性叫我从头写起。”[19]
范文澜充分展现了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熟练运用，于1940年8月至1941年底撰成约60万字的书稿，上册于1941年9月、中册于1942年12月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出版后风行一时，广受欢迎。撰著过程中，范氏曾请教毛泽东。毛泽东不止一次对他说：“写中国历史要‘夹叙夹议’。”[20]范氏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贯通叙述中国历史，充分展现了其深厚的国学功底。《中国通史简编》堪称开拓之作，与此前的“正史”及各种通史判然有别。毛泽东对《中国通史简编》评价甚高，“认为我们党在延安又做了一件大事。说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说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21]相较于此前左翼史著偏于“社会发展史”的空疏，范著通史的特点在于“将他们所持的观点和方法论，用大量的具体的历史材料给以表现。在全书中几乎找不到他们特意解释自己的观点的地方，然而在历史事件的叙述中却到处被上述的观点贯穿着。将观点、方法藏在材料的隐避物内，所写出的才是真实的中国历史，而不是架空的社会发展的公式”。[22]
《中国通史简编》在延安出版，为在国统区发行方便，编著者不称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而称“中国历史研究会”。此书出版后风靡一时，令国民党当局颇为不安。1942年2月9日，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中国通史简编》的审查意见为：“经查该书内容曲解史实，强调阶级意识，是以淆惑听闻，动摇青年信念，触犯审查标准，应即予以查禁。”[23]1947年7月17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题为《介绍一部历史奇书》的社论，攻击《中国通史简编》为“一部亡国主义的宣传品，这部宣传品的宗旨在教导一般青年仇视祖国、背叛祖国，另觅外国做他们的宗主”。令南京当局始料未及的是，这一社论反令《中国通史简编》声名远播。1947年10月9日，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陶希圣向“中央社”发表谈话，直接攻击范著，随后对之公开查禁。[24]
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是年9月，“马列研究院”复更名为“中央研究院”，这一名称改易，也体现出反“教条主义”的意味。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央宣传部”。[25]其研究工作采取分科设室、专家指导的原则，共设9个研究室，历史研究室改名中国历史研究室。范文澜被任命为中央研究院副院长兼中国历史研究室主任。叶蠖生担任研究室秘书，协助组织研究工作。改组后，原有成员谢华、尹达、唐国庆调离（其中谢华在整风开始后又回到研究室），补充了大量新成员：特别研究员齐燕铭和吕振羽[26]，研究员刘亚生；此外尚有研究生陈道、宗箴、李徽、孙孝实、夏奇峰、胡朝芝、湛湘汉等。陈、宗、李三人于抗日战争前参加工作，其他几位都是抗战后从各地奔赴延安的爱国青年。至1943年初，成员发展至20余人。
1942年3月18日，延安中央研究院整风运动开始，历史学者集中学习整风文件，研究工作只得中断。1943年5月，中央研究院改组为中共中央党校三部，中国历史研究室成员也被调离，原历史研究室形式上已不复存在。范文澜调中宣部历史组，根据部署分工编写中国近百年政治史。至1945年末完成自鸦片战争至义和团运动部分，手稿由叶蠖生整理，1946年以《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之名在延安出版。
当时研究条件颇为艰苦，尤其缺乏图书资料，连“《农政全书》、《天工开物》这类书都找不着，有关史学的杂志新书，更是难以看到”。[27]据佟冬回忆，历史研究室是在只有一部二十四史的情况下开始研究工作的。[28]范氏亦坦言：“过去在延安的时候，图书馆很小，书一共就是那么几本，靠那几本书就写起近代史来了。”[29]
1945年11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副主席戎子和遵照中共中央指示，决定创办北方大学，培养急需的建设人才。12月组成以杨秀峰为主任的北方大学筹备委员会，校址定在文化一向比较发达的河北省邢台县。[30]经中共中央推荐，边区政府任命范文澜为北方大学校长。范氏于1946年4月抵达邢台开始履职。
北方大学开设7个学院，形式上更接近于正规综合大学。[31]其历史研究与教学始于1946年初，时有历史教员3人，且成立了历史小组。1946年7月教师增至5人，在范文澜指导下成立历史研究小组，以编纂教材为主要任务。1947年初，范文澜接中宣部电报，要其聚集人才研究历史。是年8月，北方大学成立历史研究室，范文澜兼研究室主任，刘大年任副主任。1947年秋至次年初，叶丁易、王冶秋、尚钺等先后从国统区来到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一时人才称盛，人员由研究员8人、研究生1人增为研究员11人、研究生3人，除前述范、刘、叶、王、尚外，还有荣孟源、尹达、王可风、王南、刘桂五、纪志翘、牟安世等。研究室的主要任务为修订《中国近代史》和《中国通史简编》，同时亦给各学院授课。[32]
据荣孟源回忆：范文澜任北方大学校长后，“因为眼疾影响了写作，但他对于修改《中国通史简编》和写完《中国近代史》等工作念念不忘。1947年新年一过，他就开始修订《简编》，暑假时又开始续写和修订《中国近代史》”。[33]范文澜在1949年华北大学版《中国近代史》的“再版说明”中提及：“1947年秋华北新华书店翻印时，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诸同志曾校订一次，略有增删。”[34]在此期间，对于刘大年写作《美国侵华简史》，从资料搜集到撰著成书、修改出版，范氏均给予全力支持。
1948年春夏，中共中央决定将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组成华北大学（是为中国人民大学之前身），吴玉章任校长，范文澜、成仿吾任副校长，校址设在正定。8月1日，华北大学正式成立，范文澜兼任研究部主任，研究部下设法学、经济、语言、历史4个研究室。研究室设在正定王士珍旧居。
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与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一脉相承，范文澜任历史研究室主任，刘大年任副主任。研究人员结构亦基本延续下来。在4个研究室中，历史研究室颇受重视。二部之社会科学小组取消，小组4人入历史研究室，进行中国社会史研究。[35]刘大年还将华北大学学生唐彪、贾岩调入研究室。[36]其主要课题包括：几个青年帮助范文澜修订与续写《中国通史简编》；范文澜带头、刘大年实际领导《中国近代史》的编写、修订，并于1949年由华北大学出版修订版。[37]
历史研究室还承担中宣部为迎接全国解放组织编写历史课本的工作。王南、荣孟源、刘桂五、彭明等几位参与。[38]至1949年3月1日，所编近代史课本上册（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已经付印，下册（五四至现在）也已写好初稿。[39]
1949年3月，华北大学迁入北平。4月，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由正定迁来北平东城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一号，[40]对外称华北大学历史所。1950年5月归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成为中国科学院名下第一个成建制的史学研究机构。
以上大略梳理了新中国成立前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机构的创建与发展脉络。虽然这一研究机构最初的任务是编纂《中国通史简编》，但在推重致用的史学理念引导之下，后来实际上将研究之重点转入和现实斗争联系尤为紧密的中国近代史领域。[41]
延安史学机构虽偏居一隅，其声势和影响却不可小觑，甚而引起了国民党统治区主流史学界的震动。据顾颉刚日记记载，1943年3月24日重庆成立中国史学会，即可能意在应对当时延安史学机构之兴起构成的挑战。[42]
在延安一脉史学机构的发展沿革中，范文澜无疑起着灵魂与核心作用，他不仅是行政上的领导，亦为学术研究上的领衔者。机构设置名目虽几经变化，然均以范文澜为依归，其实际工作亦以范氏撰著修订《中国通史简编》及《中国近代史》为中心。
陈其泰认为，范文澜治史具有浓厚的中国民族特色，堪称毛泽东的学术知音，彼此在精神上有强烈共鸣。[43]许冠三且强调，“范文澜的史学思想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历史唯物论，它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关系，亦如毛泽东思想之于马克思主义”。[44]范文澜与毛泽东非同寻常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此后的近代史研究所之地位与特色。
总体说来，延安一脉史学研究机构之特点有以下数端：
其一，热衷于学习唯物史观理论，以毛泽东的史学思想及具体论断作为研究的直接指导，“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范老首先注意的问题”。[45]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在新中国成立后史坛之政治优越性和正统性。
其二，强烈的以史经世取向。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央研究院中国历史研究室的成立无不与现实政治斗争息息相关。以史学服务于抗日救亡、革命斗争，成为延安史家的共识。为增强政治动员的现实功用，自无暇从事窄而深的专题研究，其史著重在普及，多明白晓畅，通俗易懂。如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文字力求雅俗共赏。不过，相较于许立群的《中国史话》、韩启农的《中国近代史讲话》、曹伯韩的《中国近百年史十讲》等通俗史学读物，范氏著述之学术性无疑远胜。换言之，普及与提高并非必然排斥之关系，延安史学机构虽注重历史知识普及，然亦不轻忽其学术追求。学术通俗化在革命与战争年代自有其必要性。南京国民政府之中央研究院即因轻视学术普及而受到批评。[46]
其三，注重集体协作。有学者指出，集体主义“是马克思主义重构社会的原点，也是共产党人改造和自我改造的基础”，[47]强调集体合作有此思想基础。加之在当时极艰难的条件下，延安史学机构虽集中了中共方面的学术精英，然毕竟偏处一隅，学术资源较为有限，人员流动较为频繁，研究队伍的职业性、稳定性均难免有所欠缺。强调计划、强调集体协作，遂成为一大特色。在编纂《中国通史简编》过程中形成了分工合作集体撰著的模式，[48]其间范文澜等人对年轻学者倾注心血给予指点，使之得到学术训练。这种集体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后得以延续，且进一步发展强化。
概而言之，自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室，到北方大学历史研究室、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直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昭示了延安马克思主义史学萌生、发展的演变脉络。[49]延安史学在新中国成立后也在很大程度上形塑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形态。无须讳言，因其过于强调服务于现实政治，不免滋生实用主义之弊，且对此后中国的史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