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概念界定

一 性别失衡

本研究中所指的性别失衡是指以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为核心表现的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性别失衡的概念与出生人口性别比、婴幼儿人口性别比、总人口性别比等人口统计指标相关。出生人口性别比是指男性出生人口与女性出生人口的比值，或者说平均每100个女性出生人口所对应的男性出生人口数量。已有研究表明，出生人口性别比是一个符合大数定律的、稳定的人口统计指标，全球绝大部分国家自然状态下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03～107（刘爽，2009）。对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研究（Shaw C.，1989）发现，当地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933年至1988年均稳定在106左右，出生人口性别比并没有随着季节和年份呈现规律性的波动，但在城乡之间有差异。日本虽然同样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却在生育领域并不存在男孩偏好，Mizuno的研究发现，日本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在1970年代至1990年代基本稳定在105～107（Mizuno R.，2000）。目前诸多存在男孩偏好的亚洲国家正经历着出生人口性别失衡问题，未来将面临总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风险。

总人口性别比是指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的比值，或者说平均100个女性人口所对应的男性人口数量。由于正常情况下，男性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死亡率高于女性，大多数国家的女性人口略多于男性，总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应该基本等于或低于100。一旦偏离这一正常值，则被认为是总人口性别结构失衡。除了出生人口性别比，死亡性别比和迁移性别比的异常，都会导致总人口性别比失衡。人口的年龄结构和婚配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对性别失衡起着调节作用，当性别失衡的程度在一定范围以内，其可以自动平衡和缓冲性别失衡带来的人口和社会后果（陈友华、米勒，2002）。同时，大规模的人口特别是女性人口的迁移和流动将导致男性婚姻挤压现象高度集中在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使得城乡、区域间的性别失衡态势更加复杂和严重。

从人口学的角度看，出生人口性别比、死亡率性别差异、人口的年龄结构、婚配模式和迁移因素的性别差异都会引起性别失衡，其中出生人口性别比和死亡率性别差异将在绝对数量上对人口性别失衡产生直接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或者死亡率性别比偏离正常水平，会使得某一性别人口的绝对数量出现过剩，导致性别失衡。正常情况下，婴儿（0岁）死亡率性别比为1.2～1.3，而幼儿（1～4岁）死亡率性别比为1.0～1.2。同时，人口的流动和迁移则会加剧地区间性别失衡的严重程度（刘爽，2009；陈友华、米勒，2002）。“六普”公报显示，我国总人口性别比是105.2，高于正常水平。但严重偏高的出生人口性别比是造成中国总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的主要原因。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和女婴相对死亡水平持续偏高，引发人口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衡。2005年，中国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0.5，女婴死亡率是男婴的1.5倍，远超出正常水平且为全球最高。中国20世纪女性缺失3559万人，占所考察队列人数的4.65%。

中国等亚洲国家目前正面临着严重的性别失衡问题。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和女婴相对死亡水平持续偏高，引发人口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衡。2010年，中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8.06，女婴死亡率是男婴的1.5倍，远超出正常水平。从长期来看，中国人口的性别失衡将对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劳动适龄人口、婚姻市场等人口问题产生影响。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和女孩死亡水平偏高带来的性别失衡、婚姻挤压和人口安全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曾毅等，1993；李树茁、孟阳，2017）。性别失衡问题本质上是人权问题，同时又是发展问题，已对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带来巨大挑战。

二 社会变迁

关于社会变迁的解释分为进化论、循环论、冲突论、均衡论等几种流派。进化论和循环论将社会变迁解释为单向成长、进化的过程（张海峰、白永平，2008），其往往被用于解释历史长河中社会形态的演变，无法解释特定社会形态下的社会现象演进。冲突论认为社会的常态是冲突和变迁，变迁是人类活动和利益冲突的结果，其侧重于解释社会形态、结构和关系的变迁起源，却难以解释“现代化”等文化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演变。与此相反，均衡论用结构-功能理论解释社会变迁，隐含着以社会稳定为“常态”的保守论点，该理论侧重解释当社会系统面临外部冲击或内部变革时，通过动态变迁实现新均衡的过程。因此，结构-功能理论能够更好地深入地解释外部社会变迁与内部文化观念及其行为的演进机制，本研究将采用该理论分析性别失衡的演变机制。

根据结构-功能理论，社会是由“许多部分组成的均衡系统”，社会系统中的每部分、每类社会关系都有其特定功能，这些关系的制度安排就是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体系，它们为社会体系的维持做着贡献（唐荣宁，2007）。系统内的各部分之间具有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复合因果关系，因而某个子系统的改变会影响其他子系统，如经济制度的改革会导致人们生活方式乃至社会结构的变迁，制度变迁理论将其解释为强制性变迁会引发诱致性变迁（张丽萍，2010；宋健，2016）。在没有外部冲击和巨大张力时，社会变迁通常是缓慢的，因为文化渗透于人们的工作、家庭、宗教及其他活动之中，起到了“黏合剂”的作用，但当这些活动之间、活动与文化之间的联系不再那么紧密时，文化的经济基础瓦解、变迁的条件就产生了（李路路，2002）。社会变迁加速通常由系统外部冲击或内部变革张力引起，具有革命性特征的外部冲击往往带来巨大而迅速的社会变迁，最主要的两类外部冲击就是制度变革和技术革命。技术革命引发的社会变迁：通常重要技术发明会带来迅速的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进而带动人口职业分布和社会阶层结构的转变，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原有的制度会因无法适应新的社会结构而发生变革，工业革命引发全球范围的社会变迁就是一例。制度变革引发的社会变迁：战争、革命、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等均会导致制度变革，适宜的制度变革能够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和政策环境，保证长期的经济发展，进而带来社会结构转变，从而引发新一轮的制度变革。法国大革命引发的社会变迁就属于这一类。

社会变迁往往也是现代化的过程。一般而言，现代化指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它包括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政治向现代政治、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变的过程及其变化；它既发生在先锋国家的社会变迁里，也存在于后进国家追赶先进水平的过程中（黄洪琳、周丽苹，2004）。

如果说，现代化过程是不断变化的，那么，现代性是相对稳定的。学者们把处于现代化以前的传统农业社会的特点归纳为传统性，把已经完成现代化过程的国家的现代工业社会特点称为现代性。传统性和现代性是相对的，也是不对称的。不同学者对现代性的认识有一定差别，但现代性具有一些基本特征。现代性在不同领域有不同表现，如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社会城市化、宗教世俗化、观念理性化、现代主义、普及初等教育等。现代化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

经典现代化理论有六大分支，它们是社会现代化理论、经济现代化理论、政治现代化理论、人的现代化理论、文化现代化理论和比较现代化理论。第一次现代化的主要特点是工业化、专业化、城市化、福利化、流动化、民主化、法治化、分化与整合、理性化、世俗化、信息传播和普及初等教育等。第二次现代化的主要特点是知识化、分散化、网络化、全球化、创新化、个性化、多样化、生态化、民主化、理性化、信息化和普及高等教育等。

三 人口转变与生育率下降

人口转变的概念源自1909年朗德里对欧洲人口变化过程的描述，随后人口转变的概念经过汤普森、诺特斯坦等人的发展，其内涵逐渐明确（陈卫、黄小燕，1999；Landry A.，Bunle H.，Depoid P.，et al.，1945；Kirk D.，1996；D.j.V.D.K，1987）。它是人口系统由“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到“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再到“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转变过程。1950年代之后，人口转变的研究逐渐发展为一个理论体系，因为人们发现新发生人口变化的国家都表现出人口转变的一些共同特点，预示着人口增长存在规律。普林斯顿学派将人口转变模型大量应用和修改，形成了各国为什么和怎样经历人口转变的理论解释，而这些理论解释大多与现代化的理论有关（Casterline J.B.，2001）。

经典人口转变理论认为，人口转变需要经历两个变化过程。其一为技术进步带来的死亡率天然转变。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中的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发展导致人们生活水平、卫生医疗水平提高，死亡率迅速下降，人口期望寿命大大延长。其二为制度文化因素改变带来的出生率的变化。出生率的变化比死亡率的变化难得多、缓慢得多，因为制度文化的变化是缓慢而非天然的，需要社会变迁的契机。生育率只有在全面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一系列累计效应后才会出现下降，如期望寿命延长、商品经济发达、个人主义文化增长、消费愿望上升、家庭结构和功能改变等。欧洲一些国家的许多省份在城市化水平不很高、婴儿死亡率较高、工业人口比例较低的条件下就出现了出生率快速下降情况，而资料显示，这些经历了生育率下降的地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快速传播的世俗化（Secularization） （Casterline J.B.，2001）。世俗化是一种从传统观念和宗教教义摆脱出来得到自主的态度和一种对自身幸福的责任感。虽然难以确切知道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态度，但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几乎总是有世俗化伴随这一点是肯定的。然而世俗化可以独立于工业化发生，而它一旦发生，常常会通过社会网络迅速传播。

中国的人口转变过程开始于1950年代，当时战争刚刚结束，死亡率迅速下降，生育率开始上升，中国的人口经历了快速增长过程。1970年代初中国生育率开始显著下降，且死亡率始终稳定在较低的水平，中国人口进入缓慢增长的阶段。直至1990年代，中国的生育率完全进入低水平阶段，标志着中国基本完成人口转变过程（陈卫，2008；于学军，2000；李建民，2000）。通过对比分析可以发现，中国的生育率下降过程比一般国家快得多，因此人口转变过程比一般国家要短。中国的生育水平在1971年之前均保持在5.0以上，甚至在1963年曾经达到7.46的峰值。1972年之后，由于计划生育的实施，中国的生育率从4.98持续下降到更替水平。由于生育率下降过程迅速而短暂，中国只用了约25年的时间就完成了人口转变过程，而西方大部分国家的人口转变过程经历了一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于学军，2000）。因此，快速的生育率下降过程和人口转变过程是中国人口演变最为突出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