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为什么要创建中国的新李斯特学派

一、20世纪80年代以前李斯特经济学研究传统的缺陷

虽然李斯特经济学的基础原理对目前的中国仍具有重要的和直接的应用价值，但由于它长期没有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得到相应的发展和创新，这就造成了中国虽不乏李斯特经济学的推崇者，但他们并不能对当代世界经济出现的新现象和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做出具体的和深入的分析，因而也就无法对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泛滥做出批判，更不用说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为中国提出一套新李斯特主义的国家发展新战略和相应的经济政策主张。从经济学说史角度来看，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李斯特经济学自身的不足。李斯特原想把1841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作为包罗政治经济学所有问题的三卷本巨著的第一卷，因此，该书还有一个副标题——“国际贸易、贸易政策和德国关税同盟”，但是，李斯特的这一愿望由于其过早过世而未能实现。从《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的副标题来看，该书主要探讨的是后发国家的对外经济关系问题，因此，李斯特对关税保护之下国内经济如何发展的问题并未展开深入和系统的讨论，这就为后来完整地运用李斯特经济学造成了困难。因此，虽然一些学者根据发展经济学等西方经济学的一些发展，追溯性地讨论了李斯特是中心—外围理论、国民经济平衡发展理论、主导产业理论、经济发展阶段论、人力资本理论和创新经济学的先驱，但是，除了20世纪30年代的罗马尼亚政府部长曼努列斯库和近年来挪威经济学家埃里克·S·赖纳特外，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李斯特经济学的研究者更多地是不断重申李斯特的观点或就学术界对李斯特的误解进行澄清，鲜有创造性的发展。因此，在财政金融、农业发展、大国内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统一国内市场、地区分工等诸多问题上，李斯特经济学仍缺乏系统的经济理论，这是新李斯特学派需要根据当代经济的新特征而加以创造性发展的。

其次，19世纪对李斯特经济学做出重大创新的美国学派被埋没。美国学派对李斯特经济学的缺陷进行了直截了当的批评，并创造性地发展了李斯特的经济学说。简单地说，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亨利·凯里和西蒙·帕滕分别为第一、第二和第三代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按照赫德森的看法，李斯特的著作并没有反映美国保护主义的最高成就，只是在他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出版之后，第二代以及第三代美国学派才发展了基础更加广泛的经济发展学说，并把它升华为一种具有普遍适用范围的经济学说。迈克尔·赫德森总结了美国学派八个主要方面的理论创新，其中五项是与李斯特经济学不同的独创性发展，这包括工资的劳动生产率学说、资本的能量生产率学说、基础设施理论、金融业的公用事业理论以及唯物主义的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技进步观。美国学派这些独创性的经济理论，在直接应用于分析当代前沿经济问题上，要比目前的主流经济理论深刻得多，也有用得多，但美国出于推行自由贸易帝国主义和金融帝国主义的目的，将该学派从西方经济学说史中清除掉了，以致现在除了个别人外，几乎就再也没有人了解它了。美国学派的这些理论是一百年前创造的，在我们今天创立新李斯特学派之时，我们仍不得不先从学习美国学派的经济学入手，本书后面提出的新李斯特学派的理论创新也是针对美国学派而言的。

最后，20世纪继承了李斯特经济学某种传统的经济学流派存在许多缺陷，这需要新李斯特学派超越它们。可能除了发展型国家文献声称与李斯特的思想有关联外，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及其发展主义、依附论、世界体系学派等虽然都没有声称在学术思想的渊源上与李斯特经济学有关，但无疑它们都与后者在精神上存在明显的联系。然而，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并不意味着会有相同的具体理论和政策主张，甚至有可能存在对立。例如，普雷维什在担任拉美经委会执行秘书期间主张引进外国直接投资，虽然他后来承认这“有损于外围发展的自主性”，但仍坚持“跨国公司明显地促进了替代性的工业化，并且获得了公认的成效”。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分别发展起来的两个学派——依附论和世界体系——都与对普雷维什发展主义的批判有关。依附论学派对发达国家支配欠发达国家的结构和机制做出了深刻的分析，认为普雷维什等发展经济学家所坚持的引入外资实际上是为发达国家的帝国主义入侵打开了大门，但该学派并没有为欠发达国家摆脱依附提出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世界体系学派过分强调了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支配和控制，忽视了不同的欠发达国家改变自己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地位的国家能动性。发展型国家文献主要关注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成功经验，但这些经验很难说具有普遍意义，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根据地缘政治和经济战略刻意对这些经济体进行扶植的结果，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与李斯特经济学密切相关的美国、德国乃至英国崛起的历史经验才具有更普遍的意义。

二、新李斯特概念溯源与创立新李斯特学派的必要性

在这里，笔者有必要对新李斯特学派和新李斯特主义的概念做一交代。笔者最早见到使用新李斯特一词的是迪特·森哈斯于1985年出版的英文版著作《欧洲经验：发展理论的历史性批判》。李斯特经济学对迪特·森哈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于1977年发表的论文《世界经济秩序与发展政策：对隔断的呼吁》将李斯特学说导入到当时有关发展问题的辩论之中，引起了德国经济学界对李斯特这一主题的“极其热烈的讨论”。在这场讨论中，迪特·森哈斯发现，缺乏历史视野是发展研究的一大缺陷，这促使他对复杂多样的欧洲发展道路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其结果就是这本以历史案例比较研究为基础的“后发展理论”专著的出版。但是，迪特·森哈斯并没有提出新李斯特学说，只是重申了李斯特学说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特别是对其20世纪70年代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适用性，丰富和发展了李斯特的学说。

2011年年底，当笔者构思成熟并开始撰写《新李斯特主义：替代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新学说》时，忽然想起来需要搜索一下国外是否还有人使用过新李斯特主义这种提法，一搜，果然有Neo-Listian Economics这个提法。本·塞尔温（Ben Selwyn）将张夏准、罗伯特·韦德（Robert Wade）、艾丽斯·阿姆斯登（Alice Amsden）、阿图尔·柯利（Atul Kohli）和梅迪·谢菲丁（Mehdi Shaeffedin）等这些李斯特的当代追随者所提出的经济学说称为新李斯特经济学（Neo-Listian economics），但却遗漏了埃里克·赖纳特这位当代李斯特主义最重要的代表。实际上，本·塞尔温所谓的“新李斯特经济学者”是指发展经济学领域中深受李斯特影响的学者，他们反对华盛顿共识，仍坚持经典发展经济学中的结构主义研究传统，但这些学者并未对20世纪70年代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全球价值链分工（新国际分工）、美元霸权和系统整合型全球公司（与跨国公司存在很大差别的产业组织形式）——及其对欠发达国家的新挑战进行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挪威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家埃里克·赖纳特在经济理论上对李斯特经济学的贡献最大，其代表着目前世界上对李斯特经济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其最重要的成就是把演化经济学的理论运用到对李斯特主题的研究上。笔者曾向赖纳特建议，将其研究成果命名为“演化发展经济学”；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和熊彼特研究专家安德森将埃里克·赖纳特的理论体系称为“熊彼特—李斯特发展经济学”。但是，埃里克·赖纳特也未能深入研究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以致在有关中国经济问题和发展中大国内部发展问题的认识上存在缺陷。因此，集中研究发展中国家如何在新国际分工、美元霸权和系统整合型全球公司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经济追赶和赶超就成为我们创建中国的新李斯特学派的初衷。为了与前述新李斯特经济学（Neo-Listian economics）相区别，本书在新李斯特经济学的英译上采用New Listian economics。

新李斯特学派的意义何在呢？笔者在这里仅以新国际分工为例说明这个问题。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发展使得一般工业制造作为发达国家的特征已然消失，而从李斯特到现代发展经济学，经济发展的出路在于工业化就一直是国家发展战略及其经济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但当发展中国家现在大量出口工业制成品的时候，它们是否还能步入发达国家的行列？自1972年以来，美元霸权的诞生使世界贸易异化成为一种美国印刷不被任何实物支撑、只由美国军事力量支持的美元纸币，并用这些纸币来交换其他国家的实物产品的贸易形态，使出口导向型经济体成为美国剥削和掠夺的对象，彻底颠倒了历史上英国、日本和许多小型经济体通过出口导向型经济发生模式实现国家崛起的经济学逻辑。

在上述世界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李斯特经济学有关国富国穷的准则是否还成立？如果不能成立，那么我们如何做出修正和突破？目前的世界经济发展中存在哪些前述经济理论家们不曾面对的新情况，从而需要我们为之做出符合李斯特传统的创造性解答？到现在为止，无论是依附论、世界体系学派和发展型国家文献，还是张夏准和埃里克·赖纳特的新近研究，都没有从理论上对这些问题做出深入研究，而从事这种研究正是我们创立新李斯特学派的初衷。更进一步说，李斯特经济学诞生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阶段，在它之后，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历经了从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金融帝国主义出现这一整个过程，而李斯特的相关学说却没有随之得到发展。李斯特经济学不是教条，而是一种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和证据加以修正和发展的国家经济学的思想体系，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今天将如何按照李斯特经济学的研究传统创造性地发展其学说？本书后文对此进行了集中的讨论。

众所周知，在演化经济学中，新熊彼特学派的国家创新体系概念的提出深受李斯特的影响。在过去十多年中，该学派将国家创新体系的研究重点放在了欠发达国家上，但进展甚微。与此同时，笔者注意到，受新熊彼特学派影响很大的中国科技政策研究者几乎普遍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在笔者看来，导致这种状况的首要原因是新熊彼特学派的研究已经丢失了与李斯特经济学的联系，而在演化经济学的其他流派中，欠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则是一个被严重忽视的主题。因此，笔者在2012年提出，中国学者有必要在演化经济学中创建专门研究欠发达国家的经济问题的新李斯特学派，使其与老制度学派和新熊彼特学派并列为演化经济学的三大主要流派。但是，新李斯特学派并不局限在演化经济学之中，创建该学派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改变李斯特经济学在中国被边缘化的状态，恢复民族国家经济发展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并在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大问题上作出原创性的贡献，这就是我们要创立中国的新李斯特学派的主要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