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相关文献述评
从跨国公司的国际化方式来看，跨国外包与FDI、出口贸易等均属于跨国公司向承接国产业转移与商业渗透的方式之一。不同的是，跨国外包还兼有跨国投资、生产组织与进出口贸易等多种业务与功能。因此，跨国外包的技术进步效应所涉及的理论相对于FDI或国际贸易而言更加宽泛，包括了国际技术溢出理论、技术创新理论、全球价值链等经济学和管理学的多个理论。本节将从四个层面对跨国外包的技术进步效应的相关理论进行概述。
一、跨国外包与技术溢出
罗默（Romer，1990）提出的内生技术进步理论指出，知识产品、技术具有外部效应；知识和技术所具有的非竞争性特征使得整个经济系统呈现出规模报酬递增的趋势。凯勒（Keller，2001）发现，从外界引进、模仿与吸收新技术对各国技术进步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用。Caves（1996）将技术外溢定义为研发成果在各国间的扩散与转移。国际贸易、FDI以及人员、信息流动是技术外溢的主要渠道。包群等（2006）将技术外溢进行了细致的分类，分为产业内溢出、产业间溢出和集聚效应三种。其中，产业内溢出是借助示范效应、竞争效应以及劳动力市场的人员流动效应实现的，而产业间的溢出效应则包括了前向溢出和后向溢出。
跨国外包不仅伴随着中间产品、零部件以及最终产品的跨国界转移，而且还伴随着跨国买家对承接国的技术帮助与技术转移。当跨国公司将订单安排给承接国之后，不仅带动了代工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张，而且还会通过产业间的联系效应带动上下游产业的发展。因此，跨国外包可能通过进口贸易、出口贸易等贸易途径以及产业间溢出等途径促进当地企业的技术进步。帕克和塞格奇（Pack and Saggi，2001）通过建立跨国公司与当地外包企业的三阶段博弈模型，说明了当地企业在向跨国公司购买中间产品的过程中伴随着技术扩散。勒米尼和尤娜-克森斯（Lemine and ünal- Kesenci，2004）的研究发现，中间产品进口是在国际需求增长强劲的情况下实现的，它可以迫使当地企业进入新的生产体系，从而获得技术水平的提高。（注：当然，技术学习的效果如何还取决于内部努力程度，即当地企业是否能够充分地消化和吸收外部知识。为此，当地企业需要投入足够的研发资源以破解技术溢出中各种显性与隐性知识，提升消化吸收能力。倘若不具备这种能力，则很有可能陷入“技术锁定”陷阱（Cohen and Levinthal，1990）。）布莱德等（Blyde et al，2004）以委内瑞拉制造业为样本进行研究后发现，倘若跨国公司将业务外包给当地企业，它们将有非常大的动力将技术知识转移给当地的上游供应商。而跨国公司的出口则会对当地下游企业发生技术溢出。胡和吉（Hou and Gee，1993）、霍布迪（Hobday，1995）也发现，在整个7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因进口了发达国家的中间产品而实现了技术扩散，这种因外包而发生的技术扩散对台湾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提升起到了关键作用。
朗（Long，2005）建立起两国两企业的2×2模型，说明了发达国家将制造业务外包给工资低廉国家的企业，通过对当地工人的培训，可以将先进技术扩散到承接外包的国家。技术溢出的存在也会迫使发达国家将技术密集度高的产品留在公司内部而不外包。班德亚帕德耶和帕塔克（Bandyopadhyay and Pathak，2007）通过建立两阶段博弈模型说明了发包企业和接包企业的员工合作行为对技术溢出的影响。作者认为如果两家企业在技术上存在高度的互补性，员工之间合作动机强劲，那么不仅外包合同易于达成，而且也有利于知识在企业之间实现转移和共享。
塞利奥莱和赞菲（Saliola and Zanfei，2009）检验了跨国公司通过价值链进行的技术转移，以中国台湾1385家企业2001—2003年的数据为样本，采用多元logit模型检验了跨国外包的特征及强度以及当地企业的能力对知识转移的影响。作者发现，跨国买家对技术转移的态度与技术转移的强度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当地企业对投入品的购买量也显著影响着技术转移的强度。
哈塔尼（Hatani，2009）讨论了在全球化背景下，跨国公司进入承接国可能存在的阻碍技术溢出的因素，比如两国间技术差距过大、市场竞争过于激烈等因素都可能阻碍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作者认为，跨国外包使得跨国公司与当地企业之间的关系被锁定，这种因相互合作而带来的关系锁定，将限制它们与其他企业建立新的关系，从而无法获取新的技术溢出。
赵郁文（1998）认为当地代工企业获取技术溢出的技术学习有两类：其一，合作中偶发的被动学习；其二，在标杆的激励下进行的主动技术学习。拉多斯维克（Radosevic，1999）还认为跨国外包可能通过产品销售、专利授权、二手机器转让等途径发生知识和技术溢出。陶锋、李诗田（2008）认为，跨国买家的技术溢出包括了产品开发设计、生产制造和品牌服务等知识。李元旭、谭云清（2010）则认为，跨国买家通过技术与管理的示范效应、人力资本流动效应、产业集聚和产业关联等途径主动或被动地实现了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赵囡囡、卢进勇（2012）还比较了FDI与外包在技术溢出效应上的差异。作者认为，尽管FDI和外包均为我国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提供了有效渠道，但对投入产出表等相关数据的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我国制造业通过承接外包所获得的技术溢出效应远远高于吸收FDI带来的技术溢出效应，主要原因在于FDI已经进入成熟期而承接外包正处于新兴期。
近年来，随着服务外包的蓬勃发展，国内学者开始关注各种服务外包方式的技术溢出效应。张望（2010）讨论了国际服务外包、技术溢出与承接国的技术进步，通过构建包括最终产品部门、中间产品部门、研发部门的三部门模型，说明了国际服务外包通过技术溢出对承接国的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而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地企业的吸收能力、两国的技术差距以及人力资本、运输成本等相关因素。官华平（2010）则研究了信息技术外包对当地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作者发现信息技术服务外包具有很强的人力资本溢出效应，发包企业的先进技术通过企业家和员工间的相互学习而发生技术扩散，从而提高了我国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任志成、张二震（2012）研究了软件服务外包的技术溢出效应，软件服务外包相对于其他外包方式而言，最大的差别在于其人力资本在产业发展中占据极其重要的作用。人力资本水平也决定着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作者基于南京、无锡、苏州和镇江的29家企业的问卷调查数据，通过实证检验得出，承接软件服务外包能够使我国当地企业获得技术溢出。而且在人力资本作用突出的企业中，技术溢出的效果也较为显著。樊秀峰、寇晓晶（2013）进一步分析了服务外包通过产业前向关联与后向关联所产生的技术溢出效应。通过运用投入产出表以及对相关行业数据的实证检验，发现国际服务外包对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具有显著的前向溢出效应，对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具有显著的后向溢出效应。
二、跨国外包与技术创新
伦德瓦尔（Lundvall，1992）等学者拓展了熊彼特的“创新”思想，并将国家创新体系定义为“由新的、有经济价值的知识的生产、扩散和使用上相互作用的要素和关系所构成的”（注：伦德瓦尔：《创新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从用户与生产者的相互作用到国家创新体制》，载于G·多西等主编：《技术进步与经济理论》，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25~449页。）（见图1—1），并认为历史经验、语言、文化都将影响到创新系统中的企业间关系，进而导致各个国家产生不同的创新绩效。
图1—1 伦德瓦尔的国家创新体系
跨国外包是全球生产资源重新配置的过程，带来了生产组织的重大变革，跨国外包是否能够激励企业技术创新就取决于跨国外包对承接国的国家创新体系的影响程度。
发达国家学者对外包是否促进发包企业技术创新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从研究结果来看，两者的关系却是异常复杂的，也存在高度不确定性。一方面，在技术快速发展的环境下发包企业可以将更多的资源用于创新活动，外包将直接缩短技术及产品的生命周期。从融资的角度来看，外包减轻了发包企业的融资负担，降低了发包企业在创新活动中出现资金瓶颈的可能性（Cusmano et al， 2009）。另一方面，发包企业不得不将关键技术提供给外部供应商，并由此导致对供应商难以控制，供应商由此可能成为发包企业的竞争对手，降低外包企业创新的垄断收益，对发包企业的创新形成负面的影响。
近年来也有大量学者关注跨国外包是否促进了承接国的技术创新，相关研究包括以下两方面：
第一，从代工企业的内部特征这一角度进行的研究。有些学者认为当地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因为摆脱代工生产模式走自主发展道路面临更大的风险，当地企业轻易不敢走上以技术创新为内涵的升级发展路径。博金等（Bergin et al，2007）认为外包确实提高了中国这类国家的生产率和技术水平，但是技术始终被发达国家控制，而且当地企业缺乏进行自主研发的动力。还有的学者认为，当地企业由于仅仅赚取少量的加工费用，没有能力投入巨额的R&D资金进行独立的产品创新和渠道管理，而且长期接受外包订单，按照跨国公司提供的技术生产，形成了技术依赖。汉弗莱（Humphrey，1995）等还发现当地企业技术创新的障碍在于缺少专业化技术、不能接触到先进技术和信息，还存在融资约束以及相应的技术创新外部服务系统不匹配等问题。巫强（2010）发现，当地企业一旦通过自主创新掌握了核心技术和研发设计能力，在国际市场上就成为了跨国公司的竞争对手，这是跨国公司不希望看到的，因此跨国买家甚至会打压其向高级阶段的升级。郑江淮等（2007）认为技术创新主要取决于企业家职能的转型及其对劳动力、资本、技能等要素的再配置。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的历史表明，长三角本土企业的技术创新依赖于企业家职能。
第二，从企业间的相互关系这一角度进行的研究。王俊、刘东（2010）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分析了代工生产的网络关系，揭示了在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外包生产网络中，由于跨国公司与代工企业之间是强关系、代工企业不占据结构洞，代工企业陷入了自主创新的困境。并提出代工企业如要实现自主创新就必须发展弱关系，摆脱对跨国公司的依赖，构建自主创新的支持体系。陶锋（2011）从知识溢出、社会资本的视角研究了外包对承接国技术创新的影响并得出，随着外包中的显性和隐性知识溢出的增强，代工企业的技术创新绩效将随之提升，社会资本对知识溢出和技术创新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在以珠江三角洲的代工企业的数据为样本所进行的检验中，他发现显性知识溢出对渐进式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而隐性知识溢出对企业参与产品开发设计的促进作用是显著的。牛卫平（2012）将外包中企业间的合作关系分为市场型合作、伙伴型合作、中间型合作、高级伙伴型合作、量产型合作以及发展型合作六种类型。在不同的合作关系中，知识的转移和获取程度都是不同的。他运用博弈方法分析后发现，企业间建立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有利于当地企业的技术创新。王俊（2013）研究了技术溢出与承接国技术创新的关系，发现跨国外包并不像FDI或国际贸易那样通过单一路径发生技术溢出，而是通过进口溢出、出口溢出和纯知识溢出等多条路径共同作用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仅有进口溢出能够显著地促进当地企业的技术创新。
三、跨国外包与技术升级
科洛特、波特等战略管理学家提出的全球价值链理论最初被用于描述在价值创造过程中价值链相关环节垂直分离的现象，后经过格里芬、汉弗莱、施密茨等学者的发展，全球价值链理论已经从描述性的概念转化为分析性工具，用于研究代工企业升级以及地方传统产业集群升级等问题。从研究内容来看，包括几个方面。
（1）价值链驱动方式与代工企业升级。格里芬（Gereffi，1999）发现全球价值链在空间上分离的各个环节，其运行、重组、利益分配等活动均是在生产商或采购商的推动下实现的，并由此提出了生产商驱动和采购商驱动两种价值链模式。作者构建了由采购商驱动的价值链并分析了亚洲服装业贸易量的变动和服装产业的技术升级问题，研究发现代工企业存在快速的技术升级模式（通过进口零配件进行装配→自主生产→自主设计→在地区或全球市场销售自主品牌的商品），自动地实现了技术升级。随后，大量有关价值链运行及代工企业升级问题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在格里芬提出的框架下展开的。如汉弗莱和施密茨（Humphrey and Schmitz，2002）提出代工企业技术升级有四种类型：工艺升级、产品升级、功能升级和链升级。他们认为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能够实现复杂产品的更有效生产；功能升级和链升级是产业升级的高级阶段，包括了产品设计、市场渠道等。施密茨和诺林格尔（Schmitz and Knorringa，2000）发现在采购商驱动的价值链与生产商驱动的价值链中，当地企业的升级方式存在着较大差异。在采购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当地企业很容易通过“出口中学习”实现产业升级，但是难以向品牌、市场推广等价值环节延伸。而在生产商驱动的全球价值链中，当地企业可以较容易地实现产品升级和工艺升级。帕佩卡尔等（Palpacuer et al，2004）指出，在不同代工阶段、不同代工类型、有无媒介代工等不同情况下，当地企业的升级机理都是不同的。比如，同样是采购商驱动的价值链，但英国相对于法国其当地企业升级更加困难。相对于跨国采购商直接采购，通过中间商采购的代工企业升级更加困难。托卡特里（Tokatli，2007）以土耳其Sarar服装代工企业的发展历程为例证明了代工企业通过向采购商学习能够实现功能升级。伊瓦尔逊和阿尔维斯特姆（Ivarsson and Alvstam，2010）研究了在瑞典家具零售商IKEA驱动的价值链中东南亚及中国家具代工企业的升级路径并发现，零售商IKEA能够为家具代工企业提供产品设计、人员培训，甚至信贷资金等方面的支持，在IKEA的帮助下当地企业最终能够实现功能升级。
国内学者基于价值链视角研究了我国代工企业的技术升级问题。在案例研究方面，毛蕴诗等（2009）通过对东菱凯琴和佳士科技两家制造企业的对比研究，提出代工企业只有建立起“适应性学习”能力才可能实现包括创新能力在内的功能升级。刘志彪及其研究团队对国内承包企业的研究表明，当地企业要在融入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重新构建国家价值链（NVC）战略，依靠国内和国外两个市场，才能实现技术创新和制造业升级。牛卫平（2012）从代工企业参与外包所面临的风险角度提出代工企业只有在内部技术积累以及外部需求共同推动下才能跨越外包陷阱实现技术升级。姜凌、卢建平（2011）认为，发展服务外包可以为国内制造企业提供更高效的生产性服务，使其专注于核心技术与生产能力的发展，推动制造业升级。熊宇（2011）认为，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生产者服务业才是推动制造业升级的主要力量，才能推动制造业向更高阶段升级。此外，徐毅和张二震（2008）、黄烨菁和张纪（2011）通过对我国各地区、各行业数据的研究发现，承接跨国外包促进了我国当地企业的技术创新。姚志毅等（2010）却得到了跨国外包对我国当地企业的技术创新产生负面影响的结论。
（2）价值链治理与代工企业升级。由于全球价值链上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对其他环节的生产经营活动产生影响，因此，全球价值链治理就显得特别重要。价值链治理方式是由主导厂商与代工企业的关系所决定的，在不同的治理方式下代工企业的升级路径也将存在差异。汉弗莱和施密茨（2002）将价值链治理分为市场型治理、均衡型治理、俘获型治理和层级型治理四种方式，而发展中国家传统产业的价值链治理方式往往属于俘获型治理。当代工企业试图建立自己的核心技术、研发能力、品牌时，跨国采购商就会利用各种手段阻止和控制代工企业升级，包括实施严格的进口质量、安全等进入壁垒，人为地造成代工企业间的竞争、压榨代工企业的利润空间，将代工企业锁定在“低端”环节。朱利亚尼等（Giuliani et al，2005）将价值链治理分为网络型治理、准层级型治理和层级型治理三种方式，发展中国家代工企业往往嵌入的是准层级型治理，即采购商与代工企业之间虽然没有产权关系，但是采购商作为主导厂商，决定着代工企业的选择和价值链的运行规则。朱利亚尼等（2005）同样发现，传统制造业中的代工企业从全球采购商那里进行技术学习，能够提高生产工艺，但许多产品和工艺信息是很难编码化的，而当地企业缺乏足够的知识和能力，很难将其解码并转化为自己的知识。因此，代工企业的功能升级是很少发生的，而部门升级或链升级却从未发生过。国内学者分别运用案例研究和实证检验等方法研究了价值链治理与企业升级的关系。在案例研究方面，张辉（2006）、刘志彪和张杰（2007）等认为我国代工企业大多处于被“俘获”的价值链之中，当地代工企业难以进行产业链的升级，仍然被限制在价值链的低端。在实证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卓越（2009）的研究。作者以我国制造企业为例，检验了价值链治理方式、技术升级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俘获型与层级型治理方式有利于企业较快地实现工艺升级和产品升级，但是进一步升级的空间较小，因而不利于企业绩效的提高；均衡型网络中代工企业升级速度慢，但空间较大，因而有利于绩效的提高。
卡普林斯凯和莫里斯（Kaplinsky and Morris，2006）发现价值链中的主导企业利用立法治理、司法治理、执法治理等“三位一体”的治理机制对全球价值链进行组织与协调。一旦代工企业达不到环境标准、质量标准等方面的要求，跨国买家就通过治理机制对代工企业进行打压和封锁。卡普林斯凯（Kaplinsky，2010）研究了产品标准和工艺标准在价值链中的作用。跨国买家通过实施标准治理对代工企业升级产生双重作用：一方面，代工企业为了能够达到标准必须发展技术能力，从而起到促进代工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和技术能力的作用；另一方面，标准也是代工企业进入国外市场的障碍。维克等（Wijk et al，2008）还发现，非政府组织规定的标准与政府规定的标准在对代工企业升级的影响上存在差异。张少军、刘志彪（2009）提出，GVC中的治理机制就相当于技术外溢程度的合理“水闸”，使得代工企业无法充分获取和吸收主导厂商的技术外溢，最终导致当地企业的升级过程变得极其缓慢。宋华、刘林艳（2012）提出服务外包的四种组织方式：分散式服务外包、集群式服务外包、内包服务以及获益型服务外包，不同外包方式有着不同的治理机制。其中，分散外包是最常见的方式，主要采用契约治理，而在集群式外包及内包服务方面关系型治理可能更重要。
四、跨国外包与经济增长
跨国外包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大体上包括了三个方面：第一，跨国外包提高了承接国的就业和产出水平。代表性研究是芬斯特拉和汉森（Feenstra and Hanson，1996），他们的研究表明，承接国通过外包业务增加了就业和总收入，进而带动了经济增长。第二，跨国外包提高了承接国技术水平。庞特和尤尔特（Ponte and Ewert，2009）、伊瓦尔逊和阿尔维斯特姆（2010a，b）等人研究了跨国外包以技术转移和技术溢出等途径促进承接国的技术进步。由于技术进步是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随着技术水平的提升而促进了地区经济增长。第三，跨国外包增加了承接国的资本投入。跨国外包往往伴随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直接投资设立制造或服务基地。爱德华兹（Edwards，2001）等的研究表明，资本流入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而且资本流动性高的国家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此外，大量的研究还考察了跨国外包对承接国和发包国的影响效应的差异性。格林（Greene，2005）、库鲁韦莱和兰加纳坦（Kuruvilla and Ranganathan，2008）认为，美国将服务外包业务转移到印度之后，美国和印度的经济都受到了重要影响，服务外包增加了美国企业的利润，促进了出口，从而提高了经济效率；而服务外包对印度经济的作用更大，它已经成为印度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出口导向型的外包业务还提高了印度在国际社会的声誉。阿罗拉和甘巴德利亚（Arora and Gambardella，2005）考察了美国将软件产业外包到G7国之外的国家，在促进这些国家的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的同时，对美国软件产业自身的技术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作者认为，从长期的影响效果来看，尽管G7国之外的国家的软件产业高速增长，但不会动摇美国的技术领导者地位。
近年来，国内也有一批学者关注了跨国外包或加工贸易对中国的就业、投资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第一，跨国外包的就业效应。任志成、张二震（2008）认为就业效应是外包对承接国最重要的影响效应之一，承接服务外包不仅能够扩大就业规模而且还促进了劳动力技能升级。陈银娥、魏君英（2010）以我国1997—200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为样本，检验后发现服务外包对我国的就业结构和工资水平均具有正面促进作用。王俊、黄先海（2011）研究了承接外包对我国就业规模和结构的影响，研究发现外包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就业增长，而且服务外包的拉动作用要大于制造外包。但是，承接跨国外包不能促进我国就业结构的提升。肖芍芳、王俊杰（2012）对我国投入产出表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服务外包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就业增长，但是材料品外包对制造业就业的影响效果不明显。
第二，跨国外包的产业结构效应。杨继军、张如庆、张二震（2008）认为，通过承接服务外包能够加快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升级和服务业升级，从而推动该地区产业结构的高级化。张珺、张雨露（2012）检验了承接国际服务外包与我国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承接跨国服务外包能够提高我国服务业规模但对产业结构的提升作用不显著。
第三，跨国外包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喻春娇、喻美辞（2005）考察了加工贸易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研究发现加工贸易的进口、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均是正相关的关系。顾磊（2009）将跨国外包的经济效应分解为产出技术效应和成本技术效应，并分析得出它们会对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和非农业部门的就业和工资产生不同的影响。作者说明了跨国外包在促进农业部门产出扩张的同时，也将导致农村劳动力失业，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作者以我国1981—2007年的数据为基础，检验发现跨国外包引起的中间产品进口是导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徐春祥、宫颖（2010）考察了工业制造业务外包对辽宁省经济增长的贡献，作者以1998—2007年的相关数据为基础进行研究并发现，承接制造外包对辽宁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大，超过了消费、投资、国内贸易和一般贸易出口的贡献率，但这种贡献呈现出减小的态势。米家龙（2011）实证检验了服务外包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作者对长株潭地区2003—2009年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服务外包对长株潭城市群的经济增长有较大的拉动作用。长株潭服务外包每增加1亿元，地区GDP就平均增加13.7亿元。作者由此提出了长株潭地区优化经济环境、积极承接服务外包业务的对策建议。张少军（2013）还认为跨国外包将通过进口和出口两条途径引起我国经济波动。
五、简要评述
总体而言，大部分学者基于生产函数、国际贸易理论以及国际技术溢出等主流经济学的分析框架，讨论了跨国外包是否通过技术溢出促进了承接国技术进步，并将跨国外包作为独立变量引入模型之中实证检验了跨国外包对承接国技术进步的作用机制以及影响程度。秉承熊彼特创新思想的学者，研究了跨国外包是否会激励承接国技术创新，以及承接国如何利用跨国外包实现技术创新的问题。基于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学者研究了跨国外包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们挖掘出跨国外包通过国际贸易、人口流动、投资等途径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内在机制。上述研究均取得了一系列令人信服的结果，但是，主流经济学的研究还是粗线条的，难以从跨国买家与当地企业之间的关系入手考察跨国外包方式与技术进步的关系。全球价值链理论弥补了主流经济学研究的不足，将产品链按照价值创造和收益分配的差异分为不同的片段，研究处于价值链低端的代工企业如何通过能力提升最终站在价值链高端的过程。但是，全球价值链理论也存在一定的缺陷：首先，理论模型和实证数据的缺乏使得计量检验难以进行；其次，全球价值链理论针对的是代工企业以及当地制造业，而无法运用此理论分析跨国外包对整个区域经济的影响。
本书的研究是以国际贸易理论、技术溢出理论等主流经济学理论框架为基础，在分析跨国外包强度、外包方式、价值链类型等对技术进步的影响时则融合了全球价值链理论。这样做不仅可以从行业层面、区域层面考察跨国外包对承接国技术进步的影响，而且还能够从微观方面探寻跨国外包的技术进步效应，从而进一步深化研究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