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文庙与释奠礼

中国人习称的“孔庙”，实际上应当称之为“文庙”。文庙是用来祭祀孔子及历代儒家圣贤的国家礼制庙宇。文庙祭祀在传统社会中又被称之为“释奠礼”，乃“国之要典”。

一、“释奠”溯源

“释奠”本是一种古老的祭祀礼仪，“释”意为设置，“奠”指供献祭品。早在周代官学中，已经有祭祀先师之礼。《礼记·文王世子》中记载：“凡学，春，官释奠于其先师，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学者，必释奠于先圣先师。”每年四季，学官都要在学校举行祭祀先师的释奠礼。文中又言：“及行事，必以币。凡释奠者，必有合也。有国故则否。”这是说，除国家遭遇到特殊的凶险状况外，释奠礼都要正常举行，而且除了正常脯醢菜酒的供奉外，有时还用币行礼，并合乐。因此，“释奠礼”是一种以陈设酒食为表现形式并包含行礼、奏乐等其他环节的祭祀仪式。

上古时期，释奠礼主要施行于学校。《礼记·王制》曰：“释奠于学。”《礼记·文王世子》记载，春、夏、秋、冬四季，学官都要在学校举行祭祀先师的释奠礼，以表达对先师的敬仰。天子来学校视察时，同样会举行释奠礼。《礼记·文王世子》曰：“天子视学，大昕鼓徵，所以警众也。众至，然后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兴秩节，祭先师、先圣焉。有司卒事反命，始之养也。适东序，释奠于先老。”天子来到学校，首先命令学官各行其职，按照常礼祭祀先圣、先师。学官们祭祀完毕，开始行养老之礼。这时天子会来到东序，以祭奠先老。

天子率军出征前和胜利返回之时，也会在学校行释奠礼。《礼记·王制》曰：“天子将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馘告。”《诗经·鲁颂·泮水》亦曰：“矫矫虎臣，在泮献馘。”出征前，定兵谋于学，出征归来，则需要向先师献俘，以报告成功，这是学校释奠的一大特色。

除学校释奠外，山川、宗庙、祢庙等祭祀时亦可施行释奠礼。《周礼·春官宗伯·大祝》曰：“大会同，造于庙，宜于社。过大山川，则用事焉。反行舍奠。”据贾公彦《疏》，此时释奠礼仅用于宗庙。需要指出的是，学校祭祀一般仅限于施行释奠礼，而山川、宗庙等祭祀活动还可施行封禅、禘礼、飨礼等多种仪式，释奠仅是个别情况下施行的仪式。

释奠礼主要在学校举行，以“先圣先师”“先老”为主要祭祀对象，但“先师先圣”“先老”具体何指，文献中或者不提，或者语焉不详。我们认为，当时所谓的“先师先圣”“先老”并非指特定的某一个人或某些人，凡是给人类带来无限福祉的文明先驱，都应该是师生祭祀的对象。上古时期，释奠礼固然与祭祀孔子毫无关联，但山川庙社之祭不止于释奠，而学校祭祀仅释奠而已。从根本上来说，释奠礼是一种与“学”和“教”有关的活动，这也是释奠礼在后世演变为孔子祭祀专称的内在依据。

二、释奠礼与祭祀孔子

古人非常重视祭祀。早在孔子以前，春秋时期的鲁国大夫展禽就曾经说：“夫祀，国之大节也；而节，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为国典。”在他看来，祭祀绝不是随意进行的，确定祭祀的对象有一定的原则，因为祭祀制度与国家的治理密切相关。《周礼·春官》中提及“大司乐”时曾说，古代的“有道有德者”不仅要请他们在学校任教，教育子弟，死后还对他们进行祭祀。那么能被纳入祭祀范围的还有哪些人呢？展禽认为：“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扞大患则祀之。”这是“圣王制祀”之标准，“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

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决定了后人对他的尊崇。元朝武宗即位时，曾经下诏书说：“先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明；后孔子而圣者，非孔子无以法。”其中对孔子的评价，与后世学者的认识是一致的。现代史学家柳诒徵先生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梁漱溟先生也说：“孔子以前的中国文化差不多都收在孔子手里，孔子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差不多都从孔子那里出来。”孔子身上承载了上古三代的历史文化，凝结着孔子以前中国先人的智慧创造，更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影响后世既深且远。孔子“有功烈于民”，理应受到后人的祭祀。

此外，古人祭祀，每事必祭其创始者。孔子创立儒家学派，后世儒家“宗师仲尼”，以孔子为师，那么孔子亦应享受祭祀。如此，后世在文庙中祭祀孔子便具有了经典的依据。

从周代最初的入学仪式，到后来祭祀孔子，祭礼在形式上有很大不同。随着孔子、儒学地位的提升，文庙释奠礼仪也不断完备。汉高祖曾经以太牢祀孔子，开历代官方祭祀孔子之先河。东汉时期，孔子被尊为“先师”“先圣”，成为帝王们尊崇膜拜的对象。汉朝、魏晋时期，曲阜阙里孔庙由孔子直系后裔四时祭祀，官方的祭祀一年两次，用东汉时期《乙瑛碑》中的话说，就是“春秋飨礼，财出王家钱，给犬酒直”。晋武帝泰始年间，命鲁国四时备三牲奉祀；至清代，仍然于每年的四仲月举行。

宋代是文庙祭祀较为隆盛的历史时期，宋太祖赵匡胤曾亲谒孔子庙，下诏增修祠宇等；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赐书孔子庙，诏立孔子庙学舍，颁授孔子庙从上公之制，还追封孔子弟子，并颁布释奠仪注及祭器图，建庙学。以后，宋制影响较大。明朝初年，朱元璋规定仲春、仲秋的第一个丁日，皇帝降香，遣官祀于国学，分别以丞相、翰林学士、国子祭酒为初献、亚献、终献。清代定都北京后，在京师建国子监立文庙，专门用来举行每年的祀孔大典，祭祀规格上升为大祀，奠帛、读祝文、三献、行三跪九拜大礼，与天地、社稷、太庙的规格齐等。

文庙释奠礼中还有专用的乐舞，以乐、歌、舞与礼相互配合，是文庙释奠礼的重要特色。其实，每朝每代的礼乐往往又有不同。在古人的观念中，礼不相沿，乐不相袭，改朝换代之后，一般都制礼作乐，因而历代制定的祭祀孔子的乐舞均有不同。在历代更迭变化的基础上，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命乐律官更制乐谱。洪武二十六年（1393），向曲阜及全国颁布“大成乐”以专祀孔子。明宪宗成化十三年（1477），增祭祀乐舞为八佾，加笾、豆为十二，以皇帝用乐和祭祀天神礼仪的规格祭祀孔子。明乐继承了唐以来乐、歌、舞三位一体的综合艺术形式，应当说，明代的释奠乐舞已经趋向于完善和精练。清朝康熙六年（1667），再作“中和韶乐”，为释奠孔子之用。乾隆八年（1743），颁给全国各郡县及阙里孔庙“四时旋宫”之乐，对康熙时的乐名有所改动，全曲更为六章八奏。民国年间，基本沿袭了这一乐舞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