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草书和隶书的笔法总结：永字八法

字如果写得漂亮，当然是因为书写者琢磨出了某种好的笔法。但在对这些笔法的系统化和规律性的总结基础上形成的笔法理论，则一定只能出现在反复而持久的书法实践之后。就像语法理论只能形成于语言实践之后一样。

但仅仅是拥有技能还不够，还不足以促使书写者去总结出某种笔法理论来。只有当师傅向弟子传授这些技能的时候，才会真正产生将这些技能系统化和理论化的需要和动力。这应该是笔法理论产生的另一个前提。可以设想，如果不是出于技能传授的需要，书家为什么要一方面对该技巧严加保密，一方面又把它条理化地写出来，干出这种自相矛盾的事情呢？

中国汉字的各类流行书体（篆书、隶书、草书、行书和真书）产生的时间顺序大致是这样的：根据历史记载，秦统一六国后，丞相李斯大力推行秦篆，隶书也在这一时期同时出现。另一方面，在秦末汉初之际，因应实用的需求，对篆书的草写也开始流行，形成了所谓的草篆。汉初又在草篆的基础上融入当时已经通行的隶书的笔意，逐渐形成了章草这样的新书体。到东汉末年，今草已经非常盛行，行书也在汉末最终成型。大约在魏晋时期，真书才逐步成型并流行开来。这是汉字各主要书体产生和成型过程在时间上的大致轮廓。

与此相对应，从秦末李斯开始就已经有笔法流传；汉初肖何、张良、陈隐等当时著名的善书者，也都有笔法论述的记载；至汉末魏初，笔法理论臻于完善，出现了有明确历史记载的东汉蔡邕的笔法理论—《九势》。元代刘有定在《衍极并注》中提到：

历代书法则有汉曹喜述笔论，蔡邕、锺繇笔诀，晋王羲之、宋羊欣笔阵图，齐王僧虔、梁庾元威书论，隋智果、唐太宗心成颂、笔法之类，其书甚众，教之多方，其切密也如彼。

至于从古至今广为流传的“永字八法”，也产生在这同一时期。在具体时间上，唐代韩方明曾指出，永字八法与真书是同时出现的：

然聚字成篇，积画成字，故画有八法。唐韩方明谓，八法起于隶字之始，传于崔子玉，历锺、王以至永禅师者，古今学书之机栝也。隶字即今真书。

耐人寻味的是，关于“永字八法”的起源，存在三种说法：其一认为源于唐代张旭，见于宋代朱长文所编《墨池编》；其二认为源于唐代智永，见于宋代陈思所辑《书苑菁华》；其三认为源于汉末蔡邕、王羲之，见于元代李溥光所撰《雪庵八法》。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说法。

从汉末的蔡邕到中唐的张旭，时间跨度近600年，该时期最重要几个书法家都涉及其中，他们似乎都对“永字八法”的形成有过贡献。考虑到从蔡邕开始，直至中唐张旭等书法大家之间的脉络清晰的师承关系，可以认为，前述史书所记载的那些林林总总的笔法论著，尽管名称不一，它们在内容上应该存在着前后继承和发展的关系。

唐代张彦远在其《法书要录》一书中清楚记载了笔法技巧的这一传承关系：

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之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锺繇。锺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王献之传之外甥羊欣。羊欣传之王僧虔。王僧虔传之萧子云。萧子云传之僧智永。智永传之虞世南。世南传之授于欧阳询。询传之陆柬之。柬之传之侄彦远。彦远传之张旭。旭传之李阳冰。阳冰传徐浩、颜真卿、邬肜、韦玩、崔邈。凡二十有三人。文传终于此矣。

据此可以推断，“永字八法”笔法理论的提出，绝不可能是由某一个书法家独自完成的，而应该存在一个从蔡邕、崔瑗、锺繇以迄张旭之间的历代书家总结和完善的过程。而其最后的名称则可能是由张旭提出的。

由此可见，魏晋唐之间笔法技巧的理论传承是一以贯之的，其完成形态就是“永字八法”。魏晋唐各书法大家关于笔法理论的零星论述，因而都是可以相互参照、互相发明的。这个结论，对于我们探讨笔法理论这一目标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参照。

宋代姜夔在其《续书谱》一书中有这样一段文字：

真书用笔，自有八法，我尝采古人之字，列之以为图，今略言其旨。……

显然，依姜夔文中之意，他是把八法视为专门适用于真书的笔法了。这一观念实际上较为普遍，但却是错误的。

从中国汉文字各大主流书体出现和流行的时间顺序上分析，真书是出现最晚的书体。而八法与真书又是同时产生的，并且真书出现之时，篆隶草行等书体早已流行。如果我们承认，笔法理论只能产生在相应的书法实践之后，上述观念的谬误就是不证自明的了。

质言之，“永字八法”作为一种笔法理论，是对篆、隶、草、行等书体的书法实践总结，因而理所当然适用于这些书体，而不仅仅适用于真书。真实的历史事实可能恰好与上述观念相反，真书极有可能是在已有的笔法理论的指导下产生的。康有为曾在《广艺舟双楫—体变第四》中写道：

汉末波磔，纵肆极矣，久亦厌之，又稍参篆分之圆，变为真书。今观元常诸帖，三国诸碑，皆破觚为圆，以茂密雄强为美，复进为分。……

吾谓书莫盛于汉，非独其气体之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

汉末之时，今草大盛，当时的张芝就是因为特别擅长今草而被尊为书圣的。与张芝同时代的刘德升还创造了行书。行书与今草在笔法上完全一致。当行书出现之后，真书的出现就是时间上早晚的问题了。康有为因此认为，真书是汉末书家在参照“篆分之圆”，然后“破觚为圆，以茂密雄强为美，复进为分”而形成的。

从书法的实用性角度来看，由于“虫篆既繁，草藁近伪”的缘故，草书不可避免会造成误读。作为一种书法作品，误读的出现无关宏旨，但作为朝廷和官府文件，误读的后果可能很严重。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当时的赵壹曾大声疾呼，要对之加以限制。在对今草的纵肆放逸体态加以收敛后，行书应运而生。最后，以草书笔法为基础，以行书形体结构为参照，文字笔画交待明确，结构谨饬而笔法简洁的新书体—真书出现了。

关于真字的字义，段玉裁在其《说文解字注》中写道：

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此真之本义也。经典但言诚实。无言真实者。

道家将那些习得道术，进而羽化登仙的人称为真人。真书中的真字有同样的含义—一种按隶书和今草笔法，“又稍参篆分之圆”而创造出来的新书体。借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毛笔、书体和笔法三者之间的密切关系了。

“永字八法”流传极广，是古往今来研习书法者的必备读物，其最大优点是简明扼要，对真、草、隶、篆等书体的所有笔法技巧都归纳得恰到好处。

“永字八法”的缺点也同样明显：八法使用的术语存在太多、太严重的歧义，让人把捉不定。有关解释又语焉不详，很多关键之点根本就没有任何解释。如无名师指点，误读是不可避免的。

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书法能力是古代文人身份学识的基本标识，也是当时社会最重要，因而也是最宝贵的谋生技能之一。书法技能还是那种一旦获得，便绝不会失去的财富。这一技能的拥有者，一方面要确保能在自己选中的后代中将该技能完整传承下去，同样重要的另一方面是，要确保不被外人剽窃。

有理由相信，“永字八法”，包括同时代的其他笔法论述，应该是由成文笔诀和口述笔诀两部分构成。其中口述部分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仅凭文字部分，人们将很难掌握笔法技能的全貌。不难理解，宋代的朱长文在阅读张怀瓘《玉堂禁经》的时候为什么会感叹读不懂了，因为自蔡邕以来，晋唐的那条师徒间笔法口口相传的链条，已经在唐末战乱年代断绝了。

所以，要真正理解和读懂“永字八法”，仅仅通过对八法文本本身的解读是做不到的。笔者的想法是，可以沿着这样两条线索展开探讨：第一条，应该从晋唐书法师承的源头—蔡邕的笔法论述开始，把晋唐各书法大家的有关论述作为一个整体，相互参照着来理解。第二条线索：宋代迄今也曾出现过很多书论和笔法论述，他们的理解代表了后代书家的实践探索和心得体会，其中追随和服膺二王书法的书家所写的书论，尤其值得关注。他们的理解可以为我们对“永字八法”的理解和解读提供有价值的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