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指示功能与应用的研究
指示在人类语言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甚至渗透到了其他的学科。国内外学者都对指示的功能和应用进行了大量研究，从不同角度对指示进行了探讨。
一 指示功能的研究
（一）指示的指称功能研究
指称是指示的基本功能之一，各个类型的指示都指称与其相关的事物。王世凯在《汉语指示语探索》（2005）中指出，人称指示有三个功能：指称功能、敬谦功能和心理距离功能。其中首要的便是指称功能，人称指示在具体的交际环境中指向具体的指称对象，或是一个个体，或是一个群体。时间指示的功能在语用学上主要表现为它的指称功能。时间指示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指向说话人所指称的一个具体或虽然不够具体但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听话人能够理解和接受的时间点或时间范围。他还指出空间指示的功能是在特定的语言环境中为交际各方提供空间方位或场景信息。它的主要功能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具体的物理位置指称功能；一是抽象的心理空间指称功能。而汉语语篇指示的指称功能和其他指示相比更能体现出自己的个性特点。一般来说，其他几类指示都应该有一个具体的指称对象，但是语篇指示都没有具体的指称对象，它们只是指示或提示语篇或话语中的某种关系，如指称上下文或前言后语的逻辑关系，提示上下文或前言后语的位置关系等。
（二）指示的交际功能研究
指示具有传递、指称信息的功能，在言语交际中，指示的功能表现在含蓄、礼貌、认同等方面。适当地运用指示词语，可以更好地为交际服务。
古伟霞在《人称指示语的礼貌功能》（2005）中联系语用学中的礼貌原则，以一些常见的话语为语料，着重分析人称指示所表达的礼貌功能。陈令君、马坤在《人称指示的语用投射及其交际功能》（2006）中指出，利用人称指示的语用投射来回避某些难以直接指代或称呼的人或事，可以避免尴尬或掩饰羞涩，达到一种含蓄文雅的语用效果。他们举了汉语的例子：妻子不称呼自己的丈夫为“老公”，而称呼“孩子他爹”等。林斌在其论文《人称指示语的认同功能》（2010）中借用修辞学家伯克的“认同”论，从修辞学的角度解析人称指示的一些特殊用法，可以发现人称指示的特殊用法具有的同情认同功能及误同功能。在《指示的交际功能分析》（2010）一文中，佟福奇从交际本身着眼，参照话语意义的建构过程，重新思考了指示的本质及其在会话中的重要作用，发现指示不应仅仅看作简单的指称现象，它是话语意义实现的一个支点，是话语与交际意图实现关联的根本方式。夏海波在《指示语的交际功能》（2010）中论述了指示的替换、情感和虚化等交际功能。另外，在《保险营销员推销话语中第一人称指示语的语用分析》（2012）中，杨晓指出保险营销员在进行推销时使用的第一人称指示语有一定特点，第一人称指示语的使用除了有一些常规用法之外，还有一些非常规用法，主要表现在：（1）第一人称单数指称听话人；（2）第一人称单数泛指一部分人；（3）第一人称复数指称第一人称单数。
（三）代词回指功能研究
20世纪后期，以廖秋忠为代表的学者将语用研究引入了语法学界，在其方法和思想的指导下，国内的许多语言学家开始从篇章话语功能的角度来研究代词，与此同时，篇章结构中代词的回指问题也引起了语言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学者们对篇章中代词指代功能的研究多集中在指示代词的研究上。
石毓智的《指示代词回指的两种语序及其功能》（1997）一文讨论了“这”“那”回指前文时兼任句子成分的情况；王道英的《“这”“那”的指示功能研究》（2005）则运用指示理论和衔接理论重新对汉语“这”与“那”类指代词进行了分类；庞黔林在《汉日指示词间接回指的对比研究》（2012）中考察了汉日指示词“这”“那”和“コ/ソ”用于标签型、框棂型、伴随型三种间接回指的分布情况，并对其进行了认知分析。
此外，在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影响下，学者们开始尝试从认知角度来研究代词的回指功能。主要有以下几个内容：代词衔接的认知研究；代词回指的原因研究；代词回指的确认模式研究。
二 指示应用的研究
（一）语篇文本中的指示研究
各种语篇文本中的指示分析是指示研究中最基本的内容，语篇文本涉及广告、合同、文学作品等各个方面。
首先，随着传媒业的发展，广告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接触较多的媒体语言。它是一种结构性和指示性都很强的交际形式，对其中的指示词语进行功能和特征分析，能说明指示的使用可以帮助广告文本更好地吸引受众，拉近距离。在《浅谈广告语中的人称指示》（2004）中，赵一凡以书面广告语为研究对象，结合语用学中的指示理论分析在广告语中人称指示的使用特点和语境，以及所能产生的心理效应。万曙红的《对广告语中人称指示代词“您”的语用阐释》（2011）选取了商业广告和公益广告，以及不同行业广告中的“您”的使用作为数据，分析了第二人称指示在广告语篇中的运用。
相关的文章还有：周筱娟的《广告第二人称礼貌指代标记》（2004），王玺芳的《广告语篇中指示语的特点和功能》（2008），杨舒的《广告人称指示的语用分析》（2010）等。
指示的使用与语境有密切的联系，这一关系特别在小说、剧本等文学作品中更为突出。梁慧、戈玲玲以电影《乱世佳人》的人物对白为语料，研究指示指称在话语中的衔接功能，分析一些指示在具体语境下的语用用意。她们认为在充分注意说话人的重音、语调和语气的前提下再分析语境是正确理解和运用各指示词的语用意义的基本方法和手段，也是谈话顺利进行的基础。[29]杨秋娟的《指示语转换维度下的文学作品的意义——以时间和空间指示为例》（2011）一文从空间指示和社会指示两方面探讨了如何借助语用学理论解读文学作品。
此外，吴丽丹通过分析政治演说中人称指示词的使用，揭示人称指示在政治语篇中对构建演说者权力身份、听众/读者立场所起的作用，有利于提高学习者对语言使用的意识。[30]2012年，窦秋萍、张成会在《公众演讲中人称指示的语用分析》（2012）中以公众演讲中的人称指示语为研究对象，从语用角度分析其中人称指示语的选择和使用，全面动态地考察演讲词中人称指示语的选用，并分析了演讲者如何实施人称指示语的语用策略。
关于语篇文本的指示研究还有：罗欢的《汉语书面语篇中指示词研究》（2003），张允的《文学作品的语用学解读——以指示语为例》（2010），戴仲平、张伟英的《〈年轮〉中人称指示语和心理距离的分析》（2012），高志超的《关于美国总统就职演讲中权力差距及指示语的历时性研究》（2012）等。
（二）方言中的指示研究
对方言指示进行研究，不但可以了解方言中指示的来源和历史演变，同时，也丰富了语言学的相关知识。学者们对中国方言中的指示表现出了浓厚的研究兴趣，研究所涉及的方言有：晋语长子方言、黎语坡春话、黔东苗语、三江六甲话、陕北晋语沿河方言、南靖县靖城话及维吾尔语等。
刘丹青、刘海燕在《崇明方言的指示词——繁复的系统及其背后的语言共性》（2005）中对崇明方言中的指示词进行语了分析，描写了吴语崇明方言非常繁复的指示词语系统，包括六个单音基本指示词语、七个复合基本指示词、一个单音程度指示词和一个方式指示词、众多的处所或时间指示词，还说明了它们的句法特点、语义范畴和主要用法，总结有关现象对汉语及汉语史指示研究的参考作用，并得出了繁复系统背后的语言共性。张薇在《海盐沈荡话的指示代词系统》（2007）中对沈荡话指示代词系统中的四类指示代词作了详细的描写，按指示对象的不同把指示代词分为方位处所指示代词、指人或物指示代词、时间指示代词、性状程度或动作方式指示代词四类。另外，石德富在《黔东苗语指示词系统》（2007）中对黔东苗语的指示词作了系统分析，丰富了方言的指示研究。
研究方言指示的文章还有：刘丹青、陈玉洁的《汉语指示词语音象似性的跨方言考查》（2009），盛益民的《绍兴河桥话指示词研究》（2011）、《绍兴柯桥话指示词的句法、语义功能》（2012），林天送的《福建晋江话的指示词》（2012）、《福建晋江话的指示词》（2012）等。
（三）称呼语研究
称呼语是表示社会指示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称呼是言语交往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多情况下，称呼是传递给对方的第一信息。说话者既要根据对方的年龄、职业、地位、身份、辈分，又要考虑跟自己的亲疏、情感深浅及说话场合等因素来选择恰当的称呼。不同的称呼一方面反映了交谈双方的角色身份、社会地位和亲疏程度的不同；另一方面也表达了说话者对听话者的思想情感。言语交往所要表达的许多意义，往往不是通过语句，而是通过称呼表达出来的。称呼语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语言现象，它不仅仅是一种相对自由且相对独立的语法单位，而且还是言语交际单位和语用单位，强烈地反映了人的社会属性。称呼语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繁。使用不同的称呼语反映了言语活动双方的社会地位和相互关系。
称呼语具有两个基本功能。其一，作为一种价值符号，称呼语可以标记说话人的社会地位、年龄、性别和种族等社会属性，同时也能定位人们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角色。其二，人们能够发挥主体能动性，借助称呼语变异来重组人际关系、表达态度立场、建构新的身份和实施言语行为。索振羽在《语用学教程》（2000）中指出，称呼语也是指示性词语（表明说话人选定被称呼人为交际对象），是用来指称听话人的名词短语，分为呼唤语和称唤语。其中，呼唤语一般位于句首，本身可以看作一种独立的言语行为，而称唤语是一种插入语。也许称唤语可以用作呼唤语，但不是所有的呼唤语都能用作称唤语。徐宏亮的《称呼语的社交指示功能》（2002）中指出，称呼语是言语交际中不可或缺的构成要件；恰当的称呼是开启社交大门的钥匙。他分析了英汉言语交际实例，指出称呼语具有三种社会指示功能，即认同功能、人际关系指示功能及情感指示功能。在《语用视角下的称呼语研究》（2011）中，杨双也从语用学的视角，对称呼语进行了分析研究。
关于称呼语的研究成果较多，不再一一列举。但需要说明的是，刘永厚在《汉语称呼语的研究路向综观》（2010）中对汉语称呼语作出了详尽的综述，文章从社会语言学、语用学和英汉对比等角度探讨了汉语称呼语领域近十年来的研究进展，梳理了称呼语的基本研究路向，介绍了有价值的实证研究，进而分析了我国称呼语研究的特点和不足。
（四）指示与跨文化交际
不同的语言无论是在语法或语用上都存在差异，指示的研究也是跨文化语言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通过指示等的差异分析，了解不同文化下的语言差异，有利于跨文化的言语交际。
向朝红、刘露营、李天梅的《人称指示在汉语、英语中的语用对比分析》（2003）对英语、汉语中的人称指示在语用上的差异特征进行了对比分析，揭示了指示在语用上的复杂性。2005年，肖薇、郭晓华在《英汉指示语用法差异》（2005）中分析了this和that等英汉指示词在使用频率、时空指示照应和篇章指示照应三个方面上存在的一些差异。王娜、韩芳从社会指示的使用中看到了英汉文化的差异，从人称标记语、敬谦语、人名职务称谓和亲属称谓这几个方面举例说明英汉语言的使用差异，并分析了造成差异的原因：首先，西方等国家重视个人价值，张扬个性，而中国人受传统文化影响崇尚谦让礼节，因此社会指示语承担着凸显社会地位，维持和谐人际关系的作用。其次，在对待年龄与辈分的关系问题上，英美人和中国人的态度不一致，导致交际中使用的社会指示也有所差异。英美文化中，“老年”被视为无能、弱势、落后等，主要与消极状态相关联，因此在指示中尽量少提及显示年事已高的信息。汉文化中，老人被认为是经验丰富，博闻广识，有威信，因此指示往往偏向强调年长，甚至夸大年龄。[31]田和军在《英汉人称指示对比》（2010）中对英语和汉语两种语言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人称指示代词进行了详细对比，发现两种语言指示代词存在的共性和个性，同时对两种语言人称指示代词出现共性和个性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和归纳，进而认识现代汉语的特点。在《英汉社交指示语的语用对比分析》（2011）中，黎冬芹从英汉社会指示的敬谦用法的不同及英汉人称指示的人称变数在具体场合的应用方面，分析了英汉社会指示在人们交际中的语用功用，揭示了社会指示在交际中的重要作用。
国内关于指示与跨文化交际研究的文章还有：罗良功的《汉英诗歌第一人称指示词隐显模式的美学比较》（2001），孙飞凤的《英汉人称代词社交指示功能的语用对比研究》（2006），赵宏伟的《英汉人称指示语先用现象对比及其翻译》（2006），赖红玲的《社交指示语——社会与文化的窗口》（2007），陈丹的《英汉远近指示语的对比研究》（2008），潘红娅、李海娟的《中日指示词的对比研究》（2009）等。
（五）指示与外语教学
指示是教学中的重要内容，也是教学中的难点内容。随着国际交流的发展，人们学习外语的热情也逐渐高涨。学者们从教学角度，对外语的指示也进行了大量研究，这些语言涉及泰语、俄语、韩语和日语等。其中对英语指示的研究文献最多，研究所涉及的领域最广，主要是英语教学、英语翻译和语言学理论等方面。
在《教学语用学》（2002）中，戈玲玲探讨了指示词语There结构的指示信息，对其进行了语用分析，总结出教学中的基本翻译方法。她也通过对指示的研究得到了听说课的教学启示：制作多媒体课件，使学生了解指示语的用法；运用对比法讲解英汉呼语的差异及内涵。教师语言的使用对教学效果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李潇在《教师语言中的人称指示语的礼貌功能》（2010）中运用了布朗和莱文森的面子理论以及利奇的礼貌原则分析研究外语教师语言中人称指示的礼貌功能，然后提出其对外语教学的启示，提出了教师应该规范自己的语言，为学生起到榜样作用。
指示现象在对外汉语教学领域中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例如，祝玉华在《指示现象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研究》（2007）中通过对指示的界定、用法等进行详细分析，提出了教学建议。
（六）指示与翻译
近年来，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照应指示词的翻译实践，掌握指示的正确使用以及各语言中指示的差异区别，能更好地指导翻译工作。
刘伟等介绍了可及性理论，并从认知的角度研究照应指示词的翻译实践。[32]卫春艳提出在翻译的过程中以照应翻译文化为主，进行必要的指示转换。[33]程金莉（2006）提出，对于译者而言，语用信息保真是社会指示翻译的核心任务。因为社会指示是某一民族独有的意识形态，在社会指示的翻译，尤其是在文学翻译中，在源语的文化内涵和文体功能意义这两个层面，最容易产生语用信息的流失或语用信息的失真。在进行双语文本人称指示的转换时，李楠（2005）提出，为避免法律文本翻译歧义的产生，译者要根据语境反复斟酌，适时选择重复原语句或选择使用指示，以达到法律交流的目的；熊德米（2006）则认为法律语言的翻译者应根据英汉两种语言的句法特点和具体语言环境进行必要的取舍；参照杜金榜教授提出的法律交流的三个原则。[34]
在翻译中，由于源语和译语在社会指示方面的差异，权势与规约性在交际中也以不同的方式体现。周方珠认为，这一点应是社会指示翻译中的焦点，并探讨了中英跨文化交际中权势与规约性的异同，以及翻译中体现其异同的基本原则。[35]瞿宗德在《语用指示的翻译》（2007）中介绍了指示的性质特点、分类，以及它在言语交际中的运作。文章提出了指示在翻译中的注意要点：一要高度重视语境，包括情景语境、文化语境和语内语境；二要注意源语和目的语在指示表达习惯上的差异，包括使用频度和心理因素引起的不同语言之间在指示使用上的差异，并在翻译中相应作灵活调整。他还通过不少实例对人称指示、时间指示和空间指示的翻译作了具体评述，并提出了值得注意的翻译技巧。
汉语指示的研究近年来稍有回落的趋势，还有很多的空白没有填补，例如汉语指示的类别是否已经完全被发掘、汉语指示语在句法中的表现、汉语指示语的语用推理等。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