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统

道统是由圣贤担当的最高价值之统系，学统是士君子、儒者传承的学术思想体系。由学致道，下学上达，构成了一个系列。

孔子把自己当时所能够见到的古代典籍差不多都进行了整理，形成了《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他的学术旨趣是“述而不作”，即对古典文献只是整理而不是创作，实际上是在整理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有述有作”，“述中有作”，开创了儒家经学传统，“述而不作”遂成为中国经典诠释的基本形式。换言之，孔子之后，通过“传先王(贤)之旧”而进行传述和创作成为中国经典诠释的基本形态，对日后中国经典诠释产生了重要影响。关于孔子整理六经，开创学统的意义，马宗霍说：“古之六艺，自孔子修订，已成为孔门之六艺矣。未修订以前，六艺但为政典，已修订以后六艺乃有义例。政典备，可见一王之法;义例定，遂成一家之学。法仅效绩于当时，学斯垂教于万祀。”[14]这样，由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是通过对古代文化典籍的诠释来表达和发挥的，而这些文化典籍所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化又是通过和依赖于儒家的诠释不断发扬光大，而传承至今的。

由孔子开创的“学统”意识在汉唐正史的《儒林传》、《艺文志》、《经籍志》已有所体现，形成了以六经为源、以儒家为宗、以子学为流的统系。宋明以后继南宋朱熹《伊洛渊源录》、陈亮《伊洛正源书》之后，元代有《宋史·道学传》、吴澄《道统图》;明代有黎温《历代道学统宗渊源问对》、杨廉《皇明理学名臣言行录》、谢铎《伊洛渊源续录》;明末至清代，有孙奇逢《理学宗传》，周汝登《圣学宗传》，黄宗羲《明儒学案》，黄宗羲、全祖望等《宋元学案》，万斯同《儒林宗派》，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民国初期编纂有《清儒学案》。这些思想学术史著作，都体现出强烈的“学统”观念，许多著述源于儒者强烈的社会危机感、学术危机感和历史反思意识。特别是康熙年间熊赐履著《学统》一书，鲜明地提出“学统”这一概念。熊赐履师宗程朱理学，主张“默识笃行”，曾建议“非《六经》、《语》、《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批评王守仁“心学”。其作《学统》是因为忧虑洛闽以降“天下之学术纷纭靡定”，“是书之作，以明统为要”(《学统·施璜后序》)，“近之可以定一世之指归，远之可以厘千秋学脉。”(《学统·施璜后序》)该书“以孔子颜子曾子子思孟子周子二程子朱子九人为正统，以闵子以下至明罗钦顺二十三人为翼统，以冉伯牛以下至明高攀龙一百七十八人为附统，以荀卿以下至王守仁七人为杂统，以老庄杨墨告子及二氏之流为异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史部传记类存目)这种分别显然是从程朱理学的道统观点立论的。所以，饶宗颐说：学统就是“以正统观念灌输于学术史”[15]。

清代许多学者还发出了重建学统的口号。所谓“重建学统”，中国古代各学术流派举起的旗帜虽然无不是“同宗孔孟”，但由于不同学派所认定的“真孔孟”各不相同，因此每一学派总是要立足于争立学术正宗的立场，为本学派明统定位进行学统重建。如朱熹作《伊洛渊源录》是要为伊洛之学确立一个上承孔孟的历史统绪。乾嘉时期，清儒有一种普遍的学统重建的意向。其侧重面有三：汉学学统的重建、经世实学学统的重建、礼学学统的重建。并且，“乾嘉时期的学统重建，以上续孔孟学统为旗帜，彻底打乱了宋明以来儒学‘心性理气’、‘道统’与‘学统’的传承谱系，体现出历史发展的延续性和非延续性的统一”，其表现形式虽然是“复古”，但其历史内容却是“近代指向”[16]。

牟宗三认为“自明朝一亡，乾嘉学问形成以后，中国学统便断绝了，”[17]将“学统”视为学脉而近于形上体悟和生命承担的“道统”。在继承中国文化的“道统”的基础上，他体会到中国文化生命在现时代的要求，提出要建立“学统”的要求。他认为中国先哲缺乏“科学之精神”而偏重于道德理性在德性人格中的“理性之运用表现”，成就的是“仁智合一而以仁为笼罩者”的文化系统。因此，“学统之开出，此即转出‘知性主体’以融纳希腊传统，开出学术之独立性。”[18]他所说的“学统”实际上主要是指以科学为主的现代知识体系，而把传统的“德性之学”归在“道统”当中。

近代以来，我们传统的“学统”断裂，而我们引进西方的哲学史、思想史的概念、范畴、模式又产生了许多问题，至今“学统”没有接续起来。我们今天讲的“学统”，已经是非常泛化的一个概念，主要指学术传统、学术精神等。因此，为历史上某一家争正统，这是没有必要的。论述学术思想史，分别正统与异统，往往陷于某种偏见。但从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每一时期确实存在着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这也是应该承认的事实。学统不是一家一派的传承系统，而是全民族的学术传统。学统以哲学为中心，而涉及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等等。在哲学中又应以各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学说为中心，而涉及其他不同学派。学说应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的多维系统。……我们研究中国学术史，应注意包括各个方面的思想学说的学统，在学统中又应辨识每一时期学术思想的主流，从而对学术的发展进行全面的辩证分析。[19]

当代中国学统先是受到政治的干预，后又受到金钱与地位诱胁，现在令人忧虑的是中国的学统“丢魂落魄”了。正如有学者站在世纪的边沿，像中国民间风俗“招魂”那样向中国人文学术传统(即学统)喋血呼唤着“魂兮归来”，呼号着有识之士起而重续“五四”以来濒临气绝的中华学统根脉。他在考察晚近四百年中国学术思想史时发现有两条线：一是顾炎武—梁启超—胡适;二是戴震—王国维—陈寅恪。这两条线的异质界限在于：前者道统未泯，既参政又治学，或因涉政而疏学、废学;后者则以学统为根，视学术为人生意义所在，或虽有过失，但最终仍返归学林。陈寅恪提倡“自由思想，独立精神”，并用整整一生去守护它，身遭不幸却在学术里获得了生命的飞扬凌厉与沉郁悲雄，堪为学人中的学人。冯友兰一生崇尚“内圣外王”，重释程、朱道学，本是重在道德人格建构的资政之学，结果却因朝政更迭而让道学变得面目全非，最讲究人格的学人却弄得唱和“批孔批林”，毫无人格尊严可言。[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