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洪范九畴》历代传承与影响

［清］吴乘权等辑《纲鉴易知录》云:“王访道于箕子，箕子陈《洪范》”，其注云:“《汉志》曰:‘禹治洪水，锡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史谓武王克殷，访问箕子以天道，箕子以洪范陈之。盖洪范发之于禹，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欤?”[2]曰“于是武王乃封箕子于朝鲜，而不臣也。后箕子朝周。”[3]箕子所陈《洪范九畴》[4]从内容看，它涵盖了对自然世界、人身、行为、治国安民、政纲、天文、历数、根本大则、做人德性、气候征象、祸福种类等人生实践的全部内容，但它绝不是西方认识论意义上的知识，而是完全出于实用目的的一种经验积累。《洪范九畴》其实就是社会政治秩序，对君王说话行为的经验总结。历史学家陈来在《儒家思想的起源》一文中说，“中国上古的天启文献竟然全部集中于社会事务，这不能不说华夏族特有的一种文化态度和文化精神。”后世帝王与学者都非常重视传承和发展箕子的《洪范九畴》的主体文化精神。

范晔《后汉书》将天象观测和阴阳卜筮称作“箕子之术”，归于箕子之神。《宋史·礼志》追封箕子为“辽东公”，元顺帝时代追封箕子为“仁献公”。明朝正德年间，于淇县修建“三仁祠”。历代帝王都将《洪范》视为治国大法，北宋仁宗皇帝亲撰《洪范政鉴》;宋英宗治平三年改清居殿为钦明殿，并命人在屏风上书写《洪范》经文全篇，以资借鉴，问以“先儒论《洪范》之得失”。王安石变法的成功与失败都拿王安石的一部《洪范传》来说事。明太祖朱元璋经常请儒臣共议《洪范》九畴，并亲撰《御注洪范》一卷，“上尝命儒臣书《洪范》揭于御座之右，朝夕观览，因自为注。”其后明宣宗朱瞻基撰《序洪范》一篇;明世宗朱厚熜也有《洪范序》一篇。元代著名画家赵孟頫还画过《洪范图》一卷，上画箕子与周武王授受《洪范·九畴》的场面，图上题写《洪范》经文。赵孟頫书画此图的用意在于表白赤诚之心，以箕子自比。这些帝王与学者坚持认为《洪范》是箕子依据禹王的传授“九畴”而作。

箕子的“五行”是自然的“五行”。但从两汉到清末，注释《洪范》之书，至少百余部，继承和发展了箕子文化，但这些注释有的忠实地发展箕子文化，有的试图改写，也有的在注释中添加了自己的私货，甚至歪曲五行说为“五行灾异”说，这是“阴阳五行”的变种。所以，清代大诗人龚自珍撰写《非五行传》尖锐地批驳了“五行灾异论”，坚持为《洪范五行》正名。他写道:“今以五事还五事，以皇极还皇极，以五福六级还五福六级，而《洪范》可徐徐理矣。微但此，《易》自《易》，《范》自《范》，《春秋》自《春秋》。《易》言阴阳，《洪范》言五行，《春秋》言灾异。以《易》还《易》，《范》还《范》，《春秋》还《春秋》。姑正其名，而《易》、《书》、《春秋》可徐徐理矣。”[5]龚自珍认为只有这样《洪范》的本来面貌才能渐渐还原。坚持了历史唯物论与辩证唯物论的基本精神。

对此，我们有理由说，箕子以《洪范》与《易》并存称为中华文化始祖，第一文化圣君。“天锡洪范，彝伦叙矣”纵然是传说，但虞夏之书未见，又隔了千余年，若不是武王垂问，若不是箕子侃侃述说，若不是史官精心回忆与记录，后人怎么知道世界上还有《洪范九畴》呢?所以后人铭记箕子之德，不可得而赞也。中华儿女由此认定箕子为中华文化始祖，拜箕子为神。

几千年来为什么箕子没有得到适当的宣传和学习?这是由于逢秦人之火、汉儒的“独尊儒术”的遮蔽，在汉儒那里只见孔子不见箕子。其实孔子的“圣”、“仁”与“天命”三个核心命题都是来自箕子的《洪范》。

伴随着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近几年有的学者研究箕子学说的人渐多了起来，有的说箕子是儒学先导。这也不确切，箕子早于孔子600来年，孔子被称为儒家先师，那是箕子后1000多年西汉年间的事。汉儒为了扩大声势，才在《尚书大传》里边加上“儒”字。对此请看耿直的龚自珍的言论:“武王、箕子周初之史氏，不知后世有儒者。”箕子《洪范》之后600年才有孔子，1000年后才有“儒”，在箕子年代历史上哪知道后世还有“儒”呢?应该说，箕子是箕子，儒是儒，它们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但箕子文化毕竟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文化具有支配性的传统，被后来儒家添加了自己的东西也是不可避免的。

箕子文化在东北在朝鲜半岛乐浪朝鲜成功地进行了广泛有效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