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留日作家的“现代性”表述：女性·故国·咖啡·象征诗

1926年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的穆木天，这样感叹上海没有好的“咖啡馆”和“女侍”：“回想起，在东京……的高架电车里，我站在不知名不知姓看不见脸的伊的背后，闻伊的脖颈上的香，头发上的香，我的手轻轻的放在距伊不远不近的地方，我只好出神无语。在日本我常说：女子者，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者也；可是，到了上海，官能的满足，算是找不到了！”^[1]

用现在女性主义的观点，我们从这种官能鉴赏中看出男性作家的女性蔑视。但是在当时，对留日学生来说，咖啡店的体验及对女性身体的描述，和他们所追求的文学，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1923年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法文系的穆木天的诗、国民文学的主张及象征诗理论是在东京大地震（1923.9.1）后凌乱的废墟和大学课堂以及周边的咖啡馆等酝酿出来的。^[2]他在《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里一边讲述“纯粹诗歌”必须表达诗人的内生活、内生命的飞翔，一边提倡诗也必须是“国民文学”，要表达乡土感情、国民意识和描写国民生活。“国民生命与个人生命不作交响（Correspondance），两者都不能存在，而作交响时，两者都存在。……国民文学是交响的一形式。”^[3]在“交响”（通感）后面特别注出的法文是象征诗理论的关键词，同时也是当时他们体验日本社会流行的“咖啡趣味”的关键词。穆木天在向郭沫若兴奋地谈论纯粹诗歌的行间里，贸然地穿插诗人冯乃超准备退学回国开咖啡馆的计划，可见诗论和他们咖啡体验的关系。郭沫若在《创造十年》里略带讽刺地挖苦银座的色香味声音触觉浑然一体的咖啡情调为“交响曲一样的鸡尾酒、鸡尾酒一样的交响曲”。穆木天最有名的诗《落花》就是把对恋人的想象、对自身漂泊的哀伤乃至对故乡的向往这两种感情“交响”而结晶为“一片一片地坠下的轻轻地白色的落花”的意象，来实现所谓内生命的统一和飞翔的。

对女性的描述也是穆木天诗里非常显著的特征。《旅心》（1927）收录了1923年至1926年在日本执笔的诗作，诗集里反复出现“妹妹”这一恋人形象。诗人对恋人的吟唱虽然古典色彩浓厚，但对女性身体的具体想象却是崭新的。作为诗人追寻的希望一般的“妹妹”形象，被描述为有“你象牙雕成的两只素足”（《泪滴》）、“桃红的素足”（《雨后》）的女性。

众所周知，日本女性健康的“素足”（裸足）对来自缠足的中国的留日作家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同时也是他们关注描写的对象。1906年初到日本的周作人在鲁迅下宿的家中看到赤脚忙上忙下的少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4]。郁达夫《沉沦》的主人公为日本女性鲜艳的和服下露出的浑圆的白色小腿迷茫苦恼。与郁达夫相比，穆木天笔下的女性显得和谐健康而清新。除了“妹妹”以外，他还描写东京风景中的少女，郊外农家的胖胖的姑娘、朴素的老妇人等，诗中渗透出将自身的诗情融入异国风景中的诗人的余裕。

伊藤虎丸在描述创造社的文学性格时指出：“对他们这些高校帝大出身的人来说，‘文学’被置于和‘学问’同等的地位，是在大学讲堂和高等学校生活的阅读中以及周边的茶店等……也就是说，是作为新的知识和教养来学习和吸收的。”^[5]对上述创造社的作家而言，如果说咖啡是表达文学的现代性的一个装置的话，那么女性也同样可以说是现代性的表象。穆木天在东京大学攻读最尖端的法国文学，目击地震后的废墟和举国的重建，他笔下的健康清新的女性形象可以说是诗人对从毁灭到重建的日本国家这一“现代性”的体验的表象。1924年陪同泰戈尔访问日本的徐志摩赞扬日本民族在大地震面前的强韧和朴素古风的乡村^[6]，《沙扬娜拉》里如莲花一般含羞的女性形象也是在大地震后的日本体验中诞生的。与这些不同的是比穆木天早五年来日本的郁达夫，《沉沦》里的女性对主人公来说具有强烈的性魅力，李欧梵把她们解读为“迫害者”，“那些‘迫害者’在性事方面挑逗他，叫他时常屈服于她们的诱惑之下，后来却受尽自咎和懊悔的折磨”^[7]。郁达夫笔下的女性形象所表象的是大正时期蒸蒸日上的国民国家日本的“现代性”，这对异国游子来说魅力十足却又具有巨大的威慑力和破坏力。

女性表述，可以说承载着一个作家对现代的体验和想象：现代性为何？中国的现代该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任重道远的文学又该如何展开？围绕这些问题，鲁迅和闻一多的女性描写呈现出极有意义的对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