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学术随笔中的文学性
学中有“文”，指的是不牺牲学术严谨性的“纹”，文章中的文采、卓然独立的见解、特殊的语言风格，或文体个性等，让讲求科学性、逻辑性的学术文章读起来兼具个人的情味、意味或趣味。如上所述，《唐诗杂论》等文章的学术意义已毋庸置疑，但它过于彰显的文学性却不是“学中有文”所能概括得了。在现有的学术研究规范中，能容忍“把文学文章当作美文来写”已经不很现实。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诗杂论》中的文章，绝大多数还不是发表在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学术期刊上，而是发表在《新月》《北平晨报》《大公报·文艺副刊》《大国民报》《中央日报·文艺》《当代评论》《世界学生》等报刊、文艺副刊或杂志评论上，这类刊物的副刊，大多定位为一般的文学读者而非研究同好，这可能是闻一多学术文章随笔化的原因。
“美文”有没有在某种程度上改变闻一多学术文章的体性呢？能不能不把其中的文学性看成附属于学术，而肯定“美文”本身也具有可与学术相提并论的主体性，也能进入“文学的殿堂”而与散文的其他体式比肩而立呢？如果这疑问尚有道理，那么不妨暂时放下学术性，探讨一下《唐诗杂论》的文学性，以及学术文章与学术随笔的区别与联系。
一种能够给人以艺术享受的文体，它的“文学性”的核心应当是，作者将自身的生命力融化于其中，甚至可以说借批评对象阐发着自己的生命哲学，由此生成《唐诗杂论》中特有的生命结构。闻一多进行考察的每一个诗人、每一首诗，无不以诗心透视其中，无不以探讨人生为目的，无不以飞扬生命为旨趣。《贾岛》是备受研究者赞叹的一篇好文，贾岛的生命形态是闻一多不认同的，因此，他将之与同时代的诗人进行比较，力求找到诗人最突出的生命特点，他认为，贾岛一生，便是“为责任作诗以自课，为情绪作诗以自遣”，他对时代“不至如孟郊那样愤恨，或白居易那样悲伤……他爱静，爱瘦，爱冷，也爱这些情调的象征——鹤、石、冰雪……甚至爱贫、病、丑和恐怖”。对诗人的气质与性情的解读，源于他对贾岛诗歌意象与意境的深刻理解，并由此对某一种诗人的人生“状态”做出了自己的哲理性批评。而对孟浩然，人性的“矛盾”成了解读的关键，闻一多批评说“孟浩然原来是为隐居而隐居，为着一个浪漫的理想，为着对古人的一个神圣的默契而隐居”。他解读《长安古意》，竟是有着“生龙活虎般的节奏”，而骆宾王诗歌则有“缠绵往复的旋律”，这类解读，无不以他个人的生命体验为旨归。
闻一多论学文章建构起了由知性与智性结合而生的智慧结构。他总是能够从历史材料中发现批评对象的独特性。闻一多善写人物心理，他带着史料的考证与细致的分辨，却取来自西方文学中的艺术标准去加以衡定判断。他往往以极为精彩的描绘和塑形之笔，将诗歌中的唐代诗人的形象与生活情状，重现于今人面前。不属于《唐诗杂论》中的《庄子》是一篇用心体验与逾矩的学术文章。语言诙谐有趣，对庄子的性情与思想，或滑稽或激烈或高超或毒辣的刻画，都栩栩如生。闻一多好用断语来突出最重要的结论，如庄子的朋友圈故事，说及惠子：“惠施在庄子生活中占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这人是他最接近的朋友，也是他最大的仇敌。”“两人本是旗鼓相当的敌手，难怪惠子死了，庄子反而感到孤寂。”这种“哲理”式说话方式，也出现于孟浩然的故事里，里面出现相当多的格言警句，如“我们似乎为奖励人性中的矛盾，以保证生活的丰富，几千年来一直让儒道两派思想维持着均势”“矛盾是常态，愈矛盾则愈常态”“永远矛盾着，冲突着，于是生活便永远不谐调，而文艺也便永远不缺少题材”等，讲诗人故事而实指人性、谈论人生，颇有随笔杂文家的机智与诙谐，与林语堂写《苏东坡传》时的幽默笔法也很相似。这些地方是看出闻一多的学术文章里有现代智性随笔的特点。
学术文章多以理性取胜，在闻一多论唐诗的文章里，理性者的客观却常常会被作家的俏皮与机警所偷袭，节制往往让位于充沛的想象和放纵的多情；论述的沉静与严谨，更是被旁逸斜出的“偏见”所打破。科学研究本身讲的是准确与公允，而“偏见”当然不是值得鼓励的做法。但恰恰在散文随笔这种自由度极高的文体里，“偏见”成为灵感与才情的表现，甚至借由“偏见”来揭示真理、打开真相。当闻一多诗心放逸时，便会游离学术文章的公允之状，写《孟浩然》，他完全可以谈隐逸诗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但他偏偏加以诛心之论：诗人的隐居，之于旁人只是“暂时的调剂，或过期的赔偿，在孟浩然却是一个完完整整的事实”；孟浩然诗中质高的不多，因为都“不是真正的孟浩然”，真孟浩然的诗被他冲淡了；“淡到看不见诗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诗，不，说是孟浩然的诗，倒不如说是诗的孟浩然，更为准确。在许多旁人，诗是人的精华，在孟浩然，诗纵非人的糟粕，也是人的剩余”。诸如此类的“偏见”里有调侃和俏皮，搬用到诗人论中，当然不符合学术研究的要求，甚至可能被视为解读的逾矩与任性，但是这鲜明的褒贬，独具慧眼的文学个性，正是许多优秀随笔家的基本特征。
闻一多的解诗学，集合了心理学的、传记式的、文学修辞学的、有诗为证等方法，尤其是文学叙述话语与修辞话语运用得相当熟稔与老道，它们构成闻一多文章文采盎然、诗情澎湃的诗性结构。闻一多在他的学术文章中，常常“神与物游”，纵情于文学形象的创造力与文学情境的想象力。在形象方面，他结合人物小传或人物志的写法，直接采用诗人之诗来证其每一阶段的生活与心理状态，在这个过程中，当然要发挥充沛的文学虚构力与想象力，“观古今于须臾，挫万物于笔端”，将诗人所生活的时代在笔下变得生动鲜活，构造出了血肉丰满的个个不同的生命。《杜甫》大概是最有画面感以及人物传记色彩的一篇。前人留下的史料只有一成，余下九成，便由闻一多虚构、想象、描绘、叙述、抒情、议论等手法共振齐飞了。杜甫的少年抱负到中年壮游，闻一多写得激情四溢，其中融入多少自己读诗的经验已难以分辨。文章意兴湍飞，将读者带进了一个天才诗人接二连三出现的伟大时代。
这些文字，既有闻一多以诗心来表现对研究对象的独特发现，也有他在鉴赏诗歌、品评诗人时的趣味性、哲理性和语言的诗性特征。他极擅长将自己的绘画、诗歌之长，加上散文中特有的比拟与形象性语言，便如庖丁解牛般将一些看似复杂的问题处理得更有理趣，更易理解。《歌与诗》讨论感叹字与实字的主客观关系，顺手用上钟子期与俞伯牙来做比，生动而风趣：“我们又可以说，感叹字是伯牙的琴声，实字乃钟子期讲的‘志在高山’，‘志在流水’。自然伯牙不鼓琴；钟子期也就没有这两句话了。感叹字必须发生在实字之前，如此的明显，后人乃称歌中最主要的感叹字‘兮’为语助，语尾，真是车子放在马前面了。”当论及韵文与散文的新旧更迭的过程时，他所擅长的形象性语言又适时而出：“你满以为散文进一步，韵文便退一步，直到有如今日的局面，‘记事’几乎完全是散文一家独有的山河，韵文（如一切歌诀式的韵语）则蜷伏在一个不重要的角落里，苟延着残喘，于是你惊异前者的强大而惋惜后者的式微。你这兴衰之感是不必要的。韵文并非式微，它是迁移到另一地带去了。”[15]第二人称的启用，口语的运用，将学术语言变成有着潜在听众的语言，强调亲切、生动和感染力。
作家和诗人的浪漫气质与创造才能，文学史家的眼光与恣肆放纵的文学手笔，构建了闻一多《唐诗杂论》中的生命结构、智性结构、诗性结构。这是一位散文家、诗人、学者对于唐诗的热烈拥抱，带着指点江山式的品鉴与姿态，为唐诗的时代与巨星唱起或高或低的咏叹，为唐代诗人画起素描、探其内心、观其性情。这是现代学术的前沿与现代散文的边缘让学术与美文相得益彰的学术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