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被万众瞩目

镜头里的挥手者

时下，我正亲身经历全球变暖和春秋两季逐渐消失的现象，并试图在各类权威报告中寻找依据。我忽然间想到了自己两岁半的孙子：假如有一天，当他从别人口中听到“春天”一词时，会作何反应？当他在学校课本里读到一首关于忧郁之秋的诗歌时，会作何反应？等他长大一些，听到维瓦尔第的《四季》时，又会作何反应？或许，那时的他会十分惬意地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冬天暖意融融，硕果累累，令他乐不思“春”。的确，我小时候也没见过恐龙，却也能想象它们的样子。或许，怀念春天，就好比怀念那些在防空洞里玩捉迷藏的日子，是中老年人的专利吧。

这个孩子长大后，会习惯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在那里，知名度（将超越财富和性）被视为最重要的需求。为了得到他人的关注，而不是在藉藉无名的状态下惶惶不可终日，人人都要千方百计地抛头露面，或许是在电视上，或许是通过其他已经取代电视的传播渠道。在那个世界里，举止端庄的母亲将在催人泪下的煽情节目里讲述鸡零狗碎的家庭生活，只为第二天在超市里被人认出，而后被索要签名。小姑娘们纷纷表示自己想当演员（今天的情形已经是如此了），但不是为了成为杜丝或嘉宝，也不是为了演绎莎士比亚的戏剧或像约瑟芬·贝克一样穿着香蕉服在女神游乐厅的舞台上轻歌曼舞，甚至不是为了像曾经的电视女郎一样在镜头前扭腰撒胯，而是为了成为某个电视问答节目的主持人助理，一个毫无意义的花瓶形象。

孩子们将会在学校了解古罗马君王的更迭、贝卢斯科尼的倒台，或许还会观看题为《菲亚特兴衰史》的历史电影（法国《电影手册》杂志称其为无产者电影或大众电影）。除此之外，老师还将教导孩子们，人类自古以来就有被人认识和关注的欲望。因此，男人们立志成为晚间小酒馆里人见人爱的聊天伙伴，或在乡村节庆中的球赛和射击比赛上独占鳌头，要么凭自己钓上大鱼的经历得到众人艳羡；姑娘们希望在星期天前往教堂做弥撒的路上因一顶别致的小帽子赢得赞许；老奶奶们则心心念念，想要成为整个村庄的烹饪或缝纫状元。谁要是做不到这些，那可谓生不如死，因为无论是谁，都需要得到他人的注视，从他人那里获得的爱戴和欣赏越多，个人的价值也就越大（至少能获得更多的心理安慰）。假如有人不仅得到个别人的注视，还被成百上千、成千上万的人瞩目，那就堪称功成名就了。

在一个所有人都在持续大幅度流动的社会里，家乡和根的概念将会被彻底淡化，“他人”也就成为彼此相距遥远的、通过互联网进行交流的群体。那时的人们会通过其他渠道达到被他人关注的目的。村镇的小广场自然也就会被几乎覆盖全球的电视节目或其他更为先进的媒体所取代。

然而，学校的老师（以及他们的老师）可能已经忘记了，在遥远的古代，赫赫有名与遭人非议之间有着泾渭分明的界限。人人都希望自己声名远扬，成为他人口中最优秀的射手或最曼妙的舞者，谁也不愿因戴绿帽子、性功能障碍和搞破鞋成为街坊邻里的谈资。在那个时代，出卖肉体的女子会把自己伪装成舞蹈演员；性无能者会谎称自己有过匪夷所思的性经历。然而，在未来世界里（今日已初现端倪），美誉与恶名的界限将会消失：人们将不惜一切代价，求得自身成为他人关注和议论的对象。到那时，无论是知名的免疫学专家还是用斧头砍死母亲的小伙子，无论是花花公子还是获得最短小鸡鸡殊荣的人，无论是在中非建立麻风病救治中心的慈善家还是精明的逃税者，他们的声名将不存在任何区别。在那个一锅烩的世界里，人们的要求无非是上电视露脸，并在第二天被杂货店的老板（或银行的柜员）认出来。

倘若有人指责我故意危言耸听，我倒想问问，如今那些为了上镜宁可站在麦克风后面挥手说“你们好”的家伙究竟想干什么（这现象早在几十年前就出现了）；那些明明知道自己连“独燕不成春”都没听过的蠢货哪儿来的胆子参加《吉卜赛女郎》[18]的直播。其实，只要能出名，他们根本不在乎出的是什么“名”。

我确实没有危言耸听。或许，在未来的世界里，长大的孩子将会加入另一类以隐藏自身为宗旨的团体：前往荒漠流浪，独居寺院修行，以沉默为荣。事实上，在那个“帝王任命自己的马匹为终身元老”[19]的年代末期，类似的情形已经发生过了。

二〇〇二年

上帝知道，我是蠢货……

前天，我在马德里与我的国王共进午餐。为了避免引起误会，我要对此加以说明：尽管共和的大旗始终飘扬在我的心中，我却在两年前被封为雷东达王国的公爵（名曰昨日之岛公爵）。与我同列爵位的还有佩德罗·阿尔莫多瓦、安东尼娅·苏珊·拜厄特、弗朗西斯·科波拉、阿图罗·佩雷兹－雷维特、费尔南多·萨瓦特尔、皮耶特罗·齐塔迪、克劳迪奥·马格里斯、雷·布拉德伯里等人。上述一干人等的共同之处就在于他们对国王颇为热情。

雷东达岛位于西印度群岛，面积三十平方公里[20]（形同手帕），岛上荒无人烟。我确信，没有任何一任君王曾经踏足那里。一八六五年，一位名为马修·多迪·希尔的银行家买下了这座岛，并向维多利亚女王申请将其建立为一个独立王国。优雅的女王欣然应允——这座小岛断然不会对庞大的不列颠帝国殖民地形成分毫威胁。几十年过去了，雷东达岛数度易主，某些君王还将自己的头衔多次出售，引发了不少纷争（若是想知道该岛频繁的改朝换代史，在维基百科网站上搜索“Redonda”一词即可）。一九九七年，国王退位，将王位转让给了西班牙著名作家哈维尔·马里亚斯（他的许多作品都被译成了意大利文，广为流传）。随后，这位新科国王便开始四处封爵。

以上便是关于雷东达岛的故事，听起来充满了类似于啪嗒学的疯狂意味——毕竟，一举封爵可不是每天都能发生的事情。然而，我的重点却并不在此：在我与马里亚斯交谈的过程中，他表达了好些值得反思的观点。我们谈到，当今的人们为达到在电视上露脸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哪怕像个傻瓜一样站在被采访者的身后对观众挥手致意。最近有一个意大利男青年，他的妹妹惨遭杀害。在痛苦地读完报刊专栏的悼念文章之后，这个小伙子居然找到了星探乐乐·莫拉，说自己渴望凭借妹妹惨死而带来的知名度上电视表演。除此之外，还有好些人，只要能出现在舞台上，宁可说自己戴了绿帽子，是性无能或江湖骗子。难怪有犯罪心理学家宣称，连环杀手的作案动机往往是希望自己被他人发现和引人瞩目。

我们不禁要问，人们何以变得如此疯狂？马里亚斯提出了一个假设：所有这些现象都是因为当今的人们已经不再信仰上帝了。从前，人们认为自己的一举一动至少会被一个特殊的观众所关注，这个观众了解他们所有的行为（和想法），时而给予理解，时而予以惩罚。因此，人们可以接受自己被旁人忽略，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好人——即使一旦死去，周围的人会在一分钟之内将他们彻底遗忘，但始终会有那么一个人，对他们的一切了如指掌。

身患重病、被儿孙厌弃的祖母会说：“上帝知道我遭了多少罪。”身陷囹圄的人会说：“上帝知道我是清白无辜的。”母亲会对忘恩负义的儿子说：“上帝知道我为你付出了多少辛劳。”惨遭抛弃的爱人会号啕痛哭：“上帝知道我有多爱你。”命运多舛的人（他的经历无法引起任何人的关注）会说：“只有上帝知道我的命运有多么坎坷。”总之，从前的人们认定，没有任何事物能够逃脱上帝的目光。只要被上帝看上一眼，最麻木不仁的生命便立刻有了意义。

如今，这个无所不知的见证者一旦消失，人类的世界还剩下些什么呢？我们还有社会之眼、他人之眼。因此，为了不坠入默默无闻的黑洞和被人淡忘的漩涡，人们不惜一切代价，拼命展示自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甚至可以把自己包装成傻子，穿着内裤在小饭店的餐桌上跳舞。总之，在超验的信仰消失之后，在电视上露脸就成为唯一的替代方式。总体说来，这种替代方式挺招人喜欢：我们既出现在电视里，又能在别处看见电视里的自己，同时，别处的人们也都在看着我们（尽管画面总是一闪而过）——想想看，我们享受的这一切，简直是神灵才拥有的特权，这就意味着当我们的灵魂飞升至天堂，还能在家里（在人间）接受他人瞩目。

这类情形下，若是弄不清知名度的概念，那就相当悲惨了。所有人都希望因自己的成就、贡献或其他优秀品质而声名远扬。然而，倘若只是为了在出镜后的第二天在酒吧里听别人说“我昨天在电视里看见你了”或“我认识你”（也就是认识你这张脸），这种知名度却是与前者风马牛不相及的。

二〇一〇年

为何只有圣母马利亚？

上周五，《共和国报》在博洛尼亚举办了一场晚宴。活动期间，我与斯特法诺·巴特扎吉[21]聊了聊名声这一话题，觉得很是有趣。以前，名声有好坏之分。倘若一个人被冠以糟糕的名声（例如事业一败涂地、被戴绿帽子等），他往往会以自杀或名誉杀人的方式摆脱恶名。至于好名声，毫无疑问，那是人人都喜欢的东西。

然而，很长时间以来，名声的概念已经被知名度取而代之了。人们非常在意自己能否被周围的人识别出来。这种识别不必是崇敬或赞赏，只消路人冲自己说一句：“看，就是他。”因此，名声的含义就变成了抛头露面。自然，最稳妥的渠道就是在电视里出镜。这倒也不难，大可不必成为丽塔·列维－蒙塔尔奇尼[22]或马里奥·蒙蒂[23]，只要在某个煽情的电视节目里哭诉一番自己被伴侣抛弃的惨痛经历即可。

那些站在受访者身后挥手致意的人可谓抛头露脸的状元。这种行为足以在出镜后的第二天让他们在酒吧里被人认出来（“知道吗？我在电视里看到你了！”）。当然，此类露脸行为带来的知名度只能维持一个上午。因此，人们逐渐接受了一个新的观念：若要持续露脸，且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就必须做出一些有朝一日会带来恶名的举动。显然，人们不是不渴望美誉，但获得美誉实在是太难了：要么作出英雄壮举，要么赢得重大奖励（得不了诺贝尔奖，至少也得拿个斯特雷加文学奖），要么用一生心血治疗麻风病人……这都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做到的。相比而言，成为他人的谈资就容易多了——若是长相变态，或者曾为了钱财与知名人士发生性关系，又或者曾因贪污遭到起诉，那么出名的可能性就会再增加几分。这绝不是玩笑话，你们看看那些贪赃枉法之人在电视新闻里露脸时（很可能是被捕的镜头）高傲的神情就会明白：只要能换取几分钟的知名度，承受牢狱之灾也是值得的（至少比过了诉讼时效要好，否则刚赚来的知名度就得烟消云散了）——被告之所以微笑，原因大抵如此。几十年前，人们会因坐牢的经历一辈子抬不起头，而今，那个年代一去不复返了。

如今的人们认定：“既然圣母马利亚可以露脸，为什么我就不行？”他们似乎忘记了，自己跟圣母马利亚不一样，早就没了处子之身。

这番探讨是在上周五（十五号）进行的。就在第二天，《共和国报》刊发了罗贝托·埃斯波西托的一篇长文《沦丧的羞耻心》，他在文中对加布里埃拉·图尔纳图里的《羞耻：一种情绪的变迁》（费尔特里内利出版社，2012）和马可·贝尔波里提的《不知羞耻》（冠达出版社，2010）进行了反思。事实上，很多人都在探讨和思考羞耻心的沦丧在当代社会风尚中的体现。

时下，这种渴望抛头露面的抓狂心态（不顾一切地提升知名度，甚至去做多年前曾被视为无耻之举的事情）恰恰源自羞耻心的沦丧，或者说人们已经丧失了羞耻的概念，因为主流价值观就是以抛弃羞耻心为代价，不择手段地露脸。引人瞩目、成为谈资已成为第一需求——为此，人们时刻准备放弃那个曾经叫做节操（一种对自身隐私的严密保护）的东西。我们常常看到一些人，他们在火车上拿着手机高谈阔论，恨不得把以前那些只能低声耳语的私事统统讲给所有人听。在埃斯波西托看来，这种行为正是由于羞耻心的沦丧导致的。他们并非意识不到自己的话语会被他人听见（除非他们毫无教养），而是从潜意识里希望这些私事被他人听见——尽管全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噢，拜托！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哈姆雷特或安娜·卡列尼娜一样，总能遇到天大的事情。所以说，只要能被他人识别出来，哪怕成为遭人非议的应召女或欠钱不还的无赖，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今天，我从报纸上读到某教派打算恢复先前的公开忏悔传统。啊哈，真不错！倘若内心的愧疚只能被神父一人听见，又有什么意思呢？

二〇一二年

我“推”，故我在

我不用推特，也不用脸书——这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但我知道，推特网上有一个假冒我的用户名，似乎还有一个假冒卡萨莱焦[24]的用户名。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女士，她满怀感激地对我说，自己经常看我发表在推特上的文章，有时还会与我互动，获益匪浅。我试图向她解释，推特上的那个埃科是个冒牌货。对此，她感到难以置信，那眼神仿佛在说我才是假的。这么说来，我只有上推特才有存在的意义。换言之，我“推”，故我在。

我并不在意自己最终能否说服那位女士——无论她怎么看我（哪怕她和那个冒牌埃科更加情投意合），意大利历史和世界历史都不会发生丝毫改变，甚至连我的个人生活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我曾在某段时间里定期收到大宗文件包裹，寄件人是另一位女士，她声称自己遭到迫害，因此要将这些文件寄给共和国总统和其他政界要人，以此伸张正义。之所以也要给我寄一份，是因为她认为我的每一篇专栏都在为她打抱不平。也就是说，无论我写的是什么主题，她都会理解为围绕她个人发表的评论。我从未向这位女士作过任何解释，因为我知道，无论我如何否认，都无法改变她的想法，而她独有的偏执和妄想也不会令中东局势发生任何变化。后来，由于我长时间不曾回复，那位女士便转移了注意力。至于她后来又折磨了哪位作家，我亦不得而知。

我之所以说推特上的观点无足轻重，是因为发表意见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有人相信梅久戈耶的圣母显灵事件，有人相信算命先生看手相，有人相信9·11事件是犹太人所为，还有人认为丹·布朗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很喜欢在看泰莱塞和波罗主持的电视节目时，浏览屏幕下方的推特留言。果真是众说纷纭，每个人的观点都不一样。然而，所有意见加在一起，却不能代表民众在想些什么，只能反映某些天马行空的想法。

推特网就好比村镇里的运动主题酒吧，说话的既有村里的傻子，也有自认为被税务机关迫害的小业主；既有没能在知名大学拿到比较解剖学讲席、只好当市镇医生的失意者，也有喝得醉醺醺的路人；既有津津乐道于环形路边搔首弄姿的站街女的卡车司机，也有时不时冒出两句睿智之语的顾客。然而，所有的言论都从那里开始，也在那里结束，酒吧里的闲聊从来都无法改变国际政治局势。只有法西斯政府才会担心酒吧言论蛊惑人心，因此禁止民众在酒吧里妄议政府。事实上，所谓的民心所向不过是大选期间的统计数据。人们在投票时所思虑的一切都是基于他人的宣言，至于自己先前在酒吧里发表的见解，早就抛到脑后了。

就这样，互联网上充斥着各种信口开河的说法。这也难怪，谁能在一百四十个字符的空间里发表一言九鼎的宏论呢（例如“爱你就像爱自己”）？若要阐释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必得占据更多的字符，至于讲解爱因斯坦的质能方程式E=mc²，就更得占据大幅版面了。

值得注意的是，为何像恩里克·莱塔[25]这样的大人物也热衷于在推特网上留言呢？按理说，他只要把想法告诉安莎社，便会被报刊和电视节目竞相报道，普通大众即使没有上网，也能了解详情。同理，为何教皇要专门招聘神学院的学生到梵蒂冈兼职，把他几分钟前在电视上向罗马和全世界的数亿观众发表的言论转发到网上呢？坦白说，我并不清楚其中的缘由。或许有人告诉他们，这也是一种教化广大网民的方式。莱塔和教皇的想法算是得到了解释。然而，为什么罗西兄弟、保塔索、布兰比拉、切萨罗尼和埃斯波西托也都用推特呢？

大概是想找找当总理和教皇的感觉吧。

二〇一三年

隐私权的沦丧

（据媒体报道）时下，所谓的privacy[26]是一个令所有人都颇感头疼的问题。若要摆出一副绅士派头，大可以将该词翻译成隐私权，其含义不言而喻：任何人都有权避免在众目睽睽之下做自己的事情（尤其是避免被与中央政权相关的特务机构监视）。如今有组织专门致力于确保所有人都能享受该权利（依我看，还是privacy一词比较正式，若说隐私权，恐怕没人会拿它当回事）。正是出于对隐私权的重视，人们担心信用卡会泄露自己的购物清单、下榻的酒店和晚餐的同伴。至于不以抓捕罪犯为目的的手机窃听行为，就更令人惴惴不安了。最近，沃达丰公司发出警告，每个国家的特务机构都有可能知晓我们的通话对象和通话内容。

这样看来，隐私权貌似一种所有人都会不惜一切代价捍卫的权利。有了隐私权，我们才不会生活在类似于《老大哥》真人秀的环境里（或是奥威尔描述的真实世界里）：一双无所不能及的眼睛时刻监视着我们在做些什么，甚至在想些什么。

然而，我的问题是：民众果真如此在意自己的隐私权吗？从前，危害隐私权的是八卦，人们害怕闲言碎语损害自身的清誉，让不可外扬的家丑闹得尽人皆知。可是，在如今这个流动的社会里，人人都身陷价值观和身份的危机，不知哪里才能找到识别自身的参照点。如此一来，求得社会认同的唯一渠道就成了不顾一切的抛头露面。

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曾经的家庭主妇开始推销自己（从前，她们根本不愿让街坊亲友知晓自己的私事），自称应召女，她们乐此不疲地扮演这一公众角色，甚至在电视上出镜；曾经小心翼翼、假装亲密的夫妇纷纷开始参加各类垃圾节目，在观众的掌声中一会儿讲述通奸的经历，一会儿讲述遭遇背叛的辛酸；在火车上，相邻座位的旅客在电话里高声谈论自己对姐夫的看法，或是公开指点财务人员如何做假账。至于那些因各种理由接受审查的人，他们原本应在丑闻平息之前躲得远远的，如今却面带微笑争取上镜的机会，因为宁做路人皆知的小偷，也不能当默默无闻的老实人。

最近，《共和国报》刊登了齐格蒙特·鲍曼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到社交网站（如脸书）已经成为监控他人思想和情绪的工具，承担起为政府提供管控手段的功能。鲍曼认为，民众对这类社交网站的热捧促成了一个“坦白型社会”的诞生。这个社会鼓励民众展示一切、暴露一切，将其描述成一种用以证实自身社会价值的最卓著、最便捷，似乎也是最有效的手段。换言之，在人类历史发展的悠悠长河中，被监视者首次与监视者通力合作，并从中获得满足——因为他们的生命曾被他人见证。至于在他人眼中，他们究竟是罪犯还是蠢货，这都无关紧要了。

必须承认的是，一旦人们得以知晓关于所有人的所有事，且所有人指的是地球上的所有居民，那么过度丰富的信息只会造成混乱、噪声和沉寂。到那时，忧心忡忡的将是监视者；至于被监视者，他们并不介意自己的私密琐事被朋友、邻居，甚至敌人知晓——于他们而言，那是获得社会存在感和参与感的唯一渠道。

二〇一四年

藏在DNA里的秘密

在上一篇专栏里，我曾就隐私权的沦丧发表了看法，说人人都能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在结尾处我表示，那些捍卫隐私权的战斗似乎毫无必要——民众为了找到存在感，心甘情愿地让自己被他人看见、听见，甚至为此不择手段。换言之，民众只是把隐私权挂在嘴上，内心里却并不需要它。

不过，最近的亚拉事件[27]倒是反映出一些不同寻常的问题。有人（无非是调查委员会、媒体或其他信息来源）不但指出博塞蒂是真凶（目前，当我写下这篇专栏时，他还只是涉嫌杀人），且其罪行是通过DNA检测发现的，还进一步指出，DNA检测表明，博塞蒂是非婚生子。几十年前，博塞蒂的母亲曾与某男子发生婚外性关系，她的丈夫对此一无所知，一直把博塞蒂当成自己的亲生儿子。如今事情曝光，博塞蒂的父亲怒不可遏。

在最初的震惊过后，指责之声纷纷而起：警方抓捕罪犯本无过错，但是否真的有必要拿着高音喇叭将其家庭隐私暴露在公众面前？是否真的有必要让博塞蒂的母亲和非亲生父亲当众难堪，使他们的夫妻感情遭到伤害？是否真的有必要让这两个与案件毫无关系的人在公众面前暴露无遗？他们原本拥有让家丑不外扬的权利。

这一质疑立刻引发了连锁效应，媒体纷纷宣称：“Mea culp.”[28]表示不该欢天喜地地传播消息，导致事态扩大。随后，公众假惺惺地表示赞同。事实上，他们正忙于幸灾乐祸，从他人的不幸和痛苦中获得无耻的满足。

现在，让我们好好反思一下。我们假定调查委员会宣称他们发现了凶手（在我写这篇文章时，此人还是嫌疑犯），并表明此人的罪行是通过DNA检测确证的。此时，媒体和公共舆论原本应该追问，何以在成百上千号人中最终认定博塞蒂就是凶手。当然，当局一定会这样回答：“这一点无可奉告。如果日后举行审判，我们要保持沉默，直到开庭为止。”

接下来事情的进展就很容易想象了。公众会猜测法庭和警方到底隐瞒了什么秘密。有谁会说调查委员会做得对（或者说，他们的做法彰显出“应有的职业水准”）吗？公共舆论一定会愤然高呼：“民众有权知道真相！”

在“维基解密”和斯诺登事件发生后，公众已经习惯了“任何事情都必须公开”。在一定限度内，这话的确没错：某些公共或私下的猫腻的确应该被公之于众，但这一举动应该遵从一个前提，即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因此，驻外使馆的报告和各类政府公文都应保密。不妨想象一下，倘若警察机关不得不告诉公众：“我们正在搜捕凶手，目前已经确定大致范围，只待时机到来，抓他个措手不及。此人名叫张三，家住某某路……”这个张三恐怕会闻风而逃，根本不可能锒铛入狱。因此，有些计划的确应该保密，如此才有成功的可能（这才是真正成就一件好事）。

然而，在“维基解密”和斯诺登事件发生后，隐私权的沦丧被置于道德伦理的视角之下。所有人都认为，无论如何，一切真相都必须公开。这样一来，若是没有公开博塞蒂家里那些痛苦的往事，调查委员会就会被指责为卑鄙的同谋。

既然如此，我们还能抱怨什么呢？博塞蒂的母亲，以及昨天还自认为是他亲生父亲的那个男人只好将自己家的脏衣服拿到电视上去洗[29]——最好是在插播洗衣机广告的时段。假如隐私权的沦丧已经（理所当然地）深深植入DNA的隐秘之处，那么不管我们愿意与否，它都将无往而不胜。

二〇一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