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消费之于经济增长

要理解消费协同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首先要了解消费对于国民经济的重要作用。根据定义，国内生产总值=投资+消费+政府支出+出口-进口，若使用支出法计算GDP，那么该等式又可以表示为：国内生产总值=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净出口，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居民消费除了直接以货币形式购买的货物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外，还包括以其他方式获得的货物和服务的消费支出，即所谓的虚拟消费支出。居民虚拟消费支出包括如下几种类型：单位以实物报酬及实物转移的形式提供给劳动者的货物和服务；住户生产并由本住户消费了的货物和服务，其中的服务仅指住户的自有住房服务和付酬的家庭雇员提供的家庭和个人服务；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媒介服务；保险公司提供的保险服务。

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可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规模和发展水平，反映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大需求的结构状况及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对制定消费、投资和进出口政策，制定宏观经济协调发展政策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4年我国支出法GDP为640796.4亿元，其中最终消费支出328311.2亿元，资本形成总额295022.3亿元，货物和服务净出口17462.9亿元。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对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50.2%、48.5%、1.3%，三者对GDP增长的拉动分别为3.7个百分点、3.6个百分点、0.1个百分点。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消费、投资、净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大驱动力，是拉动经济增长必不可缺的要素，从增长动力角度而言，净出口大小受外部经济体运行程度影响，属于外生驱动力，而消费和投资属内部驱动力，具有主动性，能够在经济疲软时自主拉动经济增长。均衡稳定、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不仅仅依赖于消费、投资和净出口中的某一要素，而是需要三大驱动力共同拉动，协调驱动，在相互不断整合和调整中协调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我国构建消费主导型经济的政策变化详见表1-1。

尽管从三大需求对GDP的贡献来看，投资和出口确实能够拉动经济增长，但近些年来由于产能严重过剩，边际效率递减等原因，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急剧下降，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之后，我国政府推出了4万亿元的投资计划，同时带动了地方政府数目更大的基础设施投资，但是投资在2009年贡献了87.6%的GDP增长之后，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便急剧下降，并一度徘徊在50%左右，较最高点下降了近30%。可见，投资主导的经济增长已难以为继，继续维持高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代价太高，会使本就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更加尖锐，还可能会带来环境破坏以及银行坏账风险上升等一系列问题。同样，出口引领的经济增长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由于国际经济环境的动荡和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近年来我国外需受外界影响明显收缩，对GDP的贡献也一直徘徊在低位。自2005年开始，出口对GDP的贡献便一直下滑，2009年更是跌至最低点的-37.4%，尽管2010年反弹至4%，但并未追上下降前8.8%的贡献率，反弹力度不足，这也体现在2010年之后出口对经济的贡献均处于负值状态，出口对经济增长拉动持续性不足，依赖出口拉动经济增长已非常有限。与投资和出口所不同的是，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开始显现。从图1-1中可以看出2000—2014年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一直较为平稳，而投资和出口均有较大震荡，并且2011—2014年消费贡献率分别为56.5%、55%、50%、50.2%，连续4年超过50%，连续两年超过投资。可见，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更为平稳、持久。消费是经济增长最稳定、最根本的内生驱动力，消费率的长期持续走低，导致我国三大需求严重失衡，严重阻碍了经济的自主协调发展。而三大需求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拉动如图1-2所示。

第二节 最终消费率下滑不可持续

一、最终消费率呈下滑趋势

尽管我国很早就提出要建设消费型经济，但是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更多的是来自于投资和净出口拉动，而非消费。相比较而言，我国最终消费率严重偏低并且有持续走低的趋势，这一状况严重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扩大内需，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使消费、投资、出口协调发展。早在1998年，我国就提出扩大消费支出，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居民最终消费率不仅较低，而且还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2000年以来，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的居民最终消费率平均水平一直保持在55%～57%之间。其中，美国一直保持在70%以上，英国超过了60%，日本和韩国也在50%～60%之间。而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长期停留在50%以下，并且从2000年的46.4%下降到2013年的34.1%，不仅降速快，降幅也很突出，如图1-3所示。

2013年世界各国居民最终消费率如图1-4所示。

从消费的经济贡献来看，2000—2013年期间，消费需求对GDP的贡献率由65.1%降至50%，在消费需求中，居民消费占比由2000年的74.5%降至2013年的72.6%，同期政府消费占比则由25.5%提高至27.4%，政府消费对居民消费存在挤出效应。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生活必需的“衣食住行”类消费支出占比会不断下降，发展和享受型的“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与娱乐服务”类消费支出占比会持续上升。但在我国，生存型消费支出所占比重较高，而且呈现上升趋势。2000—2013年期间，我国城镇居民“衣食住行”类消费支出占比由69.3%提高至74%，发展和享受型的“生活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教育文化与娱乐服务”类消费支出占比则由27.3%降至26%。同期，农村居民两类消费支出占比也同样呈现出下降的趋势。这一情况与发达国家形成了显著的反差。例如，2013年美国“衣食住行”类消费支出占比仅为45%，而仅医疗保健类消费支出占比就高达21%。

2013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如图1-5所示。

另外，我国城乡和区域消费差距不断扩大。就城乡差距来看，2013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为18022.6元，而占据总人口比例46.2%的农村居民人均现金消费支出仅为6112.9元，城乡居民消费支出比也由2000年的2∶1，增加至2013年的3.5∶1。从区域差距来看，中西部地区消费水平与东部地区存在很大差距。2013年，东、西部地区居民消费支出相差高达2.7倍，东、中、西和东北地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占比分别为52.3%、20.4%、17.9%和9.4%。

最终可将消费率下滑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四个因素。

（一）国家宏观制度不完善，制约了消费需求增长。

首先，由于收入分配制度不合理，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收入是决定消费能力的根本因素，最终消费率下降应当从收入分配角度寻找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不断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但是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地方政府和企业是投资生产的主体，居民才是消费的主体。政府和企业收入占比不断提高、居民收入占比不断下降必然在结构上引起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的下降。2000—2013年期间，我国GDP平均环比增速15%，分别高于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环比增速的11.9%和11%。收入缓慢增长导致居民消费倾向持续下降。2000—2013年期间，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由79.6%降至69.9%，农村居民平均消费倾向维持在70%～75%左右。

其次，收入两极分化不断加剧，贫富差距不断拉大。从居民内部收入分配来看，收入分配政策总体上有利于高收入群体、不利于低收入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0—2013年期间，城镇居民中20%的高收入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4.99倍，而20%的低收入家庭只增长了3.65倍。这一时期，我国的基尼系数从0.41提高至0.47。该数据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在日本和德国，基尼系数均小于0.3，发展中国家的印度也只有0.37。不同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有明显差异，根据凯恩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收入越高的人，消费在其收入中所占比重越低，因此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越高、收入增长速度越快，就越容易转化为储蓄和投资，不利于促进消费。调查显示，2013年城镇高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只有52.8%，而低收入家庭则高达90%。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高收入群体有支付能力但缺乏购买意愿，而低收入群体则望物兴叹。另外，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降低了消费预期。消费率的高低，不仅取决于社会购买力，还决定于居民对于未来生活稳定状况的预期。基本公共服务体系能够有助于维护社会群体的基本权益，解除居民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基本公共产品对于增强居民的经济安全感和消费信心有着潜在作用，从而有助于刺激消费需求，促进经济发展。据统计，我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仅有30%左右，与人均GDP 3000美元以下和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0个百分点和20个百分点。民生的基本保障不健全，影响了人们的心理预期，消费者不得不压制当期消费，增加储蓄。

最后，信贷制度不健全，挤占了消费空间。我国信贷制度发展滞后，征信体制不健全，消费信贷占GDP比重较小，而消费信贷中个人住房按揭贷款占据绝对的比重，统计显示，住房按揭贷款余额占全部消费信贷余额的75%以上。信贷制度的不健全，住房贷款占比高导致消费者只得依赖自身积累来满足“衣食行”的需要。这种自我积累型的消费模式，必然对居民当前消费支出产生明显的“挤出效应”。

（二）消费刺激政策不持续，政策效应递减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家相继出台了家电下乡、汽车与农机下乡、节能产品惠民工程等一系列补贴与鼓励消费政策。虽然对拉动消费特别是农村市场的消费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这些政策措施大部分是在危机情况下的应急之举，缺乏可持续性，而且这些刺激政策使部分市场需求提前实现。2010年以来消费政策有所调整，汽车购置税减免、汽车下乡和以旧换新等政策不再延续，家电下乡和以旧换新的政策虽继续实施但政策效应递减。2011年汽车类销售增速就比上一年回落了22.1个百分点，家具类销售增速回落8.5个百分点，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类销售增速回落7.3个百分点。同时，房地产市场调整也使得商品住宅销售及相关消费增速回落。随着房地产市场调控持续推进，过热的商品房市场从2010年下半年开始逐步降温，销售量增速下降到接近个位数。2010—2013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增长分别为10.56%、4.39%、1.77%和17.29%，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同比分别增长8.34%、3.38%、2.01%和17.52%。2010年、2011年、2012年三年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长速度显著放缓，直到2013年才有所回暖，但是较2009年43.63%的增速相比依然差距明显。商品房销售增速减缓同时还影响了住房装修、家具、家电等一系列相关消费。同时，自2010年四季度以来，货币信贷政策也转向收缩，房贷、车贷等消费信贷逐步收紧，在一定程度上也抑制了居民的即期消费需求。从科学发展的角度来看，消费需求的可持续增长才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恒久动力，短期的刺激政策虽然效果明显，但是却并不可持续。另外，金融危机以来出台的这些刺激政策主要针对耐用消费品，对快速消费品、金融服务、娱乐消费的拉动作用极为有限，因而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居民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不仅如此，由于耐用消费品消费具有周期性，需求刺激政策还会造成生产的周期性波动，也导致行业发展的不公平待遇。

（三）有效供给不足，产品高度同质化

有效供给与有效需求的平衡是消费需求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但在我国，这一平衡不存在。长期以来，大规模的重复投资和低准入限制造成区域产业高度同构，产品同质化现象尤为明显，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并存。据商务部对我国600种主要消费品供求状况调查显示，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仅占1/3，供过于求的商品约占2/3。同时，我国高端产品生产能力不足，许多商品如CPU、数码相机、汽车发动机、手机零配件、大型医疗器械等国内无法生产，只能依赖进口。还有部分产品如乳制品因为质量问题，导致居民不信任国内产品，转而寻求进口，截至2014年年底，进口乳制品已经占据了国内整体乳品消费量的1/3。

（四）流通领域问题严重，抑制了消费潜力释放

长期以来“重生产、轻流通”造成我国流通领域存在诸多痼疾，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商业流通组织化程度低下。2013年，我国限额以上连锁零售企业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8%，而欧美发达国家约占60%以上，美国已达80%。二是流通效率低下。2013年，我国限额以上批发零售企业库存商品总额占全年销售比重为9.3%，而发达国家仅为1.3%左右。同时，我国制造业每年要付的物流费用60%以上为外包，但作为核心部分的采购代理与场内物流，很多还没有引入第三方，这使得国内制造业的工业储存率高达9.5%，西方发达国家不超过5%，平均在3%左右；三是流通成本居高不下。2013年，我国物流成本占GDP的比重为18%，而发达国家还不到10%。同样以制造业为例，我国制造业每销售100元的产品，物流成本是9.2元，而日本仅为4.7元，几乎相差了一倍。这些流通领域的问题提高了企业的成本，扭曲了价格，也使一些符合消费需求的产品难以进入流通市场，不利于消费潜力的释放。

二、最终消费率下滑不可持续

正如上文所述，自1990年以来我国居民储蓄意愿增加，平均消费倾向持续下降，最终消费率不断下滑，这既缘于收入水平的变化与分配差距的扩大，也和转型期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有关。比如，人们在医疗、卫生、教育、养老等方面的预期支出压力较大，导致预防性储蓄增加。特别是房地产价格高企，使得人们不得不抑制即期消费以满足居住需求。但是如果将视角扩至世界范围时，就会发现消费率的波动下降并非“中国特色”，而与一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息息相关。

根据莫迪利安尼提出的生命周期消费理论，人的一生分为年轻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工作时期，老年时期是退休以后的阶段。一般来说，在年轻时期，家庭收入低，但是未来收入会增加，因此，在这一阶段，人们往往会把收入中的很大一部分用于消费，甚至贷款消费，如购买房屋、汽车等耐用品。这时的储蓄很小甚至为零，消费大于收入。进入中年阶段后，家庭收入会增加，但消费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会降低，收入大于消费，因为一方面要偿还青年阶段的负债，另一方面还要把一部分收入储蓄起来用于防老。退休以后，收入下降，此时的消费主要是靠过去积累的财产，而不是收入，因此消费又会超过收入。根据该理论，一个社会的人口构成比例发生变化，则边际消费倾向也会变化。如果社会上年轻人和老年人的比例增大，则消费倾向会提高，如果中年人的比例增大，则消费倾向会降低。我国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生育率逐渐走低，2010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18，已大大低于国际公认维持人口正常更替需要的总和生育率2.1的水平。2013年我国老龄化水平接近15%，25～50岁青壮年劳动力人口接近高点，如果将25岁之前和50岁之后定义为人的净消费期，那么随着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老龄人口的增加，全社会消费总体将上升，消费将大于储蓄，我国将迎来居民消费潜力增长的高峰。

另外，根据罗斯托的经济成长阶段理论，经济只有经历了起飞阶段和成熟阶段才能到达高额群众消费阶段。在起飞阶段，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量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到制造业，外国投资明显增加，以一些快速成长的产业为基础，国家出现了若干区域性的增长极。起飞阶段完成的标志是国家在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从农业出口转向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开始出口大量的服装、鞋、玩具、小工艺品和标准化的家电产品。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十年已经实现了经济的起飞。而成熟阶段是指一个社会已把现代化的技术有效地应用到了它的大部分产业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国家的产业以及出口的产品开始多样化，高附加值的出口产业不断增多，厂家和消费者热衷新的技术和产品，投资的重点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了资本密集型产业，国民福利、交通和通信设施显著改善，经济增长惠及整个社会，企业开始向国外投资，一些经济增长极开始转变为技术创新极，我国过去20～30年即处于这一阶段。在大众消费阶段，主要的经济部门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奢侈品消费向上攀升，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开始大量利用高科技的成果。人们在休闲、教育、保健、国家安全、社会保障项目上的花费增加，而且开始欢迎外国产品的进入。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达到48.2%，高出第二产业5.6%，标志着我国经济正式迈入“服务化”时代。在起飞和成熟阶段，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强，而在大众消费阶段，消费需求的不断提高才能保证经济持续增长。

从收入分配角度来看，2000—2010年，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8%，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0.1%。同期，我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达20%，企业利润年均增长近30%。我国居民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持续降低，居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落后于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这对居民消费率下滑产生了重大影响。但现在情况已经有所转变，我国公共财政收入增速从2010年的21.3%下降到2013年的10.2%，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为9.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速度为12.4%。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接近或超过公共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收入分配状况的改善，将会对抑制消费率下滑起到积极作用。

公共财政收入增长速度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速比较如图1-6所示。

此外，针对世界24个大国1970—2003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从500美元到5000美元的发展历程的研究显示，这些国家的消费率都经历了长期下降的过程，然后才会进入逐步提升的阶段。多数国家在人均GNP 3000美元左右时会迎来消费率增长的拐点期，但亚洲国家一般是在4000美元之后才出现拐点，而东亚国家则会更晚一些。日本、韩国投资率和消费率的转换都是在恩格尔系数下降到30%以后、第一产业比重降到10%以内、城市化率提高到70%以上时发生的。综合分析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以及文化观念、人口结构等因素影响，我国消费率开始上升和投资率开始下降的时段，应该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5000美元以后出现。我国2011年人均GDP突破5000美元大关，2014年人均GDP达到7485美元，也就是说，目前我国正处于消费率提升的拐点期。根据党的十八大的部署，到2020年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就意味着我国将有更多的人步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阶层。中高收入阶层的扩大蕴含着巨大的消费需求。这一部分人群对更高品质、更富有个性化的产品具有强烈需求。根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预测，到2020年，我国富裕阶层人数（指的是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在20000美元以上）将达到2.8亿人，占中国总人口的20%；其消费将增至原来的5倍，达到3.1万亿美元，相当于届时中国消费总额的35%左右。

最终消费率拐点期的来临有着深刻的经济学含义。第一，经济的较高速增长时，投资率上升、消费率下降，当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开始由投资向消费转移，经济增长速度通常会有一个明显下降，对此我们应摆正心态，不可以再简单地沿用GDP作为判断经济形势的唯一指标。第二，拐点期的来临也就意味着提振消费和结构调整的窗口已经打开。我们应把握机遇，改革不利于消费的体制机制，调整政府、企业与居民的收入分配关系，调控好收入分配差距，同时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和国家财政转型，改革税制促进收入分配格局调整，政府需进一步退出经济建设领域，持续加大民生投入与积极推进民生工程，公共支出更多地向城乡居民的基本养老、医疗、教育、最低生活保障等重点领域倾斜，逐步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由此提升整体居民消费预期和边际消费倾向，构建消费增长的长效机制。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充满信心地认为，我国居民最终消费率下滑趋势在未来几年即可扭转，消费对于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将会越来越明显，只要相关制度设计保障到位，我国居民巨大的消费潜力将会得到有效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