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对决(精华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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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引子

1922年6月16日,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发动“六一六”事变,第一次北伐失败。

孙中山从香港转道上海,在租界的一栋楼房里住下,他的痛苦不可言表。他不得不对自己所景仰的主义、事业、方略冷静地进行了全面检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孙中山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武装斗争上。由于国民党缺乏独立的武装力量,孙中山就利用各路军阀间的矛盾,采取“联甲倒乙”的策略,其结果是他发动的一次又一次的革命运动归于失败。这次他彻底地认识到,这个方法确实行不通了。

他苦思冥想,革命的前途在哪里?革命的道路在哪里?中国革命的命运究竟将如何发展?他深切地感到,自己苦心培育和领导的国民党堕落了,混进了许多很卑鄙的人,致使很多国民党人缺乏严格的纪律,缺乏对主义的忠贞,缺乏坚实的群众基础。要振兴国民党,要依靠这个党领导中国革命夺取最后的胜利,必须对党进行彻底的改造,剔除糟粕,输入新鲜血液。同时,必须彻底改变自己过去那种把军阀当作革命依靠力量,利用一个军阀去打倒另一个军阀的做法。

这天,孙中山用完晚餐,正在看书,侍卫来到楼上报告:“大总统,有个俄国人在门外要拜见你!”

孙中山有些惊讶。俄国人?几年来,他和俄国人打过交道,苏维埃在俄国这片辽阔国土上的胜利,让他感到既神秘又陌生。

孙中山吩咐:“快,快请客人进来。”

随着上楼梯的声音,身材高大、棕红色头发微微有些卷曲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已经走上楼来。紧跟在马林身后的,是一位英俊的年轻人,他就是担任翻译和中文秘书任务的共产党人张太雷。

一走进客厅,马林就和孙中山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对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孙中山也算熟悉。1921年底,经共产党负责人李大钊介绍,由张太雷带路,马林曾专程到桂林大本营会见过孙中山。经过整整五天的密谈,双方就当前中国革命的诸方面问题,广泛而坦率地交换了意见。第一次会见的那年,陈炯明革命口号喊得正高,孙中山利用亲手扶植起来的粤军部队,历时三个多月,以2500人的兵力一举战胜号称15万之众的桂军,创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并正式成立了中华国民政府。有关北伐的各项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革命呈现出一线曙光。同时,孙中山对俄国革命的成功,也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和热情,特别是苏俄政府1917年12月3日公布的《告俄国和东方全体国民劳动者宣言》,宣布废除原来与东方各国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包括原沙皇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所签订的瓜分东方各国的条约,使孙中山愈发强烈地感觉到,苏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有许多地方可以供中国革命学习和借鉴。苏维埃革命成功的经验,正是中国革命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作为一个与中国相毗连的东方大国,苏俄乃是中国革命最可信赖和依靠的伙伴。并且,在那次会见前不久,孙中山曾多次通过信函等方式,主动与列宁取得联系,表示将苏俄视为中国人民的友好邻邦,并希望与苏俄合作,在苏俄人民的支持下,争取中国革命早日成功。

在那次交谈中,孙中山还谦虚地向马林仔细询问了苏俄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许多具体做法。马林则代表列宁向孙中山明白表示,苏俄愿意与中国革命合作,并且也能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援。马林还以朋友般的友善态度,指出了当时在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阵营中已经存在的种种危机。他向孙中山提出了改组国民党,使国民党与社会各阶层,尤其要与农民、劳工大众联合,并着重提出要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基础的建设。还建议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但是,孙中山当时正忙于北伐,未能就这些建议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思考。孙中山怎么也不会想到,半年后的今天,当自己遭到惨重的失败,中国革命又重新面临着严峻挑战的关键时刻,这位共产国际的代表再一次出现在自己面前。

大家坐下,马林直截了当地说:“总统先生,苏俄人民对你本人以及你所领导的革命目前所遭受的挫折深表同情。我们认为,你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其性质是反帝国主义的。所以,中国革命应该联合苏俄。作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苏俄对于支援中国革命取得成功,有着重大责任。从根本上说,苏俄革命和中国革命在最终目标上都是一致的。我这次来,根据共产国际的安排,就是想与总统协商,找到苏俄与中国革命合作的具体途径。”

孙中山听完,点点头,转向马林说:“上次,你向我提出创办军官学校,迅速造就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革命军,我现在觉得这个问题尤其重要。没有忠实于主义的、可靠的革命军,革命便没有基础,也是绝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中国之所以经过无数次的艰苦奋斗,而最终的结果莫不归于失败,在这方面是一个最惨痛的教训。所以,我现在迫切希望早日建成一支像苏俄红军那样的革命军。如果必要,我可以立即派人到苏俄去考察,学习贵军的创立和组织、训练方法,以适应新的革命斗争的需要。”

马林听他谈到了军队问题,立刻振作起来,说:“苏俄红军是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创建和发展起来的,目前已经形成一套属于自己的经验。你可以尽早派人到红军中去实际考察和学习,如果需要,苏俄还可以抽调一批红军骨干分子,直接到中国来帮助你们。”

孙中山高兴地连连点头说:“好!好!”

两人会谈后,马林很快将孙中山的意思转达给共产党。不久,中国共产党北方区执行委员会书记李大钊从北京来到上海,在林伯渠的陪同下,到租界寓所里拜会了孙中山。李大钊是个身材魁梧、谈吐从容而理论精辟的共产党人,他谈了对中国现状和中国革命的种种认识后,强调说:“国民党是一个革命的大政党。中国共产党为了早日实现中国的统一,谋求劳苦大众的翻身和解放,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内,就会把与国民党的合作看成是自己的事业。”

孙中山听到他坦诚的谈话,很有感触,他说:“你已经知道,国民党现在出现了很多问题,缺乏战斗力,迫切需要改组。你们愿意以我之三民主义旗帜为旗帜,在统一的中国国民党内与我们合作,共同奋斗,我十分赞赏和欢迎。如果有一日,希望你加入本党来工作,我当亲自为你主盟。”

李大钊笑着说:“我们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时是要保留自己原有党籍的!”

孙中山立即表示:“这不要紧,你尽管一面做你的中国共产党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李大钊当天离开孙中山寓所时,孙中山亲自把他和林伯渠送到楼下。分别握手时,竟久久不愿意松开。

1923年1月17日,苏联驻华全权大使越飞以到中国南方养病的名义,来到上海。1月26日上午11时,还是在上海孙中山寓所的客厅里,经过前三次会谈后,大家再次会晤。参加会晤的还有宋庆龄、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等人。在孙中山和越飞面前的桌上,分别放着一份刚刚打印好的《孙文越飞联合宣言》,孙中山对《宣言》又认真看了一遍,然后,拔笔郑重地在上面写下“孙文”两个字。秘书李超林已经将由越飞签过名的另一份《宣言》,及时换到他的面前。紧接着,两只手隔着不宽的会谈桌紧紧握在了一起,大家看到签字结束,立即热烈鼓掌。

屡受挫折的孙中山,经过深刻反思,毅然决定接受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彻底改组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以争取国民革命的最后成功。孙中山还吸取过去多年失败的惨痛教训,在着手改组国民党的同时,下决心要建立一支革命军,建立国民党自己的武装力量。于是,孙中山接受了共产国际马林的建议,向苏联请求援助。苏联政府接受了孙中山的请求,一方面派遣了一批军事和政治顾问到广州大元帅府帮助孙中山工作,另一方面邀请孙中山以个人名义派一个小型代表团来苏联考察,重点是学习和吸取红军的建军经验。

蒋介石闻听此讯,于1923年7月13日写信给广州大元帅府,请求孙中山派他去苏联考察。蒋介石如此热衷于赴苏联考察,自有原因。他对苏联十月革命性质并无明确认识,但苏联作为毗邻中国的一个大国,布尔什维克党人能够冲破众多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和围攻,一举革命成功,确实振奋和鼓舞了他。探究十月革命成功的原因,对蒋介石来说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为了解、研究苏俄革命成功的原因,从1919年起,蒋介石便开始学习俄文,阅读一些介绍十月革命的小册子,他还撰写过《论俄国劳农政府》之类的文章。到苏联进行实地考察,可以说是蒋介石多年的一个愿望。此外,经过这几年风风雨雨的政治洗礼,蒋介石认识到,在中国要想在政治上真正有所建树,需要掌握枪杆子,还需要控制政党。他已不满足于单纯做孙中山的军事助手,开始热衷于党务。然而,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属于晚辈,他要想越过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党内一大批元老插手党务,在当时的情况下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访苏代表团的组成则为蒋介石提供了一个良机。因为代表团到苏联不仅要考察军事,同时还要考察政治和党务。蒋介石自然希望能跻身其中,通过此行来进一步抬高自己在国民党内的政治地位,进而获得对党务工作的发言权。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孙中山满足了他的愿望,委任他为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去苏联考察。

1923年8月16日,蒋介石一行从上海启程先乘船去大连,又从大连乘火车穿越东北三省。8月25日,他们在满洲里登上了一列直达莫斯科的国际快车。

蒋介石当了代表团的团长,他非常珍惜这次机会,尽职尽责。每日里他除了与几位同伴反复商量考察计划外,还坚持写日记,将沿途所经车站、田野风光、风俗民情及个人观感都细心地记录下来。蒋介石暗下决心,要以此次访苏为开端,树立起自己的政治形象。

火车整整飞驰了九天,9月2日下午1时蒋介石一行抵达苏联首都莫斯科。对于蒋介石来说,这是一座充满魅力、神秘而又陌生的异国大都市。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由国共两党选派的四名代表组成,他们是蒋介石、王登云、张太雷、沈定一。四人中,张太雷既是代表团的翻译,也是唯一一名共产党代表。王登云曾诙谐地说:“我们这个代表团人虽不多,但从成员组成到所担负的工作,都充分体现着孙先生联俄、联共的主张。”虽然这是一句玩笑话,却道出了代表团的性质和使命。

以蒋介石为团长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来访,受到苏联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欢迎。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鲁祖坦克接见了代表团的全体成员。蒋介石首先提出了拜见列宁的请求。他解释说,临行之前孙中山大元帅一再嘱托我,要当面向这位苏联革命领袖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感谢他对中国革命的一贯支持和帮助。

鲁祖坦克听到蒋介石提出的请求,沉思片刻后实言相告,列宁自从1918年8月遇刺之后,健康状况一直不佳,最近尤其恶化。他目前正在莫斯科郊外的哥尔克村休养,不宜会客。鲁祖坦克保证将孙中山的问候和代表团的敬意转告列宁本人。

蒋介石听到不能拜见列宁,多少感到有点失望。他十分崇拜那些改天换地的大英雄。在他心目中,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创建世界上第一个苏维埃国家,就是一位了不起的大英雄,他很想借此机会一睹这位革命领袖的风采,亲聆教诲。但现在只能空留遗憾了。

鲁祖坦克详细询问了代表团都有哪些方面的要求,需要安排哪些考察活动。蒋介石简要介绍了代表团所肩负的使命和任务,然后提出了三条:一是广州大元帅府希望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能选派一批经验丰富的军事和政治顾问到中国,按照苏联红军的体制帮助国民党编练军队,派去的顾问越多越好。二是希望苏联方面能提供最大方便,以使代表团能详细考察和了解红军的体制、训练等各方面的情况。三是申明孙中山赋予代表团以极大的权限,可以就有关军事、政治、外交等方面问题同苏方进行广泛会谈,特别是国民党用武力统一中国的有关军事方略,非常愿意听取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意见。

鲁祖坦克当即表示原则同意代表团提出的三项要求。苏联方面很快就派来得力人员,根据代表团的要求,协助他们具体安排落实了考察计划。9月7日,苏共中央政治局秘书罗素达克会见了蒋介石。罗素达克用了两个多小时,向蒋介石详细介绍了苏联共产党党史和十月革命的情况。蒋介石十分用心地倾听,回到住所还将自己的感想记录下来。

在考察军事的时候,蒋介石等人还参现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两地的工厂、农村和学校,并作为特邀代表列席了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会议,对苏联的政治制度和党务工作进行了调查了解。结果,蒋介石却得出一个奇怪的结论:“苏联的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与我们中国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相同的。”后来事实证明,蒋介石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和革命理想从来没有真正理解。

在逗留苏联期间,蒋介石先后与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加里宁、军事人民委员托洛茨基、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共产国际东方局书记维经斯基等人进行了广泛接触和会谈。其中,与蒋介石会谈次数最多、关系最融洽的是被称作“红军之父”的托洛茨基。蒋介石前后与托洛茨基共会谈五次。托洛茨基对这位年轻的中国革命者也十分赏识。临别之际,他拉着蒋介石的手赠言:“革命党之要素,忍耐与活动,二者不可缺一。”与托洛茨基的谈话对蒋介石鼓舞极大。他相信,如果能得到苏联的全面支持和援助,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定能大获成功。他对国民党的前景因此而信心大增。

在莫斯科考察期间,蒋介石还在宾馆里遇见了张申府。张申府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创建人之一,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关系甚密。他是《新青年》的编委之一,写过很多犀利文章,蒋介石对他早有耳闻。张申府刚从德国回来,准备转道莫斯科回国。在共产党员赵世炎处得知蒋介石率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在莫斯科考察,其中成员还有共产党员张太雷。他便与赵世炎一道来代表团看望,在那里见到了蒋介石。蒋介石与他交谈后,知道他不但学识渊博,还精通德语、英语,很是佩服,就约他回国后一同共事。张申府欣然接受。黄埔军校成立后,蒋介石提名了17个人担任有关部门领导,张申府是唯一的共产党员,并担任了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张申府又利用与廖仲恺的关系,给黄埔军校推荐了15个人,其中第一名就是周恩来,还有恽代英、赵世炎、高玉罕、沈雁冰、欧阳继修等人,都是当时共产党的精英。可惜的是张申府在黄埔军校只干了两年,就跑回广东大学教书去了。事后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开了小差”,主要是因为不满意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的专横跋扈,同时,对以“马林方式”建立的国共合作体制“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不认可,再加上对陈独秀政治主张的意见,干脆一走了事。

孙逸仙博士代表团经过近三个月的访问考察,圆满地完成了任务。1923年11月29日,蒋介石、王登云、沈定一启程回国,共产党员张太雷因受中共中央委派担任驻共产国际的代表,留在了莫斯科。在回国的途中,蒋介石将考察的情况,以及他本人的一些观点和看法,详细写了份《游俄报告书》,从苏联寄给了孙中山。

就在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考察期间,国民党中央召开的党务讨论会以“议决事项第九号议案”,通过了创办陆军讲武堂的提案。但是,由于这个提案只是为了招收训练“海外本党回国之青年子弟”,局限性太大,远远不能满足孙中山所希望的建立一支真正的革命军的要求,因而这一提案虽获通过,但并没有具体实施。1923年10月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作出决议:建立国民革命义勇军。这样一来,建立军官学校一事就变得更加迫切,被提上了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