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早期共产党人探索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实践

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探索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过程中，不仅在思想认识上取得了上述成果，更为重要的是在实践中推动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并把它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一项重要工作。

第一，创办妇女研究刊物，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

《新青年》《共产党》月刊以及其他进步刊物，以大量篇幅译载了苏俄妇女状况及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如《俄国的婚姻制度》《劳农俄罗斯之保护妇女儿童观》《劳农俄罗斯之妇女》《俄罗斯之劳动家》等，介绍了十月革命胜利使苏维埃俄国的妇女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极大地鼓舞了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与此同时，一些有关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的书籍也被翻译过来。例如，恽代英摘译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李汉俊、李达翻译了倍倍尔的《妇女与社会主义》的部分章节，李达还翻译了列宁的《妇女解放论》。这些都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观在中国的传播，同时也加速了中国妇女的觉醒。

毛泽东在创办新民学会后，就非常重视妇女解放问题。不仅广泛吸纳有新思想的女子加入新民学会，主张男女平等，而且积极支持鼓励妇女报刊的创办。1919年10月，在毛泽东的帮助下，长沙周南女校学生主办了周刊《女界钟》。《女界钟》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男尊女卑，要求男女平权、教育平等、婚姻自主，主张经济独立，发行量最高时达到五千份，对推动妇女解放运动和女性爱国运动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为了扩大妇女问题的宣传阵地，将妇女解放运动纳入整个社会运动之中，把领导妇女解放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之一。为此，1921年12月，党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上开辟妇女专栏，并出版了妇女刊物《妇女声》半月刊。李达承担了《妇女声》半月刊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妇女声〉宣言》表明了该刊的宗旨，宣称妇女解放即劳动者的解放，这是我们自己切身的利害问题，主张“在阶级的历史和民众的本能中寻出有利的解放的手段，打破一切掠夺和压迫”，“取得自由社会底生存权和劳动权”。《妇女声》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创办的第一份妇女刊物，是党的创建时期早期共产党人向广大妇女宣传马克思主义妇女观的一个重要阵地。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民国日报》上创办了一个副刊——《妇女评论》，由陈望道负责编辑。《妇女评论》前后共出了104期，历时两年整。1923年8月，《妇女评论》与另一同类刊物《现代妇女》合并，并改组为《妇女周报》，由向警予任主编。《妇女周报》的发刊词中强调“应用我们所信仰的主义”，“批评社会上发生的一切妇女问题有关的事实，乃是本报精神所在”。《妇女评论》《妇女周报》力求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妇女运动结合起来，主张以进化论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的妇女问题，强调只有第四阶级即劳动阶级的妇女解放，才能达到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目的，从而把当时的妇女解放运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第二，创办平民女校，培养妇女干部。

中共一大后，为了培养妇女运动人才，推动妇女运动，陈独秀和李达在上海创办了平民女校。它既是党开展妇女运动工作的据点，又是掩护党的秘密工作的场所；既可以培养妇女干部，同时也可以掩护革命。一批共产党员教师和具有新思想的知名人士进行义务授课，陈独秀、李达、陈望道、恽代英、沈雁冰、高语罕、施存统、邵力子、张太雷、刘少奇、张秋人等都为学生讲过课或做过时事政治报告。这就使平民女校学生能够尽可能地接受科学文化知识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尽管上海平民女校由于经费困难而在开办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被迫停办，但它却培养了一批妇女运动的中坚和骨干，使她们学到了一些科学文化知识，初步接触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上海平民女校开创了一条培养妇女干部的有效途径，也为党锻炼和培养了一批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干部，丁玲、王一知、王剑虹都曾在上海平民女校学习过。

另外，毛泽东也非常重视在实践中倡导男女平等。在创办新民学会期间，毛泽东组织会员创办刊物、文化书社和推行女子平民教育，向妇女宣传新思想。新民学会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运动培养了不少妇女干部和人才，她们为中国的妇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通过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加强对妇女解放运动的领导。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积极建立自己的妇女组织，并从中共二大开始，在党成立初的历次代表大会上，都专门通过了关于妇女问题的决议，为中国妇女解放运动提供了理论和方向指导。中共二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提出妇女解放伴随劳动解放的主张，并指出经济独立是妇女解放的要旨，妇女解放与劳动解放的联盟是共同消灭私有制、反抗阶级压迫的现实先锋。此后在党的历届代表大会上，都通过专门的关于妇女问题的决议，以此来加强党对妇女运动的领导。

中共三大通过了向警予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妇女运动决议案》。决议中，向警予一方面肯定了劳动妇女运动在妇女解放以及国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指出了一般妇女运动如女权运动、参政运动、废娼运动等的重要性，并主张全国妇女运动的大联合和建立妇女运动统一战线。她参与领导了1924年上海14家丝厂1万多名女工的联合大罢工，使女工们的阶级觉悟得到很大提高。为巩固和扩大妇女运动统一战线，向警予积极推动妇女运动与国民运动的结合，并在1924年积极推动各地成立以劳动妇女为主体并团结各界妇女的劳动组织——各界国民会议促成会，促进了妇女解放运动和国民革命运动的顺利进行。

早期共产党人注意在实践中积极领导妇女解放运动，把妇女解放运动与国民革命相结合。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亲密合作，共同推进国民革命和妇女运动。这期间，邓颖超、蔡畅在广州与何香凝、宋庆龄等合作，担负妇女运动的全面领导工作。在国民革命统一战线领导下，妇女运动与北伐战争的洪流融在一起，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在中共初期开展的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中，不少女革命家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党的骨干力量，如刘清扬、赵一曼等。当时还出现了一些革命夫妻，为人们称道，包括周恩来和邓颖超、蔡和森和向警予、毛泽东和杨开慧等。这些中共党员的奋斗和献身精神，以及他们努力开创的妇女解放运动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局面，被光荣地载入中国革命史册。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共产党人对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具有深刻的实践性特点，其探索的成果，对中国共产党妇女解放思想和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