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明清以来绩溪县竹里信仰空间的建构与民众祭祀生活

张小坡

绩溪县家朋乡竹里是一个典型的同姓血缘结合的村落。自南唐周囦迁居此地后，竹里周氏世代蕃衍，虽然没有走出显赫的达官显贵、富商巨贾，但是在千余年的漫长历程中，始终保持着家风不坠的发展态势，枝蔓一直未曾断裂。周氏长期的稳固发展，对竹里村落空间的建构影响深远，在村西水口槐花墩，分布着观音阁（大士阁）、关帝庙（红庙）、汪公庙、土地庙、五猖庙、社屋等庙宇；在村东，以云路庵为中心，则有奉先祠、准提阁、大佛堂，新中国成立前香火很盛。 本文根据田野调查所收集到的民间文献与口述史资料，对竹里这个偏僻山区村落的信仰空间结构及蕴含其中的民众祭祀生活进行考察，并着力探讨宗族在村落信仰空间建构中所起的作用。

竹里村的地理环境

竹里，隶属今绩溪县家朋乡幸福村。家朋乡位于绩溪东北部，距离绩溪县治所在地华阳镇40余公里，辖境内山多田少，土地贫瘠。地势东南高，西北低，东南与荆州交界的九龙戏珠、荆磡岭等山峰，海拔均在1200米以上。大小溪水皆由东南流向西北，戈溪河是农田灌溉的主要河流。 竹里所处山脉属天目山西段大赣山麓的门前岩脚，村子坐落在群山交汇处的山间谷地，村人称村后之山呈五马奔槽之势。周氏始迁祖囦公之墓即位于槽嘴处，站在此处向东南望去，视野开阔，能俯瞰全村。村落周围的山势棱嶒峭拔，险峻万状，“其村之形胜，九龙鄣其东，天马环其西南，望山云则甑峰玉屏，回峦而耸秀，北枕大阜，则貔貅狮子倚伏尔”。“间尝一至其地，遥见莲峰耸秀，天字嶙峋，云踞探奇，楼台相望”。 村落外围有海拔1349米的饭甑尖、海拔1278米的黄茅尖、海拔1109米的门前岩以及山云尖、台炮尖等山峰，竹里赖以为生的水源来自村东南方向约4公里处的麻果堨，蜿蜒曲折的水流进入竹里后沿着山势穿过整个村子。 据周光熙等人介绍，新中国成立前竹里村内外散落着36眼井、72口塘，既满足了村人的生活用水需求，也能够进行农业灌溉。周氏依山筑舍，就势建房，房屋分布在水流两边，村落布局南北扁平、东西狭长。村东为入口处，近看村落山岭环伺，松杉茂美，绿竹浓荫，但离开稍远，整个村子便掩映在满目青翠之中，与周围山体融在一起。村西的地势比较平坦开阔，与霞水村咫尺相望，现在通往霞水村的乡间公路开在半山腰中，坐车穿过竹里时，村子尽收眼底。

由于竹里坐落在群山之中，对外交通非常不便。东南方向，翻越山岭经和阳、荆州，过昌化，到杭州。西北方向，可从戈溪河（水阳江正源，属长江水系）到今三十八号桥，与金沙河汇合入西津河，至宁国入水阳江，再顺清弋江到长江，转向上游的汉口和下游的南京、苏州等江南地区。到县城华阳镇，要经霞水村，翻过伏岭，过胡家、龙川，步行40余公里才能到达。山限壤隔的地理环境，虽然阻碍了竹里人的外出，但也提供了天然的屏障，使得竹里能够依山阻险以自安，保持着相对平稳的发展局面。南唐周囦初到此地，“以山水清幽，翠竹蓊郁，徙居其地，以为避乱桃源也”，时至清末政体变革之时，竹里依然“俗尚朴僿而淳古，多业农林，务耕作，不事游惰，有宗祠有会社，室庐栉比，道路修整，田尽辟而山不童，是一自治雏形也”。 竹里周氏就在这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世代相沿，香火不绝。

竹里周氏的发展脉络

新安周氏的始迁祖是周垚，唐僖宗中和元年（881）任歙州刺史，其自署府门云：“三十六莲峰，此邦大好山水；五千石俸米，吾民多少脂膏。”时人称为妙对。周垚上任时，正值黄巢之乱，下车伊始即开仓赈济穷民，操练州兵，使民守望相助，州境以安。周垚因喜爱绩溪山水幽阻，便从庐江迁居绩溪虎头山，并改称周坑，徜徉于泉石之间终老其生，门生故旧感戴其盛德，立祠以祀之。 周垚生固、国、囦三子，长子周固后徙居歙县小路口，次子周国留守周坑，三子周囦在南唐年间徙居绩溪遵化乡的竹里，族谱记载：“（周囦）偶至遵化乡，以其地山水清幽，爱悦之，遂由周坑迁其地，种竹赋诗，以为乐，名其地曰竹里”。 周囦先后娶程氏、饶氏，生子德正，死后与程氏合葬于竹里玉壬山丙向，周囦便成为竹里周氏的始迁祖，从此周姓子孙蕃衍不绝，支分派别，以数十世计。周囦后代也屡次外迁，第四世周寿迁居宁国周湾、周建茂迁居宁国北岸，第五世周必发、周必达迁居宁国蔷薇坑，第七世周彦才迁居绩溪大石门，第十三世周荣一迁居绩溪下水村，第十九世周琏迁居绩溪梅干，第二十世周伏宁迁居昌化县北坞，第二十一世周远嵩迁居绩溪墈头。在所有外迁的族人中，与竹里保持着最为密切关系的当属迁居梅干的周琏一支。村人提及，梅干地界原为竹里周姓人的山地、田地，竹里人为了做农活之便，便渐渐地在此地定居下来，繁衍成新的聚落。20世纪四五十年代周氏宗祠遭到破坏之前， 梅干人过世之后均要到竹里周氏祠堂内“进牌”，即俗称的“梅干死人，竹里进牌”。梅干人在山上下葬的当晚，家人便点着火把引路，孝子怀抱一只公鸡，至竹里总祠，总祠内存放着书写周氏全族男丁名的布簿，届时，将公鸡冠子上楷出一滴血，在亡人名字下方按一血迹，表示此人已亡故。此外，在竹里周氏宗祠破坏前，梅干人每年春节、清明均要到竹里祭祀祖先。时至今日，凡祖坟在竹里的梅干人依旧要到竹里上祖坟。由此可见从竹里迁出的梅干人与竹里之间深厚的渊源关系。

在竹里周氏宗族的发展史上，有两个时期非常重要，对宗族制度的建设乃至竹里村落信仰空间的建构影响深远，一是明末清初，二是清朝咸同年间。我们从康熙《周氏族谱正宗》的世系表中能够清楚地看到，在第十八世道兴之前记录都非常简略，仅有名字、娶氏、墓葬及生子情况；但是到道兴时，对其支下的记录明显详细起来，多数人甚至用简要的语言概括了其生前所做的事迹，也正是这寥寥几笔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历史信息。

从族谱的记录可以看出，周氏宗族至第十八世周道兴时，开始出现转机，虽然我们无法确知周道兴任湖广辰州府崇赢仓太使，再任象山县主簿时，家庭经济如何，但其子孙已非普通民众，四子周琏开始在梅干定居，如果其六个儿子尚无较为突出表现的话，那么到了其孙子这一代，则明显强于父辈，如永贤“公正明达，乐善好礼”，永昌“好礼尚义，爱众亲仁，修造阳司岭内外石路，乡间称善”，俨然是地方上颇具声望的乡绅。此后，其家声渐扬，代有事迹可圈可点的人物出现。如其曾孙，第二十一世周严嵩，家财已相当可观，人称“公家甚饶裕，财产甲一乡”。 随着家道中兴，周氏开始在地方社会的公共事务与宗族建设上有所作为，如第二十二世周仲立（1536～1592）筑东风书屋，以为子孙肄业之所，周仲吉捐资重新修造司阳岭内外的石板路，第二十二世周仲甫（1531～1593）“岁饥赈米，浚果堨，开石岭路”，第二十五世周文暹（1633～1709）资助里中修造桥梁诸善事，等等，都是周氏族人投身地方社会公益事业的例证。由于周氏是聚族而居，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团结了族人，推动了周氏宗族的发展。

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些族人的努力下，周氏宗族的制度建设得到了发展。首先是修纂族谱。嘉靖二十年（1541）正月，“我周父老子弟以宗会，谓宗法久废，谱牒宜纂”，推举周仲弘担纲修纂宗谱，当年七月完成，共七卷，用费100缗有奇。 康熙五十四年十月，意在统合新安周氏始迁祖垚公之子固、国、囦三公支下，具有统宗谱性质的周氏族谱开始编修，次年腊月付梓，此次修谱共计板1100块，印成84部，除收取丁银外，皆由族人好义者捐资乐助，囦公派下共捐银133两，其中竹里捐输60两。此次修谱，首倡者为竹里的周思式和湖里的周善达，总理为竹里的周思老、周思宣和昌溪的周齐贤，竹里担任司事者35人。 至此，周氏族谱已编修四次。其次是建造祠堂。隆庆元年前后，周氏宗祠开始建造，第二十二世周仲俊在隆庆元年因宗祠虽建，但尚未落成，便捐助宗祠门前的石鼓。第二十二世周仲甫慨捐百金，以妥先灵，其弟周仲立“亦如之”，并亲手画出宗祠中的梁楣斗拱，交由工匠雕镂，“栩栩犹有生气”。由此可知，周氏宗祠的建造主要是由明代嘉万时期的第二十二世族人负责。

这一时期对竹里村落空间结构产生重要影响的人物是第二十四世的周嘉宾（1596～1671）。嘉宾，号云都，自幼颖异，器量过人，奉亲至孝。崇祯年间，因“才略迈众，兼善陶白术”，“邑宰知其能，辟为委吏，谨盖藏，慎出入，而仓库丰盈，克称职”。后坚辞不就，专习举子业，于崇祯十六年（1643）被补为国子监生，洵为群贤领袖。江山易代之际，退居乡里，“延名师集益友，严立课程，以训诸子，而诸子皆联翩而起”。嘉宾田园丰裕，遇乡里穷者周之，乏者恤之，救荒赈饥，“歌声几遍道路”。其后，“有积蠹计欲侵其余润，公以理拒之，遂怀忿，会巡按公驾临徽郡，蠹胁乡棍之无知者罗织其词，以诬害之”。嘉宾长子周文冕“奋不顾身，百计求释，凡辨诬呈词，皆出其手，黑白既分。巡按公深知其枉，立洗其冤”。 此次事件之后，嘉宾厌世道崎岖，人情险巇，便与方外者游去，出家为僧。周文冕见无法阻止，便建造云路山房以适其志。 不过，族谱中的传记称嘉宾“居里许营魏殿于云路山，殿后建准提阁，阁西造奉先祠，祠之前曰云路馆，馆之右曰望月楼，而居其中焉。谢宾客，绝往来，日以饭僧奉佛为务，终其天年，享寿七十有七”。云路庵、准提阁、奉先祠、云路馆、望月楼，构成村东一个颇为壮观的建筑群，人称此处“梵宇庄严，楼台相望，名花异卉，并埘其间”。 云路馆可以视为周氏的家塾，是周姓子孙的肄业之所。奉先祠主要供奉周氏上门分祠的祖先。此后，云路庵香火渐盛，和尚不断增多，周氏族内也有数位出家为僧者，如第二十六世思三、思寿，第二十九世社五等。民国年间，云路庵和尚因内部不合，分为东西两边，但两边还是合资在云路庵后建造了大佛堂，置有大鼓、大钟，规模宏敞，前来烧香的信士络绎不绝。据新中国成立前曾在此做过和尚的村民周海福回忆，云路庵的建筑为三间，中间是庙，供奉佛像，两边是和尚住处，有四五个和尚，香火比较旺盛。

道光咸丰年间，在周氏宗族发展史上出现了几位比较有影响力的人物。道光三年（1823），四世淳、渊、涛三公后裔联合起来重修囦公墓。 道光四年，经商起家的第三十世周顺春捐资倡建云都公祠，并亲领其事，始终不怠。其后祠内重要的器物被盗，窝藏在势豪之家，族人不敢索要，周顺春挺身讼于县宰，最终追回了失物。云都公名下又有山业被许姓占去，周顺春捐资执据告到邑宰，退回原业。 另有第三十世周顺升因家贫而从贾，他利用竹里山脉绵延，杉木产量丰富之利，往来贩卖木材，并研究种植之法以开辟利源，乡人渐次仿效，森林业日见发达。 第三十世周顺定少年失怙，常以未读书为憾事，后改习贾业，奔走他乡，在宁国港口镇经营商业，家资渐裕，遇族中贫患求告者，无不资助。 其他如周启煌“乐善好施，岁饥捐米赈济贫民”， 第三十世周顺岐“热心公益，邑尊委任经董，奖赠八字：‘老成稳重，办事实心’”。 他们因从商而起家，而又无一例外地对宗族事务保持着高度热情，积极捐资支持宗族建设，帮助贫困族人，特别是太平天国战争结束以后，他们更是捐钱捐物，支持宗族重建，推动宗族重新步入正轨。

咸丰九年（1859），太平军攻进徽州境内，绩溪县因地处徽州府与宁国府之间的通道上，太平军出入数次，地方民众“几无日不在风声鹤唳、水深火热之中，琐尾相连，死亡枕藉”。 僻处山区的竹里也没能逃脱战火的蹂躏，咸丰十年，太平军逼近竹里，周氏族人仓皇躲入山间，其后又有一股太平军由昌化、荆州翻山越岭而至。为抵御太平军，周顺春和第三十一世周兴霖、周兴维等人在竹里组织了团练，“择里骁勇子弟训练成团，依山为卡，贼至不得逞，里人重赖之”。 即使如此，竹里受到的破坏依然非常严重，许多房屋被焚毁，太子庙、周氏宗祠也为之荡然无存。战争结束后，周氏宗族开始进行村落的重建工作。梅干的第二十九世周启岐约其宗人倡议复建周氏宗祠，族人都认为工大费巨，面有难色，周启岐便与族人周顺升力任其事，激劝备至，最终和族人鸠工庀材，先修复宗祠的两庑与寝室，进栗主，修祀事，清厘祠产，虽然一切都很简陋，但终归使得“兵燹后竹里祠之得以妥先灵，举祭事”。 周启岐之子周兴维担任修祠工程的出纳，谨慎从事，受到族人的称赞。宗祠初步修复后，对原先毁坏的祖先牌位重新进主，并邀请分迁各处的囦公支下子孙捐助神主牌费，第四世可二公自竹里迁居石歇，其子孙接到邀请后，考虑到自身也要修复祠堂，用钱甚多，只捐钱50两，为“二十纨裤子弟社顺公及孺人徐氏、俞氏、程氏于老祠进一神主，配享血食，其余群昭群穆皆无从安置”。

由于周兴维在宁国港口镇经商，家资富饶，他对竹里造桥梁、饰亭舍、修道路等公共事业也莫不慷慨解囊。 周氏族人还用小石子铺了三条人字巷，规范了河道塘井。今天竹里仍存的太子庙也是在当年得以重建。为维系祖先记忆，民国元年，周顺升以宗谱年久失修，发起续修，与宗人启海总其事，订立规程，慎重行事。前四次修谱都是周氏始迁祖垚公支下三派统修，此次所续由竹里一方单独发起，他们称“凡由竹里分迁各派愿来合修者，皆统系之，示统宗也”。此次续修，大石门、鱼龙川两处族人反应较为积极，参与进来的其他各处多是支单势薄者，这从散谱统计的数目可以略知一二，竹里、梅干领27部，北岸1部，墈头1部，霞水村2部，北坞1部，富岭2部，大石门12部，鱼龙川3部。上文提到的石歇则单独进行了修谱，声称竹里修谱首事启海、凤歧曾相劝合纂，但是他们考虑到“石歇村名与岨夷堂名，实属鄙俗不雅，欲独修，为之改易”，与竹里在同一年完成了修谱工作，并改石歇为仙石，岨夷堂为善述堂。

竹里信仰空间的建构与会社活动的开展

在周氏族人的生活中，除了烧香祈神，祭祖祀墓等重要的活动事项，太子会、大年会、施孤会等名目繁多的会社活动，也是他们日常生活须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通过梳理周氏宗族的脉络，可以看出竹里村落在开发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个比较独特的信仰空间格局。村东以云路庵为中心，有奉先祠、准提阁、大佛堂，村西水口处则有关帝庙、汪公庙、社庙、五猖庙、观音阁、土地庙环伺在槐花墩附近。周氏宗祠坐落在距离水口约200米处，自宗祠向东约百米处为南门支祠，太子庙位于支祠后面。

虽然没有文字记载上述庙宇的建立时间，但是在康熙《周氏族谱正宗》卷一四中，收录了“大宋故处士囦公同孺人程氏之墓附晓公同孺人胡氏壬山丙向”墓图，该图实际上也可以视为竹里的村落图，图中绘有村落周围的山水、道路与村内的宗祠庙宇。图上明确标示着今天的水口处有关帝庙和大士阁，关帝庙左后首也画着几处建筑。据周国发等人实地指点，并结合现在竹里人在槐花墩修复起来的关帝庙、观音阁、土地庙等庙宇，基本上可以确定在水口处，自东向西依次是土地庙、五猖庙、社屋、关帝庙，大士阁（观音阁）、汪公庙在关帝庙背后约20米的山腰处，其中汪公庙在左，大士阁在右稍居上，该处地势平坦，汪公庙规模较为宏大。 有关竹里信仰空间布局可以参看图1-1。

竹里人一般在二月十九、六月十九、九月十九拜观音，新婚者或求子者前来烧香的比较多。到关帝庙烧香的时间是在七月半、八月半，过年时也要过来烧香。

汪公庙又被称为大帝庙，汪公庙建于何时，因史料所限无法得知，但目前留存下两份汪公会文书，一份是乾隆五十四年琏公、齐公派下为保护会产而立的合同议约，另一份是乾隆五十八年因抢收会产而起的禀状，从中可见在乾隆年间，汪公会是周氏族人中比较重要的一种会。不过从上面提到的墓图中并没有标出汪公庙，而关帝庙、大士阁、云路庵却明显标出，作为竹里影响比较大的一座庙，如果在康熙之前已经修建，墓图中应当会有所显示。所以，结合现存文书记载，可以推测汪公庙大约在乾隆年间建造。

土地庙除了槐花墩一处外，墓图中还明确标示出在玉屏山和大钟形向里延伸的地方有一座土地庙，其具体位置大致在今天从竹里囦公墓后的山岭翻越过去抄近路到墈头的山顶处，还有一处土地庙在今天周国发门前，供奉着木头形的老爷。村东也有一座土地庙。附近有社屋。竹里村的老人至今仍称社屋为社公社母。

据周光熙等人介绍，新中国成立前槐花墩除了槐树，还有一棵非常大的枫树，后来遭到破坏，现存槐花树和银杏树。竹里还流传着有关槐花的传说，杭州发生瘟疫，汪公老爷前去卖槐花，治好了瘟疫，因为汪公老爷卖槐花不要钱，杭州人方知绩溪县十五都竹川有座汪公老爷庙，为感念他的恩惠，很多人前来烧香。 在今天观音阁的修造处，保留着用石头垒起的簸箕形的台阶，竹里人称为垫阕口（译音），其主要用处是把从山上流下的泥土砂石聚集起来，意为留住财富不使外流。关帝庙建在槐花墩上，向南正前方对着两座山的豁口处，抬眼望去，满山绿色，水口之下流水潺潺，田畴横列，蝴蝶纷飞，景观殊为宜人。许多路人以及卖药材、水果的商贩经过这里都会在此处歇脚。

除庙宇之外，竹里还有名目繁多的祭祀祖先和神灵的会，如大年会、太子会、汪公会、清明会等。作为适应一定社会群体的祭祀、互助、娱乐等需要而结成的组织，既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村落、宗族与部分群体的祭祀需要，又能满足他们的经济需求乃至文化需求。

大年会，又称保安会、龙舟会，定于有闰月的年份举行，一般三年一次。因俗称闰年为大年，所以又称为大年会，是为了纪念因保护百姓、守卫睢阳城而殉难的唐代忠臣张巡、许远，还有雷万春、南霁云两员大将而举办。该会从正月中旬到十月在绩溪县乡村轮流举办，各村之间或明或暗地进行比赛，具有一定的赛会性质。闰年时，竹里和周边的墈头、尚村、霞水等村从农历二月开始依次举办大年会，等霞水办会时往往已经到了三月。每次会期不固定，一般为5天到7天。具体负责大年会的主事者称为“斋官”，从家境较好、德高望重的富裕人家中拈阄产生，确定斋官的同时也定好再下一届的斋官人选，称为斋尾。斋官选取若干名合适的人选作会首，协助办会，斋官、会首饲养会猪，以备会上宰杀。办会的经费主要由斋官筹集，周氏宗祠给以少量补贴，有时亲戚也会资助一点钱与粮食。因办此会耗资大，有些斋官负担不起， 为缓解经济压力，斋官多开设赌场抽头，在大年会开始之前就有人陆续前来赌博，到清末，大年会上赌博、吸鸦片的风气愈演愈烈，斋官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开赌场的抽头。也正因为大年会规模大，需费多，竹里在民国时很早就停办了，据1925年出生的周光熙称，他出世后就没有看过竹里办大年会，只是在墈头看过。

据新修《绩溪县志》记载，大年会从定坛起会，相继有登舟、安圣、安五方、唱船、抢载、禳星、设粥（祝）、收圣、禳火、收火、祭旗、待宴、送圣等程序。因口述访谈所获有限，此处仅能复原竹里所办大年会的梗概。

会前请纸扎匠制龙舟和制旗。龙舟用纸扎制，染成黄色，画水浪、鱼虾，分24仓和36仓两种。大旗由斋官负责制作，四面小旗由周氏四门各制一面，制好后用五颜六色的纸包裹起来。同时要定下办会的具体日期，延请和尚。会前由斋官组织打扫村落，清理河塘。会期第一天起土，安土，小和尚到村里每一户人家伙房去拜，把写有字的纸条用面糊贴在灶爷头上。登舟是大年会的主要活动之一，各神像在前一日装饰完毕，放在板台上，任人观瞻品评，夜间把神像移入宗祠。第二天清晨，由扎纸师傅点光成神，受人祭拜。和尚做法事，名为“出先锋接主帅”，主帅登坛，开始跳大王、小王，在村中游行三圈后登上龙舟，龙舟用竹编纸糊绘图彩精制而成，首尾昂翘，长约二丈许，宽约七尺，装在木架上。雷万春、南霁云两员大将脱下战袍露出铠甲，花团锦簇，威风凛凛，雷万春俗称大王，手执荷叶兵刃，立于舟首，南霁云俗称小王，手执令旗指挥，立于舟尾。舟中设两个官座，张巡、许远相对而坐。舟舷有水兵十余名，各执船桨，还有众多小神像，或吹号角或击鼓催舟，或鸣锣督促进退。游行完毕，放置龙舟上按座次而固定下来。抬舟移动神像，换地停下，村民撒花钱，放爆竹设祝祭拜。斋五帝，是设五帝神像，即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中方黄帝，按东南中西北顺序，安置于周氏宗祠中进，神像前铺成琼碗。禳火，夜间民众举一火把，斋官以大红公鸡为前导，抬着神像绕村游行三圈。祭旗，是竹里大年会最为热闹隆重的一项活动。村外水口与宗祠之间的空地设祭旗坛，主帅登坛，号令开旗，旗杆长约三丈，把外面包裹的纸去掉，旗子瞬间打开，一时间彩旗飞舞，猎猎作响，总旗最后放开，由身高力强者做旗手。此时杀猪宰羊，取血祭旗，至此全村终止素食，开始吃荤。待宴环节是大小王去掉铠甲穿上服袍，和尚做过法事，祭拜后，龙舟抬出绕村游行九圈，其间由斋尾收圣，九圈完毕，龙舟封口装袋，也就是把纸钱、锡箔收来，连同圣像、大小王甲胄等物件一起装入船舱。随后举行待宴，神前摆满山珍海味、鲜果佳肴，二十四副杯筷斟满米酒，上三轮香，敬三次酒。待宴完毕，把龙舟抬至水口外的田地里烧掉，即送圣。祭旗、送圣、出水口皆由斋尾负责。

竹里的太子庙现址仍存，只是庙内已无神像，仅保留着一张道光十二年（1832）的石制长方形香案。据周国发等人回忆，原先的太子庙为一大间房屋，坐北朝南，签簿挂在西边墙上，原有两块牌匾，分别书写“太子堂”和“善恶分明”，太子菩萨由木头雕成，大太子坐中间，二太子在左边，三太子在右边。竹里太子会的会期定为每年农历八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三天，由太子头主持操办。八月二十三日上午开始，第一天上供品、烧香，第二天是供奉献祭之日，和尚说祝，祭拜太子菩萨，云路庵一般派出四名至八名和尚参加。村人将各家做好的米馃整齐地排列于蒸笼中，敬奉于神像前，米馃要做得越小越好，同时燃放鞭炮、上香、烧纸钱，各家依次进行。第三天是太子会正日，太子老爷出会，就是太子老爷坐着轿子出会。出会时，将太子老爷先从柜子里抱下来，穿上新衣服，戴上新头盔。大太子（即老太子）后面还有个虎皮，披在椅子上一同扛过去，放在轿子里。太子老爷的新衣服提前做好存放在周氏宗祠里，轿子也放在里面，八月二十五日这一天才拿出来。三位太子乘坐的珠辇轿是木制的，为圆顶，镂空，雕刻龙、凤图案，制作非常精美，在新中国成立后共产风时被烧掉。出会时，太子老爷领十八般武器，有山门铳、旗鼓、响器，燃放鞭炮，放铳三声，抬着太子老爷绕着竹里村转三周，巡游三圈。转的路线都是固定的，就是从太子庙里抬出来，抬到村东头入口处的大路上，然后往下走，走到村西头再从大路上下来，转到村前面的小路，呈顺时针来回转三圈，再回到太子庙里。太子会出游不到水口，至周氏宗祠即返回。竹里的太子会是民国时期办的时间最长的一种会，新中国成立初还办过两次，现年63岁的村支书周光模小时候在办太子会时还抱过太子像。

施孤会，又称三元会，即盂兰会，源于儒、佛、道三教。后衍为地狱、天堂之说，斋请天佛。为会众禳星求寿，奠祭宗亲孤魂之举。会期有三天至七天之别。1921年十三都水村南坛社《三元会谱》载：由江南徽州府僧纲司绩溪县会司出榜晓谕信士，于社坛设水陆道场，置亡人堂，供众神牌。竹里的施孤会举办时期不定，村里出现问题，人不平安或死人太多的时候才办一次，村里组织富家出钱出物，由斋官、会首主其事，有时从族田收入中进行资助，多在天气较冷，又是农闲时的下元节举办，一次二至三夜。主要活动是施粥、请和尚做法事、挂亡人榜，演目连戏，放焰口。会日，先树幡竿，施粥济贫，乞讨者可坐桌而食。然后挂亡人榜，血亲上溯五代，姻亲上溯三代的亡人一律列名上榜，历代元勋及榜上无名的孤魂野鬼均在超度之列。书榜张挂后，各户以及在外村的亲戚皆来看榜，有遗漏者补书更正。在香坛请和尚诵金刚经，做完法事后，派出三路施食队伍，外到闻钟岭（西坑上去5华里）、戈溪界牌石，里到云光岭。施食是沿途烧香、撒饭，给孤魂野鬼吃。 晚上从昌化请来的目连戏开始演出。

汪公会，是竹里人为纪念越国公汪华而举办的一种会社活动。汪华是徽州最为著名的神祇，相传朱元璋攻下徽州，卜兆于古城山汪公庙，得第一签，洪武四年（1371），封越国汪公之神，命有司于每年正月十八日致祭，开销钱粮，后相沿成俗。据周光熙介绍，每年中秋是越国公忌日，同时为庆祝丰收，村民抬着汪公大帝游行，打着送葬时用的长钱。有关汪公会举办的具体场景，因其停办较早，竹里的绝大部分老人都已经不知晓。从目前竹里有关汪公会的一份乾隆五十四年（1789）合同，可以知道汪公会“置有炉瓶一副，铜锣二面，大一对，桌帏四个，和议置办公匣盛贮一处，粘阄经管……有公事检出公用”。汪公会也拥有少量财产，包括“典处银本一两，绍富处银本四钱，永才公分下谷本三秤半，永富公分下谷本三秤半，绍来处银本一两五钱”。另有一份嘉庆年间的诉状更具体地说明汪公会是个股份机制，而非祖产机制。文录如下：

具禀状人周绍龄禀为抢收不遂，挺身插讼事。身缘有汪公神会，身于乾隆五十八年十二月向会内领借七数千十二两，众议定递年包谷五秤，五十九、六十年，身交会谷，会收无异。至元年有会外族棍周荃前、绍保恃族长之子侄向身突收会谷，伊系会外之人，焉得收会内之谷？身坚不肯，伸明会友，会内相议，伊可抢收，会将不保，权搁不称，暂存身处。今会友周绍玥、金久等到身家，称当入会，伊复扬言向身兴讼，不思身会止有九股，合同载明，与伊毫无名目，前欲抢收，今复插讼，恃棍行强，罔顾理法，不得不叩宪大老爷恩赏讯究，以杜讼端，以保神会。戴德上禀。

清明会，是为祭祀祖先而设的一种会，这也是徽州比较常见的会，“清明标挂，祭祀祖先”， 现存徽州文书中有诸多清明会方面的记载，如《明万历二十八年徽州胡氏清明会簿》、《嘉庆至同治清明会簿》、《光绪三十年九月婺源李坑吴起芝公清明会簿》、《程氏东隐房清明会簿》等都是清明会祭祀礼仪与开支的原始记录。康熙四十一年（1702），竹里周氏第十九世周琏公派下子孙各出纹银一钱，赎取水田一亩半，其田租归入琏公清明标挂，由值年头首收取买办标挂，照丁散胙。

清明会设立后，会产不断扩大，有族内子孙因家庭急用无措而将田或典或卖与会内。清明会将田产或地产出租给族众耕种，每年收取租息，用作清明祭祖标挂散胙。无论清明会是买田、租田，还是典田，这只是族内产权的一种流转，而没有涉及外族。至咸丰七年（1857），族人进一步明确了进行宗族祭祀时拜节标挂给胙的各项规定。

最后要提及的问题是，在这些会社活动中，有一股力量无法回避，就是云路庵的和尚。自云路庵建造后，庵里的和尚一直保持在十余名左右，民国时，云路庵因内部不和，分为东西两边，还是住在云路庵内，只是分开吃饭，出去做法事也合是在一起。东边的和尚为修成、德善、暗藏、来德、信和、海元，住持为德善；西边的和尚为永辉、云和、全寿，住持为永辉。新中国成立前夕，云路庵全面衰落，暗藏迁到观音阁，未几还俗。随后来德去当兵，永辉、云和还俗。剩下的和尚开始卖田卖地，无人愿做法事。新中国成立后，全寿也去当了兵。

云路庵做法事的范围是在尚村以东的村落。绩溪县的风俗是亡人出殡前夕要“做大夜”，亲人敬香，鼓手伴奏，富户请和尚吟经或做佛事，男丧“安树灯”，女丧“破血湖”。据新中国成立前曾做过小和尚的周海福介绍，“安树灯”的具体做法是中间立一根柱子，四周布满灯盏，和尚围绕柱子走动，念经伴唱。仪式比较简单，结束的也早。女丧“破血湖”则复杂一些，费时较多，具体情形是把面盆放在凳子上，用红纸染成血水，用纸做成船，置于盆中，四周用纸扎成高约一米左右的城墙。和尚唱十月怀胎，诉苦情，每个月都要唱到，需一个小时左右，其间纸船在不停转动。唱毕，用禅杖将城墙捅破，子孙将血水喝掉。 和尚出去做法事，要带上袈裟、龙袍、锣鼓、喇叭、木鱼，做什么法事穿什么行头，一次至少要四个人，不然就会忙不过来。他们半天算一个工，晚上亦为一个工，费用视主人家境而定。有时和尚也给村中刚出生的小孩开咽喉，意味着以后不会哑巴。

因是周氏上门支派捐出田、地、山维持云路庵的运转，所以云路庵和上门保持着一种类似主仆的关系。云路庵在以下几方面对竹里周氏特别是周氏上门支派进行反馈。

1．大拜年。每年正月初三早上，东西两边各派一名僧人向全村家家户户去拜年，村人赠送点糖之类的点心。

2．撒腊八饭。每年腊月初八早上，云路庵煮上腊八饭，送给周氏上门子孙，男丁60岁以上每人两碗，60岁以下每人一碗，如家中有考取功名的发给两碗以示奖励，而且男丁还可以另外到庵内吃一餐素饭。

3．撒乌饭。每年四月初八，云路庵用一种乌树叶的汁水蒸成糯米饭，同撒腊八饭一样，男丁60岁以上每人两碗，60岁以下每人一碗，如家中有考取功名的发给两碗。相传人们吃了乌饭可以避瘟疫。

与徽州其他地方屡屡发生的守视僧侵盗祠产不同的是，竹里云路庵与周氏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种良性互动，或许因资料不足，我们还不能这么轻率地下结论，不过，云路庵的运作及其所反映的僧俗关系却值得进一步思考。

结语

绩溪县竹里是一个地处山区的偏僻村落，从南唐囦公迁入此地后，竹里便一直保持着稳定发展的势头，周氏宗族的脉络也一直没有中断。竹里周氏仅是徽州上千个村落中极为普通的一个宗族，与汪氏、程氏、胡氏等徽州其他故家大族相比，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政治地位上都无法相提并论，但即便如此，周氏仍然能够保持千年基业。检视竹里周氏的发展过程不难看出，周氏曾出现了对宗族制度建设做出一定贡献的成员，他们对竹里村落空间的建构出力尤多。这样一个并不具有代表性的村落或许代表了徽州湮没在历史深处众多村落的发展轨迹。历史并不是全部由宏大叙事构成，真实的历史往往体现为琐碎的平凡。

在明清徽州宗族社会中，宗族会社扮演着无处不在的角色，它广泛而深入地介入地方各种物质的、制度的、精神的社会活动之中，并代代赓续，相沿成俗。但是，从竹里数量繁多的庙宇和会社活动，可以看到做会与周氏宗族的日常生活也息息相关。“会祭”以其组织化、规范化的运作，远胜于传统的宗族祭祀形式。透过文书我们也不难看出，频繁的会社活动实际上已经成为周氏沉重的经济负担，但他们却通过种种变通方法维持会社活动的正常开展，在现实而具体的日常生活中，会社活动往往也就成了彰显宗族实力与巩固宗族在地方社会位置的一种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