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逻辑

从逻辑上说，一个社会的进步，有些是可以用技术指标、经济数据来衡量的。物质世界的改变、经济的建设等，这既可以用指标衡量，也是社会变迁、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维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是生产力，也包括科学技术。在生产力方面的发展变化，是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用技术的手段来测量的，是能够用量化的指标一点点地监测、描述和分析的。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别的干扰和破坏，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论述，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而且，生产力不仅是第一性的、是首要的，也是能被我们监测到、能够用技术手段和指标去衡量的。

中国科技史方面的泰斗是李约瑟教授，写了好多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书。他本来是学化学的，自己后来在治学的过程中发现，其实中国远比欧洲更早就有了很发达的技术。为什么后来近代时期的科技史没有看到中国的贡献？本来，我们也是按着自然历史发展进程的脉络走的，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晚清。即使到了晚清遇到洋枪洋炮，按照张之洞提出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技术层面和物质层面应该是可以学西方的。过去四书五经，解决人际关系、解决伦理和孝等问题，比起西方那套东西，在此之前我们没有从来遇到过，是千年未见的新东西。比如说和周边很多地方打交道，在文化上、在社会进步意义上，还是我们的文化更进步、更发达、更先进。但是西方这次入侵，导致中国遭遇西方的强烈碰撞。第一代那个时候就有这种强烈碰撞了，因此就有了技术救国的口号。很多早期到清华大学来上学的也是想通过学技术来救国。与它相关的是，学技术去哪儿学？因此就有了教育救国论。

马克思所说的这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到了晚清的中国面临着问题：因为它对外面临着西方列强的挑战，对内面临着晚清政府的无能，其中包括腐败，也包括技术层面的无能，只知道四书五经，书法绘画也很厉害，但是国家治理层面没有能力应对新局面和新挑战。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上层建筑阻碍了晚清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那时，技术救国也已经行不通了，当时持技术救国思想的不只是张之洞提出了体用问题，严复最初到英国也是学造船的，他是第一个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著作到中国的。不只是他们要走技术救国、科学救国、教育救国的道路，鲁迅、郭沫若也是去日本学医的，都是希望能够通过科学、技术、教育来救国。

为什么行不通？晚清时期的上层建筑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完全不相适应，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东西。社会革命到来，不是马克思说的生产力发展使生产关系成为桎梏，而是生产力被阻碍到再也不能发展的时候，社会革命的时代才会到来。这个时候已经不能按照马克思设想的正常路子（“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先发展经济，再改变政治。晚清时候的政治制度和上层建筑严重阻碍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阻碍得它们不能发展，政治上和思想上也已经无力应对内外的严峻挑战。所以，近代中国的逻辑，是人民不得不革命，不得不先从政治上甚至军事上解决问题，再回过头来搞生产和建设，再回头来发展生产力！

这个过程，是与马克思恩格斯讲的那个每一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思想的基础，一方面根本上是一致的，另一方面从先后顺序上说，我们晚清时候已经不能按照自然历史过程的顺序来，不可能先发展生产力，先发展经济，先有了物质进步做基础，再来进行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这个路子已经走不通了。

所以中国的革命，还不仅是先搞城市暴动还是先搞农村根据地的问题，这个当然是中国的特色和中国的国情，毛泽东在井冈山首先探索，后来概括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为这与近代中国的革命一开始就是土地革命有关，只有通过农民自己起来，把自己组织起来，才能解决土地问题，所以又叫土地革命，要通过革命的办法来解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逻辑，不仅与俄国革命的道路不同，不是先搞城市暴动和起义（其实我们也搞过，但没有基础，不成功），而是我们中国近代第一个30年，不像马克思说的英国那种“自然的历史过程”：一个社会的变迁，先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改变，然后上层建筑与之不适应，成为其桎梏。我们是生产力不发展，生产关系不改进，没有办法发展生产，更不用说靠科技、教育发展生产力，只有先解决社会关系，首先是政治关系，是国家政权。由于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是农民，不但不同于英国、法国、美国，也不同于俄国。我们没有一个城市群，也没有城市里庞大的工人阶级，基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而我们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是农村，是农民，这样才走向农村，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可以说，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不仅是农村包围城市，不同于俄国搞城市工人武装起义，而是不同于马克思设想的那个过程，不是先发展生产力，再改变生产关系，最后上层建筑或慢或快地改变，而是一上来就是政治革命、武装革命，先解决政治问题、政权问题、国家问题。正是因为这个逻辑，才有了延安的时候讲，看一个知识青年是革命，还是不革命，还是反革命，要看你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结合，这既是立场问题、感情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逻辑，不遵循这个革命逻辑，当然无法成为革命者。

所以，第一个30年的逻辑，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中国这个时期的特色就是在农村通过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反帝反封建，先解决政治的变革，推翻压迫者，驱逐侵略者，建立起人民政权，然后在人民政权领导下，再来发展经济生产，在物质和技术层面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

这个逻辑，既不是俄国那个城市道路的逻辑，也不是英国那个“自然的历史过程”的逻辑，它不是从本本里抄来的，而是从中国的具体实践中走出来的。如果教条地按照本本上规定的“逻辑”, 20世纪中国的历史就不是这个样子，亚洲和世界的今天也不会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