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建构论思潮兴起的社会背景

一 从现代到后现代社会的转型

进入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发达的工业社会步入新阶段，发生了重要的社会转型。新出现的社会或被称为“后工业社会”，或被称为“知识社会”、“信息社会”，或被人们笼统地称为“后现代社会”。

后现代理论家们却宣称：在当代高科技媒体（hightech media）社会中，新近出现的变化和转型过程正在产生一个新的后现代社会。新社会的倡导者们声称，后现代性时代构成了一个新奇的历史阶段和一种崭新的社会文化形式，需要用新的概念和理论去阐述。后现代性的理论家如博德里拉（Baudrillard）、利奥塔、哈维（Harvey）等声称，诸如计算机和媒体技术、新的知识形式以及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等，正在产生着一种后现代社会形式。

现代与后现代的区分，首先是从历史角度界定的。在西方，现代社会主要是指工业资本主义时代。但“现代”这一概念已有很久的历史。如尤尔根·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指出，“现代”一词来自拉丁文“moderus”，最早出现于15世纪后半叶，用来与过去相区别。但是明确地把现代与传统相区别，开始于19世纪中期。“现代”又与“古典”相对立，尽管这两者的区分也是相对的。

现代性被用来说明现代社会的基本文化特征，包括理性主义、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等。如安东尼·吉登斯指出，在最简单的形式中，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缩略语。它包括如下三个方面：“（1）对世界的一系列态度、关于实现世界向人类干预所造成的转变开放的想法；（2）复杂的经济制度，特别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一系列政治制度，包括民族国家和民主。基本上，由于这些特性，现代性同任何从前的社会秩序类型相比，其活力都大得多。这个社会——详细地讲是复杂的一系列制度——与任何从前的文化都不相同，它生活在未来而不是过去的历史之中。”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的所有这些制度方面在三种作用机制的影响下不断扩展。这三种作用机制就是时空分离、脱域（disembedding）和反思性。结果自然是出现了现代性的全球化。他说：“现代性正内在地经历着全球化——这在现代制度的大部分基本特征方面，特别是其脱域和反思性上是显而易见的。”他把现代性的全球化发展也称作高度（或晚期）现代性。

后现代社会是与现代社会相对而言的，它是指现代之后的一种新的社会历史阶段。因此，人们用后现代性来说明后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后现代主义文化被视为相关社会变迁的证据，并被称为后现代性。”这些特征主要表现为：否定性、不确定性、模糊性、怀疑性、批判性、反权威性、多元性等。

那么，后现代社会是怎样的一种社会？具有哪些值得关注的问题呢？这些当前学者们极为关注的事情，不同的理论家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如莱昂指出：“后现代性是个多层次的概念，提醒我们关注20世纪末在许多‘高级’社会中发生的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文化变迁。包括远程通讯和计算能力在内的科学技术突飞猛进；政治议题游移多变；社会运动——尤其是性别、绿色保护、少数民族和种族等方面的社会运动——蓬勃发展；所有这些议题都与后现代性难解难分。”

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73年发表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首先关注到即将到来的“后工业社会”，或被称“信息社会”、“服务型社会”的兴起。贝尔指出：“在今后30—50年间，我们将看到我称之为‘后工业社会’的出现。”他提出了对社会结构进行分析的所谓“中轴原理”（axial principle），认为在最近100年的西方文化中，中轴线始终是“现代主义”对抗传统及已有的制度。在工业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中，中轴制度是财产的私有制，而在后工业社会中，中轴制度是知识和技术居于中心地位。

贝尔提出，后工业社会也是一种知识社会。而关于知识社会的论述，美国著名管理学家彼德·德鲁克（Peter Drucker）的观点产生了更广泛的影响。他指出，人类社会每隔几百年就会发生巨变，而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的一个转变中。新出现的社会形态，按照德鲁克的观点，就是后资本主义社会或知识社会。“作为一个社会，发达国家也已经进入后资本主义。它正在迅速成为一个新的‘阶级’社会，并以一种新的中心资源作为其核心。”德鲁克提出，这个全新的社会在结构上根本不同于以前的任何一种社会形态。后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阶级是知识工作者和服务工作者，而不是资本家和无产者。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要素”既不是资本，也不是土地或劳动力，而是知识。

德鲁克认为，这种转变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尽管这一转变尚未最后完成，现在提“知识社会”还为时过早，因为现在社会只要知识经济，但他指出现在的西方社会一定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心——即它的结构，它的社会和经济动力、社会阶级和社会问题——与支配过去250年并界定种种使政党、社会团体、社会价值体系和个人与政治承诺得以具体化的问题的那些重心不同。他认为此社会既不是“反资本主义的”，也不会是“非资本主义的”，因为创造财富的中心活动既不把资本用于生产，也不用于劳动，而是用于知识的生产与应用。他说：“知识社会的主要社会团体将是‘知识工作者’，即像资本家知道任何把资本用于生产一样，他们是知道如何把知识用于生产的知识经理人员，知识专业人员，知识雇员。”

德鲁克同时提出，这一社会转变的主要动因是知识的含义和性质的根本改变。他说知识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性质和作用是不同的。如传统知识以综合性为特征，而现代知识是专门化的。尤其重要的是，德鲁克认为，现在知识已变成了一类及其重要的资源。知识不再是固定的，而是流动的、多变的。故他认为，知识对我们的含义是指有效行动的信息和集中于结果的信息。知识性质的变化及其作用程度的提高，预示着一个新的社会的到来。在这个新型的知识社会中，具备专门知识的社会成员——知识工作者——是社会的主体。这种社会在人们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以及社会结构等方面都根本不同于以往的社会。

事实上，当代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已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迁，对此人们有不同的概括和解释。其中，另一种有影响的观点是关于“消费社会”的研究。现代性理论家关注对现代工业社会结构与制度的研究，他们强调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重要性，但更多地关注的是生产而不是消费。然而，作为对现代性观点的反叛，一些后现代的理论家将新时期的社会称为一种消费社会。或者说，在后现代理论家看来，现代社会是一个生产劳动的社会，而后现代社会则是一个消费社会。著名的后现代理论家让·波德里亚（Baudrillard，又译鲍德里亚、布希亚）是这一观点的有力代表者。他关于当代社会的特征是消费社会和符号消费的研究，为后现代社会理论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产生了广泛影响。他把符号学视角跟新马克思主义观点相结合，分析了当代社会从商品生产到符号消费的重大转变，强调了符号的当代价值。由此，波德里亚宣告了生产时代的终结和现代性的终结，确立了其后现代性观点。他说： “这是劳动的终结、生产的终结、政治经济学的终结。”波德里亚指出，后现代社会是围绕仿真、形象和符号的运用组织起来的，它也是一个超真实（hyperreality）的世界。其中，形象、景观和符号的作用代替了生产和阶级冲突的逻辑成为当代社会的主要构成部分。“因此，波德里亚的仿真、内爆和超真实的范畴合并在一起，共同创造了一种新的后现代状况，这种状况需要全新的社会理论和政治模式来表达并回应当代的新鲜事物。”

这些深刻的社会文化变迁在改变社会结构的同时，也重塑了人们的思想观念。由此所带来的时代性问题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他们试图做出新的解释、提出新的观点。因此可以说，建构主义作为后现代主义密不可分的一部分，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二 全球化与多元化社会新发展

20世纪中叶之后，全球化趋势日益明显，这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这种趋势不但表现在经济领域，还表现在文化、社会生活方式等多个方面。对这种全球化的发展，学术界也提出了不同的解释或观点。例如，美国学者罗兰·罗伯森（Roland Robertson）指出：“作为一个概念，全球化既指世界的压缩（compression），又指认为世界是一个整体的意识的增强。”他认为，全球化是发生在“全球场”中的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加强的过程。

而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在分析全球化时，特别关注“时/空压缩”及其影响。他说：“‘时/空压缩’这一术语概括了目前正在进行的人类状况参数的多层面改变。对那时/空压缩的社会因果作一考察，人们显然就可以看到全球化过程缺乏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效应的一致性。”鲍曼指出，全球化既带来了人们联系和流动的增多，也带来了人们之间分化的加强。

吉登斯则从现代性的角度去说明全球化问题，他把全球化看作现代性发展的一种后果。他说：“全球化可以定义为：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关系的强化，这种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彼此相距遥远的地域连接起来，即此地所发生的事件可能是由许多英里以外的异地事件而引起，反之亦然。”吉登斯又指出：“总的来说，全球化是一个范围广阔的进程，它受到政治与经济两种影响的合力推动。全球化，特别是在发达国家中，在建立国际间新秩序和力量对比的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它并不仅仅作为当前政策的背景：从整体上讲，全球化正在使我们所生活的社会组织发生巨变。”

此外，罗宾·科恩（Robin Cohen）和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从社会转型角度对全球化做了论述。他们在《全球社会学》中指出：“全球化最好被理解为或多或少同时发生的一系列相互强化的社会转型。”这些转型涉及下列一些方面：时空概念的变化、文化互动的增长、面向所有世界居民的共同问题、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的增长、强大的跨国行动者和不断增长的组织网络、全球化中全方位的一体化等。

尽管学者们对全球化的解释不尽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深刻地改变了当今世界的面目，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与选择。与此同时，人类社会也遇到了许许多多前所未有的新问题，需要我们去探索解决。特别是从比较的角度去反思社会文化变迁问题，就会找到不同的答案。

例如，近年来更多的非西方学者开始对流行的西方霸权话语提出挑战，表现出鲜明的文化自觉与反思性。21世纪是全球化的世纪，同时也是走向社会文化多样性的世纪，也将是人类社会发展格局发生重大调整的世纪。现代社会文明虽发端于西方，但西方中心主义及其霸权话语受到了激烈批评。西方社会正迈向“历史的终结”，而各种新的不同文化或选择越来越受到重视。这种转变不但是文化的转向，更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改变。这种新的思维主要表现出如下三个特征。

第一，反思性。这种反思性是自我意识的提高与觉醒，是对传统思维的批判与超越。这不只是对非西方学者而言的，也是对西方学者而言的。非西方学者更多地表现为自我意识的觉醒，而西方学者更多地表现为自我批判意识的提高。例如，近期西方三位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吉登斯和拉什（Scott Lash）共同发表了一部著作，名为《自反性现代化》。该书提出“‘自反性现代化’指创造性地（自我）毁灭整整一个时代——工业社会时代——的可能性。”这意味着，西方学者也深刻认识到，新的不同的现代性是可能的。特别是由于现代社会已是“风险社会”（risk society），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扩大，社会行动的结果变得难以预料。因此，传统的理性设计方案变得越来越不现实。贝克得出：“在世界风险社会中，非西方社会与西方社会不仅共享相同的空间和时间——更重要的是——也共同分享第二现代性的基本挑战（在不同的地方和以不同的文化认识）……坚定地把非西方世界定位于第二现代性而不是定位于传统的范畴，将实现现代性的多元化，因为它为世界不同地区的现代性的多维（divergent trajectories）概念化打开了空间。”

第二，“他者”思维。经典的现代性理论家，站在西方社会文化的立场上，用单维的标准界定现代性，没有考虑到不同的标准与可能性。也就是说，他们缺少“他者”思维。这种单向思维还夸大了“现代”与“传统”的对立，主张现代化过程就是“去传统化”（detraditionalization）过程。然而，20世纪后期以来，许多非西方的有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或地区纷纷进入现代国家之列，充分表明了传统（性）不是现代化（性）的最大障碍。典型范例就是东亚儒家文化圈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及地区。成功的事例也改变了人们的传统思维，使人们开始关注“他者”。而且人们判断的标准也不再是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而是承认或肯定“另者”或“另择性”（alternative）。

第三，多元主义。传统的现代性观点是单边论的，主张普适主义，而多元现代性的新思维是多元主义的。这种多元主义主要表现为文化及社会价值观的多元主义。现代社会或现代性文化不是唯一的，而是多样性的。它们既有共性，也有差异性。

总之，近年来研究领域出现的后现代“文化转向”或“修辞转向”及其实践表明，当今社会的重大发展变迁已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观念与思维，也影响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向。人们开始尝试突破长期占主导的正统思维，重新认识各种社会事物与现象，并寻求新的理论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