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战国时代的思想与文化

战国时代是中国古代第一个思想解放、学术繁荣、文化发展的黄金时代，不同阶层、不同学派、不同利益集团纷纷登上历史舞台，代表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的思想家、政治家各逞其说，不同思想和不同观点相互碰撞、相互激荡，史称“百家争鸣”。

一 “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

从春秋后期开始的社会结构变化到战国时期更加剧烈，最突出的标志就是旧的等级制度崩溃，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士”登上了历史舞台。

春秋时期，周天子的“天下共主”的地位逐渐丧失，诸侯国之间的争霸战争频繁。进入战国时代以后，周王朝已经沦落为一个小国，以后又分裂为“西周”与“东周”两个小国，春秋时期打着“尊王攘夷”旗号进行的争霸战争也被战国时期争取统一天下的战争所替代。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国之间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人员的流动、商品的贸易、文化的交流更加密切，原来各国之间的界限渐渐模糊，人们可以在各国之间方便地往来，读书人的流动更是频繁，他们或者为了学习而远离故土，或者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而游说各国。春秋末期没落贵族孔子就曾带着弟子周游列国，宣传其政治主张，企图恢复西周时代的旧制度、旧秩序；虽出身于没落贵族但却代表手工业者和平民阶层利益的墨子也常常带着门徒到处宣传“兼爱”“非攻”，甚至从一个国家跑到另一个国家去帮助人家守城，抵御侵略。到了战国时代，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尤其是抱着不同目的、有着不同政治理想的读书人，他们奔走于列国之间，摇唇鼓舌，游说于诸侯之庭、卿相之门，读书人对社会的影响提高到了空前的地步，“学而优则仕”也在战国时代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对于各国国君和卿大夫来说，“士”也成了他们赢得战争、牟取权利、壮大势力的重要谋士和帮手，东汉王充说：“六国之时，贤才之臣，入楚楚重，出齐齐轻，为赵赵完，畔魏魏伤。”因此，从诸侯到卿相大夫，养士成风，战国时楚之春申君、齐之孟尝君、赵之平原君、魏之信陵君皆养士数千。学习文化、当读书人，成为战国时代一般人进入上流社会最重要的途径，“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人之于文学也，犹玉之于琢磨也。……子赣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学，服礼义，为天下列士。”韩非子曾经说过一个故事：“王登为中牟令，上言于襄主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学甚博，君何不举之？’主曰：‘子见之，我将为中大夫。' ……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因为中牟一天之内两个普通的“士”一下成了中大夫，田宅也有了，于是中牟一半的人都不再种地，卖掉房屋土地，跑去学文了。故事可能有点夸张，但也确实反映出战国社会思想文化活跃的基本情况。战国时代，“文士”已经成为一个极为活跃的社会阶层，“百家争鸣”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发生的。

“百家争鸣”肇始于战国初年齐国的稷下。战国初，田氏代齐，至田齐桓公午时（前374—前357年在位），为吸引人才，“立稷下之官（宫），设大夫之号，招致贤人而尊崇之”。“稷”指齐国国都临淄（今山东省淄博市）城门之一的稷门，学宫即设于此门附近，故称“稷下学宫”。稷下学宫前后存续了大约一百年，许多学者、思想家曾在此讲学授徒、相互论辩、著书立说，其人称“稷下先生”，其学则称“稷下之学”。稷下学宫鼎盛时期为齐威王、齐宣王之时（前356—前301年），西汉司马迁说：“于威、宣之际，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业而润色之，以学显于当世。”东汉应劭也说：“齐威、宣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到齐闵王时（齐宣王子，在位年代无考，据《史记·六国年表》，则为公元前323—前284年在位），因其“矜功不休，百姓不堪，诸侯谏，不从，各分散。慎到、捷子（即接子，《史记·田仲敬完世家》作‘接予’）亡去；田骈如薛，而孙卿适楚”，稷下学宫于是逐渐衰落，不过到齐襄王（齐闵王子，在位年代无考，若据《史记·六国年表》，则为公元前283—前265年在位）时，稷下学宫犹存，《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荀子“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后来为人所谗，荀子离开齐国到了楚国。随着荀子的离去，稷下学宫大概就此了结。

稷下学宫是一个学术自由讨论之所，“（齐）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且数百千人”。所谓“不治而议论”是指稷下先生虽皆位列大夫，但其职非官署，因此并不承担具体的军政事务，而是著书立说、阐述思想、发表议论，“自驺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骈、驺奭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稷下先生们还广收门徒，有齐人谓田骈曰：“今先生设为不宦，訾（资）养千钟，徒百人，不宦则然矣，而富过毕也”。“著书”与授徒是稷下先生们的主要工作。

稷下之学所涉及的领域是十分广阔的，有儒家之学，有黄老道家之学，有名家之学，有法家之学，有墨家之学，有阴阳家之学，等等。学者来自各国，如齐国人有淳于髡、田骈、邹衍、尹文、接予、邹奭、鲁仲连等，宋国人有宋鈃、兒说，赵国人有慎到、荀况，楚国人有环渊，等等。

“稷下学宫”是战国“百家争鸣”的中心，思想与学术空气极为活跃，对此后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儒家、道家思想在此得到了丰富与完善，尤其是对汉初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黄老道家之学就是在稷下最终成型的。阴阳家主要的代表人物都是稷下先生，至于作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思想主要来源的法家思想，更是经稷下领袖人物荀子的进一步阐发，并通过其学生韩非、李斯在秦国的实践而被推到了极致。法家思想一方面帮助秦王政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另一方面又直接导演了中国封建时代第一场，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文化浩劫——“焚书坑儒”。

除了齐国的稷下学宫外，其他国家的思想、文化同样非常活跃，思想开放、学术自由蔚成风气。早在稷下学宫建立之前，孔子就曾“修道鲁、卫之间，教化洙、泗之上”。“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燕国有“武阳学馆”，“（燕）昭王礼宾，广延方士，至如郭隗、乐毅之徒，邹衍、剧辛之俦，宦游历说之民，自远而届者多矣”。著名的“战国四君子”——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楚国的春申君，则更是广招宾客，各养士数千人，例如虞卿、邹衍、綦毋子、孔穿、桓团等皆为平原君门客，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提出著名哲学命题“白马非马”的公孙龙就是作为平原君的门客在与孔穿论辩时将这一命题进行完整阐发的。此外，战国末秦国吕不韦也养士三千，并召集门客，博采众家之说，著成《吕氏春秋》。

“百家争鸣”现象的出现绝不是偶然的，有其社会、历史的原因，是战国时期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状况的一种反映。“诸子十家，其可观者九家而已。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是以九家之术蜂出并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以此驰说，取合诸侯。其言虽殊，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也。仁之与义，敬之与和，相反而皆相成也。”“百家争鸣”虽然以若干中心地区的学术、思想、文化活动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实际上是整个战国时代一个非常突出的思想、学术与文化现象。当时虽然战争不断，但没有了“天下共主”的诸侯、大夫以及新兴地主阶级，或者为了统一，或者为了自保，都大力招徕人才，希望知识分子为他们出谋划策，制造舆论甚至直接为其合纵连横、争取国际合作打击主要敌人。在诸侯国内部，贵族卿大夫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也广招门客，网罗各种人才。这种社会环境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宽松、自由的天地，合则留，不合则去，知识分子可以在列国之间自由讲学、宣传各自不同的思想与主张，上可以议论军国大事，下可以探讨深奥玄妙的哲学问题。

应该看到，“百家争鸣”一方面虽然反映了战国时代思想空前解放、学术自由争鸣、文化繁荣的局面，但另一方面，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所倡导的专制集权思想，因为有商鞅变法的基础，并且符合秦国统一全国、确立专制集权统治的需要，被韩非、李斯发展到了极致，成为秦始皇专制主义的思想基础，当其与秦始皇统治的实际需要相结合后，于是就导致了“焚书坑儒”事件的发生，结果给中国文化带来了一场空前浩劫，也给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画上了句号。

二 “百花齐放”的战国图书

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在思想、学术、文化等方面留下了十分丰硕的成果，有些著作虽然已经亡佚，但其主要的内容通过当时人的转述、后世学者的追述和历代学者的研究，尚能知其厓略；还有一些则流传至今，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宝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汉书·艺文志》著录了先秦至西汉图书，有“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战国时期的作品，仅反映战国“百家争鸣”成果最为集中的“诸子略”，就著录了一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当然其中也包括部分受战国诸子思想影响的西汉作品）。可以说，战国时代是一个图书创作“百花齐放”的时代，是中国图书事业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如前所述，战国时期思想、学术与文化的繁荣，其主体是春秋后期才独立登上历史舞台的“士”阶层。他们有的来源于没落的旧贵族，有的则来源于新兴的地主阶级，虽然他们各自有其独立的思想，但他们也是不同利益群体的代表，代表着不同国家、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有着不同的政治理想、学术观点和经济要求，为了阐明自己的思想与观点，他们除了四处游说宣传外，还写下了大量文章、著作并广为传播，由此带来了一个图书创作的高峰，如流传至今的《商君书》《荀子》《韩非子》等皆是。史载韩非子作《孤愤》《五蠹》，远在秦国的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读后叹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即使是主张“绝圣弃智”和“清静无为”的老子和庄子，也有作品行世。他如“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战国诸子百家，多数都有著作，有的出于自撰，如《邹子》《孟子》《孙卿子》（即《荀子》）《老子》（尚有争议）《庄子》《韩非子》等皆是；有的则是由门人汇集其言论成书，如《论语》《墨子》等皆是。战国时期各诸侯国之间战争频繁，为了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或避免多方受敌，外交活动空前活跃，食君之禄的游士们四处奔走游说，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合纵连横”，其游说之辞多逞口舌之利，极富辩才，于是便广为传播，西汉末由刘向汇编成书的《战国策》即其代表。

战国诸子百家除依政治与学术观点而分为不同的学派外，即使是同一学派，也多因理解认识不同，而有不同的分支，故《汉书·艺文志》云：

昔仲尼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故《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横，真伪分争，诸子之言纷然淆乱。

同为显学的儒、墨两家，在孔子、墨子之后，也四分五裂。

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邓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谓真孔、墨……

后世正统儒家所自出的孟子与荀子，皆为孔子之后的儒学宗师，但立场与思想差异很大：孟子出身孔门而倡民本，荀子虽出儒家但兼采法家道家之学而倡“隆礼重法”；孟子言性善，荀子言性恶；孟子倡重义轻利，荀子主义利并重；孟子法先王，荀子法后王。类似的思想与学术的演绎分化，使得战国时代的思想与学术丰富多彩，也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图书。

春秋战国时代，天下“大乱”，原来一些深藏于王室和各诸侯国的档案渐渐流散民间，成为人们习见的图书，流传至今的《春秋》即是，据说墨子曾经见过“百国《春秋》”。主要以档案为素材写成的历史巨著《左传》和《国语》也诞生在这个时期。战国以后，因为思想解放，异说蜂起，传闻异辞常常能够标新立异，因此私人著史之风甚盛，西晋初年汲郡出土的《竹书纪年》应该就是战国时人根据一部分官方史书，再加上自己对上古历史的认识而编纂的私家著作。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编年记》也属于这类著作。

还有一些文献，可能是战国时的政治家、思想家出于自己的政治理想，企图通过“托古”来达到“改制”的目的，于是将自行设计与编纂的“理想制度”，托名古代圣贤，像今本《周礼》，大概就是反映战国时期某一派别政治家治国理念而托名周公的图书，近几十年来出土的古代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著作，如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守法守令十三篇》，大概就属于这类。

春秋以前，主要的文学作品是《诗经》之类的诗歌，至于还有无其他文学形式，因为目前所掌握的文献不足，还不能清楚地说明。到了战国时，文学作品的形式更加多样。在《汉书·艺文志》中，已经可以见到不少《诗经》以外的文学作品，最有名的当属《楚辞》。

《楚辞》本义，指战国时楚国大臣屈平所作的诗歌，因其中一些诗篇风格与《诗经》有所不同，遂成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并被后人采用。

《楚辞》者，屈原之所作也。自周室衰乱，诗人寝息，谄佞之道兴，讽刺之辞废。楚有贤臣屈原，被谗放逐，乃著《离骚》八篇，言己离别愁思，申杼其心，自明无罪，因以讽谏，冀君觉悟，卒不省察，遂赴汨罗死焉。弟子宋玉，痛惜其师，伤而和之。其后，贾谊、东方朔、刘向、扬雄，嘉其文彩，拟之而作。盖以原楚人也，谓之“楚辞”。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屈原的《离骚》是一篇充满了爱国主义情怀的作品，而《天问》则充满了浪漫主义的色彩。《隋书·经籍志》评价《楚辞》说：“其气质高丽，雅致清远，后之文人，咸不能逮。”

战国时期，还有一些文学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如《荀子·成相篇》，堪称后世说唱文学之祖。其他如《荀子·赋篇》，则包括《礼》《知》《云》《蚕》《箴（针）》五节，既有对“礼”“知”这类抽象概念的阐发，也有对“云”“蚕”“针”这类具体事物的描写，以四言为主，杂以五言、七言，多用排比句，后人谓其为汉赋之祖。西晋初年今河南汲县一个战国时魏国的古冢曾出土了大批战国时期的竹简，史称“汲冢竹书”。在汲冢竹书中，有《穆天子传》五篇、《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篇，这属于小说一类；有《琐语》十一篇，这属于杂记一类；有《图诗》一篇，这是“画赞之属”。此外，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影响极大的《山海经》，学术界一般也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它既有地理学的成分，也有神话和志怪小说的成分，还有一些内容则是出于自古以来人们口耳相传的故事、传说，前面提到的与甲骨文《四方风》可以相印证的文字，就属于这类。

关于战国时期的图书收藏情况，战国时各诸侯国几乎都设有文献收藏的机构，通名之柱下、兰台，主要收藏政府文档及法律文书。前人研究中国图书馆史，或以为柱下或兰台即是战国秦汉的中央图书馆。关于柱下、兰台的性质，需要从其收藏、管理、利用文献的情况来具体分析。《史记》载：

（张苍）好书律历，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

“方书”，刘宋裴骃《史记集解》引如淳曰：“方，版也，谓书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史，苍为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书。”唐司马贞《史记索隐》亦云：“周秦皆有柱下史，谓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子为周柱下史。今苍在秦代亦居斯职。方书者，如淳以为方板，谓小事书之于方也，或曰主四方文书也。姚氏以为下云‘明习天下图书计籍，主郡上计’，则方为四方文书是也。”根据这些描述，柱下、兰台与其说是图书馆，不如说是档案馆。真正收藏一般图书的应该是各国的“博士”，如秦国的博士官，藏有《诗》《书》及诸子百家之书，秦始皇焚书时，他们所藏的《诗》《书》及“百家语”皆不在焚毁之列。

在民间，也有不少藏书。《墨子·贵义篇》说，墨子“南游使卫，关中（即扃中）载书甚多”；《庄子·天下篇》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战国策》记载了一则关于苏秦早年的故事，说苏秦游说秦王失败，背着书回到家中，受到妻、嫂的轻视，“乃夜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于是发愤苦读，终至成功。到秦始皇焚书时，民间收藏《诗》《书》的情况非常普遍，司马迁说秦始皇焚书但后来《诗》《书》又复现，其原因就是“多藏人家”。《韩非子·五蠹》提到由于民间藏书有碍政府法令的贯彻实施：“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鞅）、管（仲）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从，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武）、吴（起）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韩非此话本意虽然是主张焚毁民间藏书，但由此可见战国时民间藏书之普遍、所藏图书内容之丰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战国时图书事业繁荣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