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理论研究
关于史前认识研究的几个问题
李景源
【内容提要】人类认识的本质和规律有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现代科学认识与史前认识具有渊源关系。认识论的研究应当从认识的最初起源开始，而这方面显得比较薄弱恐怕与研究者对于思维科学史上的经验教训缺乏明辨有关。首先，探讨认识的发生要顾及前语言的认识形式。前语言认识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先于言语的认识，人类言语认识是在前语言认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次，要弄清原始思维的逻辑特质及其与形式逻辑的关系。原始思维主要表现为表象思维或形象思维，抽象化和概念化的能力比较弱，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与形式逻辑相背离。最后，人类如何从低级思维发展到高级思维。人类认识和思维的演化经过了两次飞跃：由意会认识向言传知识的过渡以及由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的过渡。在这一过程中，表象是意会到言传的思维基础；隐喻和象征是具体思维进入抽象思维的形式和手段。
【关键词】史前认识 前语言 原始思维 表象 隐喻
恩格斯曾经说过，思维科学是历史的科学，它只能站立在对思维史的了解的基础上。同理，认识本质和规律也有其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现代科学认识同史前认识具有渊源关系。认识论的研究应当从认识的最初起源开始。近年来，对原始思维的研究成为热门题目，报刊上时有这方面的文章出现，这是认识论研究深入发展的可喜现象。但是，纵观国内就此课题研究的现状，许多文章从立论到结论与传统研究差别不大，读后往往使人有山重水复之感。我个人猜想，这恐怕与研究者对于思维科学史上的经验教训缺乏明辨有关。
一门科学的进步与研究方法的变革密切相连。就原始思维的研究而言，所依据的事实和材料大多是思维学史上所提供的。前人曾就这些材料提出过种种严密而综合的解释，这种解释无论正确与否，都将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明显的（也许是不自觉的）影响，特别是其研究角度对人们的束缚尤大。因此，对同一课题的突破，就更依赖于观念的更新。研究方法是科学研究的生命。美国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认为，一部科学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方法史，每种方法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决定一个人对课题的研究角度、内容和篇章结构。这个问题意义重大又极为复杂，非本人力所能及，本文仅就研究中所反映出来的一些具体问题，谈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一 探讨认识的发生要顾及前语言的认识形式
在思维科学史上，对原始思维的研究始终会遇到几个困扰人的问题。问题之一是，人类的认识是否仅限于言语认识一种形式。尽管对这个问题，没有人持明确的答复，但研究的历史表明，人们的注意力始终集中于言语认识一种形式上。这样，就把前语言认识形式的起源问题从研究的视野中勾销了。殊不知，前语言认识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先于言语的认识，而且在现代人的认识中仍起着重要的作用。如果说，人类言语认识是在前语言认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那么，撇开前语言认识形式的发生与发展，显然就无法揭示言语认识起源的机制。
关于认识、思维和语言是否同步发生的问题，国内外不同学科的专家历来争论颇大，这是事实。就国内而言，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如果不拘泥于个别经典作家的某些观点，采取科学论证的方法进行争论，显然也是有益的。我个人认为，认识和思维过程必须有某种载体或工具，对于这一点争论双方并没有分歧。分歧在于，认识和思维的最初载体是否一定是语言。从方法论上说，主张思维和语言同步发生的人往往对语言做了广义的理解，即把任何一种用A来代表B的符号系统都看作语言。例如，美籍语言学教授王士元先生就认为：“事实上语言系统是可以用种种不同的符号来表示的，语言只是其中的一种符号，手势是另外一种符号。……以前，我们认为语言离不开语音，所以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别的动物都不可能有语言。现在只能说，别的动物不可能有语音，但还是可以有很简单的语言。”我们认为，把语言和手势都看作符号，这是可以的。这是因为，语言除了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外，还具有其他符号所共有的特点。但是把手势符号等同于语言显然是不妥当的。我们不能把任何一种符号（如作为交通规则符号的红绿灯、海上联络的旗语、乐谱中的音阶符号等）都等同于自然语言。严格地讲，人类的语言只能指语音符号系统。通常所谓手势语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只能把它们比喻性地称作语言，正如图画文字不是真正的文字一样。文字是语音的符号，只有当某种视觉符号指示语音符号时它才转变为文字。图画文字是以整个画面来反映一个复杂的事件，这种表示法没有与词相对应的语音。因此，图画文字和语言仍然是两套独立的代表概念的符号系统。尽管任何一种符号都能以某种形式来代表一定的意义，但是如果我们把它们统统称作语言的话，那就会混淆它们与语言的本质区别。实际上，人们的认识和交际总是包含语言和非语言这两种工具。在人类认识的起源阶段，起符号作用的东西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手势、体态、面部表情可以用来表意和传递信息，而且各种物件、器物装饰、绘画雕刻、音乐舞蹈等属于原始艺术范畴的东西，在当时同样是表达意识和思维的手段。如果我们把语言的范围扩展到所有符号和信号系统，那么就会得出动物也有语言思维的结论。人类选择语音作为思维的主要工具并不是偶然的，在一切符号中，语言是思维最理想、最有效的符号。在语言符号产生的前后阶段，可以明显地感到思维发展的质的差异。
如果我们承认语言与一般符号的区别，承认动物虽然没有语言思维但有信号性和简单符号性思维，那么，人类语言思维的起源就不是神秘莫测的了。比较心理学认为，人类的语言是从非人动物的较简单的交往系统进化而来的，人的言语能力是在动物交往能力的基础上，经过长期的生物演化和文化选择逐步发生的。从本质上说，一个物种能否发展出语言，与它适应环境的方式有关。这种适应方式制约着它对口语行为、对非口语行为的相对条件化的能力，如果它对非口语行为的反应比对口语行为的反应更为有效，那就多半不大可能发展出语言。近年来，动物行为学家根据对单一问题学习中出现的物种差异现象，提出了一个新概念——“感觉优势”概念，即一定物种在解决学习问题时，对某一种信号比对其他信号予以更多的注意。由于不同物种的感觉优势不同，有的动物学习空间辨别任务快（如大鼠），有的解决听觉问题快（如海豚），有的解决视觉问题快（如灵长目）。解剖学证明，甚至猫的大脑皮层中的听觉部位都要比恒河猴的听觉部位精细得多。在听觉学习作业中，灵长类的成绩远逊色于海豚，这并不是因为海豚比灵长类聪明，而只是表明在使用听觉信号的任务中海豚优于灵长类。近年来对野外类人猿的实地考察，也证明了类人猿的感觉优势在于视觉。至于国外心理学界对类人猿学习“语言”的各项实验，则更进一步证明了类人猿的视觉优势对学习手势语的作用远胜于听觉的作用。尽管利用声音信号来传递某种信息的能力在灵长类身上达到了一定的水平，但从语音学的角度看，这类声音至多属于人类有声语言的超音段成分，即语调、声调、重音等成分。从超音段成分到音段成分，中间要有一个质的飞跃。从上面的论述中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起源阶段的类人祖先其感觉优势主要在视觉方面，但有声语言的产生却有赖于听觉优势的形成。由视觉优势到视觉、听觉的双重优势，并不是较短时间内完成的。听觉优势的建立不仅需要声音信号的日益丰富和复杂化，而且有赖于脑的完善和发音器官的根本改造才能逐步实现。正是在上述条件的基础上，形成了人对口语反应的初始能力，并使口语行为调节非口语行为的能力逐步占优势，从而使人类进入了以语言为手段来认识世界、进行思维的新阶段。根据多种资料推测，这已是旧石器时代晚期的事情了。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获得的某种能力是不会丧失的。在历史上先于语言的认知能力，在现代人身上作为与言语思维并存的能力发挥作用。关于非语言认识和语言认识两种形式的存在，各门科学和许多学者都有明确的论述。英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波兰尼曾提出“意会知识”的概念，他认为人类的知识有两种，通常用语言、文字表达的知识是言传的知识，言传的知识仅仅是知识的一种形式；另一种是非系统阐述的知识，即同人们的观察和活动有密切联系的意会知识。波兰尼认为，意会知识比言传知识更根本，没有意会知识，人们既不能产生又无法领悟言传知识。吉尔在解释意会知识这个概念时指出，意会知识不仅在逻辑上先于言传知识，知识的方向总是由意会到言传，而且意会知识是言传知识的背景和框架。他指出：“人们借助知觉与具体领会之间的促互作用，获得意会知识。这种意会知识又提供了一种框架或前后关系和一种模型，正是在这种框架或前后关系之中，以这种模型发生言传认识。有条理有分析的思维，毕竟只能在更加广阔的前后关系或更加具有意义的背景中产生。”换言之，人首先是通过意会能力形成一种整体的意义结构，以这种意义结构作为基础和框架，进而形成言传认知的方式。这就是由意会认识到言传认识形成的模型。如所周知，皮亚杰是把儿童的“感知-运动图式”作为思维的原初结构的，日后的逻辑思维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皮亚杰认为，感知运动智力是前语言的智力阶段，“智力实际上在语言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这就是说，在运用语言符号（即内在化了的语言）的内心思维之前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智力是以玩弄客体为基础的一种完全实践性的智力；它是运用那种组成‘动作图式’的感知与动作的，而不是运用字句和概念的”。很显然，皮亚杰在这里所说的实践性智力或动作图式与波兰尼的身体感知的全局性知识是意义相近的。
与上述看法一致，逻辑学家则从逻辑的角度论证了意会知识的存在。日本逻辑学家泽田允茂把思维区分为两种形式。逻辑思维是一种使用语言、数字或其他抽象符号而获得知识的活动，与逻辑思维相对应的是自然性思维。自然性思维就是在不使用语言和数字符号的情况下，从一种知觉直接地导出另一种知识的活动。自然思维遵循的法则是自然形成的、“为人类的希望和思维所不能控制的整个身体机制中进行的”。由于它“是在直观的、本能的、或无意识之中进行计算、判断和推理的”，因而它是人的基本的、简单的思维活动，支配自然性思维的规律主要地是“事实的规律”，而不是带有强制或规范性质的逻辑法则。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认为，在科学实践中有两种推理，即纯粹数学的推理和可以叫作“实质性”的推理。实质性推理又称作“常识的推理”或“动物性推理”。他指出：“我们说的‘动物性推理’是指一个现象A引起一个信念B，而中间并不经过任何意义上的媒介。”他在另一处又说：“科学从而且必须从只是近似正确的初步概括出发，其中许多在用文字把它们表示出来之前是作为动物性推理而存在的。”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常识性推理或动物性推理是先于语言而存在的，它们构成了言语逻辑思维的基础。正如罗素本人所认为的，言语逻辑思维不过是“动物性推理过程理智化而产生的”。
综上所述，先于语言而发生的意会认识虽然是波兰尼明确提出并加以论证的，但国外的许多著名学者也曾从不同的侧面触及这个问题。乔姆斯基关于语言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概念、皮亚杰的“感知-运动图式”或实践性智力概念、泽田允茂的自然性思维、罗素的常识的推理或动物性推理概念，都从不同角度共同提出了理智先于语言的问题。如果意会认识在逻辑和历史上都先于言传认识，那么探讨人类认识的发生至少可以分两步走：其一是研究人的意会能力是如何从动物祖先那里发展起来的，其二是探讨意会认识向言传认识过渡的机制。这后一个问题就是语言发生的问题。
有人否认前语言认识存在的理由是认识必须借助于符号，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是这种最初的符号是什么。从符号种类上看，不仅可以有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而且还有社会性符号和个体符号的区别。众所周知，皮亚杰就把儿童认知符号系统划分为两类，即个人符号和社会符号。他认为，幼儿在没有较高的社会化之前，除了语言之外，他还需要另外一些比较属于个人的和比较具有“机动作用”的记号系统。这些记号系统就是延迟模仿、象征性游戏、初期的绘画、心理表象和表象记忆等等。这些记号系统同语言是彼此独立、各不相干的，但它们同语言一样，对幼儿的认知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据此，我们认为，在人类认识的起源阶段，记忆和传递思维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语言本身是音和义的特殊统一，因而它既是交际的工具，也是思维的工具。但在前语言阶段，思维的符号和交际的符号尚未统一起来，表象作为个体符号主要是思维的符号，而表示人的动作和事物形象的手势以及作为超音段成分的声音则主要是交际的工具。作为语义三角的形（事物）、音、义的统一过程，就是由意会认识向言传认识过渡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不是手势和声音，而是作为个体符号的表象。关于这一点，我们将在后面稍加论述。
二 关于原始思维逻辑的特质及其与形式逻辑的关系
在思维学史上，除了考虑思维与语言的关系以外，尚存在另一难题，即原始思维的逻辑到底是什么，怎么评价这种逻辑以及它与形式逻辑的关系如何。
大体上说，对原始思维逻辑的评价历来存在两种观点，以泰勒和弗雷泽为代表强调人类思维逻辑的共同性；列维·布留尔则强调原始思维与文明人思维的本质区别。列维·斯特劳斯尽管不同意上述观点，但他也认为，在人类的理性中存在某种先天的、固定不变的模式或结构，人们总是无意识地遵循着这种带普遍性的逻辑结构。就此而论，他倒是同泰勒和弗雷泽等人有共同之处。
上面论及的几种观点，在原始思维的研究史上是颇有代表性的。从形式上看，强调原始思维与文明思维的相同点和区别点，都有其存在的理由。泰勒等人的逻辑共同性是基于人的心理事实，而布留尔则强调社会事实与心理现象的异质性。他们的对立是研究视角和方法的对立，他们的错误在于把某一方法绝对化了。泰勒等人把逻辑结构看作超越时代和历史的永恒不变的东西，这种错误认识并不能完全否定对思维进行心理学分析的必要性。皮亚杰就认为，任何认识论，即使它把主体因素降到最低限度，也仍然要求助于心理学的解释。列维·布留尔固然看到了心理学方法的局限性，转而采用社会学方法来考察原始思维，但他同样把这一方法推向了极端。实际上，个人和社会、集体的关系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有机统一的。
对原始思维的两种对立评价不仅有其方法论上的原因，而且还有其实际的根由，即原始思维本身就具有二元互补的结构。在原始人看来，整个世界一部分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可见的、世俗的领域，另一部分是在经验范围以外的（不可见的）、神秘的领域。这一点决定了原始人的思维是多重意识的思维，他们总是在两个层次上同时对环境做出反应。所以，许多研究者都只能从两个方面来研究原始思维，一是联系生产活动来研究，二是联系巫术、神话来研究。众多的研究者普遍认为，原始思维的特征是理性方面和非理性方面并存、思维的逻辑方式和巫术方式并存、思维的神话水平和经验水平并存。上述概括显然是比较符合原始思维的发展状况的。
但是，仅仅指出原始思维的内在矛盾性，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释清原始思维的逻辑属性的难题。因为，尽管原始思维在世俗领域和神圣领域表现出尖锐的矛盾，但这两种思维原则毕竟是在同一个认识主体中被运用的，因而它们必然具有某种统一性。换言之，思维对象的区别（世俗的或神圣的）尚不足以取消人类头脑在工作中惯常采用的方法和原则。探讨原始思维的逻辑，就是要找出贯穿经验思维和神话思维之中的共同原则，以及该原则何以又表现为两种对立的形态。要完成这一任务，首要的一点是要把“逻辑”的含义加以扩大。
在思维学史上，无论是泰勒还是布留尔，对原始思维的评价都是以形式逻辑为唯一参照系，目前国内对原始思维的研究也是沿用这一标准。问题是，这种参照系对原始思维而言是属外的，而不是属内的。我认为，研究原始思维，重点应该放在它自身的逻辑特点，而不是它与形式思维的关系。如果把逻辑概念等同于形式逻辑（实际上，“逻辑”的外延要大于形式逻辑，但在原始思维研究中往往把形式逻辑看作唯一的逻辑形态），在回答“原始思维有无逻辑”这一问题时，只能得出没有逻辑或前逻辑的结论。这显然不符合事实。布留尔就因此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他一方面否认原始思维是前逻辑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在不依赖于集体表象的范围内，原始人所做的推理恰如我们所做的推理一样。这表明，在一定范围，原始人并不缺少形式逻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出问题的当然是我们自己的观念，而不可能是原始人。
按照传统的观点，形式逻辑主要是同抽象概念的思维相联系的。但是，史前思维却主要是表象思维或形象思维。从思维类型的差异上就可以判明它们所固有的逻辑是不同的。换言之，在表象思维阶段虽然尚缺乏概念思维的逻辑，并不表明它没有自身的逻辑。这是一。严格说来，形式逻辑是语言和文字历史发展的产物，形式逻辑研究的直接对象并不是思维，而是语言。许多逻辑学家都认为，形式逻辑所研究的是一种语言规则，是文法的一部分。形式逻辑与语言学的区别在于，它是作为命题真假的语言规则。这就难怪以思维规律为对象的形式逻辑却仅限于研究有语言的思维或作为思维产物的知识结构，对于非语言的思维以及实际发生着的思维却从不问津。原始思维既然横跨非语言思维和语言思维两种形式，单用形式逻辑来套它。显然是不妥的。这是二。基于以上两点，研究原始思维固然可以从前逻辑到形式逻辑这条线索入手，但是还应该有另一条路可走，即把原始思维的逻辑看作某种与形式逻辑不同的东西，从原始思维到现代思维是从一种逻辑到另一种逻辑的过程。这样一来，“逻辑”的概念就要扩大。实际上，在科学哲学讨论中，关于发现的逻辑与证明的逻辑争论的出路，也表现为“逻辑”和“理性”概念扩大这样两种途径。
如上所述，原始思维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矛盾综合体，当我们谈及它的某一特征时（例如它的不符合形式逻辑的方面），总能找到它们的相反的一面。这一事实提醒我们要解开这个矛盾的秘密，必须找到产生这一矛盾的基础和本根。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往的研究成果出发来逐步加以剖析。
按照维科的观点，处于童年人类的思维是一种诗性思维，它的表现形式就是隐喻、象征和神话。很显然，它是不同于后来的哲学思维和理智思维的。维科曾这样表述原始思维和现代思维的区别：“诗人们可以说就是人类的感官，而哲学家们就是人类的理智。”维科通过二十年的研究，解释了诗性思维的两个基本特征，这两个特征是：第一，“每逢堕在无知的场合，人就把自己当作权衡一切事物的标准”；第二，“人对辽远的未知的事物，都根据已熟悉的近在手边的事物去进行判断”。这两条原理为我们理解原始思维提供了钥匙。其实，所谓诗性的逻辑就是拟人化的逻辑，就是把感觉和情欲赋予本无感觉的事物。实在说，各种巫术观念、图腾崇拜和万物有灵观念，都是这种诗性逻辑的最初产物。
其实，这种诗性逻辑或拟人化逻辑也就是卡西尔所说的情感的逻辑。他认为，神话是以一种不同于经验方式感知世界的特殊产物，这种独特的感知方式就是情感方式，它使原始人对各种事物做出独特的解释和判断。他认为贯穿神话的逻辑是情感的而不是推理的：“神话和原始宗教决不是完全无条理性的，它们并不是没有道理或没有原因的。但是它们的条理性更多地依赖于情感的同一性而不是依赖于逻辑的法则。”
一年四季的周而复始，农作物的秋收、冬藏以及来年春季的发芽和生长，这本来是自然界的客观逻辑，但在史前人类的眼中，却变成了自然界本身的“死亡”和“复活”。世界各地的植物之神和丰饶之神，无一不是死而复生之神。无论是古埃及的奥西里斯、古希腊的安东尼斯，还是巴比伦的坦姆兹、腓尼基的阿蒂斯，均具有死而复生的特性。各古代民族正是通过这些死而复生之神的神话来解释自然界的四季变化和植物的枯荣。流传颇广的苏美尔神话《杜姆兹和印安娜》即是一例。这个故事说丰饶之神杜姆兹和储备女神印安娜在秋季相爱结婚，后因杜姆兹被冥间神夺去生命，结果大地草木凋枯、生机全无。由于印安娜下地府与冥神达成默契，每年定期让杜姆兹复返阳界，届时大地回春、万象更新。这则神话惟妙惟肖地描绘了植物春荣秋凋的原因和起源，整个故事情节曲折生动而又首尾一贯，然而从科学角度看却是不经之说。很显然，这则神话是用情感的或拟人化的逻辑曲折地表现了自然界寒暑交替的客观逻辑。人们常说任何神话都有其尘世的基础，但这种基础通过人的心灵的折射却变成了远离尘世的东西。很显然，原始人和现代人对尘世经验的不同理解和意识化，正是基于心灵结构的不同，即心理逻辑的不同。
要揭示原始人的心理逻辑的特殊性，首要的环节是把握人类思维所共同遵守的相似原则。人类思维中的相似原则根源于自然界事物间的普遍相似特性，事物之间的这种同态、对应和同构关系是自然界存在普遍相互作用的产物，在这种相互作用中，事物之间在物质、能量、信息方面的相互传递及其特性的相互反映和复制，就在各种事物之间造成了结构、属性等方面的普遍相似现象。存在于自然界中的各层次和层次间的普遍相似性，形成了所谓宇宙全息性。人及其大脑作为自然进化的产物，相对于大宇宙而言是小宇宙，是外部世界复杂的组织结构的反映。也就是说，自然相似律必然存在于人的心理物质组织中，并从根本上制约着人的认知方式。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所谓思维的相似原则，是指人在思维时把以往的经验作为识别事物的“相似块”，认识过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输入信息与原有信息（即相似块）相匹配的过程。要把握相似问题，有一点要特别地指出来，即自然相似律和人的思维中的相似工作原理并不是等同的。一方面，自然界普遍存在相似关系并不表明所有事物的相似度和隶属度都是相同的，思维的相似猜想与事物本质的符合程度同事物之间的相似度的高低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客观事物的存在形式和属性是多方面的，因而事物之间的相似度的大小总是同主体选取的观察角度相关。人们思考问题的着眼点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似程度也不同。从客观方面看，同类事物的相似显然不同于异类事物的相似，因而在思维方面，研究异类相似现象的类比思维逻辑也不同于演绎和归纳逻辑，因为后者是研究同类相似现象的一对互逆方法。
原始人的二元对立思维（科学的和宗教的）曾使众多研究者发生困惑和不解，他们至多仅限于指出这两种现象的并存，却为找不到合理的解释而苦恼。为此，我们根据思维的相似原理提出如下假设：所谓原始人的经验思维具有文明人思维相同的逻辑，是指原始思维在处理类内关系（经验范围内的关系）时遵循着形式逻辑。尽管这种逻辑尚处于较原始的状态，尚没有纯形式的操作。所谓巫术和神话等形态表现出来的“集体表象”的思维逻辑，则是原始思维处理类间关系的逻辑表现。这种逻辑明显地不同于形式逻辑。遵循相似逻辑的表象思维在处理类内和类间关系上，其表现大为不同。因为在处理类内关系上，相似逻辑就相应转化为演绎的和归纳的逻辑，而在处理经验范围以外的关系时，它却碰到了不可克服的困难，因而导致思维所谓神秘性和不可理解性。这一点当然同原始思维的局限性有关。
众所周知，原始思维是表象思维，表象思维对事物分类的基本原则是感性直观原则和实用性原则，这一点决定了原始思维还不能进行真正的类的运算。严格意义上的类的运算总是同类概念的形成一同出现的，而思维的表象水平尚不能对事物做出科学的类的划分。正是表象思维的这一状况决定了它的特有结构。
当原始先民把世界划分为世俗的（能经验地加以把握）和神秘的（不可见的和非经验的）两个部分时，思维的经验模式对神秘世界的认识出现了空缺，但是为了实际生存的需要，原始先民又必须对它做出解释。这样就出现了以有限的模式去解释无限的东西的矛盾。在经验思维极为贫乏、有限的情况下，他要把这个世界统一起来，唯一的着眼点和参照系就是他自身。这就是原始思维中较早出现的拟人观倾向。从“自我”出发，原始人得到的第一个相似度极大的宇宙论模型，就是许多研究者共同指出的“生命的一体化”意识。正如维科所说，文明人通过理解一切事物来变成一切事物，而原始人却因不了解一切事物而变成一切事物。所谓生命的互渗感或一体化，实际上也就是人物不分、人兽不分、主客不分。在原始人看来，自然界的事物同人一样是有感情和情欲、具有喜怒善恶的生命实体，因而需要用种种宗教手段与它们沟通思想、联络感情。因此，所谓主客不分就是指原始人在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上，其相似度达到最大，这种相似度极大的主客体观正是无意识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产物。这种主客体完全类同的意识作为一个总原则支配着原始人生活的各个方面。巫术观念和图腾观念都是这个原则的表现。从传统逻辑观点看来，原始思维所包含的巫术性和神话性内容是违反客观因果性的，但它却是相似思维逻辑的最初产物，因而这种思维的神秘性也是可以理解的。
三 由低级思维向高级思维过渡的机制问题
从大的方面看，人类认识和思维的演化经过了两次飞跃：由意会认识向言传知识的过渡以及由具体形象思维向抽象思维的过渡。促成这两次飞跃的社会基础是人类生存实践的发展。但是，人类认识和思维的发展除了社会条件之外，尚有其内部的转换因素及其机制，只有把握了这后一方面，对人类认识演进的逻辑机制才算有了较全面的了解。
1．表象——由意会到言传的思维基础
探讨由意会到言传的中介环节，一般是从符号问题入手，考察人的语言是怎样从动物性的交际活动中发展起来的。帕默尔说：“符号好比是梯级，思维沿着梯子从具体的印象一级级地上升到最抽象的概念，去和象在数学中出现的那种纯概念打交道，符号把我们辛辛苦苦得来的思维内容固定下来，并且为向更高处攀登提供了稳固的立足点。因此，思维的进步取决于符号系统的效能。这句话可以说是具有普遍的意义。”语言作为最重要的符号系统对思维的影响必然是十分巨大的。萨丕尔和沃尔夫甚至认为是语言决定了人们认识世界的方式。但是从发生学角度看，某种声音信号转变为语言的机制是声音和意义的结合。所以，有的学者认为，人类的天性不在于口头言语（声音），而在于构造不同的声音符号与不同的概念相符合的系统。这种把声音和意义统一的能力正是人的思维功能。如果说，文明人的思维逻辑（形式逻辑）是语言和文字长期发展的产物；那么，语言和文字的形成却首先依赖于思维特别是依赖于表象思维的发展。
众所周知，就其与语言的关系来看，思维的类型可以划分为两类：非语言思维和语言思维。非语言思维就是指非语言的表象思维，而语言思维则包括有语言的表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两种形式。在抽象思维产生以前，表象思维经历了非语言的表象思维和有语言的表象思维两个发展阶段。由此可见，表象是由意会到言传的思维基础。
美国的心理学家奥格登和李查兹曾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语义三角理论。他们认为，语义可以解释成声音（语音词）、意义和客观事物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声音和意义结合在一起是事物的名称和代表者。由于语音符号同事物之间并没有必然的联系，正是意义把语音符号同外部事物联系起来，所以，在语义三角中意义是关键。所谓意义是指用声音固定下来的人们对客观事物的理解和认识。原始思维是以表象和形象为元素的思维，因而原始思维意义单元是表象和形象。语言学的资料证明，原始语言的一个最触目的特征是它特别注意表现那些为现代语言所省略的具体细节，具体词汇的丰富性和抽象词汇的贫乏性形成鲜明的对照。语言的历史是思维的“自传”，原始语言的具体性正是原始思维具体性的表现，这一点正是由语音词的形象意义所造成的，表象是原始人用语音词指称客观事物的支撑点。
众所周知，人们的日常经验思维和内部言语的思维一般是以形象为基础的思维。表象作为语词的形象意义的功能在内部言语形式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我们知道，内部言语是外部言语的简化和压缩，内部言语表现为断断续续的、没有明显的词和语法结构的非规范性语言。人们之所以凭借内部言语仍能进行思维恰恰在于人脑与事物发生关系的基础是形象、意象及其关系动势，在缺少连贯言语的情况下，思维赖以进行的表象和意象仍然存在而没有中断。换言之，在内部言语的思维过程中，内部言语的意义部分，不再像外部言语那样采用的是词典意义，而是其直觉意义或形象，因此内部言语思维往往摆脱了外部言语的硬性规定，使思维本身更接近于意义结构了。
在言传认识产生以前，表象是符号和意义的统一体，它既是思维的内容，也是思维的形式。随着语言的产生，表象的意义和符号功能发生了分化，它日益作为语词的意义部分把语音词与客观事物联系起来。表象作为词语形象意义，不仅是由意会认识过渡为言传认识的最重要的中介物，也是语词的抽象意义（概念）发生的基础，因为任何概念都是对语词的形象意义进一步加工和抽象的产物。表象作为人类思维的心理单位，永远不会丧失它的作用和地位，即使在言传认识和抽象逻辑思维产生以后，它也是人们进行日常思维的基本形式。钱学森同志把形象思维作为思维科学研究的突破口，其意义也在于此。
2．隐喻和象征——从具体进入抽象的形式和手段
人类思维发展的内部机制存在于思维和语言的相互作用之中。如果说，语言的产生及其功能的发挥要以某种思维元素和思维过程为前提，那么，在语言产生以后，人类的表象思维就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即在语言功能的影响下，表象思维通过借喻和象征逐步演化出抽象思维。
我们知道，几乎任何语词都是多义的，这种多义性是每一种语言都具有的特征，众多的意义构成语词的意义束。从认识论的角度看，语词的意义束总是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词义的演变一般是从具体的、专指的逐步转变为泛指的、抽象的。词义的演变当然反映着思维所经历的变化。那么，借助于语言的思维发展的轨迹是怎样的呢？
许多语言学家都指出，人类的语词多半是比喻性的，语言本身就是通过取之于专门词汇的比喻而发展起来。帕默尔说，词的“意义扩展”是历史的事情，任何一个语词的具体含义和抽象含义之间的联系总是历史演变的结果。在埃及人那里，表示直线和正义的是同一个词，这是因为在尼罗河泛滥之后重新测量地界时，每个家庭分得的地块是由等长的直线来保证的。由于当时基本的经济活动是农业，等长的直线内包含的地块使人们的平等意识得到最大的满足。久而久之，测量土地的等长直线就成了公平、正义和真理的象征，当人们谈到前者时就自然意味着后者。在我们看来毫不相干的两种含义，从历史发生来看却是再合乎逻辑和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与此想类似，在希腊文、拉丁文和英文中，财富和道德的善是同根词；在希腊文中，份额和命运、牧场和法律是同一个词；这些词的具体意义和抽象意义之间的联系同样是历史造成的。这一点是起初的专指名词变成抽象观念的象征性用语的根本原因所在。
人类的头脑通常在工作中都采用同样的方法，尽管他们要处理的对象有区别。既然原始人靠类比来思维，靠借喻和象征来表达，那么用具体来表示抽象就决不会局限于道德领域，作为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掌握和运用的空间观念、时间观念和数量观念等，也必然是通过类比和借喻手段从具体含义中演变出来的。例如，所有的空间方位观念起初都是借助于自然现象（太阳的升落）和环境特征（河流走向、地势起伏）而产生的。时间和岁时观念同样起源于具体事物（草木的枯荣、谷物的收获、鱼类的洄游）和人的活动节奏。原始民族利用身体部位计算是众所周知的。古代文献中记述的“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寻”的民俗反映了古代社会通行的测量方法。由此可见，一切的度量其实也都是借喻。当人们说某物有几尺几寸长时，实则是说它等于多少手臂和手指的长度。我们知道，在词和客观事物之间起中介作用的是人类的思维活动，因而词义的每一转变也就记录和包含着人的思维活动的发展。词义的分化是历史的产物，起初专有名词作为实物的记号，仅仅充当抽象观念的象征性的用语，随着人的抽象能力的上升，原先来源于具体事物的词义就逐渐脱离这些事物，专门用来表示某种抽象思想了。拉法格在总结词义由具体过渡到抽象的历史过程时指出：“假如在借喻的和象征的文字中某种物质的东西的描画成为某种抽象思想的象征，那么就应当懂得，一个词创造出来以表示一个实物或它的某一属性最终便会用来表示抽象思想。”
人的意识由具体（个别）到抽象（一般），不仅表现在由专有名词向类名词的发展上，而且表现为形容词从原始名词的分化上。马克士·穆勒认为，抽象的词即形容词的产生，就是事物的属性被从事物中抽象出来的过程，这个过程正是靠借喻来完成的。所谓借喻，就是拐个弯，用别一事物来说明此一事物。这一方法正是把对象和它的属性加以分解（即形容词产生）的关键一步。如所周知，在原始名词阶段，事物的属性还没有从具体物中分离出来，当人们还不能自由地思维对象的属性、只能思维现实的对象时，具有这种属性的事物就成了该属性的代表者。换言之，某些事物最突出的属性，由于它在人的感官中引起最强烈的印象而成为参照物，称呼该物的语词也就作为比较词和标准词，人们就用它来说明与之类似的事物的性质。例如，塔斯马尼亚人不能抽象地表示硬的、软的、热的、冷的、圆的、长的、短的等性质，为了表示“硬的”，就说像石头一样；表示“长的”，就说像大腿一样；表示“圆的”，就说像月亮一样。要在史前原始部族的语言中，找寻有关动物、植物、颜色、性别、种属等的抽象概念和专门语词，往往是徒劳的。列维-布留尔指出，在俾斯麦群岛，没有表示颜色的专有名称，“颜色永远是按照下面的方式来指出的：把谈到的这个东西与另一个东西比较，这另一个东西的颜色被看成是一种标准。例如，他们说：这东西看起来像乌鸦，或者有乌鸦的颜色”。久而久之，乌鸦这个词就成了黑色的代名词。
借喻是抽象思想借以钻入人脑的主要方法之一，因为正是在借喻中，对象的属性是在同另一事物（标准事物）比较中表现出来的，这是对象同其属性开始分化的起点。当原始人用“石头”来表示一个物体的硬度，用“月亮”来表示圆的东西时，他就是借用另一对象的特征之一来说明这一对象的特征。当两个个别物体由于某一点相似而被加以比较时，当已知物体的特征被用作象征性用语来描述另一物体的特征时，个别特征就转化为一般，逐渐从个别中分离出来成为多个物体的特征，因此借喻是个别特征向日益概括的一般特征过渡的转化器。在语言的发展中，原始名词转化为类名词的过程也就是形容词从原始名词中分化出来的过程，其结果是形成了两个基本的概念系列，即表示一般对象的种概念和表示事物抽象的质的概念。这两个概念系列是人以借喻和象征为手段，通过脑力的蒸馏，把事物群和质群加以分离和抽象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