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 结语

中华文明在近代遭遇巨大危机，一个把“立功”统摄在“立德”之下的优雅文明，受到一个把“立功”从“立德”中解放出来的更加狂野的社会的挑战，它必须起而应战。面对西方的冲击，中国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政治与文教战略，以增强自身社会文明的应战能力。这种应战能力的增强包含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提高中国社会把作为外部自然的地球资源社会化的能力，也即技术科学的能力；另一个就是调整中国社会的伦理政治能力，使作为内在自然的人性通过修、齐、治、平的实践在现代条件下得以更好地实现。正是为了应对西方的挑战，也是为了克服中国政教的危机，从君主制到共和制，从革命到改革，经过对中国发展道路的艰苦探索，“保国”“保种”“保教”的应战战略才在实践中逐渐展开。只有把“历史终结”论的普世主义理论话语还原为现代西方有限的历史经验，只有上升到比较文明的高度，近代以来中西冲突的历史才会得到重新理解，世界体系与中国发展道路的实践才能获得深刻反思，当代中国“文明—国家”重建的理论自觉才能再次回到我们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