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辽东商贸经济圈形成与建州女真南迁

明朝初年，东北地区的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部为了自身生息繁衍，亦迫于部落之间相争，就开始了陆续南迁的历程。15世纪中叶，建州女真已进入经济比较发达的辽东地区。该地区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物产资源丰厚，贸易兴盛，也是东北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区域。辽金时期以来，王朝的统治重心逐步南移，进入辽沈地带。明朝为了加强东北地区的管辖，设立辽东都司及其卫所，将治所置于重镇辽阳。从此，辽阳就成为东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尤其是以辽阳为核心的物资贸易，辐射周边城镇，形成了一个辽东商贸经济圈。建州女真几经辗转迁徙，最终落脚富庶的辽东，这为该民族日后的发展提供了条件。

辽东商贸圈的形成经过辽金元三朝的长期积累，构建于明代前期辽东都司卫所之上。明初，太祖朱元璋重视辽东治理，“肘腋重地，建置雄镇，藩屏攸赖”。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置辽东卫指挥使司。七月，置定辽都卫指挥使司，治所辽阳，“总辖辽东诸卫军马，修治城池，以镇边疆”。七年（1374年），设置镇守辽东总兵官。之后，又钦差镇守辽东太监、巡抚辽东地方都察院御史，其治所相继由广宁移至辽阳。次年十月，明廷改称辽东都指挥使司，十年（1377年），尽革前置州县，“但立卫所，以兵戍之”。二十九年（1396年）十月，山东按察使司置辽阳按察分司，即辽海东宁道，管理辽东都司司法事务。尔后，增设辽东按察分司，称分巡道，常驻辽阳，专理词讼。辽东都司以及中央钦差大员、山东按察使、布政使司派驻机构会聚辽阳，共同治理辽东及东北地区的军政、民政、边防、夷务。辽阳又恢复了辽金时期北方重镇地位，对东北地区的开发与疆域巩固起到重要作用。

辽东都司领卫二十五个，所十一个，营堡百个，州二个。主要分布于辽东、辽西、辽南、辽北地区。洪武六年（1373年），置定辽左卫、定辽右卫。定辽右卫，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移治凤凰城。洪武八年，置定辽前卫，同年改设定辽后卫。十七年（1384年），置定辽中卫。十九年（1386年），改东宁等千户所，置东宁卫（以上诸卫治所俱今辽阳老城）。洪武九年（1376年），置海州卫（治所今海城）、盖州卫（治所今盖州）、金州卫（治所今大连东北）。十四年（1381年），置复州卫（治所今瓦房店西北）。二十三年（1390年），置广宁卫。二十六年（1393年）置广宁中卫、广宁左卫、广宁右卫（以上四卫治所今北镇）；建文四年（1402年）俱废。洪武二十年（1387年），置义州卫（今义州）、沈阳中卫（治所今沈阳老城）、三万卫（治所在今开原东北老城镇）。二十五年（1392年），置广宁后屯卫（治所今北镇）。永乐八年（1410年），将懿州卫（治所在今阜新东北）迁治所义州卫城。洪武二十四年，置广宁中屯卫，广宁左屯卫（前二卫治今锦州）。永乐元年（1403年），后者治所由辽河西迁至广宁中屯卫城。洪武二十六年，置广宁右屯卫（治所今凌海东北）、广宁前屯卫（治所今绥中西南）。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置铁岭卫（治所今铁岭）。二十三年，置辽海卫（治所今昌图县西），二十六年移治所三万卫。宣德三年（1428年），置宁远卫（治所今兴城）。永乐七年（1409年），设安乐州（今开原东北老城镇），安置蒙古等内附之民。自在州（今辽阳老城）初置同安乐州，后移治辽阳城内。

明代辽东商贸经济圈的形成与都司卫所具有的四种功能密切相关。

一 卫所是军事屯垦中心

明朝初年，兵燹之后，民无定居，耕稼尽废，粮饷匮乏。朱元璋命令诸将分屯于龙江等地。尔后，“设各卫所，创制屯田”，以都司统摄，“每军种田五十亩为一分，又或百亩，或七十亩，或三十亩，或二十亩不等。军士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又有二八、四六、一九、中半等例，皆以田土肥瘠，地方冲缓为差”。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凡天下都司21处，内外卫493处，千户所359处等，主要任务是“守御、屯田、群牧”。明初镇守辽东总兵官，下属副总兵、参将、游击、守备、把总等。都司设都指挥1人，都指挥同知2人，都指挥佥事4人。卫所设长官指挥使，副职指挥同知、指挥佥事，所以千户、百户为长官，下置镇抚、总旗、小旗等。都司与卫所，各卫所之间，通过千户、百户所、营堡，以及驿站相连。兵卫之政，“以军隶卫，以屯养军”，以戍边、屯种为主，兼顾煎盐、炒铁。辽东都司设立之初，原额屯田12386顷，万历时期，已有屯田29158顷66亩，收获粮食253210石3升余。这种兵民合一、寓兵于民的卫所军事体制对明初辽东政权的巩固起到了保障作用。

二 卫所为行政管理中心

辽东都司行政、刑狱事务由山东承宣布政使司派出机构兼管。洪武四年（1371年）二月，定都卫设立断事司，置断事、副断事各一人，专理“军官军人词讼”。讼案具体事务则由基层卫所的镇抚司处理，“无狱事，则管军”，也兼涉寄籍户民众诉讼。嘉靖时期编纂的《全辽志》卷二《赋役志》记载，辽东都司所辖卫所职掌军训屯垦之外，还要管理人口、田赋、鱼课、苇炭、盐课、马市抽分、徭役、招集民工等。例如，东宁卫所管人口就有额户、寄籍户、新发军户、辽阳招集户，办理额田、额粮、额草、额盐、额铁、徭役银、修边夫、修仓夫等。卫所的民政事务在不断地增加。明中后期，随着女真族势力的兴起，东北地区战事频仍，卫所既要忙于训练营伍，参与战斗，同时又要筹集粮饷，兼管理民务，卫所的双重功能就越发显现出来。这是清入关初期将辽东一些卫所改置府县的基础。

三 卫所系物质交换中心

辽东物产富庶，种类繁多。按照明代一府设所、数所设卫的原则，卫所治所之地既是“商贸要冲”，也是物质集散地。永乐三年（1405年），设立开原、广宁两镇马市。开原城南，以待海西女真，城东以待他族；广宁团山堡以待蒙古朵颜等三卫。“马市为夷货流通之府”，“夷人以市为金路”。明廷规定马匹兑换绢布的价格，确立互市的日期。官市、私市并举，交易布帛、粟米、杂货。天顺八年（1464年），抚顺开关，专门与建州女真贸易。之后，又辟清河、叆阳、宽甸之地互市。时人有诗云：“累累椎髻捆载多，拗辘车声急如传。胡儿胡妇亦提携，异装异服徒惊眴。……夷货既入华货随，译使相通作行眩。华得夷货更生殖，夷得华货即欢忭。”讴歌了马市贸易的繁盛，以及边民互市的喜悦。卫所治地皆成为官私集市贸易的中心区，与四周民族经济往来越发密切。

四 卫所成文化教育中心

都司和卫所普遍建立儒学、书院、社学。洪武十四年（1381年），建都司学，立先师庙、启圣祠、尊经阁。各卫亦建卫儒学校，分别由教授、训导等主事，教育武官子弟，除了经史外，还讲授御制《武臣鉴戒》、《百将传》等。尔后，又“建武学，用武举”。辽东州县改卫所时，州县儒学或改它学，或并入卫学。至嘉靖十六年（1537年），辽东已建立书院6所，即辽阳的辽左书院、辽左习武书院，广宁的崇文书院、仰高书院，锦州的辽右书院，蒲河的蒲阳书院。置社学25所，辽阳6个，广宁4个，余为各卫社学，“盖人文渐以著矣”。仅以科举考中进士一项为例，从正统十年（1445年）至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百余年间，天下举人会试京师，辽东地区考中进士者58名，其中辽阳24名，广宁12名，锦州8名，足知三地人文之盛。卫所文教事业的发展，推动了辽东文化普及，人文之风蔚起。

辽东都司的这样四个特征，与北方边陲的奴儿干都司、喜峰口外的大宁都司相比，更显示了它经济、文化中心的地位，引领着东北地区社会发展的趋向。

辽东都司辖地东自鸭绿江，西至山海关，南起旅顺海口，北达三万卫，方圆千余里，与周边联系，交通便捷。其主干线是驿站之路，它是连接州县和卫所、主要商埠、市场与物产地、水路码头和车船行程的要道，后者多见于商书路引。明初至万历时期，该都司有38个驿站、41个递运所、4个安插所，均与卫所相连。加之京城分别至辽东都司治所、金州卫、复州卫、海州卫、盖州卫、三万卫、沈阳中卫、义州卫、广宁卫，皆有水马驿、马驿两条路相通。开原由驿站南下经辽阳、广宁、山海关至北京，北上可通昌图、梨树、怀德、农安等地。富商大贾穿梭于交通干线，沟通南北物资，这样就构成一幅交通网络图，通过它传达政令，递呈军情，迎送使客，转运货物。应当说，正统以前，“尤北虏要冲”的广宁为钦差大员驻地，此为辽东重地。之后，其治所亦东迁辽阳，构成了一个以辽阳为核心、辐辏四边地带的商贸文化圈。它北起开原、铁岭，南达海州牛庄、盖州、复州，西自宁远、锦州、广宁、义州，东到抚顺、清河、叆阳、宽甸、凤凰城栅门，外延朝鲜中江、会宁、庆源等地。从明代中期起，辽东商贸文化圈的日趋繁荣，吸引着山海关内的汉族移民及北方女真族等大规模南迁，融入或靠近这个商贸文化圈。

透过纷杂的历史表象，民族之间冲突的终极原因，还是经济利益问题。东北地区民族关系也“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对该民族来说，唯一可能的原始生产方式下，人口的增长，需要愈来愈多的生产资料”。他们向往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而富庶的辽东地区就是这些民族心目中最理想的聚居之所。随着辽、金政权统治的南移，北方一些民族就自觉或不自觉地南迁，进入辽东地区，而部分熟女真、渤海人、蒙古人等就早已移居辽阳周边地方。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明代建州女真部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向南迁徙，兹考略如下。

第一次在元朝中后期，迁移至训春河口（今吉林珲春河）奚关城地区。当时东北地区各民族之间征伐不止，社会动荡不宁，部族迁徙频仍。居住牡丹江口的建州女真斡朵里部首领范嗏，因部属作乱，率部逃亡到图们江下游训春江口，即元朝奚关总管府奚关城（即玄城），靠近朝鲜东北边界；同部族伙儿阿部首领阿哈出率领族属也迁徙到奚关城一带。洪武五年（1372年），训春河口爆发了兀狄哈达乙麻赤袭击奚关城事件，劫掠杀害了斡朵里部另一首领崔也吾乃部属多人。这说明建州女真第一次南迁时间当在洪武五年以前，可推测到元中后期。

第二次在明洪武初期，迁至图们江上游阿木河（今朝鲜会宁）一带。洪武五年事件之后，斡朵里与伙儿阿两部再次大迁移，历尽辛苦来到朝鲜半岛东北部，途次庆源、境城，抵达吉州、咸州（即咸兴）、定州（定平）等地。斡朵里部另外两首领崔也吾乃、殷阿里也率部移居该地区。元朝灭亡时，受到高丽东进的威胁，大约在洪武七年（1374年）前后，年幼的猛哥帖木儿随父挥厚带领所部北返，又回到图们江口阿木河地区。阿哈出也率部北上，迁移到阿木河西部（今吉林和龙县及安图县境内），建州女真两大部再次聚合。

第三次在洪武末年至永乐年间，迁移到灰扒江（今辉发江）上游的坊州（今吉林梅河口市西南山城镇）。尔后，再次重返阿木河。永乐三年（1405年），图们江战乱之初，建州卫指挥使阿哈出率所部迁往坊州（又作方州、奉州、凤州）。此时建州女真与朝鲜关系恶化，双方兵戎相见。八年（1410年），猛哥帖木儿为了保存实力，防止朝鲜军队袭击，带领斡朵里部西迁，沿着灰扒江河谷逆流南下，艰难地抵达阿哈出之子释家奴所居坊州。十九年（1421年），因蒙古鞑靼、兀良哈部扰掠辽东日甚，从二十一年（1423年）三月起，到六月初，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猛哥帖木儿将族属分成三批，又迁回图们江下游阿木河一带。随后建州卫李满住“奉旨”率部南下，于婆猪江多回坪等处居住。

第四次在宣德末年至正统初年，迁徙到“灶突山东浑河上”，即浑河上游苏子河地区（今辽宁新宾县一带）。宣德八年（1433年）十月，猛哥帖木儿为杨木答兀及七姓野人杀害，斡朵里部陷入困境。李满住力劝其弟凡察率左卫前来同住，明宣宗朱瞻基批准，部分族属开始南迁。此时猛哥帖木儿之子董山部亦准备南移。朝鲜顾虑建州三卫同居一地，形成合力，对自己构成威胁，便从中作梗。加之，明廷对此态度暧昧，正统五年（1440年）四月，凡察、董山率部南逃。朝鲜军队多处设防截杀，部族伤亡惨重，只有三百余户冲出突围，抵达浑河上游苏子河流域，与建州卫同处一地，最终形成建州女真的主体。

建州女真举部多次大规模地南迁，历时近百年，方接近辽东边墙。其所以要往南方迁移，除了各族之间以强凌弱，争夺领地外，主要的因素是部族人丁增长加快，需要更多的物资，15世纪初叶，他们逐渐地靠近农耕生产、方物丰富的辽东地带，通过与明廷和朝鲜贸易获得大量的财物，以满足本部族的日常需求。建州女真南迁辽东，也说明东北地区各族人民与内地经济文化联系的日益紧密，辽东商贸经济圈对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该部大迁徙尽管损失颇大，但是，抵达经济与文化发达的辽东地区，这对建州女真的发展无疑具有战略意义。此后，建州左卫指挥使努尔哈赤遂招来各部，“环满洲而居者皆为削平，国势日盛”，“抚顺、清河、宽甸、叆阳四处关口，互市交易，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这为他日后脱离明朝，改元建国，兵进辽东，将统治重心由东京辽阳北移盛京沈阳，进而入主中原，打下坚实的基础。